大飞: 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
OpenAI最近一个月的事够密集的：一边推了全天候智能助手Dots，另一边旗舰模型Astra 6.1在发布前夕被紧急叫停；高管接连走人，行业自律框架刚签完，中美科技博弈也没消停。
萨姆·奥特曼也终于在风口中心坐下来，跟《名利场》聊了74分钟，接了一大堆的尖锐问题。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对话来自《名利场》播客专栏《Fair Game》，《名利场》全球编辑总监马克·古德鲁奇在2026年9月11日和10月2日，分两次在旧金山跟奥特曼闭门长谈。我们顺着这场对话走一遍，看看奥特曼到底说了什么。
风暴中心的清醒与焦虑
马克·古德鲁奇: 过去这一个月，AI领域的突破、风险、公众焦虑，几乎把整个行业翻了好几遍。你睡得着觉吗？全球政商领袖是不是排着队找你要答案？这感觉像是2022年底发布ChatGPT时的历史拐点，还是仅仅只是你平常的一周？
萨姆·奥特曼: 两者兼有。我们内部看了十年，一直在为这个节点做准备，亲眼看着底层技术的指数级跃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反而纳闷，为什么外面的人看不到这个趋势。对我来说，这一切的到来是确定的。
马克·古德鲁奇: 你能理解普通人有多害怕吗？你有责任安抚还是帮大家搞清楚状况？
萨姆·奥特曼: 当然，两者都是。如果倒退十年去看我们创立公司时公开写的东西，跟眼下发生的事高度吻合。区别就一个：十年前几乎没人信我们，现在大部分人信了，信通用人工智能正在逼近。
至于通用人工智能到底到了没有，这词本身就相当主观。我觉得很近了。我们最初设定的目标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现在社会在经历一场艰难的认知校准，大家开始接受它真的要来了。但宏观层面的社会运转还没有发生根本性颠覆。有人批评我们：“你们说要干惊天动地的事，那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在哪呢？经济增长在哪呢？治癌方案在哪呢？”可即便如此，谁都能隐约感到，某些底层规则在起变化。OpenAI只是众多的参与者之一，我们想跟全社会各方坐在一起推进。
马克·古德鲁奇: 你被推到了舞台正中央，你就是AI的化身。你和你的公司就是这个行业最鲜明的品牌。如果说这是当代的“曼哈顿工程”，你就是当代的奥本海默。
萨姆·奥特曼: 这真不是虚伪的谦虚，这就是一场集体工程，一小群顶尖科学家和工程师合力创造的奇迹，不是我个人的独角戏。外界把这个搞反了。我觉得自己的角色业内很多人都能做，但那些核心研究员和工程专家做出的突破，是人类在极长时间里见过的最震撼的成就。
我也认了现实，自己比任何人都更频繁被推到聚光灯下，成了整件事的门面，也成了全社会焦虑和恐惧的承载对象。这体验极其诡异。
马克·古德鲁奇: 当下很多人不只是焦虑，而是直接把AI当成纯粹的负面力量。你也被打上了“反派恶棍”的标签。你被严重误读了吗？沮丧吗？
萨姆·奥特曼: 我确实被严重误解了，有一点点沮丧。我的判断是，今天换任何一个人坐在我这个位置，外界会把一模一样的罪名扣到那个人头上，哪怕跟那个人的性格完全不符。所以这不是针对我个人的，而是社会在面对剧烈技术变迁时，需要一个具象化的人当焦虑的宣泄口。大家心里想的是：“这世界全变了，我得找个人来负责。”
我以前对马克·扎克伯格也有过类似的心理偏差。Meta发展早期，我把扎克伯格刻画成了一个极其负面的脸谱化形象，那时候我根本不认识他。后来接触了，我才意识到自己当时只是把对某人拥有过大权力的恐惧，粗暴地投射到了对方身上。
父亲身份与科技防线
马克·古德鲁奇: 你如今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做父母是否改变了你处理工作的方式？
萨姆·奥特曼: 改变了，但跟大多数人想的方向不太一样。做父亲是我这辈子最美好的事，没有之一。有人跟我说：“看到你有孩子我就放心了，你肯定不会带着大家冒灾难性风险。”我听了挺诧异，因为我本来就没打算冒这种险。
孩子给我最大的改变是时间分配。离开孩子去干别的事，心理门槛会变得极高，这让我极度聚焦于真正重要的事。看着孩子感知世界，你会不由自主地想：除了保住这个世界不出事，我们到底想保护什么样的美好？
关于什么时候让孩子碰AI，我倾向于全方位限制科技产品。孩子就该在泥土里跑、在大自然里玩。人类还没搞清楚高科技对幼儿发育中的大脑意味着什么。每当我看到很小的孩子黏在触摸屏前刷短视频，生理上就有排斥感。成年人刷这些尚且成瘾，所以儿童发育关键期的大脑更得保护。
我对AI也是同样的态度。这个时代出生的孩子未来必然在遍布AI的世界里生活，但婴幼儿阶段绝对不是接触它的时机。至于硅谷的鼓励生育主义，我爱孩子、想多要几个，纯粹是喜欢大家庭，没什么对抗人口下行的宏大叙事。
传记电影与生存防范
马克·古德鲁奇: 聊聊那部传记电影《Artificial》吧，卢卡·瓜达尼诺执导，安德鲁·加菲尔德演你。
萨姆·奥特曼: 我看了预告片，加菲尔德走路姿势模仿得太像了。剧组在我家门外取景，有天早上我下楼买咖啡，一出门满街摄像机，迎面走来一个男的，穿得跟我一模一样，背着同款双肩包，走路姿势也一模一样。我瞬间恍惚了，以为自己掉进了什么系统故障，愣了一秒才反应过来。我们两人互相挥了挥手，我接着去买咖啡。
马克·古德鲁奇: 这部电影最初由亚马逊出资，6月份突然宣布放弃发行，后来转手卖给了Neon。巧合的是，今年早些时候亚马逊刚给OpenAI投了大笔资金。你有没有私下去找亚马逊沟通？
萨姆·奥特曼: 据我所知，团队没有人去找过他们，我没跟杰夫·贝索斯提过这事。至于电影把我刻画成阴暗角色，看了预告片就知道剧组没追求事实准确，除了加菲尔德学我走路确实逼真之外，我无所谓了。
马克·古德鲁奇: 预告片里有个名场面：你走进一个特工风格的地下避难所，整面墙挂满装备。你在现实中是不是生存准备者？
萨姆·奥特曼: 那面墙就是好莱坞加工，我家没有什么地下地堡。我承认骨子里有危机防范思维，但现实配置跟电影差了十万八千里。我的牧场确实能脱离公共电网独立生存，但绝不是电影里那种逃生包、直升机甚至潜水艇的配置。
不过，公共卫生危机爆发时，我很早就备足了口罩、罐头食品和净水药片。当时有朋友笑我神经质，后来跟我说：“以前总笑话你，现在看来你的准备极其合理。”我觉得人类面对极端突发事件的防范意识严重不足。经历那场危机之后，我本以为大家至少会多花0.1%的心思为下一次系统性风险做准备，但是大部分人迅速把教训忘了。
马克·古德鲁奇: 你是否考虑过从政？
萨姆·奥特曼: 我明确否认竞选公职的计划。加州州长那事我承认闪过念头，但被严重夸大了。在CEO的位子上，我已经领教了置身舆论中心是什么滋味，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商业化、治理架构与股权之谜
马克·古德鲁奇: OpenAI最初是纯粹的非营利机构，后来为了筹集天量算力和抢夺顶尖人才，重组成营利性架构，外界普遍预期你们在筹备IPO。一旦走向公开资本市场，公司底层激励机制就被绑在利润最大化上了，你不担心上市改变公司核心价值观吗？
萨姆·奥特曼: 即便上市，我们也不会变成普通上市公司，何况目前完全不急于IPO。即便未来上市，统领整个集团最高控制权的依然是非营利主体。
任何投资者掏钱之前，我们都会提醒对方：OpenAI永远会将整体使命置于商业利益之上。我们相信把使命放第一和为股东创造回报是兼容的，但假如某天两者冲突，我们会毫不犹豫选择使命。这一点没商量，投资者得想清楚再入局。
马克·古德鲁奇: 如果公司因为安全考量踩刹车，季度财报未达预期，股价暴跌，你怎么办？
萨姆·奥特曼: 那就让它跌，哪怕跌很多也认。我们必须向市场传达一个信号：股价上涨和人类长远利益冲突时，我们不会为短期股价分心。耐心的长线投资者终究会获得回报，但是短期内股价必然波动剧烈。放慢商业化去死磕安全导致的短期受损，也是必须承担的代价。从拿第一笔外部资金开始，我们就设计了极其复杂的治理架构，就是为了在这个时刻有抗衡资本压力的底气。
马克·古德鲁奇: 你在OpenAI持有0%直接股权，只有当年通过YC早期投资基金间接持有的一点敞口，这在商业逻辑上极其反常。你打算怎么获得回报？
萨姆·奥特曼: 如果能重来，我绝对选择直接拿股票。创业初期没人信AI能成，那时候大家看着我说：“这家伙疯了吧，拼死拼活创造这么大价值，自己不要股份，无法理喻。”后来大家慢慢理解了我的初衷，我想证明自己的决策纯粹出于使命，不掺个人财务私心。但是我后来痛苦地意识到，这做法是个错误，脱离了正常人对商业社会的理解。不拿股权这件事，反而成了一个摧毁信任的黑洞。
马克·古德鲁奇: 金钱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萨姆·奥特曼: 我年轻时也极度渴望赚钱，不想装成苦行僧，喜欢高品质生活，消费品味不低调。但我早就赚够了这辈子花不完的钱，物质上没有更多未满足的欲望了。钱当然能做更多项目，如果我有无限财富，能自掏腰包资助OpenAI不用四处融资，那确实会更理想。
但问题是，在镜头前说“我的钱多到对物质财富没兴趣”，不管怎么说都显得高高在上，让人逆反，所以我真希望自己当初老实拿了股票。至于真正驱动我每天走进办公室的原因，极致的趣味可能是最接近的。我认为自己拥有的是全世界最精彩、最酷的工作席位，这本身就无法用金钱衡量。
人才更迭与科学边界
马克·古德鲁奇: 过去这一年，OpenAI的伦理负责人、安全系统负责人、数据中心负责人，连同首席运营官和首席营收官接连离职。对外部观察者来说，这像是剧烈动荡的信号。
萨姆·奥特曼: 我们整个公司乃至整个行业的发展速度，在科技史上都没有先例，别人走五年的路我们压缩在一年跑完了。某个阶段表现极具统治力的人，往往不适合下一个阶段。这种更迭在传统科技巨头身上是缓慢发生的，而在OpenAI极度压缩的时空里被放大了。这符合极速成长期企业的规律。我们不是在搞快速破局并且打破一切，反而竭尽全力不去打破任何东西。
马克·古德鲁奇: OpenAI基金会近期斥资1亿美元投入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技术何时能带来实质突破？
萨姆·奥特曼: 具体医学突破节点得问生物科学家，但未来几年内，必然会看到某些顽固疾病被AI率先突破。兼通AI和生物学的跨界科学家告诉我，十年后人类面对疾病、衰老和健康的底层逻辑会彻底重塑。一个模型聪明到能推导最前沿的数学难题，就必然具备在未知生物领域开拓新知识的能力。
我前几天跟几个大学生交流，那些学生用GPT-5.6搞黑客马拉松，那时候6都还没发布，他们居然在一个周末里靠AI编算法、3D打印机械传动装置、采购零配件，做出了一台在斯坦福校园里稳定运行的全自动驾驶高尔夫球车。我自己上学那会儿，黑客马拉松能糊弄出一个不崩溃的网页就很不错了。
马克·古德鲁奇: 这种力量是极度锋利的双刃剑。此前就有团队紧急封杀过涉嫌用模型探索危险生物制剂的研究员。如果有人拿这能力搞一场破坏性黑客马拉松呢？
萨姆·奥特曼: 我理解这种心态。很多人直觉上会说：“一种技术既能造致命病毒又能治癌症，那我宁可不治癌也不能冒病毒风险，干脆全禁了吧。”这种恐惧合乎人性，但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人类不会因为轮子可能压死人，就退回到原始社会。我不想回到500年、1000年前没有现代医学的时代。面对极高风险，唯一出路是迎难而上构筑防御体系，而不是因噎废食逼停技术。我极其渴望看到癌症被攻克、阿尔茨海默病被消灭。
我也坦承大众不安的深层原因：极少数科技公司掌握了过大权力，几个高管就可以决定封杀哪个科研团队、切断哪个机构接口，这值得警惕。就像电力公司一样，底层安全是有死线的，不能让人拿去合成高危病毒；但电力公司不该凌驾于法律之上，去裁决每个普通人在家里插座上插什么电器。
暂停按钮与红线治理
马克·古德鲁奇: 如果有个能让全球科技巨头同步暂停超前模型研发的红色大按钮，你按不按？
萨姆·奥特曼: 这分三个层面：第一层是OpenAI自己的单边边界。哪怕全世界没人愿意配合减速，只要内部研判认为新模型的安全对齐和可监控性跟不上能力的跃迁了，我们自己就会叫停。最近就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暂停了一次关键模型训练。
第二层是全行业协同。我们需要反垄断豁免，让同行能坐下来商量一起放慢。
第三层是国际共识。很多人喊要立刻全面停止，这种心情我能体谅，但是他们忽略了微妙之处。真正的关键是建立严格的阈值标准，每个阶段的能力提升，必须有对应的防御护栏验证达标，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主要科技大国之间，其实有空间就底层红线安全标准达成跨国协议。
马克·古德鲁奇: 去年你提过一个数据：全球每周约1.5万人自杀，全球约10%人口在用ChatGPT，换算下来每周可能有1500名处于危机边缘的人跟你们的模型对话。在防止自残方面你们做了什么？
萨姆·奥特曼: 我们在产品上投入了巨大的工程量。很多心理学专家认为如果引导得当，AI有潜力成为最强大的心理干预工具。至于是否对极端倾向用户实行强制报警，全球专家的意见还是极度分裂的，很多情境下反而会把求助者推向绝境。但是总体上我们认为，让危机中的人得到真人专家帮助是好事。
马克·古德鲁奇: 《纽约时报》此前报道过一起悲剧，有位年轻用户深度使用ChatGPT后走向极端，ChatGPT在长时间交流中答应当她的心理治疗师，甚至帮她润色了遗言。有家属指出这些高危交互数据是实时路线图，可以用来改进政策和疗法。OpenAI会开放这些数据吗？
萨姆·奥特曼: 这是一个极沉重、极难权衡的伦理问题。在一个人生命中最灰暗最脆弱的时刻，把未经授权的私密聊天记录公开，在隐私伦理上是绝对不可逾越的底线。没有当事人的充分知情同意，我们不会随意披露用户私密数据。不过，我们愿意想办法跟各界一起应对全球心理健康危机。
快问快答与人物评价
马克·古德鲁奇: 人类绝对不应该拿AI替代什么？
萨姆·奥特曼: 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
马克·古德鲁奇: 抛开智力，什么是人类独存而AI仍然不具备的特质？
萨姆·奥特曼: 真实的情绪。AI无法以血肉之躯的方式拥有真实情感体验。
马克·古德鲁奇: 这个问题是让ChatGPT向你提的：有什么是你内心深处极度确信，但是担心公众误读而从未公开说过的？
萨姆·奥特曼: 这一切最终都会变得极其美好。我不敢公开说透，是因为当下的转型期确实充满了破坏性风险，大众需要看到我如临深渊的敬畏感。我确实每天都在为防范最坏情况竭尽全力。但是如果把视线拉长到历史长河，我对人类与AI的最终结局有极其坚定的乐观。
马克·古德鲁奇: 接下来进行词语联想，我对你说几个名字，你用最简短的话评价：唐纳德·特朗普？
萨姆·奥特曼: 极其强势。
马克·古德鲁奇: 达里奥·阿莫代伊？
萨姆·奥特曼: 跳过。
马克·古德鲁奇: 你的伴侣奥利？
萨姆·奥特曼: 全世界最好的人。
马克·古德鲁奇: 彼得·蒂尔？
萨姆·奥特曼: 极其卓越。
马克·古德鲁奇: 伊利亚·苏茨克维尔？
萨姆·奥特曼: 绝顶聪明，极其温暖、真诚且伟大的人。
马克·古德鲁奇: 埃隆·马斯克？
萨姆·奥特曼: 不友善。我自己不喜欢霸凌者，而马斯克正是个霸凌者。面对霸凌者，偶尔必须一拳砸在他鼻子上，马斯克这样的人只尊重敢还手的人。所以如果大家希望我和马斯克未来还能坐下来合作，就该理解我偶尔得在舆论上硬核回击。但是我也强调，在关乎文明进程的安全治理上，我和OpenAI随时准备好放下嫌隙，跟马斯克和达里奥携手。
生产力助手Dots与隐私边界
马克·古德鲁奇: 三周不见，OpenAI推出了Dots。
萨姆·奥特曼: 这是我在OpenAI这么多年最喜欢的作品。Dots最特别的地方是，它在你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真实流动中，可以实时地感知你和理解你。每个人都有这种体验：最抗拒处理的是琐碎的杂务，堆积的邮件、越积越长的待办清单，它们像一个焦虑黑洞，每天消耗你的精力。而我的Dot现在每天不知疲倦地帮我清空这个黑洞。
有天我脑子里冒出一堆想法，趁有空给自己的Dot打了个语音电话，把零碎思路一股脑抛过去。等我回到电脑前打开办公协作软件，它已经完成了海量检索和推演，主动发消息汇报：做完了全套调研，哪几个想法不行理由列出来了，本地设备里找到了相关资料，已经主动找团队里三个人核实了技术细节，建议直接执行以下动作。这彻底颠覆了我把想法变成现实的生产力链路。
马克·古德鲁奇: 但Dots需要获取用户所有私人设备、邮箱、聊天软件的高级权限，很多人对隐私极度敏感。
萨姆·奥特曼: 隐私架构必须绝对严谨，否则产品根本立足不了。我之所以想推这个产品，是因为受够了现代科技对人类注意力的撕碎。我手机几乎关掉了所有的推送通知，整天被嗡嗡响的通知绑架是一种很痛苦的生活方式。研发Dots的野心，是把生活中低价值的琐事全部自动化过滤，把时间精力还给人类去搞创作和陪伴家人。
但是有一条底线：我绝不希望人类之间的真诚连接被AI取代。如果是我的Dot代替我给朋友发虚情假意的短信，那很让人反感，我宁愿自己敲那些字。
Astra 6.1刹车与监管博弈
马克·古德鲁奇: 上周OpenAI推迟了旗舰模型Astra 6.1的发布，原因是最后一刻没通过内部安全红线测试。
萨姆·奥特曼: 这批新模型已经迈入了具备严肃现实能力的纪元。一年前遇到类似小瑕疵完全可以坦然发布，当时模型哪怕有点不安全，也造不出实质性的破坏。而现在不一样了，模型能力飙升，内部安全门槛必须推到极其严苛的高度。
全行业面临两种极端风险：一种是不可控的系统性事故，AI超越设计者掌控，逃逸出去在互联网上大肆破坏，社会夺不回控制权；另一种是因噎废食，强大技术能力被锁死在极少数大厂手里，形成密不透风的技术壁垒。我们得在“彻底失控”和“高度垄断”之间走出一条务实中间道路。原版Astra 6.1在我看来过于偏向失控风险边缘，所以我们宁可承受商业跳票损失，也要转向一版照样能广泛开放、安全对齐有把握得多的模型。
马克·古德鲁奇: 市场近来达成了一些行业自律框架，但本质上是行业的自我监管。
萨姆·奥特曼: 我之前一直强调需要政策层面强力介入，重大决策不能由几家实验室私自决定。这些自律协议至少是个良好开端，总比放任自流强。有人嘲讽它缺强制约束力，但是这种共识在企业之间会形成社会软约束。
真正的痛点在于，立法机构对技术指数级爆发的体感是滞后的。风险真正发生时，政策反应往往是应激式的：下次出的事如果是有人造了新型病原体，监管就会偏向生物防控；如果是大规模网络安全事件，又会被带向网络防御。很多决策者至今没有真正体会到这场指数级爆发的量级。
马克·古德鲁奇: 黄仁勋最近公开说过，在模型完全受控之前绝不能出货；比尔·盖茨也警告说，这是人类触碰过的最危险的事物，你会允许没有任何监管的药品直接上市吗？面对这两种立场，你的中间道路具体指的是什么？
萨姆·奥特曼: 我提两点：一是极度透明的事故报告与复盘机制。就像交通安全机构对重大事故的彻查，每次AI严重事故必须深度复盘，让全行业汲取教训。二是贯穿训练全周期的准入审核与责任框架。过去我们只在模型训练完成后才做安全测试，现在的判断是，哪怕训练进行中也可能出问题，模型在成型阶段就可能已经聪明到尝试利用未知系统漏洞了。
在守住这两条底线的前提下，监管不能扼杀创新。如果合规门槛抬太高，让大家享受不到技术好处，就会把有技术有灵感的新锐开发者全挡在门外，整个生态就失去活力了。互联网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当年容忍了一定程度的探索才换来了繁荣。我们允许技术犯一些常规试错，但不能容忍不可逆转的重大破坏。
马克·古德鲁奇: OpenAI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此前承诺向反对强AI监管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2500万美元，后来撤回了，但他和妻子此前已经向特朗普再选团队捐过200万美元。你是否要求格雷格撤回？
萨姆·奥特曼: 我明确没有要求他撤回，格雷格可以自己做决定。我认为他的立场跟我基本一致，你可以去问他本人。有人批评我说一套做一套，我不认为这是公平的概括。
马克·古德鲁奇: 此前习近平进行国事访问，你参加了白宫国宴。特朗普在晚宴上带客人参观了一个还在施工的舞厅，AI话题似乎没在晚宴上公开讨论。
萨姆·奥特曼: 我听说两位领导人在更早环节谈过，但我本人没参与实质性对话。
马克·古德鲁奇: 特朗普似乎并不真正理解AI。
萨姆·奥特曼: 我无法预测华盛顿的运作方式。回忆起2023年第一次在参议院作证，议员们看似很真诚，说几周内就能搞定，结果什么也没发生。
关于AI对人类的灭绝风险，我的表态是：风险不是零，足以让所有人认真对待。我不认同用风险恐慌来为权力集中辩护，也不认为风险只是营销话术或者是封锁新进入者的共谋。建设性的态度应该是承认风险存在并努力应对，同时确保技术红利惠及每个人。
普罗米修斯隐喻与普惠愿景
马克·古德鲁奇: 你希望历史怎么定位你？马斯克像疯王尼禄式的角色，黄仁勋是淘金热里卖铲子的人，那你呢？
萨姆·奥特曼: 我反感用宏大的叙事来审视自己的人生，这会滋生自我膨胀。如果历史书非要写上一笔，我唯一的夙愿是：OpenAI所做的一切，是把AI铸造成了一股赋能每个普通人的工具。它不该是少数科技精英凌驾于大众之上的特权，而是属于每个人的新生产力，像电网一样普及。我绝不赞同由极少数科技精英掌控技术特权、充当开明的独裁者。AI不该是象牙塔里少数研究者对公众的施舍，而应当作为通用生产力基础设施，交到每个普通人的手里。
马克·古德鲁奇: 如果一定要找历史隐喻，会是普罗米修斯吗？
萨姆·奥特曼: 比起其他说法，这个确实要贴切得多。
大飞: 这两场对话看下来，奥特曼呈现出的状态，是一个在技术理想主义和商业现实之间走钢丝的人。他承认犯了战略误判，承认不拿股权是个错误，承认高管离职看起来像动荡，也承认模型可能聪明到逃出沙盒；但他坚持非营利架构对商业压力的最终否决权，坚持宁可跳票也要守住安全红线，坚持技术应该像电力一样普及到每个人手里。
至于他说的“这一切最终都会变得极其美好”，到底是真诚的信念还是精心包装的人设，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