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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睡前消息
date: '2026-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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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睡前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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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ood-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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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参考信息第641期：甲醛白菜与敌敌畏消杀背后的食品安全、灵活就业争议及基层治理指标异化
summary: 本期聚焦近期多起民生热点：河北张家口曝光甲醛浸泡大白菜保鲜及厦门连锁餐厅滥用敌敌畏消杀的食品安全乱象；深度剖析学者张丹丹关于“灵活就业是福利”言论背后的劳动权益与社保成本困局；追踪员工自杀与社保缺位引发的法律判例；以及基层卫生系统“指标摊派”导致健康民众“被精神病”的治理异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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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小戴，欢迎来到第六百四十一期《参考信息》。

### 食品冷链困境：从地下水污染到甲醛白菜的保鲜黑幕

在河北保定被曝光使用受污染的红色地下水浇灌小麦之后，时隔不到三个月，知名打假博主“渔猎齐哥”再次立功。这一次，他反映的食品安全隐患发生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当地有蔬菜收购商使用**甲醛**（Formaldehyde: 强杀菌防腐类化学物质）浸泡、粘染大白菜进行保鲜，随后装车跨省长途运往安徽合肥以及江苏宿迁等地销售。

事件曝光后迅速引起了各方的高度介入。在八月二十二日当天，河北张家口康保县人民政府公开发布官方通报，确认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目前已紧急开展涉事批次白菜的流向追溯工作，并举一反三，在全县范围内对蔬菜收购、运输、销售各个环节展开全面而深入的排查整治。次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亦对外公开通报称，已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全链条溯源排查机制，确认涉事河北康保县的问题白菜并未流入首都的“菜篮子”，首都市场的农产品供应安全稳定。与此同时，曝光视频中明确提及的安徽合肥和江苏宿迁两地监管部门也先后做出回应，表示已经成功在流通端截获了那一批涉事的甲醛白菜。

在更高层面的监管介入上，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均表态高度重视，在第一时间指导属地开展调查核实工作，要求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同时要求全国各地以此为戒、举一反三，立即组织开展针对大白菜等易腐蔬菜的专项抽检和农贸市场排查工作。事后，博主“渔猎齐哥”也发布了后续视频，向公众表示未来大家大概率不会再在市场上吃到这种浸药白菜。因为经过此次整改，产地多加了一道严格的监管环节：蔬菜出产区前必须先行留存样品，一旦后续在流通或销售端检测出问题，便能直接精准追溯到源头产地与具体收购商。正是在这种全链条溯源机制的威慑下，沾药白菜很难再走出产区，各地市场也大幅加强了对大白菜保鲜剂的针对性检测，整体供应环境正在朝着更加健康、规范的方向转变。

虽然这批被曝光的甲醛白菜被成功截获、未能端上大众餐桌，但公众心中难免会产生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在没有被曝光的过去，究竟还有多少类似的问题蔬菜被消费者默默吃进了肚子里？事实上，大白菜违规使用甲醛保鲜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二零一二年，山东青州、潍坊等地就被执法部门查出有外地运销户在长途运输大白菜的过程中喷洒甲醛溶液进行防腐保鲜。

为什么部分黑心商贩会屡禁不止地铤而走险使用甲醛？其背后的核心动因在于蔬菜的物理特性与物流冷链成本之间的巨大矛盾。夏季采收的大白菜含水量极高、耐储性极差，在高温常温环境下通常只能保存两到三天。然而，北方产区的白菜运往南方销区，单程的长途公路运输往往就需要耗费两到三天时间，再加上蔬菜运抵销售地后批发、分销、零售等周转周期具有不确定性，这大幅加剧了菜叶脱水、变黄烂根的损耗风险。

在现有的农业供应链规范中，原本合规的标准解决方案是“产地预冷结合摄氏零到三度的**全程冷链运输**（Cold Chain Logistics: 全程温控冷藏物流系统）”，该方案能将大白菜的安全保鲜与周转周期显著延长到十天以上。然而，冷链运输的经济成本相当高昂。以从河北康保运往江苏宿迁为例，一辆三十吨载重规格的普通温控常温货车，单程运费大约在七千六百元左右；而如果更换为相同吨位规格的冷藏车，单程运费则直接飙升至一万二千元左右，仅运输层面的成本就直接上涨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大白菜本身属于极低货值的民生基础蔬菜，在整个流通过程中，流通成本占到了终端总成本的百分之八十，其中干线运输成本又占到了总成本的四分之一。如果全程严格采用冷链运输，其综合总成本会比常温运输高出整整百分之十以上。

相比之下，甲醛作为一种强效的工业杀菌和防腐化学品，能够以极低廉的代价大幅杀灭细菌、抑制腐烂、延长储存时间并显著降低运输损耗，甚至在视觉上还能对菜帮产生一定的漂白增白效果，从而显得外观格外新鲜饱满。由于其价格便宜、见效迅速、操作极其简单，部分不良收购商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便公然践踏食品安全底线。《人民日报》对此发表评论直言：为了卖相好看、减少运输损耗，收购商铤而走险使用甲醛保鲜，性质极其恶劣，手段荒唐至极。

值得我们深思的不仅是技术和成本层面的博弈，还有监管与曝光渠道的变化。当年二零一二年山东大白菜喷洒甲醛的恶劣现象，是由官方主流媒体山东电视台通过深度调查曝光的；而在今天，不论是河北农村地下水污染对农作物的威胁，还是跨省运送的甲醛保鲜白菜，亦或是诸如非法代孕、黑砖窑奴工等重大违法线索，往往都需要依赖“渔猎齐哥”、“上官正义”等民间自媒体博主单枪匹马、冒着巨大的人身安全风险去暗访揭露。这种监督主力的转变与官方传统调查渠道的缺位，无疑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反映出日常基层监管机制在主动发现问题方面仍存在不容忽视的盲区。

### 餐饮隐形剧毒：厦门消杀行业滥用敌敌畏内幕

给食用蔬菜保鲜违规使用甲醛已经令人触目惊心，而给大众日常消费的餐饮场所消毒消杀竟然使用烈性剧毒农药**敌敌畏**（Dichlorvos: 中高毒性有机磷杀虫剂），其恶劣程度更是骇人听闻。《新京报》近期刊发的深度调查报道再次立下大功。该报接到餐饮业内知情人士的重磅爆料，称福建厦门有一家大型连锁消杀服务公司，长期公然使用国家明令限制的剧毒农药敌敌畏，为当地数十家知名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日常虫害消杀服务。涉事的餐饮品牌涵盖了绿茶餐厅、先启半步颠小酒馆、凤源家港式茶点、鱼指寿司等一系列大众耳熟能详的商场热门餐厅。

记者在随后的深入暗访调查中目睹了极其触目惊心的一幕：该公司的专业消杀人员在作业过程中，不仅毫无防护遮挡地将高浓度敌敌畏药液直接喷洒在顾客用餐的桌椅表面、餐具托盘甚至操作台上，而在部分后厨厨具和烹饪设备的近距离范围内，甚至还明晃晃地敞开摆放着未经任何密封的待加工食材。

敌敌畏属于中高毒性的有机磷类广谱杀虫剂，对人畜具有强烈的神经毒性，长期微量暴露不仅极易引发慢性中毒，更具有明确的致癌与致突变风险。正因其毒性剧烈且残留挥发危害大，我国部分省市早已经通过地方立法明确限制或全面禁止在居民区、公共活动场所及食品加工经营场所使用敌敌畏等中高毒有机磷农药进行卫生消杀。近年来，全国各地因违规滥用敌敌畏引发的安全事故频发，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警惕。

经调查，涉事的消杀机构全称为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为了应付和规避监管部门的突击检查，该公司形成了一套极其隐蔽的造假规程：员工在出车作业前，会私下将敌敌畏的原液灌入普通的无标签矿泉水塑料瓶中，并撕毁所有化学品原始外包装标签；此外，在消杀作业中还肆无忌惮地搭配使用各类无生产批号、无质量认证的三无地下杀鼠剂。该公司内部员工在接受暗访时坦言：“凡是我们消杀过的那些餐厅，大家千万不要去吃，我们自己人哪怕饿死也是打死绝对不会去吃的。”

据内部知情人透露，由于敌敌畏药力凶猛且挥发性极强，此前在消杀作业中已经导致当地十余家餐饮门店的海鲜水池发生鱼虾蟹大面积急性中毒死亡的严重事故。面对部分餐饮饭店老板关于“消杀是否直接毒死了海鲜”的强烈质疑，消杀公司的负责人却面不改色地推卸责任，反咬一口辩称：“是不是你们当地气候突变，或者水池的增氧泵供氧不足导致的？”然而，参与实际操作的一线员工心里心知肚明，这完全就是敌敌畏高浓度挥发溶入水体导致的药物毒死现象。

在公司内部，曾有新入职员工向管理层表达过法律与安全方面的巨大担忧：“如果长期这样用敌敌畏，万一哪天吃出人命、东窗事发被抓了怎么办？”主管却冷漠地呵斥员工：“你又不是这家公司的法人老板，你瞎怕什么？作业的时候自己把防毒面具戴紧、别把自己毒死就好了。”也有部分良心未泯的一线员工多次向老板提议更换为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专业药剂，但均被管理层以成本高昂为由一口回绝。在利益账本面前，商家的良知荡然无存：一瓶工业敌敌畏的采购成本仅仅只需要几元钱；而适用于密闭公共餐饮场所的合规低毒杀虫剂**残杀威**（Propoxur: 低毒高效卫生杀虫剂），正规进货价为每瓶二十五元左右；至于品质更高、残留更低的高端消杀环保药品，单瓶成本更是高达数十元。在数倍乃至数十倍的暴利差价诱惑下，违规使用剧毒农药成为了这家企业公开的潜规则。

监管执法的滞后与企业的肆无忌惮同样令人震惊。七月三十一日，厦门当地市场监管等部门在接到媒体与群众反映后，曾前往涉事的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现场突击检查。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在执法检查的当天晚上，该公司的消杀车辆和人员依然照常出动，继续为各大商场的餐厅通宵喷洒违规药剂。直到八月三日，由于风声吃紧，公司的作业模式才开始出现表面上的伪装掩护：员工在消杀背包两侧特意悬挂上合规的残杀威药瓶，提供给餐饮商家的消杀确认单据上也白纸黑字地登记为残杀威，表面上似乎在检查后已全面整改用药。

然而，记者的蹲守调查揭穿了这一骗局：暗访记者在该公司消杀作业车辆的角落里，依然搜出了大量从敌敌畏瓶身上刚刚撕扯下来的纸质标签；随后，专业检测机构对刚刚完成消杀作业的多家餐厅地面及台面液体残留物进行现场采样，利用敌敌畏胶体金快速检测卡进行化学反应检测，所有送检样本的检测结果无一例外全部呈现出强烈的阳性反应。目前，厦门多部门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持续立案调查。更值得警惕的是，公开的企业工商信息显示，在深圳、汕头、重庆等多座城市，均存在注册名称为“绿林森环境科技”的关联消杀企业，这是否意味着此类恶性违规消杀操作已经跨区域蔓延，亟待各地监管部门予以彻底清查。

### 自由与代价：张丹丹“灵活就业福利论”引发的认知割裂

在民生就业领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知名经济学教授张丹丹近日在参与一档公开视频访谈节目时，因提出“**灵活就业**（Flexible Employment: 非全日制、平台派单及自雇等非传统就业模式）本身也是一种福利”的学术论断，在社交网络上被截取传播后迅速引爆了巨大的舆论争议与公众声讨。

张丹丹教授作为长期深耕中国微观劳动经济学、社保制度以及低收入群体生存现状的一线学者，其过往的研究成果向来以扎实接地气、勇于直面社会痛点而著称，在业界拥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回顾其近几年的学术历程：早在二零二一年，她通过详尽对比欧美发达国家与我国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失业救助机制，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现行体制缺乏直接针对失业个体的普惠性现金与社会救助，政策资源过度向保市场主体的企业端倾斜，导致在抑制居民实际失业冲击方面的效果不够直接明显；二零二二年，她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在成年后的入狱犯罪概率相较非留守群体要高出一至一点五个百分点，而在各种微观影响变量中，童年期教育资源的匮乏是决定性的核心诱因；二零二三年，张丹丹教授更是在国内率先公开呼吁重视青年实际失业率的统计口径偏差，她通过数据模型测算指出，如果将全国约一千六百万选择在家“躺平”或“啃老”的非在校适龄青年全部纳入劳动统计口径，当时全国青年的实际失业率峰值可能高达百分之四十六点五，并直言中国全社会的整体劳动参与率在过去四十年间出现了显著下滑，急需顶层设计予以逆转调整；到了二零二四年，她再次走在学术前沿，率先呼吁全社会警惕工业自动化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实体制造业造成的“零工化”侵蚀，研究揭示在技术智能化转型的浪潮下，企业越是激进引入自动化设备，受过良好教育的高学历人才反而越容易被挤压进入外卖、快递等缺乏保障的临时性零工岗位。

因此，只要对张丹丹教授长期的学术脉络和政策主张有着客观全面的了解，就会清晰地认识到，将她简单定性为脱离群众苦难、为资本和就业困局粉饰太平的“砖家”，显然与她一贯关怀底层劳动者的学术立场大相径庭。那么，这场巨大的舆论海啸究竟因何而起？核心在于学术语境中“福利”一词的专业定义与大众通俗语境中的朴素认知存在严重的断层与错位。

在日常大众语境下，“福利”通常狭义地指代用人单位在法定基本工资之外额外发放的奖金、津贴、带薪休假等优待报酬，或是指代政府国家向公民兜底提供的免费医疗、义务教育和住房救济等社会保障体系；而在现代西方劳动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 研究资源配置与个体主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学分支）的严谨理论框架中，“福利”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它泛指个体或社会整体在特定生存状态下所获得的综合满足程度与境况好坏，在数学模型中通常被抽象为代表个体主观偏好的“效用函数”。

在视频访谈的原始语境中，主持人向张丹丹提问：“像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这样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他们究竟能获得怎样的社会保障与长远福利？”张丹丹基于劳动经济学的经典权衡理论回答道：“从纯粹的劳动经济学视角来看，工作的灵活性本身在理论上就是一种效用福利。”她进一步深入解释称，传统的标准全职雇佣关系，本质上是劳动者让渡了个人支配时间的绝对自由，用高度纪律化的考勤出勤来换取企业提供的**五险一金**（Five Social Insurances and Housing Fund: 中国法定法定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稳定的制度庇护；而平台灵活就业模式，在机制设计上则是劳动者主动或被动放弃了刚性捆绑的长期社保，以换取对个人劳动节奏、出工时间的主观掌控自由。

在长达数十分钟的完整访谈中，张丹丹教授不仅没有丝毫粉饰零工经济的现实残酷性，反而花费了大量篇幅详尽剖析了当下零工群体在工伤预防、职业发展、长期养老等维度的严重制度短板，清晰区分了“主动追求弹性工作”与“因传统岗位萎缩而被迫谋生”的本质差异，并向决策层大声疾呼必须加快对现行僵化的社保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然而，理论模型上的逻辑自洽，并不等同于在公共传播场域中的合时宜。

从深层逻辑来审视，劳动经济学中关于“时间自由与社保保障相互替代”的经典二选一模型，建立在一个极其脱离现实的理想化假设前提之上——即劳动者必须拥有与雇主/平台完全平等的市场博弈谈判能力，并且拥有充分而多元的职业选择权。然而在当前的现实就业市场中，绝大多数身处一线的底层零工群体根本没有任何制度博弈的筹码与资本，在严苛的平台算法控制和生存压力面前，他们的抗风险能力极其脆弱。十余年前零工经济方兴未艾之时，第一代选择成为外卖骑手的年轻人，或许确实享受到过相较于传统工厂流水线更为自由的工作节奏与显著更高的溢价收入；但时至今日，全国官方统计口径下的灵活就业人口规模已经急剧膨胀至三亿人以上，大部分从业人员深陷算法劳动与生存焦虑之中，全社会公众在情感上不仅无法认同这是一种高质量的现代化就业形态，反而充满着朝不保夕的群体性恐慌。

在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下，学者在面向大众传播的非学术平台使用充满精英色彩且极易产生歧义的“福利”一词来概括零工群体的生存处境，遭遇公众的剧烈反弹与误读，学者自身在传播策略上的不严谨确实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但更深层的困境在于宏观治理维度的矛盾：官方宣传话语体系为了稳定社会预期，极力希望赋予灵活就业更为积极、正向的叙事价值；然而正如张丹丹教授此前在政策内参中所精准指出的结构性死结——“要给予完备的制度保障，现有的用工体制就会彻底失去灵活性；而要维持极高的用工灵活性，就必然会导致劳动保障的严重缺失”，这一横亘在平台经济、财政负担与劳动者基本人权之间的制度性顽疾，才是当下真正急需全社会破局的核心命题。

### 劳资账本博弈：最低工资上调与社保基数刚性上涨的现实冲击

在就业形态剧烈变迁的同时，全国多地政府在近期密集对外公布了新一轮的法定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方案。

从各省公布的具体档位来看，经济大省广东省将全省最低工资标准划分为三个档位：广州和深圳执行最高的一类标准，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月最低工资分别提升至每月二千六百八十元和二千七百元；珠海、佛山、东莞、中山等珠三角制造业核心城市执行二类标准，调整为每月二千三百元；省内其他欠发达地区城市执行三类标准，设定为每月二千零四十元；与上述三档标准相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则分别设定为每小时二十五点四元、二十一点九元以及二十点二元。

在华北与西北地区，山西省同样按照区域经济发展梯度划分为三档：一类区域月最低工资为二千三百五十元，二类区域为二千二百五十元，三类区域为二千一百五十元，对应的非全日制最低时薪分别为二十五点三元、二十四点二元以及二十三点三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布的三档月最低工资标准则分别为二千二百七十元、二千零八十元以及一千九百三十元，非全日制对应时薪分别为二十二点七元、二十点八元以及十九点三元。

从表面上看，法定最低工资标准的数值往往偏低，似乎与大部分处于中等收入区间的白领和产业工人的月度实际薪酬没有太直接的表面关联；但在实际的劳动法制运作中，最低工资标准是一系列底层劳动权益核算的法定基准锚——企业在计算员工依法享有的加班费基数、病假工资折算、带薪休假补偿、劳动合同解除经济补偿金下限，以及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等方面，均会严格联动并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而水涨船高。

然而，在最低工资标准名义上调的同时，全国许多在职员工和灵活就业人员却在现实中遭遇了一个普遍的体感反差——自己每月实际打到银行卡里的“到手净工资”反而变少了。导致这一现象的直接诱因，在于各地**社保缴费基数**（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Base: 决定个人与企业社保缴费金额的核算基准）下限的刚性连年上调。

近期多省份陆续公布了二零二五年度的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标准，整体呈现出同比上涨约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态势，延续了去年以来的温和放缓走势。以首都北京市为例，今年的社保缴费基数下限被核定调整为七千二百七十元，较上一年度微调上涨了一百零八元。如果一名普通劳动者以个人灵活就业身份在北京全额自费按最低下限基数参保，仅基本养老保险一项每月就必须刚性缴纳一千四百五十四元，个人月支出净增二十一点六元；基本医疗保险每月则需固定缴纳五百九十三点六八元，月支出净增八点七六元。

将时间线拉长可以发现，在二零一九年至二零二三年这五年间，伴随着各地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统计增长，全国大部分省份的社保最低缴费基数下限经历了一轮剧烈的补涨，五年累计涨幅普遍高达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直到去年开始，基数上涨的斜率才出现了显著的宏观放缓，全国有二十五个省份的基数下限年涨幅被有效压制在百分之二以内；部分工业大省如河北省甚至罕见地出现了基数下调的回落走势，其缴费基数下限由二零二四年的三千九百二十点五五元微降至三千九百一十三元。在全国范围内，目前仅剩江西、河南两省的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尚维持在四千元大关以下。而在经济体量庞大的特大型城市中，上海市的缴费基数下限依然高达七千五百四十六元，稳居全国首位，这一缴费门槛是上海现行月最低工资标准（两千七百四十元）的整整二点七五倍；北京市则紧随其后位居次席，其七千二百七十元的缴费下限达到了北京现行月最低工资（两千五百四十元）的二点八六倍。

从宏观财税与宏观劳工成本的国际横向对比来看，我国目前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的“五险”法定名义缴费总额，约占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虽然这一比重低于部分以超高税负著称的欧洲传统高福利国家，但在亚太及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处于偏高水平——明显高于日本的百分之三十、越南的百分之三十二、印度的百分之二十四、韩国的百分之二十，更是大幅高于美国的百分之十五点三。

更为关键的宏观结构变化在于，随着近年来全口径税收征管体制的深化改革，全国社保基金的整体缴费规模已经历史性地超越了国内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两大传统支柱税种，事实上升格为国家第一大公共资金收入来源。官方宏观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纯社保费收入在 GDP 中的占比已达到约百分之六点五；如果将各级财政提供的定额兜底补贴以及社保基金历年结余产生的投资利息全部计入全口径总收入，其占 GDP 的比重更是攀升至百分之九的高度；相比之下，全国传统一般公共预算中的纯税收收入占 GDP 比重已经回落降至百分之十二点六左右。换言之，全社会每年缴纳的社保费体量已经相当于全国税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在当前各级税务部门全面接管社保征缴、大力推进“社保统征与夯实基数”的监管大背景下，征管技术的规范化和刚性化无疑有助于堵塞逃缴漏洞、确保社保大资金池的长远可持续性；但在实体微观经济承受下行压力的现实周期中，过于刚性的缴费基数下限如果缺乏足够的制度弹性，极易诱发负向激励，甚至倒逼部分经营陷入困境的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劳动者通过转入地下、签订虚假零工协议等手段来变相逃避社保体系。

对此，《人民日报》日前刊发了署名“仲音/钟才文”的宏观经济深度评论文章。文章指出，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和发展方式深刻转变的攻坚期与关键期。在这一历史阶段，观察和评估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绝不能仅仅盯住单纯的 GDP 增长速度，更不能过分纠结于个别季度或个别月份短期经济指标数据的微观波动。宏观观察必须更加重视经济运行的内在质量，聚焦科技创新的含金量、产业基础高级化的能级提升以及经济长远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时要密切关注作为微观经济细胞的企业主体是否依然保持着内生经营活力。文章强调，只要从质量、效益和更长远的历史纵深视角来综合审视，中国经济在深刻转型中展现出的强大发展韧性与内在活力依然坚实。

### 司法维权与边界：员工自杀案中的用工责任与非因公死亡待遇

转向两则近期引发司法界与企业界广泛讨论的真实劳动争议司法判例。

**案例一：未缴社保与车间自缢，用工单位的过错责任边界**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年满五十四岁的劳务派遣工王某在工厂车间内不幸自缢身亡。根据庭审披露的事实，王某在该用工企业长期从事包装物转运工作长达二十四年之久，但其用工形式一直属于劳务派遣工。在悲剧发生前，王某在医院被确诊患有晚期膀胱癌、严重高血压等多种重大恶性疾病。

王某不幸离世后，其家属将其实际用工的企业告上法庭，提起了总额高达六十六万余元的民事侵权与工伤补偿索赔。家属在法庭上控诉指出：企业在长达二十余年的用工周期内，一直违法未给王某正常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特别是基本医疗保险），导致王某在身患绝症后无法享受任何国家医保统筹基金的合规医疗报销，贫病交加、无力承担天价自费抗癌医药费，最终在巨大的经济与精神重压下选择走上绝路。作为关键证据，家属当庭提交了一段王某生前与公司人事管理人员全某的完整通话录音。录音中，王某曾卑微地向管理层询问国家关于历史欠缴社保的补缴政策并表达了补缴医保以求看病的意愿，而全某在电话中则极为冷漠地一口回绝称：“厂子里没有这个政策，国家也根本没有这种补缴政策。”此外，家属还进一步提出，用工企业在车间安全生产管理与人员值守上存在严重渎职，未尽到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直接导致王某得以在生产车间内部实施自缢。

面对家属的控诉，涉事公司在法庭上辩解称：当年未缴纳社保系由于王某个人贪图到手现金、主动放弃参保所致，属于员工个人原因；未缴纳社保与王某最终因个人心理崩溃自缢身亡之间不存在民法与侵权法上的法律因果关系。同时公司坚称，王某自杀的那两天恰逢其个人排休轮休，按规定本不需要到车间上班，其私自进入车间自缢属于个人意外突发行为，公司在日常管理中不存在失职过错。

一审法院审理后做出了清晰的法理判定：首先，王某的直接死因为自主实施的自缢行为，企业此前是否存在未依法缴纳社保的违法行为，与王某选择终结个人生命的决定之间并不构成法律层面的直接因果关系，王某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自身自缢的严重后果承担主要的自我过错责任。然而其次，王某自缢身亡的物理地点确实处于用工单位享有排他管辖权的工作场所内部，且时间属于正常生产作业周期，公司作为实际生产经营与场地管理方，未能及时察觉异常人员滞留并有效履行安全管理防范职责；最终一审法院依法判定公司承担百分之二十的次要过错赔偿责任，判令赔偿家属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二十余万元，在扣除家属此前向公司借支的三万元丧葬借款后，判令公司仍需向家属限期支付十七万余元赔偿金。

涉事公司对一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随后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正式公布了该案的二审终审判决结果：二审法院依法做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最终裁定。二审法院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深刻指出：王某在被确诊患有恶性癌症后，面对高昂的自费医疗费用确实陷入了客观上的经济极度困难，这一生存困境必然会引发巨大的心理创伤与精神绝望；涉事公司作为王某长期提供全职劳动的实际用工单位，不仅在长期用工中未依法落实社保权益，在日常管理中亦从未对患病老员工的身体健康与心理危机给予任何必要的人文关怀与疏导，且在物理场所安全防范上存在明显的管理漏洞，主观与客观上均存在不可推卸的过错。因此，一审法院综合全案情节判定用工单位承担百分之二十的次要责任，裁量尺度合法合规、合情合理。

**案例二：自杀与“非因公死亡”待遇的法定给付责任**

根据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的明确排除性规定，职工在工作过程中因“自残或者自杀”导致伤亡的，在法律上绝对不得被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然而，许多企业和劳动者在法律常识上存在一个巨大的认知盲区：虽然自杀依法被严格排除在工伤赔偿的范畴之外，但在我国现行的劳动保障法律体系与司法审判实践中，“自杀”这一不幸事件并未被排除在“**非因公死亡**（Non-work-related Death: 劳动者在非履行工作职责状态下的身故保障待遇）”的法定保护范畴之外。依据现行法律，在职员工即便是因自杀身故，其合法法定继承人和直系遗属依然享有依法向社会保险基金或过错用人单位主张非因公死亡丧葬补助金及遗属抚恤金的法定民事权利。

这一法律原则在另一起真实的司法判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二零二三年六月，江西某企业的一名在职员工肖某不幸从公司员工食堂的顶楼平台跳楼坠亡。悲剧发生后，肖某的遗属依法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要求肖某生前所在的用工单位全额支付法定丧葬补助费五千元以及非因公死亡遗属抚恤金六万零九百八十元。仲裁委员会经严格审理后依法做出裁决，完全支持了家属的全部仲裁请求，裁决用人单位限期足额支付上述款项。

涉事公司对此裁决深感不满，随即向属地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后明确判决指出：劳动者在劳动合同关系存续期间因非工伤原因身亡（包括自主选择自杀），依法均属于劳动法上广义的“非因公死亡”法定范畴；在标准合规的用工状态下，非因公死亡所涉及的法定丧葬补助金与遗属抚恤金，依法应当由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Basic Pension Fund: 统筹支付退休金、丧葬补助及遗属待遇的社会保险基金）负责统筹核算与全额支付。然而在本案中，涉事用人单位在长期的用工过程中自始至终违法未给员工肖某依法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直接导致肖某不幸身故后，其直系遗属根本无法依规从国家社保基金池中正常申领该笔法定抚恤待遇。因此，因用人单位违法用工导致的法律后果与经济损失，依法必须由违法的用人单位自行全额承担赔偿给付责任。

涉事公司随后提起二审上诉，在诉状中提出抗辩称：“自杀行为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公序良俗，不应当被纳入国家法律保护的非因公死亡待遇范畴，且即便需要支付，给付义务的法定主体也应当是国家社保基金而非民营企业。”二审法院在审理后依法断然驳回了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二审判决进一步重申，非因公死亡待遇是国家基于人道主义和劳动保障原则对身故劳动者遗属设立的底线救济制度，企业的违法未参保行为是导致社保统筹基金无法赔付的唯一直接原因，企业必须为自身的违法用工行为承担全部法律代偿责任。

### 荒诞的指标摊派：被精神病背后的基层治理逻辑异化

在公共行政与公共卫生管理领域，一桩发生在河南省的荒唐侵害公民合法权益事件，揭开了一段尘封多年、令人啼笑皆非却又细思极恐的基层治理“指标化考核”沉疴。

年仅二十岁的河南登封年轻姑娘陈欣瑶近期向媒体求助反映了一件令她痛不欲生的离奇遭遇。今年三月，陈欣瑶满怀憧憬地前往广东省佛山市寻找工作，但在多家企业的人事入职体检与背景调查环节中，屡屡遭遇莫名其妙的直接拒绝录用；更令她精神崩溃的是，原本感情稳定的男朋友也因此提出分手，甚至连当地辖区的社区民警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也频频上门对其进行“特殊重点人口例行核查”与询问。在经历了一系列莫名的人身限制与歧视之后，陈欣瑶在多方委托调查和申诉下才震惊地查明了真相——原来早在她读初中一年级（即未成年时期），她就在毫无任何就医史和知情权的情况下，被老家村里的村医直接在当地镇卫生院的公共卫生管理系统中，白纸黑字地登记确诊为**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一种严重的慢性精神障碍疾病）。

面对当事人的上门质询，当年负责录入信息的涉事村医给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解释：当年之所以将陈欣瑶登记为重度精神病人，完全是“严格按照上面镇卫生院下达的具体工作任务要求和硬性指标进行集中登记上报的”；而至于究竟是哪一位领导下达的具体行政指令、为什么在完全没有见到患者本人、没有任何临床医学诊断病历的情况下就敢违规录入如此严重的疾病档案，该村医在现场闪烁其词、无法给出任何合理解释。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该公卫系统内部档案的原始登记信息赫然注明：陈欣瑶的精神分裂症确诊诊断，是由“登封博爱医院”（即原登封市精神病专科医院）出具的专业临床诊断报告。然而当记者与当事人前往登封博爱医院调取全部历史档案时，医院的医务科在反复核查全院电子与纸质病历库后公开明确表态：全院的数据库中自始至终根本没有任何关于陈欣瑶的任何就诊、挂号或住院记录，医院绝不可能凭空做出这种诊断，系统里的虚假信息绝对不是他们医院出具的。

随着媒体的全面曝光介入，登封市涉事镇卫生院在舆论压力下最终公开承认：该起恶性事件纯属当年基层村医在执行工作任务时的“严重工作失误”，属于严重的信息登记造假与错误录入，目前卫生院已经在内部公共卫生医疗系统中将陈欣瑶长达数年的精神病虚假档案进行了物理删除。然而，更为荒谬的行政死循环随之而来——虽然卫生系统的内部数据已被撤销，但由于该项涉嫌精神障碍的重点人员数据此前早已通过政务内网同步共享至了公安机关的重点人口管控数据库中；当地派出所与公安系统告知陈欣瑶，要想将公安管控库中的精神病记录彻底注销撤销，陈欣瑶本人必须亲自前往指定的专业精神病医院重新接受一次全套的精神医学鉴定，必须凭借精神病院出具的“该人目前无精神病证明”，公安机关才能依法予以撤销。

面对这种荒诞的行政要求，陈欣瑶表达了坚决的拒绝。她极为清醒而愤怒地向监管部门反问：“我自始至终就是一个身体完全健康的正常人，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得过精神病，我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地去精神病院做精神鉴定？如果我今天为了开证明而踏进精神病院去做所谓的鉴定，岂不是在程序上变相默认了我以前确实患有过精神病、现在只是‘病好了’吗？这在逻辑上根本就是荒唐透顶的二次伤害！”陈欣瑶目前已正式向登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起行政追责与国家赔偿申请，要求彻查当年参与造假的镇卫生院责任人，并依法赔偿其遭受的名誉与就业重大损失。

这起事件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基层公共卫生信息录入过程中的偶发个案与系统漏洞，但只要对中国基层公共卫生治理的历史档案进行系统检索，就会发现这种“指标摊派型被精神病”的操作模式不仅并不罕见，甚至在某些历史时期和地区演变成了一种制度性异化的常态。

* **案例一：湖南新化按千分之三下达精神病硬性考核指标**
  早在二零一四年，媒体就曾公开曝光湖南省新化县卫生局在推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过程中，向全县下辖的各个乡镇卫生院强行下达了关于重性精神疾病、II型糖尿病以及高血压病人的硬性“建档任务指标数”；随后，各乡镇卫生院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考核任务，又层层加码将这套指标强行摊派到了辖区内的各个行政村。在部分偏远村庄，村医甚至被下达了单村必须强行找出并确诊四名重度精神病人的刚性死指标。由于该项任务的完成进度与上级财政划拨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专项经费补助及基层医护人员的年终绩效考核产生刚性直接挂钩，许多根本找不出真实病患的基层村医为了拿到经费补助、避免考核受罚，在别无选择之下只能在村民花名册上随机挑选身体健康的普通村民进行虚报造假。
  深入追溯该政策的源头，可以发现其异化的制度根源在于原卫生部在二零一二年印发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考核评估方案》。该国家级文件原本的政策初衷，是要求全国各地加大基层社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早期筛查、登记建档与规范化医疗救助工作，提出了力争将重性精神疾病的全国综合“检出率达到千分之三”的宏观流行病学统计目标，旨在提高社会弱势精神病患的发现率与医疗兜底保障，最大限度减少患者因无人照管而发生肇事肇祸的社会悲剧。然而，在部分基层行政主管部门的机械化执行与盲目考核下，湖南新化县卫生局错误地将宏观流行病学意义上的“推算检出率目标”，直接异化等同于微观行政管理上的“强制性生产任务”，生搬硬套地按照全县常住总人口的千分之三进行简单的机械数学除法，层层分解摊派下达到各个自然村，最终将一项重大的民生德政彻底扭曲成了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荒唐闹剧。

* **案例二：福建福清健康村民被村医随机充数填报**
  类似的荒诞闹剧在二零一五年同样上演于福建省福清市。当地一名身体健康的普通成年男子陈茂武，在前往当地派出所为个人事务开具有无违法犯罪证明时，震惊地发现自己早在二零一一年就被公安机关悄然列为了“重度精神病重点管控人员”。在随后的官方联合调查中，当年负责录入信息的涉事村医当面承认：当年完全是因为乡镇上级管理部门突然下达了硬性的精神病患者名额指标，由于本村实际患病人数根本不足，为了完成指标交差，村医在村名册上随机挑选了包括陈茂武在内的三名健康村民的姓名和身份证信息进行闭门造车、凑数填报。

* **案例三：河北邢台村医为完成千分之四指标将自己上报**
  到了二零二一年，河北省邢台市的一名基层乡村医生在接受行业调研时亦无奈地大倒苦水，直言在日常基层公共卫生日常考核中，最令一线医务人员感到痛苦不堪和无所适从的，就是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硬性指标配额管理”。根据当地管理部门下发的考核细则，要求辖区内建档管理的重度精神障碍患者人数必须严格达到常住总人口的“千分之四”。这就意味着，一个管辖常住人口仅有五百人的微型村级卫生室，无论该村的实际健康状况如何，档案库里必须雷打不动地“生产”并维持两名重度精神病患者的动态管理档案。
  这位名叫李磊的基层村医向调研人员哭笑不得地讲述了自己几年前经历的一场魔幻闹剧：当时县级考核组要求限期上报全口径精神病统计数据，由于该村自然发病率极低、患者人数严重无法达到上级规定的考核比例，在面临扣除全额公卫经费和通报批评的双重绝境下，被逼无奈的李磊实在毫无办法，最终一咬牙将自己的亲生姓名和个人身份证号码作为重度精神障碍患者填报了上去，这才勉强帮助乡里通过了上级的达标验收。李磊在访谈中辛酸地感慨：“上级文件规定了按比例必须匹配找够那么多人，我们作为最底层的村医就只能硬着头皮替乡里边凑数；更荒谬的是，上级部门每个月还下达了定额的死亡人口动态上报指标，如果某个月辖区内确实风平浪静、没有任何一位老人自然死亡该怎么办？为了不让报表出现逻辑断档，基层往往只能把很多年前早就去世销户的亡者信息再翻出来重复上报凑数。”

从民生餐桌上的防腐保鲜、餐饮后厨的除虫消杀，到劳动市场的权益博弈，再到基层公共治理中的数据指标异化，这些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荒诞切片，无一不在提醒着全社会：任何脱离了客观实际、缺乏对真实人性关怀与科学法治敬畏的治理机制，无论其初衷多么宏大，最终都极易在层层失真的执行链条中走向其愿景的反面。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收看与支持，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