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武断任性统治的普遍性与后果
过去十几年，中国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武断任性（arbitrary and capricious: 权力行使缺乏依据、随意而为）的折腾。很多人都在问，接下来会怎么样？今天我们将探讨一个正常国家国民所应具备的常识。这个常识在中文世界长期以来是国民的心智盲点。掌握了这个常识，普通的听众也不难对中国未来十年的走向做出大致不离谱的判断。
暴政的西方定义：武断任性而非残暴
在西方传统中，武断任性的统治就叫做暴政（tyranny: 不只是残暴的统治，更是武断任性地行使权力）。“暴政”这个词并不单指残暴的统治，武断任性地行使权力本身就叫做暴政。武断任性地行使权力的人，则被称为暴君。将暴政简单地理解为残暴的统治，将暴君简单地理解为残暴的独裁者，导致了中文世界对现代政治的一系列误解和曲解，也使得许多中国人对现实和未来做出了很多误判。
西方政治思想的核心：反对武断任性
西方两千多年的政治理论和实践，无论是探讨民主还是专制，都贯穿着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反对武断任性的统治。原因很简单，因为武断任性的统治必然导致灾难。从政治学的鼻祖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古希腊哲学家，西方政治学奠基人之一）开始，直到现在的美国法院，在谈及权力时，都反复强调要防止武断任性，即“arbitrary and capricious”。
美国宪法赋予了行政当局，尤其是行政首脑——总统，巨大的权力，例如执法权、外交权、任免官员的权力以及军权等等。可以想象，总统能够调动军队和联邦执法力量，其权力之大。总统行使这些权力本身并无问题，因为这是宪法赋予他的。然而，他在行使这些权力时有一个限制，即不能违反宪法，不能武断任性地行使宪法赋予他的权力。判断其行为是否武断任性，是美国法院审理行政当局（包括总统）在行使权力时是否违宪的一个重要标准。
权力集中与分散的辩证：历史的教训
中文世界经常争论集权（centralization: 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或机构）好还是分权（decentralization: 权力分散）好。这不完全是一个理论问题，因为历史上已经存在过许多集权国家和分权国家。在当今世界，也仍然有一些集权国家和许多分权国家。权力这个东西，无论是集中还是分散，它既能办好事，也能办坏事。因此，单纯从某一件具体的事情上，是无法分辨集权或分权孰优孰劣的。必须超越孤立的案例，将其置于历史的纵深中，才能比较出其优劣。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人发现历史上的人为灾难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武断任性的折腾。武断任性的折腾之后，紧随而来的就是灾难。有些武断任性的统治维持一段时间后，结果就是失控，国家有时甚至会解体。但大部分武断任性的统治不会立即出现如此严重的后果，不至于一下子就完蛋，而是日积月累，像失血一样。一刀一刀地捅下去，每一刀都不致命，但多少都会流点血，然后又是一刀，伤口还未愈合就再来一刀。遍体鳞伤之后，国家就到处失血，最终到达一个临界点，国家就会崩溃、解体。基于这种发现，亚里士多德主张政治的头等大事就是要避免武断任性的统治，找到一种有智慧的统治方式。这就是法治（Rule of Law: 理性之治，让法律说了算，而非个人或群体武断任性）理论的起源。
法治的起源与现代政治逻辑
那么什么是法治呢？亚里士多德说得很清楚，就是理性的统治，即“理性之治”，是让法律说了算，而不是让一个人武断任性地说了算。既不能是一个人武断任性地说了算，也不能是一伙人武断任性地说了算，而是要制定规则，即制定法律，让法律说了算。这是两千多年前西方人的认知，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认知，他的思考过程在他的书里都写得清清楚楚。从那以后，西方各个时代最聪明的一批头脑并非不知道集权能办一些好事。西方人知道集权也能办一些好事，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而不是问题的全部。在这方面，他们比中国人聪明的地方在于，他们也知道集权避免不了武断任性的统治，而且不会只武断任性一次，而是只要是武断任性，它就会形成一个武断任性的链条，最终的后果就是不可收拾，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要预防统治者武断任性地制造社会灾难，就必须建立法治，就必须分权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 将权力分散并相互监督，以防止权力滥用）。这是当今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统治模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Rule of Law”和“Checks and Balances”。
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贫瘠
西方人是先有了这种理念，又武断任性了一千多年，经历了一场接一场无数的人为灾难，才开始一点一点地将法治和分权的理论付诸实践。中国的传统思维没有这么精细，比亚里士多德的思考要粗糙得多。中国的传统思维围绕政治的思考比较原始，它不讲统治权术，而是唱“以民为本”这种高调。问题不在于应不应该以民为本，当然应该以民为本，但关键问题是你怎么样才能做到以民为本，即“how”。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思想十分贫瘠，没有多少内容，没有多少营养，历史上一直就处在武断任性的闭环当中，在这个闭环当中打转。遇到一个头脑清楚、有见识、也有些自律的皇帝，中国人就尝一段甜头；然后又遇到一个头脑不清楚、没见识、又自我膨胀的皇帝，就经历一段灾难。它整个的统治形态就像一头蒙眼驴拉磨一样，对政治权力的认知可以说是凝固化、僵化。直到近代西方思想传入，这种思维才开始有所长进，但在政治思考方面仍然相当原始。
平衡的艺术：集中与制衡
亚里士多德对政治权力的认知，在西方大部分历史时段属于常识。到了近代，它逐步精细化和专业化。人们认识到，要有效地施政，行政权力就需要集中。但是，集权就有导致武断任性的风险，而武断任性的决策又会导致灾难。所以结论就是，必须对集中的权力有监督和制衡。目标是达到一种平衡：权力必须集中到足以有效施政的程度，但又不能集中到能够武断任性施政的程度。西方经历过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政体，例如城邦制、君主制、君主立宪制、议会主权、人民主权、民主宪政等等，都贯穿着这样一条线索。
美国的行政权，包括总统的权力，比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想象的要大、要集中。这是行政能力的保障。但是，总统在国内行使这种权力时有一个“紧箍咒”，就是要符合宪法，不能武断任性。这是联邦法院审理行政当局（包括总统）滥用权力的标准用语。在国内事务中，这个紧箍咒比较紧；但在国外事务中，在国际事务中，这个紧箍咒就会比较松。例如，在外交问题上，在国外用兵的问题上，美国法院基本上管不着，在这方面总统权力是相当大的。
集权能“干好事”的假象与历史的必然
回顾这条线索，多少能帮助我们对各个国家的未来做出一个不太离谱的宏观判断。一些具体的微观走向和一些节点事件的发生时间点，你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一幅大致的图景：集权会办一些好事，但避免不了武断任性的统治，这是巨大灾难的源头活水。短期看，可能会有个别的例外，但从长远看，它是没有例外的。无论是一个人集权（即所谓的个人独裁），还是一伙人集权（即所谓的寡头政治），历史上都是灾难性的结局。肯定会有人想：“我比历史上那些独裁者更聪明、更高瞻远瞩，而且吸取了他们的教训，我更集权、更厉害，还有大数据和现在所有的监控设备、监控设施。”这种想法一点都不新鲜，历史上所有的武断任性的独裁者都这么想，但都没有逃过亚里士多德发现的那个规律，即武断任性的统治导致灾难。
暴政（Tyranny）的深层含义与翻译误区
说到这里，我们要讲一个在中文世界有很多误解和曲解的概念，那就是暴政。亚里士多德自己没少讲暴政，在希腊语中就是“tyrannia”。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它指的是不用对任何人负责的武断的个人权力。美国人学英国人把“tyrannia”翻译成“tyranny”，中国人又把它翻译成“暴政”。这是这个词从希腊语翻译成英语，再从英语翻译成中文的翻译链条。由于翻译问题，大部分中文知识分子和广大学生望文生义，以为只有残暴的统治才叫“tyranny”。这是一个基础性的误解。“tyranny”当然包括残暴的统治，但它不只是讲残暴的统治，更重要的是，它是指那种抛开法律、武断任性的个人权力，用劳动人民的话说就是“无法无天”，一个人说了算。
武断任性的统治能不能办些好事呢？能不能给老百姓一点甜头呢？它当然会。世界上不存在只用残暴手段统治的“tyranny”，那种极端状态可能只存在于虚构作品当中。亚里士多德把实施暴政的人叫做“tyrannos”，英国人和美国人都翻译成“tyrant”，中文翻译成“暴君”。这种翻译的误导性更强。当国王或皇帝给老百姓一点甜头的时候，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尤其是儒生，会称之为仁政（benevolent governance: 以仁爱为本的政治）或善治（good governance: 良好的治理）。这种国王或皇帝被儒生称为“明君”。但是，按照亚里士多德开启的西方政治学传统，这种仁政和暴政一样，都属于“tyranny”；这种明君和暴君一样，都属于“tyrant”。因为他们都是抛开法律，实行武断任性的个人统治。他有时会办点好事，但是他的本质跟残暴的统治是一样的，都是武断任性。我们先把这一点搞清楚，才能让对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解上正轨，才能理解17世纪以后英国人和美国人讲的“反tyranny”（即反暴政）是怎么回事。它不只是像中国人理解的那样，反对国王、造国王的反是因为国王残暴。他们都革命了、都造反了，肯定不会说国王好话，肯定会说国王不是个好东西，骂国王残暴是正常的。但是，革命的理由不只是因为国王残暴，更是因为国王不讲理、无法无天、说话不算数、武断任性、独断专行。
现代政治革命的真正目的：制度而非换人
明白了这一点，对于理解现代世界相当关键。道理是这样的：如果只是因为国王残暴就革命造反，那么造反的目的就是改朝换代，就是换个国王。你造反成功了，换一个不残暴的国王，暂时就天下太平了，然后又开始新一轮的治乱循环。如果是这样的话，历史就等于是在原地打转。相反，如果革命的理由不只是因为国王残暴，而是因为国王是一个人说了算，因为国王武断任性，那么革命造反的目的就不能只是换人。这是一种基本的认知：绝对权力导致独断专行。所以换人是没有用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要解决根本问题，必须立宪分权（constitutional division of powers: 建立宪法并分散权力），必须更换制度，让国王想武断任性也武断任性不成。这是现代政治的逻辑，这种现代政治的逻辑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知道了“tyranny”是什么意思，知道了中文翻译成“暴政”有多么误导，我们才能一点一点理解像约翰·洛克（John Locke: 英国哲学家，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 法国启蒙思想家，三权分立学说奠基人）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美国开国元勋，第三任总统）这些人所讲的暴政是什么意思。这比中文世界望文生义的理解要深奥得多，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理解西方政治学说的基本思路。
集权“干好事”的假象与制度的价值
在这种理论框架和政治语境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习惯讲的“集权也能办好事”，这是一个假问题。因为集权也办坏事，这就像笼统地问开车是好事还是坏事一样，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它既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坏事。你武断任性地开车肯定没好事，但是你截取一个时间段，它武断任性地开，抛开交通规则，它开起来很爽，而且可能开得比遵守交通规则还快，但是它最后肯定要出事故。历史不会终结在武断任性的“tyrant”的高潮时刻，他们爽完了，历史还要继续，后果迟早会出来，进入不爽的阶段。所以，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人民立宪，无非是为了避免那种武断任性地“爽一把”，然后把后果留给别人承担的统治方式。它不是要废除集权，你把行政权搞得太弱太分散，国家会失败，像当年的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 德国历史上一个议会民主制时期，因权力分散导致国家失败的案例）一样。而是说，它要用法律、用常规、用惯例等等手段，监督和限制行政权，让行政当局对自己的政策和行为负责。显然，学会这个比学会数理化、学会造手机火车头、学会搞数据模型要难多了，中国人到现在还没有学会。
历史的代价与中国未来的十年
大部分武断任性的统治，其灾难不会马上降临。打个比方，就像大部分家暴都不会马上导致离婚、导致家破人亡，何况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资源和强大武力的国家。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有时候这个过程会很漫长，经常体现在上一代人武断任性，下一代人付出代价、承担后果。这一点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人们不知道的，是一些具体的事件将发生的什么时间，具体发生的时间点，这是人们很难判断的。
中国这几年显然是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段，不只是经济发展由盛转衰，而且国民对未来的预期也由乐观转向悲观焦虑，好像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在社会上升期的时候，大部分国民是随大流，生活水平、经济收入都是水涨船高，你只要不太笨、不太懒，或者性格也不太离奇，都会进入一种上升的趋势。但是转折时期是另一番景象，转折时期是考验一个人的心智和见识的时候。中国人说“水落石出”，美国人说“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对于心智和见识在平均线以上的人，无论是身处其中还是作为一个观察者，你不能等到水退到脚脖子的时候才知道退潮了，你多少要有一点预见性。人是一种精神世界复杂的动物，说好听点是丰富多样，说不好听点是天三倒四。这是人性常态，它有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你即便知道了道理，不一定愿意按照道理去做；即便愿意按照道理去做，也不一定有能力做到。至于说连道理也不知道的，只要运气足够好，也能糊弄到手中正琴。毕竟“上梅山的皇帝”几百年才出一个。中国未来的十年会怎么样呢？说到这里，你可能会做出一个大致不离谱的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