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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徒步的騎手•劉宗坤
date: '2026-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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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bHXjintQu4
speaker: 徒步的騎手•劉宗坤
title: "知识分子的背叛：从萨伊德的东方主义到考德威尔的死亡"
summary: "本文深度剖析了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对第三世界独裁政权的盲目崇拜与道德双标。从哈米德·达巴什对伊朗抗议的污名化，到爱德华·萨伊德构建的“东方主义”二元对立，再到福柯、萨特对霍梅尼与毛泽东的浪漫化想象，最后以马尔科姆·考德威尔在柬埔寨的荒诞死亡为例，揭示了这种“反西方自恨”心理如何导致学术与人性的双重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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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rien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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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伊朗的抗议，以及几位西方学术界的“奇葩”名人。

伊朗的神权政权把经济搞得一团糟，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可谓苦不堪言。2025年12月28号，首都德黑兰多处发生抗议集会，抗议活动迅速蔓延到全国。到了1月8号，伊朗政府在全国断网，开始暴力镇压。一周之内，外界估计至少有数千名抗议群众被杀害。

面对这种局势，美国和欧洲从政府到民间，舆论大部分是支持伊朗民众抗议的，并强烈谴责伊朗当局的镇压。但是，在美欧知识界也存在一种声音，虽然他们不敢直说支持镇压，却转弯抹角地为镇压背书、洗地，甚至背刺抗议的伊朗民众。

### 学术包装下的暴政辩护

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有一位教授名叫 **哈米德·达巴什**（Hamid Dabashi）。他在半岛电视台公然宣称，伊朗国内的抗议是 **以色列** 煽动的。他的逻辑是：以色列煽动伊朗人抗议，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加沙种族灭绝的关注。这种说法的潜台词极其恶毒——伊朗民众上街抗议神权政府，就等于是支持以色列；如果你支持伊朗民众抗议，就等于是帮以色列掩盖在加沙的种族灭绝。

对于正在流血牺牲的伊朗民众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羞辱。这把伊朗人当成了傻子，仿佛他们上街抗议不是因为日子太苦，不是为了反抗神权压迫，也不是为了争取自由，而是在做以色列的提线木偶。

过去这几十年，一些在西方大学温室中长大的学者，把“反美”、“反以色列”当成了最高的正义。在他们看来，只要伊朗政权是反美反以色列的，那么它压榨一下本国人民、镇压一下反抗，都不是大问题。很多流亡的伊朗人、记者以及受害者家属，对于这种论调十分愤怒。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对达巴什的言论进行了猛烈抨击。有人用家暴打比方：家暴受害者要反抗、要离婚，达巴什却说这都是邻居挑拨离间的结果。

更有伊朗人指出，达巴什的说法跟伊朗政府镇压民众的理由完全是一个调调。一遇到国内危机，一遇到民众抗议，伊朗的神棍政权就说这是“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达巴什作为美国著名大学的教授，实际上是躲在美国大学里，为伊朗神权政府的宣传机器背书、洗地。

这种现象并非孤例，它有着深厚的理论根源。在美国学术界，有一位比达巴什名声更大的教授，名叫 **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

### 萨伊德与“东方主义”的陷阱

萨伊德发明了两个核心概念：**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和 **东方主义**（Orientalism）。他把美国和欧洲极左分子的反帝反殖意识形态，用一套复杂的概念包装成了学术理论。二战以后的欧美学界流行赶时髦，不管什么人弄出一堆新概念，都会有人当成时尚去追捧。萨伊德这种经过学术包装的意识形态垃圾，就成了显学。

他不满足于在学术界沽名钓誉，而是要为全世界“指明方向”。1979年，神棍 **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在伊朗革命成功，成为最高领袖。萨伊德用他的理论去迎合霍梅尼的神权政治，称那是“被压迫国家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他不但为神权压迫洗地，还抨击西方媒体“妖魔化”霍梅尼政权。

萨伊德有一个核心逻辑：批评暴政，就等同于种族主义。他的论点是，西方对东方的描述充满了偏见，体现了西方人的优越感，是为殖民统治服务的。当西方媒体报道霍梅尼是个残暴的反现代文明神棍时，萨伊德不讨论报道是否属实，而是直接抨击这些报道是“东方主义对伊朗的偏见”。他说，西方无法容忍一个“不模仿西方的本土伊斯兰运动”。

在这种叙事框架中，任何对伊朗神棍政权的批评都被萨伊德之流贴上了“帝国主义思维”、“伊斯兰恐惧症”、“东方主义偏见”的标签。霍梅尼残暴不残暴不重要，西方媒体报道的是不是事实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西方不能批评东方”。

霍梅尼上台后在国内清洗异己，左中右一起打，处决左派、自由派和前政府官员，强制妇女戴头巾。身在美国的萨伊德却集中火力，向报道霍梅尼暴行的美国媒体开火。在萨伊德的话语体系中，报道暴行的媒体成了罪魁祸首，而实施暴行的霍梅尼却成了反抗西方帝国主义压迫的英雄。那些被霍梅尼处决的伊朗知识分子，根本进不了萨伊德的法眼。

如果剥去那层花里胡哨的学术包装，萨伊德理论的骨子里其实是一种头脑简单的 **二元对立**：
*   西方、美国、以色列 = 帝国主义 = 霸权 = 殖民者 = 坏人。
*   非西方、第三世界 = 受压迫的人民 = 受害者 = 反抗者 = 好人。

在这个框架中，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既然霍梅尼反美，那么他就是反帝阵营的一员，他就代表了反压迫的解放运动。然而地上的现实是，一个反帝政权可能比帝国主义还坏，它可能同时也是一个残暴的法西斯政权。萨伊德自诩为第三世界受压迫者的代言人，但他的理论恰恰背叛了真正的受压迫者。他在美国大学当教授，受美国保护，过着安全无忧的生活；但他的理论传到伊朗，却让很多伊朗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 哲学家的自恨与浪漫化想象

这种道德破产不仅仅发生在萨伊德身上。当年，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直接去伊朗“朝圣”，狂热支持霍梅尼的神权政治。这几十年来，福柯成了全世界被引用最多的人文学者，可见学院派文科堕落到了什么程度。

福柯研究同性恋，他本人也是同性恋，而霍梅尼直接处决同性恋。按照正常人的思维，他不应当支持霍梅尼。但是福柯却赞美霍梅尼，赞美他在伊朗激发的“政治灵性”。福柯抨击西方现代文明太冰冷、太世俗、太压抑，他美化霍梅尼激发的那种前现代宗教狂热，称赞那是反抗全球资本主义霸权的动力。

在霍梅尼的神权统治下，伊朗妇女被迫戴头巾，很多同性恋被处决。对此，福柯选择了沉默，甚至为这种暴行辩护。他说：“伊朗没有政府，那是人民意志的直接表达。”按照这种说法，福柯应该在伊朗被就地处决，因为处决同性恋属于“伊朗人民意志的直接表达”。当然，福柯不会把自己献给伊朗人民，他仍然回到法国，继续无病呻吟。

另一位法国左派人物 **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也就是哲学家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伴侣，曾经批评福柯无视霍梅尼侵犯女性权益。这听起来很中肯，但波伏娃本人是个狂热的“毛粉”。她跟萨特亲自跑到中国朝圣，被请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

请看波伏娃是怎么描写毛泽东的：“普通民众与毛泽东那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直接关系，深深地打动了我。在这些脸庞上你看不到奴性，在他们眼里你也看不到那种空洞的注视，你看到的是感情。”

波伏娃回国后写了长篇纪实《长征》。她在中国没待几天，与其说那是纪实，不如说是她对中国的想象。她极力赞美当时中国的“自由”——那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饥荒的年代。她的伴侣萨特也是这种货色，萨特有句名言：“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逾越的哲学。”他去了一趟苏联，回来后说苏联有完全的批评自由。他发表文章说：“谁批评苏联，谁就是狗。”

西方学界这几位奇葩有个共同点：**对西方现代文明充满了自恨**。他们对现代文明秩序、宪政民主、个人自由充满了厌恶，认为那是虚伪和压抑人性的。因为这种非理性的自恨，他们转向了现代文明秩序的破坏者，对任何破坏力量充满好感。这种心理让他们成为毛泽东、斯大林、霍梅尼或哈马斯的追随者。

他们不把人当人，而是当成自己的“理论耗材”。对于福柯来说，伊朗人死不死不重要，重要的是伊朗革命验证了他的“生命政治”；对于萨特和波伏娃来说，中国农民饿不饿肚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法国的存在主义实验场。他们爱的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抽象的概念，是他们自己炮制出来的理论。这是一种极度膨胀的自恋。

### 考德威尔之死：求仁得仁的悲剧

上述提到的萨伊德、福柯、萨特、波伏娃，虽然嘴上表演正义，但行为却十分“乖巧”。他们知道哪里是安全的表演舞台，哪里是真正的地狱。他们属于“假蠢真坏”，外蠢里坏。

但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位，是西方知识分子中的“真蠢货”，蠢到如假包换，把自己忽悠得真信了，最后自投火坑。这个奇葩中的奇葩，名叫 **马尔科姆·考德威尔**（Malcolm Caldwell），他是伦敦大学教授，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

考德威尔真心实意地相信第三世界革命，尤其是 **波尔布特**（Pol Pot）领导的柬埔寨社会主义革命。从1975年到1978年，波尔布特在柬埔寨疯狂搞大屠杀，全国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西方媒体报道后震惊了世界，但考德威尔坚称那是CIA的宣传，是西方媒体有意抹黑。他高调为波尔布特辩护，说柬埔寨为了摆脱贫穷落后，一定程度的暴力和牺牲是必要的。

这种死心塌地的辩护赢得了波尔布特政权的赏识。1978年12月，他应邀去柬埔寨“朝圣”。同行还有两名美国记者，其中一位是《华盛顿邮报》的 **伊丽莎白·贝克**（Elizabeth Becker）。贝克曾常驻柬埔寨，比较了解情况。在访问中，尽管波尔布特政权带他们参观了精心布置的模范村，但空无一人的首都街道和衣衫褴褛的儿童让贝克看出了破绽。而考德威尔却对假象照单全收，认为自己在柬埔寨看到了人类的希望。

1978年12月22日，是考德威尔人生的巅峰。他被安排单独面见波尔布特，很少有西方人享受过这种殊荣。会面持续了几个小时，据贝克回忆，回到宾馆后，考德威尔极度亢奋，炫耀自己如何跟波尔布特谈笑风生，称赞波尔布特是位极具智慧的伟大领袖。

然而，仅仅几个小时后，一群全副武装的枪手闯入了考德威尔的房间，一阵乱枪结束了他的生命。

这应了孔子那句话：“求仁得仁”。在西方左派知识分子中，把自己活成荒唐故事的有不少，但把自己蠢死的却是凤毛麟角。萨特绝对不会搬到莫斯科去住，福柯绝对不会真的在伊斯兰教法下生活，但考德威尔是实打实的蠢，表里如一的蠢。他相信波尔布特的柬埔寨是人间天堂，而波尔布特用几颗子弹把他永远留在了他相信的“天堂”。

伊丽莎白·贝克后来痛定思痛地说：考德威尔之死，是对西方左翼激进知识分子最残酷的警示。当你盲目崇拜一个靠屠杀维持的怪物时，你不仅是在出卖灵魂，你也随时可能成为怪物的盘中餐。

今天的话题就说到这里，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