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rea: "geopolitics" category: geopolitics companies_orgs: - 人民网 - 复旦大学 date: '2025-12-13' draft: true guest: '' insight: '' layout: post.njk media_books: - 《回归家庭》 people: - 安争鸣 products_models: [] project: [] series: '' sour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keboFlZXeY speaker: 安争鸣（Stella An） status: evergreen summary: 本文基于英国学者沙尼·奥德加的著作《回归家庭》，深入剖析了当代社会中女性在职业与家庭选择上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文章批判了‘选择文化’和‘信心文化’如何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个人选择，并揭示了‘甜心妈咪’和‘家庭CEO’等叙事背后隐藏的‘挽尊’机制。同时，作者指出‘灵活就业’并非出路，而是新的陷阱。最终呼吁通过制度改革和资源重新分配，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 tags: - culture - gender-role - labor - society title: 职业女性or家庭主妇：“自由选择”的幻象与结构性困境 --- ### 职业女性or家庭主妇：“自由选择”的幻象与结构性困境 2021年，《人民网》的一篇报道，让许多人感到三观尽毁。报道称，39岁的沈阳市民林强同时身兼外卖员、产品推销员和网约车司机三职。他白天开网约车，晚上5点半到9点半送外卖，有订单时还要去推销和安装卫浴，简直是“顶级牛马”。然而，他却表示：“感谢政府的好政策，三份工作收入稳定，而且都受到法律保护。” 报道发布后，网上骂声一片。网友质疑，劳动力的廉价到了何种地步，竟迫使一个人不得不打三份工来维持生计？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剥削吗？如今世道变了，官媒竟开始为剥削和压迫唱赞歌。确实，每当看到普通劳动者被**结构性剥削**（Structural Exploitation: 指社会结构性地导致一部分人被剥削的现象），如同‘牛马’般提供廉价劳动力时，绝大多数人的三观依然在线，认为这种赞颂剥削的行为是错误的。 然而，同样的事情，一旦性别转换，人们的态度便立刻改变。如果一个女性既要参与社会工作，又要带孩子、打扫卫生、准备一日三餐，人们便觉得这很正常。即使仅仅是带孩子这份24小时连轴转的工作强度，就已经远远超过社会上大部分普通工作，且一分钱薪水都拿不到，人们也不会觉得这是对女性的剥削。能够同时兼顾事业与家庭的女性，总是被社会大加赞扬。人们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成为一个‘极致的牛马’就是女性最大的荣耀，女性理应被社会和家庭榨干所有剩余价值。甚至还有网友认为，对女性的剥削就是女权的体现，只有像奶奶、外婆那样一辈子心甘情愿受剥削、当‘牛马’、毫无怨言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这就是我们当下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因此，像我这种‘无孩爱猫女’，几乎每天都在遭受社会主流舆论的挞伐。我们每天都会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试图向你证明一个女性是可以同时兼顾事业与家庭的。首先，不得不承认，许多女性确实很好地兼顾了事业与家庭。就像开头提到的那位，白天开网约车、晚上送外卖、假期安装卫浴的39岁沈阳市民林强一样，有些人确实能做到。因此，有些声音可能会说：“既然别人能做到，那你为什么做不到呢？”但我认为，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而在于‘凭什么’。凭什么社会要求一个人必须打三份工才能养家糊口？凭什么社会要求女性必须无私奉献给家庭？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知道，此时屏幕前肯定有‘小粉红’想要辩解说，那个一天打三份工的人是‘他自己的选择’，他就是喜欢打工，他就是闲不下来，他就是想过这样的生活。但问题是，他真的有这个选择的自由吗？同样的道理，我也经常听到有人说，有些女性回归家庭当家庭主妇是她们‘自由的选择’，有些女性为了工作不婚不育也是她们‘自由的选择’。但是，这个所谓的‘自由’真的存在吗？ ### “选择文化”与“信心文化”的迷思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探讨的正是女性在职业与家庭中两难的困境。这本书来自英国学者沙尼·奥德加（Shani Orgad），名为《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Heading Home: Motherhood, Career, and the Myth of the Egalitarian Society）。虽然奥德加的研究主要以都市田野调查的方法，针对英国已婚妇女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展开，但通读全书，你会发现其中揭露的问题具有非常普遍的意义。书中采访的这些辞职回归家庭的英国女性，她们所面临的困境和精神状态，与我周围的许多人都能对号入座。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作者在研究中发现了什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媒体不断强调女性能够也应该兼顾事业与家庭。那种能够轻松驾驭母职和事业的‘超级妈妈’，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文化视野中最典型的形象。当时的西方社会，‘**选择文化**’（Choice Culture）和‘**信心文化**’（Confidence Culture）在媒体、企业、政治和心理咨询话语中反复出现。 在‘选择文化’的叙事下，女性被鼓励相信人生的选择权全在自己手中，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要孩子还是要工作都由自己决定。当时的西方媒体，从广告到新闻，从女性杂志到企业宣传，都在传播这种‘选择即自由’的观念。而作者认为，这种‘选择’叙事，将职场性别歧视、家庭责任不平等、托育支持缺乏等复杂的社会问题，全都简化成了女性个人的选择问题。 这样一来，无论女性是出于什么原因退出职场，都被视为是她自己的选择；当她们对生活感到不满时，又被视为是后悔自己的决定。总而言之，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你要自己承担一切后果。通过这种‘选择文化’的叙事，社会便将自身存在的问题摘得干干净净。 作者在访谈中发现，虽然许多女性在谈到离职时会说‘我选择了回家’、‘我想要更多陪伴孩子’，但在深入交谈中，她们却往往会提到工作环境难以兼容带孩子、丈夫的工作升职空间更大、雇主缺乏时间上的弹性政策、孩子的托育选择非常有限且十分昂贵等等限制因素。这就充分说明，所谓的‘自由选择’，很大程度上是逼不得已。只不过‘选择文化’剥夺了她们表达不满的话语权，所以她们只能说这是‘我自己选择的’。 ‘**信心文化**’（Confidence Culture）的叙事也同样如此。这种叙事总是强调，女性只要更自信就能成功。类似的口号广泛出现在畅销书、TED演讲、企业培训、心理咨询与广告宣传中。翻译过来就是：如果你感到无法兼顾事业与家庭，那就是你自己缺乏信心、缺乏计划以及缺乏时间管理能力。而我这么一翻译，大家应该就品出哪里不对味儿来了，是吧？这不就是妥妥地在对女性进行**PUA**（Pick-up Artist，此处指精神操控或情感欺凌）吗？这其实就相当于：别人能一天打三份工，你怎么就不行？别人能一天工作16小时，你怎么就不行？所以你应该深刻地反省你自己。 没错，‘选择文化’告诉女性她们有选择，‘信心文化’告诉她们她们能做到。两者结合，就构成了一种温柔的结构暴力。女性似乎拥有无限的自由与能力，但一切负担与风险都要自己承担。说白了，就是阻止女性思考社会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阻止女性质疑社会的游戏规则是否对自己不利，要求她们将一切问题都内化为个人的失败。 ### “甜心妈咪”与“家庭CEO”：自我实现的幻觉 但是，社会真的给了女性自由选择的权利吗？作者在研究中发现，现代文化虽然鼓励有孩子的女性继续参与职场，但现代工作场所却依然以全职、无家庭负担的男性为理想员工模型。无限延展的工作时间、对雇主的完全可用性、工作与私人生活的分离，这对于有孩子的女性而言，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标准。所以，当代女性虽然被塑造成了自由、自信、能干的现代主体，但女性的这种主体性却被限定在了一种压迫性的社会条件之下。无论是辞掉工作回归家庭，还是为了工作不婚不育，很大程度上都是被逼无奈，并不是她们自由的选择。 在这本书的第一章中，作者分析了两种流行的女性文化叙事：‘选择文化’和‘信心文化’。而在本书的第二章，作者分析了两种回归家庭的女性的自我叙述：‘**甜心妈咪**’（Sweetie Mommy）和‘**家庭CEO**’（Family CEO）。 先说‘甜心妈咪’。‘甜心妈咪’是一种温柔的、有创造力的、幸福的家庭主妇形象，经常出现在社交媒体、博客、广告与电视节目中。一位母亲亲自烘焙手工蛋糕，制作完美的午餐盒，布置温馨的家庭。她以温柔的创造力和家庭管理能力为荣，看上去好像是完全主动选择了慢生活与家庭价值。但作者认为，‘甜心妈咪’叙事其实是一种文化补偿，将被迫退出职场的现实包装成一种温柔的回归。说白了，其实就是两个字：‘挽尊’。 同理，‘家庭CEO’也只不过是另一种‘挽尊’的话术而已：“我没有失业，我只是从企业CEO变成了‘家庭CEO’。”这种叙事显然源自于企业文化的渗透，将全职主妇塑造为理性、效率、管理的家庭经营者。女性被鼓励以管理学的思维经营家庭：制定预算、安排时间、规划孩子的教育与家庭目标。但作者发现，这些女性虽然会用效率、绩效、管理等语言去包装家务劳动，看似赋权，但实际上仍维持了传统的性别分工。 女性在家庭内部仍需承担全部的家务、照护和情感责任，只不过是用一套全新的符号系统，比如‘家庭KPI’、‘家庭计划表’，来掩盖这种家庭内部劳动的不平等。这些女性不仅做家务、带孩子，还承担家庭的心理管理：维系夫妻关系、调和家庭成员冲突、安抚孩子情绪、营造和谐氛围，维持家庭幸福的表象。然而，所有这些劳动却既无报酬也无社会认可，被视为是女性的天性，而不是一项出卖劳动力的工作。 因此，在她们幸福的表象之下，往往深藏着许多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作者在采访中发现，那些自我定位为‘甜心妈咪’的家庭主妇，往往感到社交孤立、身份单一；而那些自我定位为‘家庭CEO’的主妇，虽然感觉自己在掌控自己的生活，但内心其实都充满了焦虑，生怕别人觉得自己懒散、无所事事。所有这些家庭主妇都有一个共同特征：言谈过程中，一面不断强调‘我很幸福’，但另一面却又流露出一种深层次的不满足和不安全感。 所以，作者认为，所谓的‘甜心妈咪’和‘家庭CEO’叙事，都不过是为了让女性在家务劳动中找到一种自我实现的幻觉，来掩盖家庭结构的不平等与社会支持的缺席。媒体与社会舆论总是将全职母亲描绘成幸福、满足、真正实现女性天性的选择。但这实际上就是在美化母职、浪漫化牺牲，用这种方式压制女性表达不满，让那些无法从这些劳动中感到幸福的女性，认为是自己有问题，觉得是自己不正常，觉得是自己缺乏女性该有的天性。说白了，就是通过剥夺女性诉说愤怒与痛苦的语言，来达到维系社会现状的目的。就比如：你都不用参与社会竞争了，你还有什么不满？别的女人都能在带孩子、做家务中感受到快乐，你怎么就不行？喜欢做家务、喜欢带小孩，这就是女人该有的天性啊！你说说，面对这种质疑，你该怎么反驳是吧？ ### “灵活就业”：新的陷阱 这本书的前两部分都在揭露女性辞职回归家庭背后的结构性困境。最后一部分则在追问一个关键问题：接下来她们该去哪里？是永远被困在家庭之中，还是另有出路？ 说到这里，有些反应快的朋友可能会说：“现在不是有**灵活就业**（Flexible Employment）吗？带娃的女性选择灵活就业不就可以了吗？”确实，作者也发现‘灵活性’是当代女性劳动叙事中的核心词汇。许多回归家庭的女性并非完全放弃工作，而是以自由职业者、顾问、创意工作者、手作创业者等身份重新进入劳动体系。这些工作都强调灵活自主、平衡工作与家庭。媒体与企业也都将这种模式宣传为‘理想的现代女性工作方式’：“你可以在陪孩子的同时实现职业理想。” 但作者认为，灵活就业其实并没有带来真正的自由，只是转移了风险与责任。因为灵活就业往往意味着收入不稳定、时间进一步被碎片化、缺乏社会认可；而且家庭创业和兼职工作往往被视为有‘玩票’性质。这就让这些女性，既在职场中失去了专业身份，又在家庭中被视为‘不专心的母亲’。 灵活就业总是传递出这样一种信息：“你有选择，你来掌控时间，只要努力就能兼顾一切。”媒体也总是爱塑造一些鼓舞人心的榜样，比如“她在厨房建立了自己的帝国”、“她证明了女人什么都能做到”。然而，这种榜样叙事实际上掩盖了阶层与资源的差距。大多数女性都没有资本、人脉或教育背景去支撑她们灵活自由的事业。灵活就业实际上只是那些有条件的女性的特权。而对于那些没有特权的女性来说，如果失败，那就是你不够自律；如果感到疲惫，那就是你时间管理能力不够好；如果无法兼顾事业与家庭，那就说明是你自己能力不够。 所以，作者认为，灵活就业根本就不是这些女性的出路，而是一个新的陷阱。它让女性在‘自由’的名义之下，承受了更多无形的压迫。 ### 制度性改革是唯一出路 类似的陷阱还有很多。当代的女权主义口号，比如许多特权阶层的女性都标榜：“你可以同时是好母亲、好妻子、好职业女性。”媒体与社交平台也总是热衷宣扬各种‘超级女性’形象，例如“她在Zoom会议中哺乳”、“她带着孩子去上班”、“她早上做瑜伽，下午处理合同，晚上辅导作业”。这些形象被包装为励志故事，但其核心逻辑仍然是：女性的成功仍以牺牲自我、超负荷劳动为前提。 你会发现，整个社会的主流叙事几乎都是在**PUA**女性，让女性自己内化失败感，同时为制度免责。作者在采访中发现，几乎所有家庭主妇都会说‘这是我的选择’。但是当你进一步追问她们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时，答案却往往是：“别无选择。”“因为社会没有提供其他的路径。”“因为我不想被别人认为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 所以，作者沙尼·奥德加认为，无论是让女性能够兼顾事业与家庭，还是让女性真正获得选择事业或家庭的自由，都必须从制度着手进行改革，都必须通过重新分配社会资源来实现。 复旦大学新闻学教授曹晋为这本书写的推荐序里的一个观点，我非常赞同。她说道：“在当代社会，如果我们还想继续保留家庭这个社会单位，那么在家庭这个空间内谁劳动的问题就必须被制度化。如果我们还想继续保留婚姻制度，那么丈夫参与劳动的制度化设计，和妇女母职劳动的国家付费建制化，就必须提上议程。”我个人觉得非常有道理。如果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阻碍了男女平等，那还留它做什么呢？ 当然，还是那句老话：以上所有这些都只是作者的个人观点以及我的个人解读。欢迎大家提出不同的想法和解读，也欢迎你把你自己的想法分享在评论区。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安争鸣。我们下期再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