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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geopolitics"
category: geo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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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4-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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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 《自由的宰狼》
-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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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本文深入探讨了民粹主义如何成为一种榨取性政治制度，并结合《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的理论框架，分析了俄罗斯、印度及中国等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文章重点讨论了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以及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制度漂移”现象。最后，文章探讨了一个国家是否可能永远陷入榨取性制度的困境，并思考了制度螺旋式演进的方向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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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民粹主义与制度漂移：解析国家兴衰的深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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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粹主义的榨取性本质

许多人认为，即使是**民主**（Democracy: 一种政治制度，公民通过选举选出代表来管理国家）也无法保证政治多元化，尤其是在**民粹政治**（Populist Politics: 一种政治思潮，通常强调“人民”与“精英”之间的对立，并声称代表“人民”的普遍意愿）兴起时。例如，书中提到的查韦斯案例，以及最近美国出现的民粹政治现象，都引发了人们对这种制度是否具有**榨取式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 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其设计旨在从大部分人口中榨取资源和财富，并将其集中于少数精英手中）性质的思考。

我们很容易想象最熟悉的榨取式制度，但民粹政治的榨取性是如何呈现的呢？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如果中国未来实现民主化，我们是否需要做好准备，迎接一个超级民粹主义政府？因为能够取得绝大多数选票和支持的，往往是一个特别民粹主义的政府，它可能会以另一种方式延续榨取性政治。

民粹主义的榨取性首先体现在对内。例如，如果一个民粹领导人在台湾上台，宣称要“收复台湾”，并以此“洗脑”民众，那么这对于台湾人民来说，无疑是一种榨取。更普遍地，民粹政治如何对内进行榨取？它可能涉及对少数民族的压榨。例如，在兵团问题或西藏问题上，如果民粹政府上台，投票者可能会支持大规模**汉化**（Sinicization: 指将非汉族文化或民族同化为汉族文化的过程）所有少数民族地区。民粹主义通常伴随反移民和反少数族裔倾向，这必然会对少数民族产生压榨。

此外，民粹主义政府为了兑现承诺，可能会采取短期内见效的榨取式经济政策。正如书中指出，榨取型经济并非不能成功，甚至在短期内可能比**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 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其设计旨在鼓励广泛参与，保护个人权利，并为创新和经济增长提供公平的机会）效果更好。例如，如果有人在中国民主化后承诺“赚钱赚大钱”，其政治承诺很可能偏向榨取式的经济政策，因为这可能快速起效。

民粹主义的榨取性还可能体现在结构性压榨。例如，日本的民粹主义者为了选票，可能将城市居民的收入转移到农村，以获得农村居民的支持。在中国，未来也可能出现东西部之间的补偿，例如，认为长三角、珠三角一直在“吸血”，因此政策转向在中部地区建设创新城市，以传统形式使其成为经济和创新中心。这种结构性压榨，类似于南非在非国大政府上台后，对白人土地进行国有化，默许了对原有合法财产的剥夺。

查韦斯上台后，利用委内瑞拉丰富的石油资源，通过高油价时期的福利政策收买民心。然而，一旦油价下跌，他便开始通过印钞等方式进行榨取。更严重的是，一旦国家陷入榨取式经济，当体制出现问题时，很可能就会像吸毒一样，进入榨取循环，用新的榨取方式获取短期利益，阿根廷的贝隆政府就曾陷入这种循环。

在美国，未来的民粹主义榨取式体系可能导致医药企业遭受重创。例如，Robert F. Kennedy Jr.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后，他作为坚定的反医疗体系和反疫苗体系者，可能认为现有医药体系腐败，偏向大企业利润。若这种观点成为国民共识，可能对整个医药体系造成打击，这便是政治权力反向榨取一个行业的例子。甚至，希特勒的崛起，虽然并非完全民选，但也体现了民粹主义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对社会的深刻影响。

### 中国是否是“特殊国家”？

许多人批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无法解释中国的问题，认为中国是一个“特殊国家”。这种“中国特殊论”的核心担忧在于，中国能够长期维持在经济繁荣和社会控制的钢丝上，既不会完全经济崩溃，又能保持社会稳定。然而，我们认为中国并非特殊国家。

首先，关于技术创新，中国虽然看似摸索出了一条技术涌现的路径，但这条路径并不能使其成为一个特殊国家。其次，书中认为国家最终会改变，因为无法实现繁荣会导致政权无法延续。中国特殊论则认为中国能够维持一定的经济繁荣并关联到社会控制。

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反驳两个常见例子来进一步讨论：

**1. 俄罗斯的例子：广纳型政治与榨取型经济的矛盾**

有人提出，俄罗斯曾有选举，梅德韦杰夫时代党派轮替，媒体相对自由，甚至在莫斯科有反对派抗议，但其经济却远不如中国。这似乎与“广纳型政治制度带来繁荣”的观点相悖。

马博士指出，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拥有**广纳型政治制度**但经济制度相当集中和**榨取型**（Extractive Institutions: 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其设计旨在从大部分人口中榨取资源和财富，并将其集中于少数精英手中）的国家。从叶利钦时代起，俄罗斯就快速进入了与寡头合作共治的时代。普京时代，俄罗斯的主要产业，从石油、天然气到航天、能源、军工，都延续了寡头体制。因此，俄罗斯的经济不具有任何包容性特征，稍有规模的经济活动都由寡头掌控。俄罗斯的贫困并非主要源于其政治制度，而是因为其建立了短暂而脆弱的包容性经济制度，却未能推进到包容性政治制度。早期叶利钦为了维持个人政治安全，将经济权力交给了寡头，导致俄罗斯的经济制度并非包容性。

**2. 印度的例子：民主制度下的挑战**

有人认为，印度作为传统英式民主国家，二战后推行民主至今，经济发展仍不如中国，这是否说明民主无用？

对此，有观点认为，印度是一个包容性社会，但由于民族成分过于复杂，导致社会难以凝合。另有观点则认为，印度由于民族众多加上**种姓制度**（Caste System: 印度教社会中一种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将人群分为不同的世袭群体）的存在，是一个“假包容性社会”，实际上种姓制度导致社会仍是高度榨取性体制。

《自由的宰狼》一书也大量讨论了印度的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指出印度的种姓制度破坏了民间社会，使其难以形成。此外，印度在独立初期曾效仿苏联，推行**计划经济体制**（Planned Economy: 一种经济制度，由政府对生产、分配和消费进行集中计划和控制），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改革开放，比中国晚了十年。甘地夫人时期，印度也曾试图废除广纳型政治制度，通过宣布战争和国家紧急状态走向独裁，但最终因其民主制度的韧性而度过危机。因此，印度的“失败”也是一个典型案例，其民主制度本身存在问题，民间社会因种姓制度等因素也面临挑战，但最糟糕的路径是其早期追随苏联的计划经济路线。

### 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

许多人认为，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成功已经证明了中国的特殊性，因为如果榨取性政治经济制度无法发达，如何解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一万两千美金？

然而，这种成功并非榨取性制度的胜利，而是**改革开放**（Reform and Opening Up: 指中国自1978年起推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改革开放的本质是从纯粹的计划经济走向包容性经济制度。因此，过去四十年的成功恰恰证明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的观点是正确的。

此外，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受益于特定的历史机遇。例如，二战后，美国、欧洲和日本为了联中抗苏，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量对中国进行投资。这波产业转移集中在中国，加上中国巨大的人口优势，使得中国在八年内实现了快速发展。中美建交、中国加入联合国等政治因素也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重要动力。

从国内观察来看，中国老百姓的富裕是改革开放和西方开放的结果。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理论“让猫跑说逮住老鼠是好猫”，实际上是放宽了管制，让民间经济自然发展。虽然最终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但客观上，老百姓在不受过多管制的情况下，通过买卖粮食、土地等方式富裕起来。

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存在严重问题。例如，收入分配不均，农民仍有大量赤贫状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制度不够包容，中国一直面临周期性的**产能过剩**（Overcapacity: 指生产能力超过市场需求的现象）问题，并一再依靠政府拉动投资来解决，导致问题至今难以解决。因此，中国经济最成功的时期，可能是在加入**世贸**（WTO: 世界贸易组织，一个旨在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八年。在此之前，中国经历了“大下岗”和**财税改革**（Fiscal and Tax Reform: 指对国家财政收入和支出制度以及税收体系进行的调整和完善），经济问题重重；2008年之后，从“四万亿”刺激计划至今，也很难说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

正如邓小平所言，如果**改革开放**导致两极分化，那便是失败。以这个标准来看，中国如今的**吉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 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数值越高表示收入分配越不平等）极高，六亿人月收入仅一千元，这无疑是赤贫状态。因此，谈论“成功”是值得商榷的。

### 中国的“制度漂移”与转型契机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提出了一个关键概念——**制度漂移**（Institutional Drift: 指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在长期演变中，通过一系列细微的选择和调整，逐渐向某个方向（如更包容或更榨取）转变的过程）。一个国家的政治路线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细小的选择和调整，使体系逐渐向广纳型或榨取型偏移。中国未来的转型，很可能也是通过这种细节的政治漂移来实现。

马博士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上也有广纳性发展。例如，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发展，从最初的几十人到1949年的三百万，再到改革开放后的持续增长，表明党的体系对社会是开放的，尤其对优秀人才。这些人在党内可以获得升迁和经济成功，说明党组织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其次，**“三个代表”**（Three Represents: 中国共产党在2001年提出的指导思想，旨在扩大党的代表性，包括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提出，标志着党从**阶级政党**（Class Party: 以特定社会阶级为主要代表和基础的政党）向**全民政党**（All-People's Party: 旨在代表全体公民利益，而非特定阶级利益的政党）的转变。允许资本家入党，例如阿里巴巴的马云就是党员，且2018年统计显示，三分之一的知名企业家是党员，这都体现了党在政治组织上的开放性或广纳性。

此外，**人大和政协**（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中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统一战线组织，分别承担立法和政治协商职能）也吸收了大量党外人士，如企业家、律师、作家等专业人士参与参政议政。虽然核心权力并未对他们开放，但这已是体制的极限。因此，马博士认为，中国在经济改革开放的同时，政治上在过去四十年也有广纳性发展。

那么，中国在过去哪些方面曾发生过转向包容性的政治经济**制度漂移**呢？

1.  **“三个代表”与任期限制：** 邓小平提出的**任期限制**（Term Limits: 对公职人员担任职务期限的限制），以及配套的**中顾委**（Central Advisory Commission: 中国共产党在1982年至1992年间设立的顾问机构，旨在安排老干部退居二线），释放了年轻干部，避免了元老派的保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毛泽东时期的问题。

2.  **户籍制度改革：** 近年来，中国放宽了**户籍限制**（Hukou Restrictions: 中国特有的一种人口管理制度，限制公民在不同地区之间的迁移和享受公共服务），除一线城市外，农业人口到城市落户变得简单，租房甚至可以落户。这表明中国城市化进入深水区，城市化成为经济和政治的生命线，不放开户籍将阻碍发展。

3.  **废除劳教制度：** 2003年**孙志刚案**（Sun Zhigang Incident: 2003年发生在中国的一起事件，一名大学生因未携带暂住证被收容后死亡，引发社会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广泛关注，并最终导致该制度被废除）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加上当时信息沟通普及（如《南方周末》的报道），以及体制内开明派领导（如温家宝）的推动，最终导致**劳教**（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中国曾实行的一种行政处罚制度，无需经过司法审判即可对违法者进行强制劳动和思想教育）制度被废除。这体现了社会民意和开明力量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

4.  **外资负面清单放宽：** 中国制造业对外资完全放开，外资负面清单在制造业领域已基本取消。这是因为**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外国直接投资，指一国企业或个人在另一国进行投资，以获取对该国企业经营控制权的行为）持续走低，经济压力迫使政府放宽限制。

5.  **取消计划生育：** 取消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一个重要的**制度漂移**，尽管现在又面临强制多生育的压力。

6.  **村民基层自治选举：**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曾推动村民基层自治选举，福特基金会和卡特中心等机构也曾参与指导。这体现了当时中国政府对政治改革的意图，可能也是为了应对“八九”后国际社会的制裁，以示诚意。然而，卡特中心的项目后来被叫停，表明这种开放性在2010年代早期就已开始收紧。

7.  **公民出国政策放宽：** 早期党内改革者通过出国考察，受到国外冲击，认识到差距，从而推动更多人出国。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改革。

8.  **取消农业税：** 2000年代初，中国取消了**农业税**（Agricultural Tax: 国家对农业生产所得征收的税收）。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农业地区抗税事件频发，收税成本过高，且农业税在国家税收中的比例已非常低。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底层反抗的结果。

9.  **诉讼制度发展：** 中国的**诉讼制度**（Litigation System: 指通过法院解决纠纷的法律程序和机制）在20世纪80年代立法高峰后，逐渐发展。为了吸引外资和解决经济纠纷，中国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公司法等。后来，**行政诉讼**（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也得到发展，允许“民告官”。这波立法高峰在2000年代世贸加入到奥运会期间再次出现，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国际争议事件，避免奥运会抵制，从而推动政治上的“小阳春”。

10. **平反冤假错案：** 胡耀邦时期废除“阶级出身”等规定，进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Rehabilitation of Wrongful Cases: 指纠正历史上被错误处理的案件，恢复受害者名誉和权利的行为），也是中国政治上拨乱反正，走向包容性的重要一步。这不仅是为了社会上的平反，更是因为党内有大量老干部在文革中被打压，他们急需平反。

11. **媒体自由的短暂时期：** 在互联网兴起初期，政府并未完全意识到其巨大影响，导致2000年至2008年左右出现了一段媒体相对自由的“小阳春”。当时，媒体和知识分子（如周泽等律师）在社会议题上拥有巨大影响力，甚至能影响高层决策。然而，这种状况在2015年左右随着**网信办**（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的成立而迅速收紧。

这些例子表明，中国的**制度漂移**往往与经济压力、社会矛盾、开明领导以及民间力量的推动有关。当经济出现大问题时，政府往往会采取一些包容性政策，例如今年三中全会提出的**政企分开**（Separation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指将政府的行政职能与企业的经营职能分开，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和科研企业**财务包干制**（Financial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一种企业管理制度，企业在与政府签订合同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按合同上缴利润或承担亏损）。这表明决策者并非不知道何为好坏，而是在“搞不下去”时才被迫做出改变。

### 榨取性制度的螺旋与方向

一个国家是否可能永远陷入榨取性制度，或者即使出现机会也一直拒绝**制度漂移**？

有观点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不以繁荣为前提，而是追求某种“神性”或“秩序”，那么它就不可能走向包容性。例如，朝鲜似乎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它对内施压似乎没有上限。

然而，也有观点认为，榨取性制度并非绝对不变，它会随时“松松紧紧”，以求生存。它会管到一定程度，然后放松，让人们赚点钱，再活二三十年，然后再收紧。这种榨取性制度的底线可能永远不会改变，例如，**陪审团制度**（Jury System: 一种司法制度，由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在法庭上听取证据，并对案件的事实问题作出裁决）在中国难以推行，因为一旦陪审团掌握诉讼决定权，第二天就会有人起诉要求取消，因为这权力太大。此外，党系统向政府拨款等问题也缺乏法律依据。因此，榨取性制度可能永远存在，但它会以一种无限螺旋的方式，在松紧之间寻求平衡。

那么，这个螺旋是否有方向呢？如果螺旋没有方向，国家就可能上上下下，取决于哪方力量更强。但如果螺旋有一个方向，就像日本曾认为中国一定会走向政治制度改革一样，那么这种螺旋式演进就具有预测性。然而，这种预测目前看来已经破产，或者说暂时破产。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一直在这个“榨取性较多、包容性较低”的螺旋上，上一点、下一点地徘徊？

发达国家在走向民主政体后，也可能出现民粹主义倾向，走向榨取性制度。然而，由于这些国家通常拥有**三权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 指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分，相互制约与平衡的政治制度）、**权力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 指不同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相互制约，以防止权力滥用的制度安排）和**司法独立**（Judicial Independence: 指司法机关在行使审判权时不受行政机关、立法机关或任何个人干预的原则），它们不可能突破彻底的底线。虽然民粹主义可能导致制度向下漂移，但这些根本原则会阻止其彻底击穿。当然，也有国家会发生政变，如缅甸、泰国，走向独裁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