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rea: society-thinking category: philosophy-thinking companies_orgs: - Ku Klux Klan date: '2025-12-19' draft: true guest: '' insight: '' layout: post.njk media_books: -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 《悲惨世界》 - 《老无所依》 - No Country for Old Men people: - Hannah Arendt - Immanuel Kant - Gunnar Myrdal products_models: [] project: [] series: '' sour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EeuewkKv2o speaker: 徒步的騎手•劉宗坤 status: evergreen summary: 本期节目深入探讨了**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平庸的恶”概念，并对其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讲者指出，阿伦特对**艾希曼**的描述流于表面，未能洞察作恶者主动、精明的本性。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节目强调了“乖巧的恶”和“竞争性作恶”的普遍性，认为恶并非平庸，而是积极主动、损人利己。同时，节目批判了将所有问题归咎于制度的“制度决定论”，强调了个人责任的重要性，并以**雨果**的《悲惨世界》为例，阐释了在恶劣制度下人性的多样选择。 tags: - chinese - human-nature - individual-responsibility - institutional - technology title: 恶并不平庸：对“平庸的恶”的反思与中国社会的竞争性作恶 --- 各位好，这些年经常听到中文世界有人讲**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 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的概念，指大屠杀等罪行并非由狂热分子或反社会者实施，而是由普通人因不思考、盲目服从权威而犯下），或者说恶的平庸。这是**汉娜·阿伦特**的说法。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不用头脑思考，随波逐流干坏事，像**希特勒**时代的**纳粹**官员，像文革时代的红卫兵，向现在中国体制内一些大大小小的官吏。**阿伦特**对**纳粹德国**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不是个有深度观察能力、有深度思考能力的人。对很多事物的评论都流于表面，在恶的问题上也是这样。 ### 艾希曼的伪装与阿伦特的盲区 她有本书名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汉娜·阿伦特关于纳粹官员阿道夫·艾希曼审判的报告文学），**艾希曼**是**纳粹德国**的犹太事务主管，组织杀害了很多无辜的犹太人。**德国**投降以后，他逃到了**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绑架到**以色列**受审判。**阿伦特**旁听了审判，写了几篇文章，后来结集成书。她把**艾希曼**描绘成一个不善言辞、平凡普通、没有思考能力的人，说他组织杀害犹太人完全是执行**纳粹德国**的政策，在当时并不违法。从后来披露的一些有关**艾希曼**的材料来看，也从我个人对邪恶现象的观察来看，没有思考能力的不是**艾希曼**，而是**阿伦特**。她的整个叙事完全被**艾希曼**牵着鼻子走。所谓平庸的恶或者恶的平庸，成了她为**艾希曼**总结的一套辩护词。任何有经验的律师都能识破被告这种小把戏，假装无辜，假装头脑简单，假装体制的受害者，干坏事的是体制，不是他，他只是体制大机器上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阿伦特**就掉进了**艾希曼**这种自我辩护的套路当中，对**艾希曼**的表演和伪装照单全收，成了**艾希曼**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愚蠢一点。平庸的恶或者恶的平庸，就是**阿伦特**这么“思考”出来的。当然，这里的思考是要加引号的。更奇特的是，不少人把这当成深刻。中文世界的一些知识分子这样做，尤其令人不解。中国这几代人经历了文革，现在又经历文革2.0版。体制内外各色人等作恶都是争先恐后，一点都不平庸。在现实中，尤其是在中国的现实中，**恶不但不平庸，而且相当积极、十分乖巧、十分主动**。很多看似平庸的人作恶，并不是因为随波逐流，而是因为不甘平庸，想通过作恶这条捷径往上爬。 ### 短语的奴隶与现实的遮蔽 在以前的节目中，我曾经给大家讲过**短语的奴隶**（Slave of phrases: 指人们被某些流行短语或概念牵着鼻子走，不再独立观察和思考现实的现象）。这是教育普及以后出现的一个观察力萎缩的现象。人们从书上看到一个词，看到一个短语，像平庸的恶、恶的平庸这类短语，就被这个词、这个短语牵着鼻子走，成了短语的奴隶，就不再观察，不再思考，不再用现实来矫正概念的偏颇。明明现实中的恶一点都不平庸，但不少人一看到**阿伦特**说平庸的恶、恶的平庸，就觉得很深刻，就放弃了自己的眼睛，放弃了自己的头脑。这些年，我在观察历史和现实的时候，越来越感到有一种不安，就是这种短语的奴隶在世界上太多了。 用**阿伦特**平庸的恶来解释**纳粹德国**，解释毛时代的文革，解释土皇帝的文革2.0版，解释无差别杀人的恐怖分子，虽然方便，但太轻描淡写，太虚假了。**平庸的恶成了一块遮羞布，不但遮蔽了现实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恶，也掩盖了作恶者主动作恶的冲动和主动作恶的意图**。**阿伦特**去**耶路撒冷**看审判**艾希曼**，她看到被告席上是个唯唯诺诺、满口套话的中年男人。从这种肤皮潦草的观察中，她就得出一个结论，说**艾希曼**不是恶魔，他只是不思考，他只是盲目服从命令。**阿伦特**不知道大部分有头脑的被告在法庭上都是看起来唯唯诺诺，满口律师教的套话，这是被告席上的常态。何况，**艾希曼**曾经是**纳粹德国**负责犹太事务的官员，他的头脑显然比**阿伦特**的头脑要复杂一些。 ### 艾希曼的“创造性发挥”与乖巧的恶 一个人在放手作恶时的行为方式，跟他在被告席上的行为方式完全是两码事。就像一个杀人越货的劫匪被抓获归案以后，上了被告席，跟他端着枪抢银行的时候会判若两人。这本来应该是观察人的一个基本常识，但**阿伦特**缺少这种常识。她用**艾希曼**在被告席上的言行来推断他作为**纳粹**官员组织灭绝犹太人时候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还有比这更荒唐的思路吗？在**纳粹**体制当中，**艾希曼**相当精明，在作恶方面极度乖巧，极其主动。在执行灭绝犹太人的国策时，他不是机械的服从，而是创造性的发挥。为了提高运输犹太人的效率，他主动设计方案，协调铁路，克服物流困难，甚至在战争后期资源相当紧张的情况下，他仍然超额完成了杀人指标。说这是平庸的恶，简直是精神错乱。所谓平庸，不过是**艾希曼**在成为阶下囚以后，为了保命而精心设计的一张面具。他把自己伪装成一颗没有灵魂的螺丝钉，但他不是螺丝钉，他是个人，他是个作恶者。**恶都是人主动做出来的，人不主动去作恶，世界上就不会有恶，这是能撬动恶这个问题的阿基米德支点**。 **阿伦特**的头脑中没有这个支点。在中国的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乖巧的恶**，就是为了乖巧地迎合上意，积极主动地去作恶。在文革中，他们发明出各种折磨人、羞辱人的方式方法。在新冠封城清零中，他们不断加码，像对待牲口一样对待居民。在文革2.0中，他们主动出击，小题大做，无中生有，攻击文明的声音。他们不甘平庸，乖巧地作恶，从意图、出发点到结果都是损人利己，甚至是毁人利己。他们很多是小官吏、小人物，在社会上地位的确不高，但他们不甘平庸，而且主动通过作恶来表明自己不平庸。他们不是被动地随波逐流，而是主动去迎合。他们像狗一样有敏锐的嗅觉，能嗅到权力的风向。为了讨好权力，为了得到领导的赏识，他们努力把坏事干得比同僚更出色、更地道、更专业、更漂亮。 ### 竞争性作恶与制度决定论的局限 这是一种**竞争性作恶**。这种竞争性作恶在中国当代的某些时段泛滥成灾。文革的时候不用说，当今文革2.0，人们每天都会见识到一些现象。恶又成了一块巨大的吸铁石，对于那些三观本来就扭曲、人格极度软弱，或者缺乏个人尊严的人来说，恶这块吸铁石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他们从恶如流，作恶的时候兢兢业业，又精明又执着。他们花功夫揣摩上意，为了表现自己的忠诚和乖巧，主动发明出各种作恶的新花样。**阿伦特**说**艾希曼**这种作恶者不会思考现实，恰恰相反，他们在作恶的时候思考得非常缜密，小算盘打得非常精明。 有人把作恶归咎于恶的制度。制度当然有优劣，在道德色彩上也可以说都有善恶，但是即便是一种低劣的制度，一种邪恶的制度，他要作恶的话，也要通过具体的人才能做成。中文世界有句流传很广的话，说“好的制度让鬼变成人，坏的制度让人变成鬼”。这乍一听很有道理，但却跟现实不符。同样的制度下，既有人也会有鬼。即使是在坏的制度中，也有人选择做人，即使是在好的制度中，也有人选择做鬼。更重要的是，把个人作恶和人格扭曲完全推到制度头上，这不是思想深刻，而是一种平庸的推诿。**归根到底，恶和作恶都是人的问题**。制度本身不会杀人，不会告密，不会欺诈。恶的制度必须靠具体的人去执行、去操作，才能制造出恶的后果来。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必须面对一个冷酷的道德原则：**不管制度怎么样，哪个人作恶，哪个人就是人渣，没什么好推诿的。如果因为制度不好，就免除个人的道德责任，那么所有的伦理规范都会瞬间崩塌**。 ### 《悲惨世界》：人性在制度下的选择 要理解这个道理，甚至不需要去读伦理学的著作，读读小说也可以。当然了，必须是有深度、有故事的好小说，比如说**雨果**的**《悲惨世界》**。如果说《悲惨世界》揭示了当时世界正经历的深度溃烂，当时的**法国**社会制度不公、贫富悬殊、法律严苛。但是，即便是在这样一个深度溃烂的制度下，我们依然看到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样本。书中有几个主要人物：**冉阿让**、**沙威**、**芳汀**的女儿**珂赛特**，还有那对奇葩**德纳蒂夫妇**。他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深度溃烂的制度下，呼吸着同样的时代空气，但从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人性却截然不同。 **冉阿让**曾是个苦役犯，社会对他十分不公平，他有着最充分的理由去报复社会，但他选择了人性的升华。这不是个轻松的过程，他一生都在危机和挣扎中度过，但他守住了底线。**沙威**警长，他忠实地维护制度，兢兢业业到有些死板，但他有他的原则，最终在原则跟良知的冲突中，他用结束自己的生命来完成了自我救赎。还有那个可怜的女孩子**爱潘妮**，他是**德纳蒂**的女儿，虽然生长在烂污家庭，却散发出质朴的人性光辉。我们再看看那对奇葩**德纳蒂夫妇**，他们是典型的制度甩锅侠，这两口子坑蒙拐骗，剥削**珂赛特**，敲诈**冉阿让**。他们对自己、对女儿都没有任何责任心，不管干出多么烂的事儿，他们都心安理得。在他们的精神世界，只有受害者逻辑：“我们穷，我们是底层，我们要生存，所以我们作恶是社会逼的，都是制度的错，我们只是无辜的受害者。” 这两口子可以说是集乖巧的恶与无赖的恶于一身，他们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社会头上，都推到别人头上，让自己在作恶的时候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眼下，中国社会并不比**雨果**描述的那个深度溃烂的世界更健康一点点。**任志强**老板在因言获罪之前，曾经说过一句话：“**这个体制烂透了**。”在这个烂透的体制中，大多数人毕竟做不了**冉阿让**，也做不了**沙威**。中国社会倒是不缺少**德纳蒂夫妇**式的这种人物。我们芸芸众生的内心深处，其实都混杂着**冉阿让**、**沙威**和**德纳蒂夫妇**的潜质。问题在于，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最终我们让哪一种潜质占上风。 ### 人渣的密度与制度的失效 一个正常的社会，可以说是这几种人混杂的社会，只要像**德纳蒂夫妇**这样的人渣不是太多，制度就能玩得转。但是如果**德纳蒂夫妇**式的人物在人群中的基数太大，或者说密度太高了，情况就会不一样。人渣就像空气中的高浓度氧化物，即便是制度设计得跟钢铁一样，也会被这些无孔不入的氧化物腐蚀得锈迹斑斑、千疮百孔。**雨果**洞悉人性，也深知人跟社会、人跟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所以他的小说才能写得这么精彩。前些年有部电影叫**《老无所依》**（No Country for Old Men: 2007年美国新西部犯罪惊悚片，由科恩兄弟执导），看那部电影的时候，我想到了**《悲惨世界》**。虽然他们讲的故事不一样，但却是刻画了同样的人性，讲了同样的道理。 电影中有位老警长名叫**埃德·汤姆·贝尔**（Ed Tom Bell），他在退休前有一段非常经典的独白，他说：“**It takes very little to govern good people and bad people, can't be govern at all.**”翻译过来，大意就是“好人不需要怎么统治，而坏人根本无法统治”。这句话其实说出了人类政治的一个残酷真相：**制度只是在人性的两个极端之间发挥作用。如果一个人群大部分是政治有底线的好人，那么即便制度简陋一点，社会也能维持正常秩序。但是如果人群越来越像坏人那个极端倾斜，任何制度都会失效**。用**《悲惨世界》**的故事来说，就是如果一个社会中像**德纳蒂夫妇**那样的人渣占比高到了一定程度，制度的运转成本就会高到离谱。因为负荷过重，制度就会当机瘫痪，最终崩溃。这不只是小说和电影中的故事，这也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现实。 ### 中国社会的制度与人性的互为因果 这几十年，中文世界流行**制度决定论**，很多人把所有问题大到贪污腐败，小到损人利己、碰瓷、讹诈，统统推给制度。中国集权制度烂污，这不是什么新闻。但是，中国人身上的很多恶习跟邪恶的集权制度并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因果。在中国的基层社会，大部分日常生活中的恶，比如说恃强凌弱、重男轻女、坑蒙拐骗、造假售假，这些行为并不直接涉及政治制度问题。可以说，它们是源于社会习俗，源于传统的潜规则，源于人性中的贪婪和懦弱。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说是要给中国人启蒙。启蒙运动产生于18世纪遍地文盲的**欧洲**，但当代中国跟那个时代没有可比性。大部分中国人受过基础教育，他们甚至比那些想要给他们启蒙的知识分子更精明。他们早就学会了**康德**说的“运用自己的心智思考”，只不过他们思考的不是什么获得自由，而是如何钻空子，如何损人利己。这种语境跟**欧洲**启蒙运动当年针对的宗教蒙昧和迷信，根本就不是一回事。那些要启蒙中国底层群众的仁人志士，如果不正视这一点，往往会说得很惨。 回顾中国现代史，那些真正成气候的势力，并不是去改造底层的恶，而是把底层的恶加上一点理想主义的包装，让他通过组织化彻底发挥出来。从**太平天国**的**洪天王**到后来的山寨苏俄革命，到眼下土皇帝的文革2.0，都是这种成色。说这些，无非是讲一个浅显的道理：**劣质制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跟人群的劣质精神世界和劣质行为方式互为因果。当代中国的劣质制度，也不是外国强加的，而是跟当代中国人这个独特群体的精神世界互为因果**。整体上这样讲，并不排除个体的例外，但是决定一个国家制度成色的不是人群中的例外，而是人群的常态。可以说，制度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如果操作这台机器的人不匹配，或者维护这台机器的人想拆了它卖废铁，结果可想而知。 ### 个人责任与现代公民意识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一些恶行之所以能泛滥成灾，当然离不开制度的授权和纵容，没人否认这一点。但是生活世界中的恶都是具体的，都是具体的人干的。同样是在中国，在同样的集权制度下，为什么有人有作恶的机会，却选择枪口抬高一寸，不去作恶？为什么有人本来没有作恶的机会，却削尖了脑袋去争取作恶的机会？这是人性的差异。任何试图解释政治、解释社会的理论，如果回避了这种人性的差异，就会流于从概念到概念的空谈，就会走向似是而非的制度决定论。不幸的是，**制度决定论正在成为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鸦片**。为什么说是鸦片呢？因为他能止痛，能让人产生幻觉。他们把中国社会所有的问题，尤其是把各种人积极主动、乖巧的作恶，都**阿伦特**化，轻描淡写成平庸的恶，全都归咎于制度。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心安理得地认为，只要制度不改，我们干什么都没有用，做什么都没有用。制度让人作恶，别人都做，我不做能行吗？所以我作恶也是被逼无奈。这正是**德纳蒂夫妇**的逻辑。这种逻辑让他们在面对自身的软弱、自私甚至卑劣的时候，可以毫无愧色，在作恶的时候可以毫无心理负担。 在以前的节目中，我们讲过，中国文人有媚世的传统，尤其是向社会底层人献媚，以这种方式沽名钓誉。一些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把底层问题都归咎于制度，这是中国文人媚世传统的一种时髦表现方式。在任何国家，底层都是社会问题最多的阶层。改善社会问题的唯一出路，也可以说是底层的唯一出路，就是脱离底层。用美化底层的方式去媚世，不但解决不了底层问题，而且会加剧社会问题恶化。这不只是中国才有的问题。**美国**的新**纳粹3K党**（Ku Klux Klan: 美国历史上和现代的几个白人至上主义恐怖组织），这些极端组织的骨干，基本都来自社会底层，教育水平低，收入也不高。当年，**瑞典**学者**刚纳·默达尔**（Gunnar Myrdal: 瑞典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其对美国种族问题的研究《美国困境》而闻名）到**美国**来研究种族问题，发现种族歧视最厉害的是在白人底层。这是每个社会都有的底层现象，不能推到制度头上。**美国**所有阶层都生活在同一部宪法下，同一个制度中。**刚纳·默达尔**在**美国**考察的时候是1930年代到1940年代，奴隶制早就废除了，但**美国**对少数族裔的偏见和歧视在底层白人中保留得最多。 中国底层的问题是同样的道理，这不是说要歧视底层，我本人就来自底层，在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生活了20多年。那里的很多问题跟政治和制度没有多少关系，比如说造假，比如说糊弄、粗鲁、暴力、恃强凌弱，祖祖辈辈都是这样，不是党国体制后才有的。这些当然都算不上大恶，算是小恶，但是小恶多了，就会形成一张无处不在的恶的社会罗网。二战以后，各个主要国家都通过实施社会政策，促成阶层递升来改良社会。这种做法的前提就是承认底层的社会问题比其他阶层要多。如果这个前提不成立，各种促进阶层递升的政策就失去了意义。这是现代社会的常识，但是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缺少常识，对社会的观察力和学习能力也不太过关，信仰一堆颠三倒四的标语口号，把社会问题都推到政治制度上。这不是说政治制度不重要，而是说政治制度不是人作恶的唯一原因或者直接原因。而且制度的改变却要很多历史和现实的机缘巧合，不是人想变就能变。很多人一辈子遇不到一次重大的制度变革，但是你做人每天都得做。 对每个人来讲，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有个人责任感的人，不会把问题都推到制度头上，而是会告诫自己：**谁作恶，谁就是恶的直接原因；谁自私冷漠，谁就是社会自私冷漠的直接原因；谁在体制中相互倾轧，乖巧地作恶，谁就是这个邪恶机体的有机细胞**。不管是生活在**美国**，还是生活在中国，一个真正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人，首先是一个有个人责任感的人。他不会让自己成为**雨果**笔下**德纳蒂夫妇**那种人，把一切罪恶都推给社会；他也不会让自己成为**阿伦特**笔下的**艾希曼**，作恶时兢兢业业，被审判时装聋作哑；他更不会在体制中为了投机，去乖巧地作恶。他可能会像**《老无所依》**中的**埃德·汤姆·贝尔**警长那样，看清人性的深渊，但依然尽其所能，维护自己的秩序；他也可能会像**《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那样，在深度溃烂的社会中守住人性的底线，追求人性的升华。什么时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学会了承担个人责任，学会了像个正常人一样审视自己，不再把所有过错都甩给外在的制度，学会了拒绝乖巧的作恶，中国现代文明化反复难产的历史进程，才会有希望逆转。 今天的话说完了，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