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钱真，一名游戏工作师。 你们印象中的游戏场和游乐场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我们小区里常见的室外游乐场，或是室内以攀爬、海洋球为主的游乐场？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另外一种游戏场，它可能是这样子的：在纽约，孩子们玩建筑废材，重新组装，甚至在黑色建材管道里滑行。在伦敦的一个社区游戏场，孩子们可以自由玩耍，甚至在夏天把金属滑梯变成水滑梯。在日本与根木，有不同长度和斜度的斜坡，孩子们需要靠自身力量奔跑助力爬上去，没有绳子辅助。在日本是田谷，孩子们可以自由地攀爬一间房子，依靠自己的手部和腿部力量爬上屋顶。这样子的游戏场在世界范围内被称为冒险游戏场（Adventure Playground: 鼓励儿童自主探索和承担风险的玩耍空间），在其中工作的人员则称为游戏工作师（Playworker: 在自由玩耍环境中观察、支持儿童的专业人员）。

机构化童年的困境与对自由玩耍的呼唤

回想起我们自己小时候，许多美好的记忆都与弄堂里、与小伙伴们的自由玩耍有关。我的棋类、球类、牌类都是在弄堂里跟小伙伴学会的。我们甚至能用一根垂得很低的电线当网，自己学会打羽毛球。然而，现在的孩子在哪里玩呢？许多幼儿园小朋友会说放学后找不到玩伴，因为他们都在上幼小衔接课或各种才艺班。学龄的孩子更是如此，我们很少在社会公共空间看到他们，他们像“消失”了一样。他们去哪儿了？他们都在机构里。

“机构化的童年（Institutionalized Childhood: 儿童生活被成人规划的机构活动填满，缺乏自主玩耍的童年状态）”是我们这个时代童年非常典型的特征。我们学什么都要去机构，不管是学习上的补课，还是学文化、艺术、体育、科技，都得报班。寒暑假也在机构或冬夏营中度过。很多家长为了抢手课程，甚至要提前半年或一年规划，大量时间花费在接送孩子路上。网上甚至有“等孩子上课的两个小时里，我们可以干嘛？”这样的讨论，是不是很有同感？当然，去机构能让孩子学得更专业，但机构代表了什么？在机构里，所有学习的时间、内容、节奏都由成人决定，不由孩子自己决定。这会导致什么问题呢？习惯被安排的孩子，可能习惯了从一个任务奔向另一个任务，很少时间思考“我是谁，我喜欢什么，我想做什么，我能做什么”。那些不习惯被安排的孩子，在机构待久了就会产生“只要有老师教的地方，我都不想去了”的想法，与成人产生强烈的对立感。

冒险游戏场的起源与国际实践

当接触到冒险游戏这个概念时，我感觉这可能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游戏工作（Playwork: 一种专业实践，支持儿童在安全且具挑战性的环境中自由玩耍）其实在欧洲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二战后，许多城市变为废墟，丹麦景观设计师索伦森（Sørensen）发现，城市重建时，孩子们并不喜欢成人规划好的游戏场，反而更喜欢在乱糟糟的工地上玩，那里的砖块、石块、泥土、木头对他们有无限探索的吸引力。于是他提出了废料游戏场（Junk Playground: 由废弃材料组成的，鼓励儿童自由搭建、改造的玩耍空间）的概念。1943年，首个废料游戏场在丹麦开放。

这种废料游戏场后来传播到英国，并得到了大肆发展，最多时有四百多个社区废料游戏场。但“废料游戏场”这个名字让很多家长不舒服，于是改名为“冒险游戏场（Adventure Playground: 废料游戏场更名后的称谓，强调儿童自主探索和挑战的玩耍环境）”。我曾在伦敦一个叫Timbertop Adventure Playground的地方工作过一年。它位于伊斯林滕区，该区有六个各不相同的冒险游戏场。它们兼有室内外空间。孩子们每天下午三点半放学后成群结队来玩，包括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他们可以在室外追逐奔跑，在超大秋千上闲聊；也可以在室内自己放音乐跳舞，甚至在厨房里自己做饭做菜。附近商家会捐赠剩余物资给他们使用。孩子们甚至可以自己创想任何游戏方式，游戏工作师会帮助他们落实想法。例如，视频中用麻绳搭建的“神管”游戏，就是孩子自己提出，游戏工作师协助完成的。我最大的感受是，与其说他们在这里冒险，不如说他们是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自由生活。

上世纪七十年代，冒险游戏场的概念传到日本。到九十年代，日本开始大力建设社区冒险游戏场，因为当时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增多（厌学、霸凌、抑郁、自杀率飙升）。政府认为在家校之外，需要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可以自主的社区空间。2017年，我带儿子去川崎的一个冒险游戏场，足球场大的地方，全是泥、水、土和挑战性的攀爬架。我七岁的儿子一整个下午都在泥上浇水。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妈妈，你看这就是冰川融化。我把水浇下来，慢慢形成小溪、河流，最后汇入大海。”他原来在等待大海形成！这让我很受触动。孩子通过玩的过程，将曾输入的知识输出了。后来他又用树枝凿泥，说这是泥石流。华师大的一个老师探访后，称这是“现代孩子的奢侈品”。

今年冬天，我们团队又去东京参访。在练马区的一个游戏场，有一个近乎九十度的攀爬装置。如果附近的孩子经常来玩，他们的身体能力会越来越强，总有一天能爬上去，那种成就感会非常大。更关键的是，设施使用规则写着：“大人或同伴不能帮忙，不能靠绳子拉或辅助手段，不能怂恿孩子，不要过分鼓励儿童。必须通过自己的意志和努力完成挑战，失败也没有关系。游戏师只在一旁看护。”这与我们常见的“小朋友不能奔跑，不能攀爬，不能带滑板车”等对孩子的限制截然相反。东京有九十多个这样的冒险游戏场，整个日本有四百多个。

中国本土化的挑战与自由游戏场的理念

在中国，有没有可能也造一个这样的冒险游戏场呢？很多朋友对我说“太难了！”他们认为，玩得那么脏乱，家长不会送孩子来；场地不接受创造性的脏乱；挑战性高容易受伤；现在的孩子太忙，不会天天来玩，只会打卡；一旦受伤，家长投诉就可能导致关门。我的朋友们句句肺腑。但是，很多国家在发展冒险游戏场时，也经历过这些困难。日本在七十年代引进概念，直到九十年代才大力建设。与东京的游戏工作师交流时，他们说最初也不被接受，是不断与政府和家长沟通，才带来了政策、环境和理念上的改变。

我很庆幸和感恩，在上海有一个叫创智能源社区花园的社群，他们是第一个愿意承担风险，与我一起将中国游戏场做出来的。创智能源有一百平米左右的空间，本来想留给孩子玩，但不知如何做，于是空置着。我们带着孩子们开了一场游戏场创想会，看遍全世界的游戏场，然后他们自己动手搭建。2021年冬天，我们用五天时间，和二十几个孩子一起，在这个一百平米的空间里，造出了第一个完全由儿童自主设计、参与建造的游戏场。这个游戏场会每半年改造一次，根据孩子们的创想不断变化。比如他们想要秘密基地、秋千、消防滑杆，我们都会去实现。孩子们永远希望高一点，再高一点，于是游戏场从两层楼变成了三层楼，上面还加了一个可爱的小顶。一些最早参与建造的孩子，再回来时会自豪地说：“这是我们搭的！”这种话语中充满了自豪感、成就感和对社区的归属感。

我们还在上海的新华社区做了橘子游戏场，它的一个特点是居民（家长）参与度非常高。他们会去社区搜罗废弃的轮胎、自行车内胎、台风天后的树桩、别人的砖块、隔壁砍下来的竹子等各种废料。收集齐材料后，就轮到小朋友们来建造，扛钢管、扛木头、衔接钢管、涂鸦装饰。周末或放学后，这里就成了孩子们和大人们自由玩耍和社交的公共空间。

我们秉承冒险游戏场的精神，但将其命名为“自由游戏场（Free Playground: 旨在提供儿童自由玩耍时间与空间，促进自主发展的新型游戏场）”。因为我们的目的与索伦森一样，不是为了让孩子冒险，而是希望归还孩子自由的时间和空间。在自由游戏场里，我们玩什么呢？

首先，有大量的散件（Loose Parts: 没有固定玩法，可被儿童自由组合、变化的材料和物件）。那些没有固定玩法的轮胎、木头、冰块、胶带等都是散件。散件越多，可创造、可发明、可发现的可能性就越高。孩子们可以拿胶带在地上做迷宫，拉直做“火线穿越”，甚至把两个桌子叠起来用胶带封住，称之为“风控区”。他们还会拿胶带缠在自己身上做装扮，甚至做成美人鱼，还会“绑架”我们的游戏工作师。有一次，他们在一个高桌子之间用胶带铺了一条纸带，测试能承重多少。从最轻的孩子到最重的孩子都能穿越，最后甚至邀请游戏工作师上去爬，看能否承受成人重量。这就是大量散件的魅力。

其次，万物皆可玩（Everything is Playable: 任何物品，无论是否为传统玩具，都可被儿童用于玩耍的理念）。不是只有固定的玩具。例如一个快递传送带滚轮滑梯，孩子们可以坐着滑、趴着滑、跪着滑、侧着滑，甚至从下往上爬。经过练习，他们能站着滑，两个人、三个人一起滑，还能用其他物件当滑板。我们在室内有大量手工物料，室外孩子们可以自己建造游戏场，玩火、玩冰、玩泥土、玩沙，甚至用红柳枝烧烤。我们总说“大有大玩，小有小玩”，任何空间都能玩。他们的午餐也是自己做的，切肉、切菜、炒饭，让吃饭变得好玩且有成就感。

游戏工作师的角色与儿童成长的内驱力

那么自由，安全吗？首先，我们要改变一个观念：自由不等于更容易受伤。受伤可能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在家里或软包的游戏场里也可能受伤。国外数据显示，在自由游戏场或冒险游戏场里，孩子受伤的概率并不比普通游乐场高。为什么我们总觉得自由玩耍危险？因为成人觉得不可控，不可控就焦虑，焦虑就不让他们自由玩。

其次，游戏工作师的职责也很重要。我们有看护儿童的职责，但我们提供的是必要的安全（Necessary Safety: 由专业人员确保的结构性安全，如设施稳固、提供护具等），而不是尽可能的安全（As Much Safety as Possible: 过度保护，剥夺儿童学习风险管理的玩耍环境）。我们会检查孩子们看不见的隐患，比如攀爬的柱子是否稳固，绳网下的草丛是否有石块，秋千装置是否牢固。这些设施检查是游戏工作师的职责。同时，我们提供护目镜、防护手套、防烫锅柄，并提前为每个孩子买好保险。

但在孩子自己能发现的安全方面，我们希望他们能认识安全，规避风险，自己保护自己（Risk Management Learning: 儿童通过亲身体验和成人引导，学习识别、评估并应对风险的能力）。在晨会上，我们会和孩子讨论、复盘安全事故。我们发现，孩子们比我们想象的要“惜命”，他们也很害怕受伤。他们知道钉子、锯子、刀会割伤自己，需要小心。他们会发现自己疏忽时最容易受伤，从而知道在玩危险工具时要保持专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让孩子们自己长出面对风险的意识和处理方法，而不是一味回避风险。我们也告诉孩子，“你的安全，你自己要负责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在日本的冒险游戏场外，常常看到“自由的游戏，自己的责任（Free Play, Own Responsibility: 倡导儿童在自由玩耍中承担个人行为后果的理念）”的牌子，这是我们这里缺失的公共教育。我们认为，“几块创可贴可以解决的伤口，是孩子们成长的必经之路”，是他们面对未来真实世界必须拥有的经验。

除了身体安全，我们还关注孩子的心理安全，认为这同等重要。我们要让孩子们学会合作、表达、应对冲突、拒绝。游戏场是一个真实的社会，孩子们需要与不同年龄、不同个性的孩子相处、社交，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学习点。早期的游戏工作师约翰·贝蒂森（John Bertelsen）曾说：“我视自己为儿童的同志，我尽可能不干预他们的生活。但有时如果我的权威对他们有帮助，那我也不介意使用我的权威。”本质上，游戏工作与游戏无关，它与我们如何认知儿童与成人的关系有关。我们相信，童年应当被珍视为与成年截然不同且同等重要的人生阶段。我们习惯于将童年视为成年期的准备期，过度关注孩子的未来，却可能忘记当下童年期的重要性。因此，当许多学校和机构关注孩子的未来时，我们的工作更多的是关注儿童的当下（Child's Present: 强调儿童当前阶段的生命价值和体验，而非仅仅为未来做准备的视角）。

在我们的自由游戏场，我们不会给孩子们布置任何成人目标。孩子们可以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为什么？成人设定的目标不一定合理，不一定适合每个孩子，孩子也不一定会照做。我们相信，只要孩子自由玩耍，成人期待的智能、体能、社交发展和情绪稳定等，都会慢慢得到锻炼。我们最核心的理念是让孩子们做他们想做的，而不是成人认为他们应该做的（Child-Led Play: 尊重儿童自主意愿，由其主导玩耍内容和过程的教育理念），这是对当下机构化童年非常必要的补充和平衡。

我们如何践行这个理念呢？首先，我们会有游戏名（Playname: 游戏工作师为自己取的昵称，旨在拉近与儿童的距离，体现平等关系）。每个游戏工作师都有自己的游戏名，比如我叫哆啦A梦，还有冰块、蝴蝶结、怪兽、铁扇公主、草莓熊等。但孩子们习惯叫成人“老师”，所以常叫我“哆啦A梦老师”，这让我觉得有点违和。我告诉他们：“我们是游戏工作师，不是老师，我不是来教你们什么的，你们才是玩的专家，我要向你们学习的。”但对孩子们来说，改口很难，他们习惯了与成人之间的关系。有一次，我们的游戏工作师蝴蝶结在地铁上碰到曾参加游戏营的小姑娘，小姑娘远远地叫她“蝴蝶结”，而不是“蝴蝶结老师”。那一刻，蝴蝶结说她感受到了职业的成就感，觉得让孩子感受到了我们和她的平等与亲近。

其次，在自由游戏场，没有时间表。这是很多家长一开始不适应的。他们会问日程安排，我们会说没有固定日程，只有大量物料和散件供孩子自由选择。我们会根据对他们游戏状态的观察，分阶段投放物料。除了午餐时间固定，其他时间孩子们都可以自由安排。如果孩子玩一个物件很久，明显沉浸在游戏心流（Play Flow: 儿童在玩耍中高度专注、投入，忘却时间和自我的心理状态）状态，我们绝不会打扰。有家长会问：“你们不教的话，孩子们怎么会玩呢？”我们说，事实上没有一个孩子是不会玩的。即使有些孩子刚来不适应，只要我们稍加引导，给足时间，他们就会自己寻找想玩的东西，或向别的孩子学习，玩出更多花样，屡试不爽。

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男孩子，爸爸说他“有点难搞，在学校常与老师起冲突”。但他来游戏营一上午都在做木工，而且做法很复杂，想把几块木头精细地拼接打磨。午餐时，他说想做完再吃，我们便留了游戏工作师陪他。等其他孩子吃完饭，他的木工作品也差不多完成了，我们惊艳于他将细木条拼接打磨得非常精细。这个孩子一整天都没有出现爸爸说的“难搞”或“冲突”状态。我们分析，他其实有很强的自我意志，节奏与别的孩子和老师要求不同。在自由游戏环境里，他能按自己的节奏来，不必像在学校那样被四十五分钟切割时间，自然就不会有内心挣扎，也不会与外界起冲突。我们常问：到底是“问题小孩”，还是我们在给小孩制造问题？

另一个案例是，有些孩子面对丰富的物料，却一整天只玩一样东西，比如弓箭和靶子。他们会不断迭代制作弓箭。家长会问：“为什么他一直玩这个，老师你让他去玩别的啊，那边还有滑梯、干冰、棉花糖呢！”我们理解家长希望孩子体验所有项目的“打卡式”心态。但我们这里不是消费式体验。我们的游戏工作师会观察孩子，只要他脸上表情是愉悦满足的，即使简单重复一件事，我们也不会强硬干预。我们会确保他知道还有其他很多游戏物料，但他依然选择专注玩这个，说明他真的想深入其中。我们不仅不会打扰，还会提供更丰富的物料，让他玩出深度。

还有家长会问：“那么多照片里怎么没有我小孩啊？”我们一开始也觉得奇怪，这些孩子明明就在身边玩得很开心，怎么照片都捕捉不到？这些往往是社交型小孩（Social Child: 擅长与人打交道，通过互动交流获得玩耍乐趣的儿童）。他们一直在游戏场游荡，与我们、与其他小朋友聊天，观察每个孩子，与他们成为朋友，状态也很开心。对他们来说，这本身就是玩。所以，在游戏场里，我们反而能看到孩子最真实的天性。因为没有成人布置的任务，孩子们的自由选择就是他们最真实天性的体现。

我们常说，收获最大的孩子往往就是我们游戏工作师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浸润的时间足够长。我们的游戏工作师铁扇公主的儿子轩轩，六七岁时就能娴熟地钉钉子、量尺寸、使用木工夹，俨然一个老师傅。他滴的每一滴汗都显得那么专业，这在现在的孩子中非常难得。他现在三年级了，妈妈说他同学评价他“很会玩，很有趣”。另一位游戏工作师田竹竹的儿子给自己取了个游戏名叫“没必要”。他在作文里记录了在游戏营玩冰块和水，用水枪滋火车的情景，文章最后写道：“冰块和冰水很凉爽。我的内心很自由。”这让我们非常感动。

展望自由童年的未来：从社区到家庭

所以，现在比建自由游戏场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能够培训更多的成人，更多与儿童打交道的成人，让他们成为游戏工作师，或者具备游戏工作师的理念。这样，就能有更多的孩子拥有这样美好的体验。我现在已经培训了近百位游戏工作师，他们有不同的职业背景，如建筑师、大学老师、幼儿教师、公司职员、艺术家、全职爸爸妈妈等。尤其是对全职爸爸妈妈们来说，来游戏场工作，不仅有与社会接触、灵活就业的机会和收入，还能带自己的孩子来玩，结交一批有相同理念的游戏工作师，形成一个社群。他们的孩子也因此成为好朋友。这是我一开始做这件事时完全没想到的。所以，我们说游戏工作师（Playworker: 游戏工作师这一角色）这个身份，是每一个需要与儿童打交道的成人都可以拥有的一个角色。

我自己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家里，我属于把家变成游戏场的人。我会允许孩子把各种家里的散件都放到客厅。我的儿子曾把各种高度的物件堆在一起，放上空啤酒瓶罐，让妹妹当观察员，自己当狙击手，用弹弓射击。客厅角角落落都成了他的射击场。2022年疫情封控时，孩子们不能下楼玩，想在阳台搭帐篷睡觉。作为家长，我第一反应是“你怎么想得出来的”，第二反应是作为游戏工作师，我觉得这是孩子一个有趣的想法，我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支持他们。我就让他们自己布置阳台小窝，我睡在客厅，确保他们需要我时能及时回应。事实上，那几天他们的阳台帐篷生活过得非常温暖、有趣、安全，给他们在特殊时期留下了美好的居家游戏回忆。所以我们说，在一个家庭里，如果大家都“会玩”、“允许玩”、“可以一起玩出创意”，那么即使家庭成员承受着生活压力，有争执矛盾，彼此之间的关系仍然会是友爱而坚固的。

在我的家庭里，不单单在玩这件事上，我会运用游戏工作师的思维，让孩子做他们自己想做的，而不是成人认为他们该做的。我还会将这种思维运用到孩子的学习、训练、运动、升学、择校上。很多艰难的抉择，其实很快就会有答案。我们这一代的父母，都听说过“高质量的陪伴”这六个字，这把家长压得很累。白天工作辛苦，晚上还要高质量地陪玩、陪学、陪聊。不如让孩子们多一点自由时间吧，让他们自己玩，让孩子和孩子玩。

我们畅想这样一个场景：在你们家附近步行五到十分钟的地方，会有一个社区的自由游戏场。你的孩子随时都可以去玩，放学后、有空时、做完作业都可以去。你们很忙很累时，他们也可以去那里玩。游戏场里会有专业的游戏工作师，创设有趣又多变的游戏环境，负责孩子们的安全，照看他们，并尊重他们的意愿。因为在社区里，它不是高额消费，而是长期可负担的。家长也不必坐在门口刷手机等两小时，孩子们在里面可以自由选择想玩什么，想跟其他孩子聊天，甚至选择不玩，过来做作业、看书，也都是可以的。他们甚至可以一起做饭吃晚饭，然后一起回家。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孩子在里面既自由又承担责任。

如果你们也想在自己生活的社区有这样的游戏场，如果你们也想成为游戏工作师，如果你们也想带着游戏工作师的思维来和你们的孩子相处，那就请加入我们吧。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