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的箴言：从世界看国家
大家好，中国当下有很多让人头疼的问题，但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借用一位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老先生的话：“中国今天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看到世界。”
说起对当代中国人影响最大的几个人物呢，每个中国人都能随口说出几个来，但是有一位大部分中国人说不上来，但是中国人从小到大，哪怕只念过小学一年级，都离不开他的发明。这个人就是周有光，他发明了汉语拼音，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的生活现在每天都离不开汉语拼音，都离不开周有光先生的发明。
今天呢，我们不是讲汉语拼音，而是讲周有光先生离世前留给中国人的一句话。周先生一九零六年出生，二零一七年去世，活了一百一十一岁。他一生跨越了满清帝国、中华民国、红色中国，曾经留学日本，在经济学、语言学上都有很深的造诣。他饱经沧桑，经历过军阀混战、毛氏文革、邓氏改革开放，晚年又见证了土皇帝开倒车。
二零一三年他已经是一百零七岁高龄，在一个访谈中，他嘱咐中国的年轻人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他说呢，你只要是看看世界，只要把眼光放大，眼光一放大，许多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了。中国今天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看到世界，这是老先生的原话，可以说是他一生的治学心得，也是他一生的认知心得。
说到自己，他很谦虚，但谦虚中透着智慧。他说呢，我没有什么旁的本事，稍微有点小小创造，就是因为我看到了世界，拿国际的知识来弥补中国的知识，就很容易得到成果。
老先生说这话的那一年呢，中国的土皇帝刚上台，还没有把舆论禁锢得密不透风，一潭死水。国内主要媒体，包括官方的《中国青年报》、《人民网》，对周先生这个谈话都做了报道。我看到之后呢，深有感触，借题发挥，总结出一副对联：“从中国看世界，坐井观天；从世界看中国，海阔天空。”
我本人智力平平，没有智慧，但多少有点学习能力，喜欢向有智慧的人学习，向比我有见识的人学习，学到好的、有价值的，自己有点心得，偶尔也做做知识搬运工。以前是用文字搬运，现在呢，与时俱进，除了文字，也用音频和视频搬运。这期节目呢，我就把周有光先生的智慧搬运到油管上，跟大家分享。
坐井观天与认知上的哥白尼革命
周有光先生晚年功成名就，为什么他专门嘱咐中国的年轻人要学会从世界看中国，不要局限于从中国看世界呢？
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因为中国是个打造了无数代人的笼子，是一口挖了无数代人的井，从里面往外看，看不到真实的世界，只能看到笼子后面的世界，只能看到井口下面的世界，充其量那是一种笼子世界观，一种坐井观天的世界观。这种坐井观天的世界观，让大部分中国人头脑里都装着根辫子，装着个小胡锡进，不管左右，不管体制内外，也不管学历高低，一不小心就露出那根辫子，露出胡锡进的底色。
周先生那句话说了十几年，说的时候反响也不是很大，如今早就被大部分中国人忘得一干二净。这十几年呢，很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成了个红色基因蓄水池，头脑里装着个小两百斤，一不小心就露出两百斤的精神底色。
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这可以说是一场中国人认知的哥白尼革命。
可能大家都听说过科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今天呢，人们都知道地球是绕着太阳转，但是在哥白尼之前呢，人们却相信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这就是流行了一千五百年的地心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月亮所有的行星和恒星都是围绕地球运转，这是地心说。地心说之所以流行，并不是偶然的，它既符合古代人对太阳东升西降的直觉，也符合天主教神学，上帝创造世界，上帝创造人类的教义。这种世界观呢，就像中国人流行了两千多年的天下中心论一样，把自己周围的空间当成世界中心，当成永恒不变的唯一的参照物。
一五四三年，相当于中国明朝的嘉靖年间，离满清入关、明朝覆灭还有一百年。那一年呢，波兰人哥白尼出版了《天体运行论》，提出了日心说。根据科学观测，他发现呢，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而是地球围绕太阳转。地球只是无数颗行星中的一颗，它跟其他行星一样，都是围绕太阳公转，同时呢，地球也在自转。
这就是哥白尼革命。之所以叫做革命，是因为它的颠覆性认知，它彻底动摇了人类自我中心的虚假定位。从此呢，人类的视野就从一个封闭的、有限的静态宇宙，转向了一个无限的、广阔的动态宇宙。这正是从坐井观天到海阔天空的认知飞跃。
周有光先生的智慧对于当代中国人认知世界的意义，类似于哥白尼革命。他把观察的立足点从自我中心，也就是从中国中心移开，放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背景中。有这种眼界，才能真正看清中国在世界上的真实位置和它的自转规律。
现代文明的坐标轴与文化流动
在看中国、看世界的时候呢，每个人头脑中都会有一个坐标，但是很多中国人的坐标是单一轴线、单一维度的，甚至连单一轴线都残缺不全，只有一个孤立的点，或者几个相互孤立的点。
周先生教给我们呢，看中国、看世界，头脑中要有一个完整的坐标。这个坐标的纵轴就是上下五千年的世界文明史，横轴就是我们身处其中的现代文明世界。把中国放到这个完整的坐标中，才能准确定位，才能看清中国的现状，看清中国未来的走向。
周先生从三个方面梳理了这套文明坐标的纵轴：
- 第一个方面就是经济，人类文明经历了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的进程。
- 第二个方面就是政治，人类文明经历了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再到民权政治的进程，从独裁专制到宪政民主，这是文明发展的大趋势。
-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思维和认知。用周先生的话说，就是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再到注重实证、注重逻辑的科学思维。
这些年呢，中国流行文化复兴论，官方有个宣传口号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种口号在文化界的前身是河东河西论。曾经有位老先生名叫季羡林，他说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轮流坐庄。以前西方文化强大，现在呢，轮到中国文化了。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呢，季先生还健在，老当益壮，他相当活跃。我考研究生去北大面试，还在校园书店买过他一本书《留得十年》，读得相当沉浸。他也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山东人，参加过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的学长说，他们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季先生坐着三轮车去看望他们。学生运动被镇压以后，季先生到海淀区公安局投案自首，说广场上的学生都是受他指使的，要求也把他抓起来，跟学生关到一起。他说呢，我已经七十多岁，也不想活了。那年季先生七十八岁。
季羡林跟周有光两位先生走过的人生道路不一样，在很多问题上观点立场也不一样，但是都是可敬的老先生。
河东河西论遭到很多批评，有些批评简单粗暴，有些则是有理有据。周有光先生不赞同把文化看成河岸上静止的东西，在他看来呢，文化是流动的，就像河里的水一样。他说，文化流动不是互东互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这样呢，人类文化才能不断前进。他反对建围墙阻拦文化流动，反对筑堤坝堵截文化流动。如果身处文化洼地，靠建堤坝把先进文化阻挡在外面，早晚有一天会坍塌决堤，洪水涌入，一发而不可收。
小聪明的宿命与封闭社会的病灶
周有光先生有大智慧，在小聪明泛滥的中国，他的智慧有点水土不服，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
现代文明中有很多平日看似没用的东西，就像保险一样，只有在非常状态下才用得着。但是大部分中国人觉得自己比欧美的国民更聪明，只弄平常有用的，像房子、车子、票子、地位、职称，要做人上人。至于德性、权利、自由、宪政、同情、同理心等等，都没有什么用，欧美国民追求那些东西都是傻帽。
中国人这种小聪明呢，成了中国的宿命，一代一代人在亚文明状态中周而复始，走不出那个鬼打墙的闭环。如今循环到了什么时段呢？看看这几年发生的几个事件，像徐州的八孩铁链女，想围剿民企，想跟俄国绑定，想野蛮封城锁国，想加紧跟美国对抗，想在体制内外清除有领导能力的人。这类反文明事件都是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在红朝历史上不太妙的时候才出现的症候。
即便是毛晚年昏庸，他还知道要留着能干事儿的周恩来、邓小平来收拾烂摊子。现在呢，土皇帝连那种狡黠的朴素智慧也没有，只剩下了皇帝太监的末流组合，结果就是行为不伦不类，蠢事连连。任何统治者都会做蠢事，但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密集做大蠢事，只有在历史上的非常时段才会出现，没有正常人愿意生活在那种时段。
很多中国人坐井观天的一个表征呢，就是困在历史的笼子里出不来，把自己活成过去历史的囚徒。这些年呢，土皇帝加紧威胁台湾，一些土皇帝根本不拿他们当人的中国人呢，包括一些知识分子、一些商人、一些官员也跟着瞎起哄，一张嘴就是中国文化五千年历史，两岸同根同源，都是用汉字，所以呢，政治上也要统一。有点世界眼光的人知道，那是坐井观天的梦呓。
中国人要在精神世界有所长进，就要先在心态上跳出那口叫中国或者叫中国文化的井，至少获得一点起码的地平线视角，再一点一点学习鸟瞰世界。否则呢，再自娱自虐几代人，还是坐井观天。
开放的社会造就开放的心灵，封闭的社会造就封闭的心灵。几年前呢，我跟国内的朋友说，在国内最难忍受的是那种封闭状态。当时一些朋友不太理解，都那么开放了，怎么还说封闭呢？事实是对塑造国民健康精神世界、对塑造自由人的生活方式、对塑造良善社会公民德性最重要的那些领域，国内都没有开放。用崔健的话说，就是该变的都没变，不该变的都变了。崔健比大部分中国的博士专家看得更清楚，也讲得更清楚。不该变的都变了，给人造成一种假象，让人看不到该变的都没变，不是越来越开放，而是越来越封闭。
这种封闭状况造就了国民普遍的封闭心灵，只有少数天分很高、后天也很努力的、很不寻常的朋友是例外。这种封闭社会和相应的精神世界，体现在他们对几乎所有国际和国内事件的反应上。比方说，对普京、对川普的态度，对俄国入侵乌克兰的看法，对待异想天开的防疫政策的态度，对自己不理解的权利、自由这些价值的嘲弄，还有各种典型封闭社会滋生的小聪明和各种鸡贼行为。
这些年中国发生的各种超现实主义怪象，各种飞扬跋扈，绝不是土皇帝一人之力，而是有着丰厚的国民土壤。那种恶霸地痞德性，在中国封闭的村庄处处可见。把中国农村恶霸地痞的作为放大无数倍，就可以理解这些年中国各种莫名其妙的国家行为，都是封闭社会使然。这套封闭社会滋生的行为在国际上行不通，折腾一个时段，弄得鸡飞狗跳，到处碰壁之后呢，他们就会掉头向内，加倍封闭，加倍家暴。那个叫中国的时空有着丰厚的封闭，有着丰厚的家暴土壤。
我们都是普通人，生活已经不容易，改变社会更难。我佩服那些努力自救的人，不为了眼前的小利患得患失，在困境中坚持为将来开启的机会窗口做准备。我对那些什么也不会的革命忽悠家不感兴趣。有个人间常识，就是没有能力自救的人，不可能有能力救别人。自己先在精神世界脱离红色基因的蓄水池，多少有些余力了，才可能帮助别人，惠及社会。
还有个人间常识，毛时代中国人饿得嗷嗷叫的时候，欧美就已经是发达国家了。所谓世界离不开中国，纯属梦呓。但是如果土皇帝治下的中国继续跟文明世界对抗下去，甚至炫耀武力，导致事实上脱钩，中国人不可能维持目前的生活水平。至于下降到什么程度，鬼才知道呢。
这几十年看了不少人生世事，也接触了不少三教九流的人物，很多看法和想法都变了，或者正在变。但是有一点没有变，就是很敬佩那些勇敢抗争、改变自己命运的人，鄙视那些什么也不会的标语口号家。一个人如果连改变自己命运的勇气都没有，不管喊多少民主自由的标语口号，都只会在原地打转，不会有什么长进。
在任何社会，那些整天要灭这灭那的社会边缘人，一旦泛上来，都是一场巨大灾难。中国现代史就是这么一部边缘人泛滥的灾难史。洪天王、义和团、山寨布尔什维克、红色基因土皇帝，都是这类货色。这种人失败了是个人悲剧，成功了是全民悲剧。
历史三峡与劣质体制的镜像困局
有位已经不在人世的华裔历史学家叫唐德刚，他写过一本书《晚清七十年》。很多年前呢，我读过一些章节，那本书通俗易懂，很好读。一些朋友不喜欢他的行文风格，觉得有点水，可能是因为那本书呢，不是针对历史专业人士写的，属于通俗读物，针对的是一般读者。
唐德刚前辈有个在中文世界流传很广的说法，就是历史三峡论。他说，中国社会政治转型就像过长江三峡一样，要经历一段充满险滩、急流、漩涡的艰难航程。但是呢，最终将会汇入现代文明世界。问题是中国要经过多久才能走出历史三峡？唐德刚先生说呢，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算起，要走出历史三峡需要两百年时间。当初呢，这种说法给了很多人一个盼头，但是也有不少人觉得过于空洞，过于乐观了。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百八十五年，中国好像已经调转船头，正朝着历史三峡最危险的那一段逆流而行，而不是顺流而下。
中国不是没有开明的人，也不是没有具备世界眼光的人，像我们这期节目中介绍的周有光先生。但是呢，像周先生这样真正具备现代文明意识、具备世界眼光、也具备道德勇气的先知先觉，在中国凤毛麟角。他们的声音一发出来，就被淹没在集权操纵下亿万群盲的汪洋大海中。本来呢，他们应当是推动中国现代文明化的思想引擎，但是呢，一台两马力的引擎，即便技术先进、制造精良，也拉不动两百吨的底盘。他们反复尝试、反复努力、反复熄火。中国社会从官到民，从知识分子到文盲，一代一代没有能力突破囚禁他们的历史牢笼。那个巨无霸社会底盘在文化上、在精神世界僵化腐朽，充满惰性。它拒绝先进引擎的牵引，用无可匹敌的体量不断消耗能量，直到把引擎拖垮。当中国先知先觉的动力源被巨大的社会惰性和系统性腐败耗尽，整个转型进程就会停滞，甚至倒退。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二十年前，我曾经觉得唐德刚先生两百年通过历史三峡的说法很有道理。经过这十几年跟现代文明对抗、加速逆行，冷酷的现实击碎了唐先生那个带时间表的宏大叙事。他说两百年，现在看呢，的确是过于乐观了。中国的问题显然比他意识到的更根深蒂固。走出历史三峡两百年远远不够，可能需要三百年甚至更久。如果最终能走出来的话。
这些年中文世界一直有一种声音，把中国问题完全归结于党国体制，甚至归因于红色基因土皇帝个人，认为只要改变政治制度，甚至领导层换人，反对派上台，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是呢，如果我们把中国放到周有光先生那个完整的文明坐标中来看，就难免看到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劣质的党国体制既培养劣质的支持者，也培养劣质的反对者。
党国体制烂污，这有目共睹，正常人都会看到。但是呢，这个烂污体制在中国有着亿万支持者，它系统性地筛选出、塑造出跟它相适应的奴性人格，驯化出自带枷锁的国民。他们不但本能地维护党国系统，而且主动协助党国系统消灭任何批评的声音，消灭任何反对的声音。中文世界无数小胡锡进、无数小粉红、无数精神两百斤，都是这类被党国体制驯化出来的自带枷锁的劣质体制的劣质支持者。
比这更令人感到沮丧的是呢，劣质的体制也制造劣质的反对者。他们反对党国，却并不比党国更接近现代文明。他们的精神世界同样充满了党国灌输的文化垃圾。仔细看一下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认知、他们对现代文明的理解、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几乎都是党国的镜像。在镜子里看什么都是反的，但是同一个物体。
这些年呢，很多朋友选择离开中国，也有朋友选择留下独善其身，也有勇敢的朋友以卵击石，用自己的前途、自己的人身自由去祭刀。十几年中，土皇帝收拾官商学各界不费吹灰之力，比毛当年收拾中国的官商学界遇到的反弹还少。这种质量的官僚阶层，这种质量的商业界，这种质量的知识界，中国怎么可能有民主化的土壤呢？
结语：重拾海阔天空的眼光
我们回到周有光先生的箴言：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
中国当然很大，但是世界更大。因为中国很大，从中国看世界容易陷入坐井观天的视角。大部分中国人是这种视角，很多企业老板、很多知识分子也是这种视角。中国这口井实在太大了，在井底蹦跶几下也能产生天空飞翔的错觉。这种视角错觉和各种自欺欺人，让大部分中国人缺少世界眼光。从世界看中国才会海阔天空。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可见的将来，这种见识在中国人中都是稀有资源。
周有光先生的个人经历，他的人生选择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他经历了乱世，选择留在中国，年过半百从经济学转型到语言学。他躲过了反右，却没有逃过文革。他不是在一个理想的好时代，不是在顺境中，而是在一个人身自由都没有保障的坏时代，在人生的逆境中发明了汉语拼音，泽披后世。晚年他留下那句掷地有声的话，启迪后人：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
今天的话说完了，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