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uthor: 徒步的騎手•劉宗坤 date: '2026-07-29' guest: '' layout: post.njk sour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EK4Io_4_XQ speaker: 徒步的騎手•劉宗坤 tags: - latecomer-disadvantage - institutions - freedom-of-speech - gdp-growth title: 在沉默中结束的经济时代：纪念高善文与杨小凯 summary: 文章探讨了中国两位著名宏观经济学家高善文与杨小凯的学术贡献与宿命巧合。高善文因揭露中国GDP真实数据被禁言后病逝，杨小凯曾因言入狱并提出“后发劣势”理论，预言了不改革制度只模仿技术终将导致经济停滞的困境。 insight: '' draft: true series: '' category: politics-society area: society-thinking project: [] people: - 高善文 - 杨小凯 companies_orgs: - 国投证券 products_models: [] media_books: - 万历十五年 status: evergreen --- ### 巧合的祭日 **主持人**: 大家好。今年**七月七号**，经济学家**高善文**去世，享年五十五岁。七月七号这个日子有点特别，二十二年前的同一天，二零零四年的七月七号，另一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去世，也是五十五岁。两位声誉显赫的中文经济学家在同一个日子、同样的年纪，同样死于癌症，大千世界竟会有这种巧合。 一位朋友写了篇纪念高善文的文章，又贴出来多年前写的纪念杨小凯的文章，题目是《**世间已无杨小凯**》。那位朋友博览群书，这篇文章的题目看着很平常，其实是有来历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有一句台词是哈姆雷特怀念他父亲的话：“I shall not look upon his like again。”直译过来就是“我再也见不到像他那样的人了”，更简短的翻译就是“世间再无此人”或者“世间已无此人”。**马克思·韦伯**去世以后，他太太给他做了一块墓碑，墓碑左右两侧各自刻了一句话，右侧刻的就是哈姆雷特这句“世间已无此人”。后来，**黄仁宇**先生写《**万历十五年**》，其中第三章写到**张居正**，标题就是“世间已无张居正”。一个作者有没有学识、有没有眼光，对自己写的东西有没有感觉，往往从他的一句话就能读出来。 ### 权威与自嘲 **主持人**: 高善文是一九七一年出生在山西临汾，十七岁考上**北京大学**无线电系。他一开始也不是学经济的，毕业以后才转学经济，考进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后来，他又去**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读博士，导师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他博士毕业以后的职业生涯，是从人民银行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再到**光大证券**，最后到**安信证券**。从二零零七年开始，他做安信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安信证券后来改名叫**国投证券**，他一直在那里做到二零二五年。 在将近三十年的职业生涯当中，高善文的宏观分析报告可以说是市场上的硬通货，他的分析报告一出来，资产价格经常会跟着波动。中国有很多券商，首席经济学家更多，可以说多如牛毛，但专业分析有高善文这种权威性的没有几个。 高善文读光华管理学院的时候，我也在北大读研究生，但是我们不是一个系，我不认识他。后来，我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讲座，仰慕他的洞察力，仰慕他的良知、勇气和职业操守。写文章纪念他的那位朋友跟他有过交往，更了解他的为人和专业水平。朋友很尊重高善文，去世以后尊称他为“高博”，并提起一件事：说高博给自己的行当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解释过去头头是道，似乎有理**”，下联是“**预测未来躲躲闪闪，误差惊人**”，横批是“**经济分析**”。这显然是一种职业自嘲。 自嘲是一种自信。一个水平这么高的人能如此自嘲，表明他清楚经济分析这门手艺的精良，知道他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这是从事任何职业都很重要的一条——知道边界在什么地方。那位朋友也特别欣赏高善文这一点，说一直记得这副对联。一个人能写出这个来，对自己的职业局限性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对那种自我神化的姿态充满了警惕。清醒本身就是一种稀缺，写出来还能让人会心一笑，就更不容易了。 那位朋友对高博有一个很中肯的评价，说高博有自己的腔调，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愿意承担的部分，**没有被那个位置磨成一个标准件**。这个评价看似铺素，但仔细想一想，我们这些所谓的职业人士，又有几个没有被自己的位置磨成一个标准件呢？ ### 揭开官方假账 **主持人**: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初，高善文在深圳的一个年度策略会上讲中国经济，说了一句后来传遍全网的话：“**老年人朝气蓬勃，年轻人死气沉沉，中年人生无可恋**。”短短十八个字，说尽了当下中国三代人的处境，说尽了年轻人和中年人的无奈与心酸。这话听着不好听，但是很准确。高善文说话很少用形容词去堆砌，他喜欢白描，就是用简单的语言白描出很多人视而不见的事实。 那个讲话不久后，他去了一趟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一家中国智库合办了一场论坛。他在会上谈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官方的数字是每年增长百分之五，但高善文根据各种经济指标推算，**实际增长率可能只有百分之二左右**。中国政府虚报GDP数据，这在经济学界是公开的秘密，但大部分从业人员只敢窃窃私语，不敢依据自己的研究公开说出来。 高善文在论坛上公开说出来，这令当局震怒。《华尔街日报》长期报道中国经济的记者**魏玲玲**报道了这一事件，高善文从此被禁止公开发言，原定的一场大学讲座也被取消，对外公布的理由是行程冲突。此后，高善文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去年十一月他从国投证券辞职，十二月确诊患了淋巴癌四期，今年七月七号就去世了。 高善文去世以后，魏玲玲撰文回忆，说在二零一九年给高善文打过一个电话。当时外界对迟迟没有推进国企改革大为失望，魏玲玲想搞清楚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迟迟没有到来。高善文给出的答案让她至今难忘：“**国有企业是共产党的双腿，人不可能砍掉自己的双腿**。”这只是他们在长谈中不经意间的一句闲话，却尽显他一贯的处事风格，气定神闲，且有着不动声色的自信。但事实证明，在当时针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各种研判当中，很少有人能有他这样的远见。 ### 制度与替罪羊 **主持人**: 高善文因为忠于自己的职业操守，给中国经济算账算得清楚、算得准确，受到了当局惩罚，被剥夺了公开说话的权利，在沉默中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段里程。虽然生老病死不是人力可以左右的，但在生命最后一年半保持沉默，却是被人强迫的。 高善文去世以后，小红书上一条悼念他的评论传得很广，称赞他是一位罕见的敢说真话的经济学家，并感叹了一句：“**如今只剩下乐观的经济学家了**。”高善文生前被迫沉默，其他的经济学家被迫乐观。我很欣赏歌手**崔健**的一句话：“该变的都没变，不该变的都变了。”中国人能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不该为言论付出代价，这在中国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理想。连续几代有勇气的有识之士，不得不为自己的勇气付出代价。这早就该改变了，但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八年，从一九六八年到今天，一点都没变。 高善文的遭遇让我想到另一个人，就是**李文亮**。李文亮本来是武汉的一位眼科医生。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号，他在同学群中提醒大家发现了不明肺炎。几天以后，他被派出所训诫，在训诫书上写下“能，明白”。一个月后，他就死于新冠病毒，终年三十四岁。李文亮去世的消息传开后，全网都在为他哭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李文亮的遭遇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摊上。任何一个派出所都可以发训诫书，谁在群里说一句让当局不高兴的话，都可能被叫去签这种充满人格侮辱的训诫书。大多数哭李文亮的人，其实是在哭一个可能的自己。 高善文不一样。普通人不会有机会在国际论坛上发言，也不会有机会撰写宏观分析报告。他的遭遇不可能落到普通人头上，他的认知普通人达不到，他的地位普通人也够不着。普通人与高善文之间有着巨大的认知和地位落差，普通人甚至没有能力和意愿去关注他，他只能是高处不胜寒。 李文亮死后，官方追授他烈士称号。训诫李文亮引发全国性怨愤，政府可以把账算到基层芝麻官头上，修理一下几个基层办事人员就有了交代，这不会牵扯到制度问题。官方轻易就能控制局面，把民众的眼泪收编到体制的渠道中。 但高善文不行，他牵动的不是哪个执行环节，而是整个统计口径，是党国全部优越性叙事的经济基础。增长百分之五这个数字背后是执政的合法性，悼念高善文的账没法往下算，怎么算都算不到基层替罪羊身上，账只能往上算。而往上算账是这个制度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李文亮可以被官方追认为烈士，高善文连讣告都必须低调。 ### 后发劣势的预言 **主持人**: 这几十年，党国的御用经济学家——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林毅夫**——一直在忽悠中国有后发优势。但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所谓的后发优势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而**后发劣势**却是长期的。在没有根本制度变革的情况下，后发劣势难以避免。 二十多年前，杨小凯就做出了这种预言。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杨小凯在北京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做了一场讲座，题目就叫《后发劣势》。他的论证并不复杂：落后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有两样东西可以模仿，一是技术，二是制度。模仿技术容易见效快，立竿见影；模仿制度难，要动既得利益会伤筋动骨。因为这个原因，落后国家天然会倾向于只学技术不改制度。短期来看，这是发展优势，增长很快；但长期来看，这是后发国家的诅咒。技术模仿造成的经济繁荣会替坏制度赎买时间，一步一步错过改革的窗口。国家能力越强，越有本事把坏制度维持得有声有色。 杨小凯把这个现象叫做**国家机会主义**，把这种由国家机会主义支撑的经济增长叫后发劣势。之所以叫后发劣势，是因为长期看这种增长没有可持续性。当时林毅夫跟他公开论战，大讲后发优势，称赞政府的比较优势战略，说制度可以等发展好了再慢慢讲。在那以后有将近二十年时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看起来是林毅夫对了，杨小凯错了。 但二十年后，中国经济陷入困境，增长乏力，怎么刺激都刺激不起来了。全中国的经济学家只剩下林毅夫还在喊增长百分之八，连政府都把目标下调到了百分之五，而实际增长率可能只有百分之二甚至更低。当年杨小凯分析的后发劣势已经成了现实。只要不从根本上改变制度，这种后发劣势是难以避免的，国家被后发劣势拖垮只是个时间问题。 而更沉重的问题是，政府是不可能主动去改变制度的。高善文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国有企业是共产党的双腿，人不可能砍掉自己的双腿。杨小凯在二零零零年说的是不改制度，经济账早晚会算不下去；高善文在二零一九年说的是制度改不了，因为那是党国的双腿。到了二零二四年，中国经济的账本已经算不下去，统计局只能拿出一本假账来糊弄。高善文说真账在这里，我算给你们看，然后就被禁言了。 两代人，两位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两个五十五岁，两个七月七日。说起来，七月真是让人最伤心的一个月份。 ### 逝去的时代 **主持人**: 一九六八年，湖南长沙一中有一个十九岁的高中学生，名叫**杨希光**。他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中国向何处去**》。里面主张限制特权阶层，建立民众可以监督的制度。这给他惹来了大祸，被判处十年徒刑。杨希光在监狱里跟着工程师和教授犯人学高等数学、学英语，把牢房念成了大学。一九七八年刑满释放，他改回了族谱上的名字杨小凯。一九八三年，他去**普林斯顿大学**读经济学博士，三十五岁从头念数学，跟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天才同班。一九八八年他拿到博士学位，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书，一直做到讲座教授。 杨小凯开创了**超边际分析**方法，在经济学界备受推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多次公开赞赏他的成就，认为他的贡献已经够得上诺贝尔奖。在华人经济学家中，他是公认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一位。不幸的是，他在事业巅峰像彗星一样陨落了。 一九六八年，杨小凯因为说话坐了十年牢；二零二四年，高善文因为说话从公共视野消失。相隔五十六年，整整两代人为说话付出代价，该变的一点都没变。 杨小凯十九岁的时候问了一句“中国向何处去”，被判了十年。五十多年以后，这个问题还在悬着，还不准人讨论。高善文说了一句“人不可能砍自己的双腿”，算是对杨小凯质问的一个婉转的回答。一问一答，隔着大半个世纪，死在同一个七月七日，问的人和答的人都走了，剩下的是我们这些不愿看假账、但已经习惯了看假账的人。 看到朋友的三篇悼文，有很多感慨。**刘晓敢**老师是六月三十号去世的，比高博早一个星期。我与他们都未曾谋面，但读到他们的文字，能够感受到他们内心的波澜。他们能见人所不能见，言人所不敢言。 我去北大哲学系念书的那年，刘晓敢老师已经离开了，去了美国。但我经常听到系里的老师说起他，图书管理员夸他，说北大留不下他太可惜了。 这两年害怕生离死别，甚至因此不敢与人深交。得知他永远离开，觉得自己很自私，不可奈何的自责，可能正是人心能够相连的接口。刘晓敢老师一位谦谦君子，身后有朋友念想他的善意和温情，人活一世，身后有这么诚挚的情谊，夫复何求？ 大千世界，人群熙熙攘攘，都是擦肩而过。每个人各自随着时代起伏，传说中的一期一会，终归是可遇不可求。今天的话说完了，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