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rea: "geopolitics" category: geopolitics companies_orgs: - 南方都市报 - 南方周末 - 网易 - 新浪微博 - 共青团中央 date: '2025-07-03' draft: true guest: '' insight: '' layout: post.njk media_books: -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为什么不支持女权主义》 - 《送我上青云》 people: - 艾晓明 products_models: [] project: [] series: '' sour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d_HNbKGzOQ speaker: 东京人文论坛 status: evergreen summary: 资深媒体人与女权行动者李思磐回顾了过去二十年中国女权运动的演变。文章深入剖析了运动与国家、媒体之间的动态关系，从“世妇会”一代的体制内协商，到广州公共空间的占领，再到青年行动派的媒体事件，直至社交媒体时代的网络动员与“米兔”浪潮。文章揭示了不同代际行动者的策略差异，以及在不断变化的政治与媒介环境下，运动所面临的挑战与转型。 tags: - chinese - digital - health - social - state-civil-society-relations title: 二十年风云：中国女权运动与媒体、国家的复杂博弈 --- ### 我的位置：作为亲历者的二十年回顾 我想从我的个人位置开始谈起。女权主义的方法论非常强调我们自身的位置，即“我”在何处，我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行动者位置，来开始我的行动与思考。我之所以将时间范围定为二十年，是因为这正是我亲身经历的时期，尽管中国的民间女权运动历史远不止二十年。我会比较重点地讲述我自己了解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角色是多重的。我最初是以记者的身份投入女权运动，后来参与创办的“新媒体女性”实际上是一个NGO，并且在一个非常短暂的窗口期成功注册，但最终于2022年注销。这一过程反映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国家的关系，以及新闻媒体体系的变迁。因为我亲身经历了这些，也最了解这些，所以我的研究也比较聚焦于媒体与女权运动的关系。 ### 2005年的媒体环境：女权主义的“禁忌”时代 为什么作为一名记者，我觉得需要在那个位置上开始女权行动？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时，增加了一条反性骚扰的条款。当时，我工作的《南方都市报》，其评论专栏是全国公共知识分子聚集地，非常有公信力。然而，我却看到了非常令人诧异的反女权评论。我们当时写了回应，但对方根本不刊登，连“来信来函”栏目都不给我们的观点留位置。这就是我们当时面临的状况。 我刚到广州时，那里的公共活动非常多，每周都有公共演讲，就像今天的东京一样。但你会发现，这些演讲里基本没有女性讲者，更不会谈论妇女问题，女权主义就更不必提了。在当时的自由派社群里，“女权主义”几乎是一个禁忌词、一个敏感词。如果你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大家会把你当成“芙蓉姐姐”或“凤姐”一样的“猴”来耍。 在新闻报道上也是如此。当年有一个“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的跨国女权倡议，她们认为和平奖总是颁给位高权重的男人，而真正缔造和平的是那些在草根社区工作的妇女。我记得当时很红的张靓颖也在名单上。然而，当时一位知名维权人士高智晟律师对此表示质疑，他不太了解这个倡议，觉得这听起来像医疗骗子，还要交参与费，更像个骗局。上一代的女权主义者也参与其中，但她们在媒体上受到的待遇就是这样。2008年汶川救援期间，著名新闻漫画家邝飙的一幅漫画也反映了当时媒体的状况。 ### 广州的实践：占领公共空间与媒体对话 在这样的状况下，我觉得广州需要改变。当然，最先想改变的是艾晓明教授。她当时开设了一门课叫“南方媒体批评”，作为一个行动派，她曾带着学生到《南方周末》谈判，批评他们的广告，希望他们做出改变。大约在2003或2004年，艾老师开始做媒体培训，这或许就是当时的NGO项目，其产出之一就是促成本地记者建立一个关注性别平等的小组，而我当时就在其中。这便是“性别平等媒体”最初的起点。很多年后，艾老师还感叹道：“真没想到这个东西你们就一直做到现在了。” 我个人在调查报道领域也比较关注性别议题，尤其是职场和教育领域的连环性侵案。后来，我将自己在自由派记者社群里的遭遇和观察写成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为什么不支持女权主义》，这可能是我流传最广的一篇学术评论。 在中国讨论女权运动，我们基本上谈论的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因为政治代表权方面的状况大家基本都清楚。女权主义者能够开展工作的主要领域也集中在这些方面。今天很多人会问，女权到底极不极端？现状是，接受大学教育的女性比男性更多，但女性的劳动就业基本集中在中低收入档。最近一次的妇女地位调查没有公布两性收入差距的数据，但我记得2010年的数据显示，女性的年薪收入大约只相当于男性的百分之五六十，这还只是劳动收入，如果算上财产性收入，情况可能更糟。严重的性别不平等和歧视依然存在，如果要理解为何有那么多愤怒和对立，应该从结构性的角度去分析。 在中国，发起社会运动的门槛非常高。而媒体对社会运动至关重要，它能够确认运动的存在、放大其影响，并征召更多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对于女权、LGBT、环保等“新社会运动”而言，论述传播本身就是运动的一部分。研究表明，在2003到2013年间，中国媒体对于社会运动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们通常是社会运动的同行者，希望改变现状。 ### 两代行动者的逻辑：体制内协商与大众动员的对比 要理解女权主义的发展，还需要引入“政治世代”的概念。每一代人有不同的成长环境、知识背景和社会身份，这些都带来了不同的资源，并影响了她们的策略。 我将运动的发展划分为几个节点。1992年前后，一方面是新闻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是**世妇会**（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在世妇会的准备过程中，NGO和性别研究、女权主义等概念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到2003年，第一代女权主义组织已经有了重要成果，比如提出了第一部反家暴法的议案。 广州的妇女组织大约在2003年前后发展起来，这与当年的孙志刚事件和SARS所催生的、杨国斌老师所称的“互联网公民社会”的兴起有关。而2012年，则是一个报业的拐点，青年问责行动正是在报业的黄昏时期出现的。 世妇会一代的行动者有其鲜明的特征。她们中的精英大多在体制内，例如在政府、大学、妇联等机构有身份。比如郭建梅，她是第一个辞职做全职公益律师的人；梁军，在河南做妇女社区发展，本身是妇干校的老师；高小贤，是陕西省妇联的干部。她们的体制内身份使其可以在体制边缘进行实践，如发展女村官、反家庭暴力干预、司法援助以及农村妇女生计等工作。 在我的论文中，我借用基于东欧研究提出的一个理论概念，叫**交易型的行动主义**（Transactional Activism: 指行动者主要利用其体制内身份和网络，通过协商而非公开动员的方式来推动变革）。这种模式在后社会主义国家很普遍。她们希望改变现状，但主要利用体制内身份和网络。例如，高小贤推动女村官选举时，与民政厅一位愿意合作的干部是文革时期“地下读书运动”的好朋友。这就是政治世代的网络和资源，是我们这一代或更年轻的行动者难以想象的。 她们的资源更多来自关系网络，而非公众动员，因为政治环境不允许。因此，尽管市场化媒体已经出现，但她们很少在上面发声。一方面，作为体制内人士，她们需要保持低调；另一方面，她们对市场化媒体持批判态度，认为其对妇女形象的呈现存在问题。她们更希望通过官方媒体来表扬和鼓励与她们合作的地方政府，报道框架是“政绩”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话语体系也必须是政府的主流政策话语。她们希望影响的是决策者和干部，因此普通人很难了解她们的工作。 ### 2012年转折点：青年问责行动派的兴起 与此相对，女权主义向大众媒体的转型发生在广州。如前所述，广州是报业之都，但性别观念却非常糟糕。我们希望首先在公共知识分子领域改变大家对女权主义的看法，引入更多性别议题。艾晓明老师是广州女权主义的奠基者，她引进了《阴道独白》，并将其从一门课程的师生表演，发展为在广东美术馆进行的公共部件。广州的女权主义逻辑基本上是“占领空间，占领媒体”。 艾老师的个人关注深刻影响了广州的女权主义，她很早就关注性与性向议题，中山大学很早就有彩虹社。同时，她也关注性别与其他议题的交叉性。我们通过举办艺术展、与日本女权组织合作等方式，试图改变广州的公共生活。我们不断与报业媒体对话，希望将性别议题纳入其关注领域，并改变一些平台（如早期的网易女性频道）的男性沙文主义色彩。我们的逻辑是以传播为中心，通过媒体互动来调动体制内单位的回应。 2012年，出现了年轻人的“青年问责行动派”，其最早的行动就是“占领男厕所”，一炮打响。他们一系列重要的行动都发生在广州，因为这里有支持性的媒体气氛。他们把活动做出来，第二天广州媒体带动报道，全国媒体随即跟进。 广州本身也是青年动员的中心。2010年前后，已出现许多青年问责行动，如本地文化保育、反对垃圾焚烧等全国性抗议运动。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女性，特别是社区里的女业主，发挥了巨大能量。同时，从2007年开始，LGBT社群也做了很多青年培养工作。这些都为后来的青年女权行动奠定了基础。 青年女权问责运动是“女权之声”与青年行动者合作的结果。她们创作了很多行为艺术，主要针对就业、大学招生和公共空间中的性别歧视。这些行为艺术本身就是为媒体制造的事件，高调且易于传播。在广州这样的地方，很容易获得媒体以支持性框架进行的报道。传统媒体擅长设置议程，一旦提出问题，政府就必须回应。“占领男厕所”行动就带来了很多关于提高女厕比例的政策回应。 ### 社交媒体的转向：平台的用户与商业策略变迁 很多人可能认为，青年行动派既然是年轻人，他们一定懂得社交媒体，所以运动发生在社交媒体上。但事实并非如此，青年问责行动的主要支持系统是市场化的纸质媒体。在那个时代，唯一在社交媒体上真正成功发酵并引起政策回应的，是叶海燕的“校长，开房找我”行动。她的表达方式和口号非常适合社交媒体传播，当时甚至有很多警察模仿拍照支持，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但这个行动不仅是一个网络 кампања，背后还有一大群公民、访民和律师在当地支持受害者家属。 2015年的“女权五姐妹”事件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伴随这个事件的是新浪微博平台的变化。在此之前，微博是一个由“公知”设置议程的平台，而这些议题大多与青年女权无关。2012年微博开始实名制，2013年“净网”行动后，许多公知销声匿迹。微博的“公知路线”走不通了，便转向商业化，淡化时政，发展垂直内容，将美妆、母婴等垂直领域作为发展重点。 这一策略调整导致中老年男性用户离开平台，而年轻女性用户大量增加，她们也更愿意为内容付费。这彻底改变了网络内容的消费格局。一个有趣的故事是，2018年王思聪在微博抽奖，男女参与者比例相近，但最终女性获奖比例是男性的100倍。平台解释说，因为系统会自动检测机器人账号，而男性用户实在太不活跃，以至于被系统判定为机器人，失去了抽奖资格。 ### 网络动员的实践：“反三七过三八”与众包式行动 微博的用户转型，使得女性的愤怒情绪在2015至2016年间被女权组织和内容生产者捕捉到。2016年的“和颐酒店女生遇袭”事件成为一个标志，进入了当年的用户报告。到2017年，很多人都意识到“女权”可以带来流量和商业价值。 2015至2016年是一个狭窄的窗口期。女权之声发起了“反春晚歧视”活动，但由于其投诉对象是审查机构，传播范围相对受限。然而，2016年的“反三七过三八”活动，让我们感受到了社交媒体上女性用户的巨大力量。在此之前，几乎没人觉得“三七女生节”有什么不对。当年，这个话题的阅读量达到了1.1亿。相比之下，同期的全国妇联官方账号，阅读量只有几百几千。 当时，线下行动的风险越来越大，我们决定尝试网络倡议。我们反对的不仅是“女生节”这个概念，更希望用一种关乎权利的方式来度过妇女节，让大家理解妇女作为一个政治社群和权利主体的意义。我们组织了志愿者，收集了大量有助于推动流量的素材，并设计了“我是妇女，我不过三七”等口号。让我们惊讶的是，无数我们完全不认识的网友加入了进来，贴出了各种有意思的图片和内容。 这个行动的有趣之处在于，虽然从2017年开始，女权组织已无法再组织类似活动，但“反三七过三八”这个议题，每年都有网友自发地延续下去，各地学生也会举办相关活动。这个案例很好地诠释了网络女性运动的运作方式。 在风险增加的环境下，组织与网络化的运动之间形成了一种“众包”合作模式。例如，张累累当时筹款准备在广州地铁投放反家暴广告，但被地铁公司拒绝。后来，“新媒体女性”与她合作，向网友寄出了100块广告牌，要求他们把广告牌放到地标建筑或他们想问责的单位门口拍照。这就是一种众包行动。组织提供话语框架，将一部分工作留给个人，通过个人化的表达策略来规避风险。 ### 2017年之后：米兔（#MeToo）浪潮与组织的式微 2017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主要因为《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实施。一方面，NGO组织受到极大限制；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操控、网络暴力和线下打压也日益严重。同时，官方也意识到需要用主流话语去“引导”年轻女性。 结果是，微博上的“女声”越来越大，但与女权组织的关系却越来越远。一些议程被“收编”，例如，在2017年三八节前，“新媒体女性”遭到长达一个月的严重网暴，“女权之声”被禁言。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妇女报》却发表了一篇几乎照搬我们前一年论述的文章来反对“女生节”。 当**米兔**（#MeToo: 一场全球性的反性骚扰和性侵犯的社会运动，“米兔”是其谐音）浪潮到来时，女权组织的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但米兔运动仍然掀起了巨大的声势。这得益于女权社群强大的动员能力、社交媒体基础的用户结构，以及幸存的行动者和组织在幕后的支持性工作。然而，研究发现，在米兔运动中，拥有新闻采编权的机构媒体起到的作用相当微弱，更多的是非虚构写作和公民媒体在扮演施压者的角色。 组织的形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2018年是妇女组织人最少、钱最少的一年，处理不了那么多求助个案。组织原有的通过课程、活动、聚会来构建信任关系的功能消失了。一位受访者说：“她们有愤怒，但没有一个机制让她们在人群里面识别出对方。”社会资本在减少，许多个案无法通过司法解决，而有女权主义取向的免费心理支持资源又极其匮乏。 ### 后疫情时代：新的抵抗形态与公共文化的变化 2017年之后，女权运动缺乏有问责能力的媒体支持，行动风险严重增加。网络空间的女权舆论趋于“激进化”，而现实空间则“保守化”和“公益慈善化”。当时讨论最多的是如何将项目做成“社会企业”。 网络讨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议题更聚焦于性暴力，同时对家务劳动等议题的讨论反而减少。商业化的内容生产者为了规避审查，采用了各种策略，更不可能对政府提出政策建议或问责。这种个人化、商业化的策略导致了话语的“越结块”，缺乏交叉性视角，出现了对“穷男人”的阶级歧视，以及对多元性别议题的排斥。 后疫情时代，出现了像梁钰这样的女权网红。她可能从未自称女权主义者，但在一段时间内，她或许是商业变现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最强的人物之一。然而，在经历疫情等危机时刻，女权主义者往往能提出批判性的声音和视角，例如在“铁链女”事件、唐山打人事件中。 在“白纸抗议”中，我们看到，原有的公民社会组织似乎被新的力量取代了。妇女和LGBTQ群体的能见度很高，领导力凸显。组织被青年亚文化网络所取代，信息传播进一步去中心化。米兔运动激励和训练了新一代的行动者。同时，杨国斌老师提出的“戏谑”概念，即文化力量如何让暴力机关感到无力，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看到了一种从公民社会时期的自由主义变革观，向日常生活中的“尊严政治”抵抗的转变。人们可能没有那么强的宏大变革框架，更多的是希望在相互支持和互助中获得持续的力量。 这些年，女权主义也确实带来了公共文化的变化。商业广告中出现了反思性的内容，公交系统里有了反性骚扰的标识。2015年，“女权五姐妹”被捕，正是因为她们想在公交车上贴反性骚扰贴纸。改变，仍然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