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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geopolitics"
category: geo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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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T
- 共青团中央
date: '2024-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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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死去》
- 《大海航行靠舵手》
- 《校领导把我们引向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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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彬彬
- 毛泽东
- 邓小平
- 刘少奇
- 周恩来
- 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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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cdqdKz8ZaI
speaker: 柴静 Chai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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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本期节目深入探讨了宋彬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与卞仲耘校长之死事件的关联。通过目击者证词和历史回顾，节目审视了宋彬彬作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复杂角色，她为澄清自身所做的努力，以及围绕红卫兵集体责任和历史问责的持久争议。文章强调了这场政治运动对个人命运和社会造成的深远影响，并反思了遗忘历史可能带来的悲剧重演。
tags:
- cultural-revolution
- historical
- political-violence
- symbolic-responsibility
- technology
title: 宋彬彬的红卫兵袖章：卞仲耘校长之死与文革责任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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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宋彬彬与文革两大标志性事件

在上一期采访宋亥英的节目中，当提到东北局当时的负责人宋仁琼被打倒时，我用了一张照片，那是宋仁琼的女儿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Red Guards: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学生组成的准军事组织）袖章的瞬间。第二天，评论区有人说77岁的宋彬彬去世了。这个消息给了我不小的震动，因为宋彬彬与**文革**（Cultural Revolution: 中国在1966年至1976年间发生的一场政治运动）当中的两大标志性事件密切相关。1966年8月5日，她所在的师大女附中，学生打死了校长卞仲耘。两个星期之后，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问到她的名字，意味着“文质彬彬”之后，对她说“要武吗？”从此，“要武”这两个字成为了文革当中红卫兵的暴力符号。今天，在这个频道里，经过胡杰导演的同意，我将播放他制作的关于卞仲耘校长致死的纪录片《我虽死去》，同时也会对宋彬彬和这段暴力之间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一起回顾这段历史。

### “宋耀武”之名与宋彬彬的自我辩解

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泽东又问她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她说是。毛泽东说：“要武嘛！”当时宋彬彬还很天真，以为这只是一句随意的谈话。但很快，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她给毛主席戴了红袖章，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并且提到了一个她完全不认识的名字——宋耀武，作为宋彬彬的绰号。宋彬彬真没想到，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竟然能够无中生有地给她安上这么一个名字，而且以她的名义去发表这样一篇文章。

宋彬彬在2002年第一次谈起文革，是不得已而为之。从1966年之后，关于宋耀武这个人杀人放火的传言就没有断过。1980年代，她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曾经遭到举报，说她是杀人犯。2002年，美国人的教科书当中写入了宋彬彬带着红卫兵向校长施暴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她接受了美国导演卡马的采访，隐去自己的面容，做了自我辩解。她说：“**破四旧**（Destroy the Four Olds: 文化大革命初期旨在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运动）、**抄家**（Confiscate Property: 政治运动中对被批斗者家庭进行的搜查和财产没收），我一次都没参加过，但是到处都是我的谣言，就说给毛主席戴袖章的宋耀武，怎么怎么样打人。我觉得特别的委屈，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

### 卞仲耘校长之死：目击者证词与血衣

宋彬彬没有提到她的校长卞仲耘致死这件事，而是由另一名她的校友叙述的。一些学生让校领导们在学校校园里面进行体力劳动，在劳动的同时一边挨打一边挨骂。那天是8月份一个很热很闷的一天，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就倒了下来，她有心脏病和高血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卞校长的丈夫王金耀，让人把DVD的碟片倒回去，他要反复听这句话，之后他沉默了很久。

2006年，王金耀接受了胡杰的纪录片采访。近40年后，他第一次从箱子中取出妻子去世时身上穿的血衣。衣服上满是窟窿、血迹、墨水和泥水，嘴里也都是血。这件衬衫之所以被剪开，是因为它已经粘在了肉上。指甲把人的衣服都抓破了，指甲都扎到肉里去了。衣服上因为血、墨水和泥水，变得皱巴巴的。嘴上的伤口和腰部出来的伤口，都触目惊心。医院开的证明中写“此人死因不明”，而学校广播中却说卞仲耘有心脏病高血压，“死了就死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王金耀，这位燕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学生、近代史所的学者，在妻子死后的第二天，买了一台相机，拍下了她的遗体。照片上的人死不瞑目，头上、脸上、胳膊上都是伤。这个目的很明确：要把历史真相记录下来。卞仲耘是文革中北京第一位被学生打死的校长，她的学校是中国最精英的女校，领导人的女儿们都在这里就学。然而，直到2002年，关于她的死和文革十年的真相，都一片空白。

在纪录片中，王金耀没有提到任何学生的名字，包括宋彬彬。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们当时都还是孩子。纪录片导演胡杰曾试图联系十几个学生，但他们都拒绝了采访。

### “光荣与梦想”下的争议：校庆风波

胡杰的这部纪录片在网上流传之后，有不少学生去了王金耀的家中看望他。宋彬彬说2006年她也曾经想去，但是不敢去，怕自己敏感的身份给老人带来刺激和哀伤。不过一年之后，她重重地刺激到了老人。

2007年9月8日，宋彬彬入选了女附中90周年校庆的知名校友。在人民大会堂庆典的门口，摆放着她和毛泽东在1966年8月18日的巨幅合影。这个校庆的主题是“光荣与梦想”。今天，在学校网页上已经找不到这个事件的记录，因为自从有人提名宋彬彬作为知名校友开始，反对者就打爆了学校的电话。校方在压力之下，曾经希望宋彬彬主动退选。但她认为，参选就是为了澄清自己，退选等于自称有罪，所以坚决不肯。她要求学校只强调她麻省理工学院（MIT）博士的身份，不允许提及文革和把腰疤。但是9月8号，在人民大会堂门口，所有人都看见了这张一人多高的巨型照片。宋彬彬说她震惊了。如果这是真的，那一刻她又可以选择离开，可以选择跟校方交涉，或者发表声明，重新定义和诠释这张照片。但她选择坐在台下，在沉默中领受了知名校友的荣誉。

这场校庆，没有人邀请王金耀。他一夜没有睡，期望着学校也许会稍作纪念卞仲耘。他派人买了一束花，写了一首诗，带去了学校。第二天的校园里到处是欢歌的海洋，宋彬彬和毛泽东的巨大合影作为展板树在大草场上。卞校长的照片放在历届校长栏里，没有任何纪念。去的人在照片前放下花，哭了。

三个月之后，王金耀发了公开信，指出：“附中红卫兵打死校长的时候，宋彬彬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给毛泽东戴的袖章上，有卞仲耘的血。学校不顾反对而授予她知名校友，是对文革受难者及家属的严重伤害和对历史的亵渎，会公然诱发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信号。他要求撤销宋彬彬的荣誉，教育青年学生认识文革。沉默五年之后，宋彬彬终于承认，文革的余韵还远远没有散去。她说：“我只考虑为自己澄清名誉，而去参加荣誉校友的评选，是错误的不明智之举。因为这么做的结果，不仅引发了海内外的愤怒，而且将她最想澄清的杀人传闻，重新带入大众视野。”

### 谣言、澄清与暴力升级的背景

2010年，袁腾飞的这段讲话视频点击量超过3000万人次。他说：“小女孩改名叫宋耀武，文革当中宋耀武亲手打死了七个人，就是拿着皮带什么打死了七个人，文革一结束他跑了，跑到美国去了。”袁腾飞引的这段传言的出处是一位叫方颖竹的老师的文章。她写到文革当中有一个打死七八人的学生宋某某。之后，方老师写了一篇文章澄清，说这个宋某某是高一11班的学生，不是宋彬彬。但在文章的最后，她说她想对宋彬彬说几句话，说：“你现在面对过去，不提它，不改它，不道歉。如果你相信中国人已经忘记了过去，那么你是错的。对于一个60岁的人，什么是正确的结局？你应该做出一个不再让人失望的答案。”

就在这一年，宋彬彬和刘进等人完成了一份女附中文革往事的调查报告，双方对簿历史公堂。调查过8.5事件的各方都认为，当天暴力的直接发起者是高一三班的学生，多数是军队的干部子弟。在8月5日下午2点左右，**批斗**（Struggle Session: 政治运动中对被批判对象进行公开指责、羞辱和攻击的集会）开始。学生们辱骂校领导，用墨水泼他们，用棍子打他们。他们都说些什么呢？他们就说：“我是修正主义者，我是走资派，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我该斗，我该死。”甚至有人说：“我该炸烂我的狗头。”校领导们每走一步都要敲一下前门。前门不是木门，而是钢门。卞仲耘校长衣服上沾有血迹，事后才知道，是学生**游斗**（Parade and Struggle: 政治运动中将被批斗者押解游街示众，并进行批斗的行为）她的时候，拿棍子打，棍子上是钉着钉子的。

那么，当时作为学生会代表的副主席宋彬彬在哪里？她说，当时她和主席刘进在东二楼开会，有几个初中生跑来说大操场打人了。他们跑去看的时候，对学生说打人不符合党的政策，让围观的同学散开，她就走了。有两个人证词中说看到过她，一个人听到她劝阻不要打人，另外一个人听到她说“杀杀威风也好”。不能够确认哪一句是真实的，或者是否两句话都是真的。宋彬彬没有阻止打人，但也并不反对当天的游斗主题，就是杀杀校领导的威风。

后来，卞校长的妹妹被带到后院去挑很重的土。卞校长对妹妹说：“我挑不动，怎么办？”这是她当时说的最后一句话。当时手表都被拉成了这样，卞校长戴的表被打裂了，停在了3点40分。卞校长挑不动土的时候，监管她的学生动用了铜头皮带。目击的人说校长一声没有吭，她的脸上、头上、胳膊上都是血窟窿。宋彬彬自述，这个时候她第二次出现，看到了校长被逼着挑土挨打挨骂的场面。她劝阻了学生，说劳动就是劳动，一定不要打人。此后她又离开了。她诉说的这个过程没有目击证人。我们能确定的是，此后卞校长被带到了她最后的死亡现场。红卫兵就叫林芒，你给她找一把绳子，挑出来。绳子的目的是清理墙壁。当把绳子递给他的时候，他甚至都没有碰，他就从墙上滑了下来，他倒在地上，昏倒在地上。有一个女孩骂他：“你这个脏狗，你在厕所里是脏狗，现在又是脏狗。”事后，另一个红卫兵从厕所里喷水，打到他的头上。这个时候水太冷，把他弄醒了。当林芒先生见到校长的时候，他已经倒在宿舍的门口，再也没有起来。

### 责任的追问：红卫兵、工作组与最高指示

对8.5当天暴力发展的过程，各方的叙述是基本一致的。没有人看见宋彬彬打人，也没有人看见她组织别人打人。但是分歧在于说，宋彬彬在这过程中究竟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王金耀先生说，他认为宋彬彬作为当时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暴力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突发的，它是一个逐渐升级必然来到的过程。

宋彬彬走访了老师16人，学生96人，她用大量的篇幅来证明女附中他们这一派的红卫兵在8月5号的时候还不存在，是三天之后才成立的。所以红卫兵不对校长致死负责。对他们的说法，刘秀云老师的评价是一个字：“蠢”。她写了一个批注，说：“你们想从红卫兵成立的时间来说明卞仲耘的死和红卫兵无关，没有这个必要了吧。红卫兵是杀人、抢劫、砸烂**四旧**（Destroy the Four Olds的简称）的人的总称。本质上你们是一回事。整个期间发生的斗学生、斗领导、打人的问题你们有没有责任？”

卞仲耘被划为**四类干部**（Four Categories of Cadres: 文化大革命中对被划为“地、富、反、坏”等阶级敌人或有历史问题干部的称呼），学校被划为四类校，你们真的这样认为吗？卞校长之所以成为暴力目标，是因为她被定性为**阶级敌人**（Class Enemy: 政治运动中被认定为对执政阶级构成威胁的个人或群体）。对她的第一击就是来自于6月2号，刘进和宋彬彬共同署名的第一张**大字报**（Big-character Poster: 一种以大字书写、张贴于公共场所的宣传品，常见于政治运动中），题目是《校领导把我们引向何处?》。大字报说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而学校死水一潭，一心想引导的是让我们进行高考复习。就是这张大字报，开启了女附中文革的序幕，学生大乱，马上停课。

团中央**工作组**（Work Group: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中央和地方党委派往学校、机关等单位领导运动的组织）进校之后，任命了刘进跟宋彬彬为革命师生代表会的正副主席，开始揭发批斗卞仲耘，定为敌我矛盾。批斗的时候，卞仲耘被反捆双手，揪头发，污泥塞口，学生用民兵的木枪捅她的后背，她当场吐了。宋彬彬的立场应该是在台上，但是没有证据可以劝服他。只有工作人员说，打他几下是错误的，可以暴露。当时针对暴力还有申诉的渠道和可能，所以卞仲耘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信，写到她被拷打折磨了四五个小时。

邓小平点名，把宋彬彬跟刘进叫入了中南海。在7月5号的谈话中，他说：“诬告者是一个坏人，老师大部分是好的。不要整太多人，这个债我们还不了。”他还直接责备了宋彬彬跟刘进，说：“你们高三了不上学了，毛毛还要上学呢。”毛毛指的是他女儿邓荣，此时是高一一班的学生。宋彬彬听完之后，认为邓小平想尽快结束运动。从7月23号开始，工作组把女附中的老师跟学生隔离开，学生军训，老师集训，准备人人过关之后，能够尽快复课。按照王永泉的说法，如果按工作组这个模式做下去，卞仲耘虽然已经被打，而且将会遭受沉重的处罚，但是不会被那样活活打死。

7月29号，风云突变，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刘少奇在发言中说，怎么进行文革，他也不晓得。邓小平感叹，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邓小平的女儿邓荣坐在台下，说万人大会堂当中鸦雀无声，我们这派保工作组的边听边流眼泪。但是，刘少奇讲话语音未消，毛泽东突然露面，走到舞台前沿向群众招手，又转身离去，学生掌声雷动，泪水成了环湖。这意味着，刘邓支持的工作组虽然失势了，但最高领袖现身政治前台，将亲自向学生指出方向，自己解放自己，闹革命。这场大会，以周恩来指挥所有年轻人同声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告终。

### 无力挽回的悲剧：校领导的绝望与学生的冷漠

8月1号，工作组离开了学校。与此同时，学校里满是“我是英雄好汉，我是反革命混蛋”的口号。推翻一切权力之后，红白眼泪溢出。王永泉说，学校里第一个大的变化是果树，那些还绿着的苹果和梨都被摘下来吃了。而那些苦涩未熟的青柿子，都被打死了。校园里满是恶毒和破坏的气氛。8月4号，七八个学生闯入了校领导办公室，要求他们写工作组是怎么包庇他们的材料，用大粗木棒打人，把桌面玻璃都打碎了。这一天回家之后，两位校长都做了死的准备。卞校长把衬衫浸湿，离开了。她的背部被学生用棍子和钉子打得血肉模糊。而在以前，前几天这个夏天洗澡在家洗澡，再去睡觉，他说洗干净他们的身体，让他们死去。他建议她离开，她说我没有问题。为了保持他个人的尊严，他抱着一种“必死”的信念。他知道有生命危险，所以他去了。他认为他是无辜的。

8月5日，胡校长和卞校长都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像迎接外宾一样。卞校长穿白衬衫，胡校长穿黑连衣裙。这是他们为告别做的准备。当天上午，胡校长抱着最后一件希望，去了区委、市委和新成立的中学文革办，去反映他们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但没人管，要他回学校去。就在这一天，8月5日当天，中共中央发文撤销了刘少奇签发的“制止北京大学乱斗”的文件。这个含义很明确，最高当局撤销了对于校园暴力的所有限制。

下午一点，胡校长回到校园的时候异常寂静，他认为这是要出事的凶兆。回到办公室，看到卞仲耘和其他人呆呆地坐在那里学习。他说：“你们还坐着呢？”但所有人好像没听见一样，默默无语。这是卞校长死后他一直保留在书包里的材料。半小时后，学生闯入，批斗开始。工作组离开后，刘进和宋彬彬是革命学生代表会的正副主席，他们也是当时学校里仅存的权力机构。他们对外的解释是说，因为他们犯了保工作组的错误，权力受到挑战，变得软弱了，对高一年级发起的游斗，他们事先并不知情，也没有主导。这种说法尚存争议，但即使这是真实的，那你们去哪儿了？这是当天被批斗的五位校领导之一梅树敏老师反反复复问他们的话。当墨汁泼到她脸上，当钉子割下她背上的肉，当学生用开水烫她的时候，她问：“你们在哪里？为什么不救我？”宋彬彬说：“我们试图劝阻，但你们离开了。”梅老师继续问：“为什么你们不能留下来？为什么你们要离开？在一个席卷所有人的政治运动中，你真的没有选择吗？”

根据刘文莲老师的回忆，女附中当天游斗老师是在模仿8月4号四中发生的事情。当天四中也是一部分学生临时起义游斗校长，学校革委会的负责学生也控制不住。但是，他们在游斗中每一个人压着一个校领导来确保不出大事，也承受了不少群众的拳头。虽然，他们自称这不是出于同情心而只是执行政策。但这它意味着，以宋彬彬和刘进的高三党员的身份和校内的威信，至少可以用相似的方式来避免最惨烈的结果。所以刘行龙老师才带着伤心责问：“四中的学生怎么就知道保护老师？为什么我们的学生要把老师置于死地？”

当梅树敏老师问：“如果是你父亲，你会离开吗？”刘进听到这个，他很着急，他说：“是我父亲，我肯定不会离开。”宋彬彬一直有很强的辩护。但在2010年，他说：“当我看到梅树敏老师白发苍苍，他摘下口罩说‘对不起’。”当他提到这个的时候，也是他第一次公开提到校长的道歉。他说，我们当时真的觉得对不起老师们。如果宋彬彬能去卞校长家一次，看看王金耀先生，这件事的最终结果可能会不同。当然会有压力，所以他才会想去而不敢去。但是，梅书敏老师原谅他们不也是有一个过程吗？最初回避，然后冷淡，此后责问。到最后，他坐下来，像过去逐字逐句给学生批改作业一样，给这两个人修改调查报告。他批评刘进，说你头发都白了，还像过去一样头脑简单。就是这句责备，让刘进觉得整个天都晴了。为什么？因为这是推心置腹，这意味着老师重新把她当成了学生看待。但是宋彬彬没有去校长家，去看一看那个窗口。

### 历史的窗口与平庸之恶

那个窗口是我的厨房和我的卧室。在文革以前，早晚在他离家还有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就经常张望，看着他回来就很高兴，走了一会儿也知道这是上班了。他遇难以后，去这个窗口就是我的恐怖的盼望。那就是思念她，渴望她，梦想她，她回来了吗？宋彬彬的同学和家人说，她是一个好人，一个好妻子和女儿。那么，如果她能站在这个窗口，体验一下别人永远失去母亲和妻子的心情，王先生背负了余生的十字架，宋先生也背负了余生的十字架。也许他们都有机会放下。

宋彬彬去看了8月5日被批斗的五位校领导之一梅树敏先生，但他没有去卞校长家。也许是因为梅先生毕竟还活着，而卞校长死了。而且她的死亡过程太惨烈，太不堪，太苦难，超过了人之常情所能面对。在那只表停在3点40分的时候，卞校长还活着。她倒下是在宿舍楼，那时候是在4点钟左右。假如送到医院救治，人应该有活下来的可能，因为医院和学校只有一街之隔。但是学生把冷酷的卞校长放在一辆垃圾车里，上面盖着一张大字报，一把扫帚和一个垃圾袋，然后把他推进了校长办公室。他们用恶毒的语气让他开门，看看那是什么。胡校长掀开的时候，发现卞校长还在呼吸，但浑身滚烫。他喊：“瞳孔扩散了，快救人！”但学生不允许。很多老师想来看，遭到了斥责。学校的工人王永海回忆说，学生让他把校长送回家去。但又有人说，大白天送不合适，等到天黑再说。此时天还亮着，8月的北京酷暑，这是极为闷热的一天。卞仲耘被压在扫帚和大字报底下，苍蝇开始围着车飞。

事发之后，写给王金耀的匿名信中说，七点时，打电话请示了市委，才被允许通知医院和家人。人被担架抬走的时候，胡校长看了一下手表，7点。宋彬彬和刘进都自述他们参加了抢救，说听说卞校长躺在后槽上人快不行的时候，是他们用手推车把校长推到了医院。但是，王金耀公布了他和宋彬彬的谈话记录。宋彬彬当时说，他没有过去，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这张纸标注的时间是66年8月5号之后。宋彬彬说她完全不记得有过这个谈话或见过王金耀先生。隔了这么多年，记不清是有可能的。但他可以去一趟王家问一问，看一下记录，何时、何地见的，当时还有谁，有什么签字。这么重要的历史事实，应该问清楚，但是没有。

宋彬彬的沉默不仅给自己留下了遗产，也给老人的心上造成了死结。这是老人两年后她道歉时没有接受的重要原因。你没有救校长，你不是真诚的。即使是如宋彬彬所说，他派人去医院请医生帮忙，并写了一张名字条作为担保。但是正如张静芬老师信中所说，当校长换了担架到医院的时候，四肢已僵，打了四针强心针又有何用？她身上穿了那件白色衬衣，丈夫见到她的时候已经成了灰黑色。看到妻子衣服中的粪便时，王金耀痛苦地倒在地上，把席子都咬碎了。因为她妻子说过，想干干净净地死，连这点愿望也没有达成。

可能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在2014年的道歉会上，刘进跟宋彬彬都没有再提抢救卞仲耘的事情。或者是他们意识到了，在这件事情上，再自辩已经没有意义。不过，当时有另外一句话，很多人希望他们提，那就是卞校长死后第二天的学校广播。对于这个广播，当时在校的师生的回忆有不同的版本，但是所有人都记住了同一句话。那天的广播呢，非常短：“卞仲耘死了，死了就死了，不要再提了。”我们全班都坐在位置上，没有一个人动。有一段时间静得真是连雕跟针都能听见。我感觉我被吓到了。人们记住那个声音：“死了就死了。”这个问题不荒谬，但很平淡。冷漠比咆哮更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它没有投入任何情感。突然，有人开始鼓掌。1966年，王金耀已经知道这是刘进说的。但他没有公开提及刘进一个字。2006年4月，也就是40年后，刘进曾拜访王家。过去的事他一个字没有提，王先生也没有提。招待他吃了饭，拍了合影。出门之后刘进长出了一口气，他说觉得多年的心事已了。他可能没有留意到，在合影的时候，他就站在卞校长的照片下方，那个他说“死了就死了”的人。

刘进也许没有多想这句话，她觉得她是鹦鹉学舌。在校长遇害之后，她和宋彬彬连夜去向市委汇报。北京代书记吴德听完之后面无表情，慢慢地说：“像文革这样的运动死人不可避免。已经死了，死了就死了。”就在那一天，卞仲耘被打死的同一天，刘少奇和邓小平被贬值，林彪被提升为第二号人物，吴德的命运在风雨飘摇当中，他不知道工作组撤走之后该怎么办，对校长致死，也没有做任何刑事调查。听到吴德的话，刘进说他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心想难道他爸爸也会这样？他爸爸是当时高教部的副部长，六月中旬因为受到蒋南祥的牵连已经被停职。但是就算刘进有恐惧和罪恶感，他也没有表露。在广播中，他不仅复述了吴德的原话，还加了一句，说“好人打坏人，活该”。这句话来自江青，她传达的是毛泽东的指示。这场广播结束三天之后，刘进和宋彬彬顺利地当上了女附中红卫兵的首领。同一天，北京城欢庆文革十六条颁布，红旗招展，口号震天。王金耀带着孩子，穿过狂喜的人群，送他的妻子去火葬，用相机拍下了他最后的存在。

### 符号的重负与反思的路径

一个人最终的灵魂就化作一股青烟，“死了就死了”。五十年之后，当年鹦鹉学舌的孩子已是老人。假如刘进能够承担这句话，反思这句话，会是王金耀的巨大安慰，也能为她的朋友宋彬彬解开相当的压力。但是，她没有提。结果是王金耀在拒绝道歉的公开信上提了这句话，提了刘进的名字，说她说“好人打坏人活该，死了就死了”，这话丧尽天良。在这份公开信上，王金耀先生曾经手写一句话：“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的红卫兵袖章上有卞仲耘同志的血。”1966年8月8日，他送妻子去火葬。那天是十六条颁布的日子。有一个“要闻”说：“不打人。”他曾经想：“如果我妻子的死意味着暴力的结束，那么这个死是有意义的。”但他没想到，这只是死亡的开始。

王金耀写，这一天之后，北京市约有1772人被打死，其中包括了很多老师。宋彬彬觉得这个名字跟她无关。毛泽东的话只是一个偶然的玩笑。所有署名宋耀武的名字的文章都是别人冒用她的名义写的。但是，毛泽东的话不能只作为玩笑理解，“革命不能文质彬彬”。他这句话是文革当中红卫兵合法化自己暴力的重要文本。至于他说，宋耀武这个名字是被人署名，被人利用。这个说法让我想起，2011年12月，宋彬彬和张一峰举杯庆祝毛泽东诞辰的合影被公开登出，他再次被输上宋耀武的名字。日后她对媒体解释，去的时候她不知道是谁请客，举杯的时候也没人说是为毛泽东，合影是因为她不好拒绝。她口气沮丧地说：“我的朋友说我单纯得竟至于傻，特别不适合政治，却卷入了政治。”

宋彬彬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博士，她并不愚蠢。可能她真的只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可能她只是不思考。这正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20世纪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对于**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 汉娜·阿伦特提出的概念，指在极权体制下，普通人无思想、不思考而犯下的罪行）的定义。直到最后一次公开道歉的时候，宋彬彬还在强调她一生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刘秀云老师曾经提醒过她：“光瞧到自己的私德是不够的，因为你和别人不同，你是一个符号。”什么符号？暴力的符号。卞仲耘校长之死，不是什么无政府的权力真空造成的，而是由最高领袖亲自发动、亲自指导的。就因为你是这个符号，所以人们期待你能够深刻地反思这个符号，能够去追溯那个真正强加于你的根源是什么。这样你才能够从中解脱。在离开人世之前，刘老师把这些叮嘱写了下来，留给她的两个学生：反思你们的个人崇拜，反思你们的盲目迷信，反思你们的不独立思考和干部指定优越感。

这是一位正值壮年的老师，教导着处于教育初期的学生。作为一位拥有知识和道德权利的老师，不能仅仅对学生说：“你们当时只是个孩子，所以我原谅你们。”那不是教育。刘进说，他逐字逐句地写，把刘秀云的话输入到电脑里。我在看他2014年道歉信全文的时候，能够看到这些话的影响。他们俩都承认了，学校秩序大乱和老师受到伤害，是从他们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承认了作为学生代表会的负责人，没有有效劝阻暴力，造成卞校长不幸遇难的责任。也明确检讨说，当年师大附中学生基本上是干部子弟，他们的接班人意识、领袖崇拜、等级观念，和对人权生命的集体漠视，酿成悲剧。宋彬彬第一次正面承认，宋耀武是文革的暴力符号，在818之后短短几天内，暴力横扫全国，不仅造成无数的家破人亡、生灵涂炭，还带来了国家精神、文化、经济上的惨重损失。

有一篇评论说，文革一代的红色公主走到这一步，并不容易。但这场道歉没有顺利收场，因为2014年1月4日，王金耀先生没有在场。2014年宋彬彬公开道歉是受到了陈毅的儿子陈小鲁的影响。前一年10月份，陈小鲁作为当年八中的革委会主任，向受害老师公开道歉，并且得到了谅解。这给了宋彬彬鼓舞。但是这两场道歉会有相当大的不同。当年，陈小鲁的老师被几个初中生堵在教室里面，要给他剃**阴阳头**（Yin-Yang Haircut: 文化大革命中一种羞辱性的发型，将头发剃去一半或一部分）。偶然路过的陈小鲁拦住说：“可以批判，不许剃头”，并且陪在老师身边，站了一个多小时。赵老师在道歉会上为此向他致谢。而宋彬彬在卞仲耘校长致死的问题上，和王金耀先生借地为肖，此时却不请对方。这样的道歉很难被接受。

这次，他们有没有在学校开会？有没有通知你？你觉得不开会通知你怎么样？他们想自己走一个流程。这并不能证明这次道歉会是虚假的或被操纵的。道歉会的领导者是女附中的一群校友，其中许多人也在文革中受到打击和迫害。不请王金耀是他们集体的决议。实际上，在2009年为卞校长的同校安放仪式的时候，他们就决议不请王先生。理由是怕他过于激动，身体承受不了。但学生于玲说，实际上我们是觉得，是怕他来了说什么话我们承受不了。承受不了什么呢？他们没说。但是捐款塑像的人当中，有一位是当年使劲按着校长的头，逼他喝厕所脏水的初二的学生。还有一个人，旁观了铜头皮带抽打校长，他受不了那个残暴，又骂自己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感觉自己是逃兵。还有一个人说挑土的时候，校长被人用棒打，向他摔过来，他赶紧推了一把，是怕他的一身血脏了自己的衣服。听到校长死去之后，他的右手开始感觉异常，说“专制制度下的群氓可以所向披靡，捣毁一切，而我就是这群氓中的一个”。

刘秀云曾经讲，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我们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恐怕给学生的影响太厉害了，这些事情从自身要反省的呀。到1964年，阶级斗争已经是教育的纲领，出身论越来越新生。打人最凶的高一三班的学生说，初中时，他们班干部子弟只有6人，到了高一，升为24名。他们的学习和劳动都不好，但经常吹嘘父母的红色血统。当文革中暴力被视为是革命表现，校长被定义为阶级敌人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暴力就不仅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须的。这些**红五类**（Five Red Categories: 文化大革命初期指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和革命烈士家庭的人）很快失去权力，宋彬彬在父亲倒台之后，被软禁在沈阳，又逃去内蒙。这是她视自己为文革受害者的原因。但是正如她的父亲宋仁琼在回忆录中所说：“我挨过整，不代表我没有整人的思想，不代表我没有整过人。”受害者不一定是完美的，包括卞仲耘老师本人。

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他参与了1947年用石头破坏现场。但钱江先生的文章说得很清楚，这件事的时间、地点和细节都不是真实的。然而，卞老师在1957年**反右运动**（Anti-Rightist Campaign: 中国在1957年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旨在打击被指为“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当中，的确主持过将本校的一些老师打为右派，就包括在纪录片当中为她作证的林芒先生。胡志涛校长曾经在平反后去这12位右派老师的家中，一家一家去道歉。以卞仲耘的个性，和与胡校长的友情，如果她活着，应当会在反思时同行。因为在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时候，她和丈夫要追求的，是反对法西斯、免于恐惧的自由。她曾说：“我死了，如果有骨灰盒的话，我上面写八个字：‘我深深地爱着我的梦想，我死在我的梦想中。’”

调查的每一方其实都知道施暴者是谁。高一三班的名单就这么多人。但是，没有司法调查，也没有国家层面的调查委员会，即使知道打人的人能不能公布，名字公布又如何。刘秀云曾经说1978年，为卞校长的案子抓过两个人，一个是诬陷者袁淑娥，另外一个学生叫刘南南。刘南南初中在女附中上学，高中去了女三中，那个时候又跑回女附中打人。当时对他的处理是开除党籍军籍，后来中央政策一粗不一细，相当于赦免了红卫兵。他的待遇又恢复了。

77岁的宋彬彬在去世的时候，她的家人说希望天堂里没有满腹委屈。从这样的说法中看，她离开人世的时候还是有不平和遗憾。如果当时8.5事件的施暴者没有责任，如果区委、市委和文革办都没有责任，如果工作组没有责任，如果文革的发起者不负担责任，那么宋彬彬作为一个符号，就不得不在这件事情上承担起超乎个体的责任。这是今天我们来制作这些有关于宋彬彬和卞仲耘这一节目的原因。对这位被称为历史的污点证人，我们有责任尽可能公正地呈现她的证词。在证词的最后，宋彬彬说：“如果忘记了过去，悲剧还可能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