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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geopolitics"
category: geopolitics
date: '2024-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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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波特》
- 《权力游戏：奥运会的政治史》
- 《身体的性别：性别政治与性构建》
- 《体育性别：跨性别和间性运动员的历史、科学与故事》
- 《睾酮：一部未经授权的传记》
- 《性别检测：女子体育中的性别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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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Phel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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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台湾拳击手林郁婷因性别问题引发争议，知名作家JK罗琳的言论更是激化了讨论。本文深入探讨了奥运会百年历史上性别检测的演变、其背后的科学争议、伦理困境以及与种族歧视的复杂交织。从早期对女性身体能力的质疑，到冷战时期美苏对抗下的性别规训，再到现代对睾酮水平的限制，文章揭示了性别检测标准的不一致性及其对运动员造成的深远影响，并反思了体育竞赛中“公平”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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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巴黎奥运性别争议：百年奥运史中的性别检测、种族歧视与公平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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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奥运性别争议：林郁婷事件的背景

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争议不断，台湾选手林郁婷和阿尔及利亚选手卡伊利福的性别问题受到了质疑。知名作家JK罗琳转发了外媒报道，并评论称“这种疯狂何时才能结束？我们要等到一名女拳击手受重伤，甚至被殴打致死吗？”此番言论在台湾网友中引发了强烈不满。事实上，国际奥委会在赛前已明确保证所有参赛选手均符合比赛规定。因此，罗琳被批评为“没见过世面”，认为她“在书里可以乱写，但不能乱说话”。许多网友在留言区发布中英文澄清图片支持林郁婷，一些粉丝表示失望，称将不再观看《哈利·波特》，甚至有人引用原著情节，称JK罗琳应该属于斯莱特林学院。

### 百年奥运史中的性别检测演变

回顾过去百年的奥运历史，只要有运动员被认为“不够女性化”，就常常会受到攻击。性别检测的方法也一直备受争议。现代奥运会始于19世纪末，由法国男爵皮埃尔·德·顾拜旦创立。在他担任奥委会主席的三十年间，女性被禁止参加大部分比赛，奥运会被视为男性展示阳刚之气的舞台。女性只能参与射箭、高尔夫、网球、游泳等一些被认为“女性化”的项目。当时，奥委会以医学理由排斥女性，声称剧烈运动会损害女性健康，甚至可能导致不孕，因此为了“保护女性”，她们不应参与竞技。在奥运会的前三十年里，女性运动员一直处于少数。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女权主义者爱丽丝·米利亚特的努力下，女性才得以加入田径项目。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首次允许女性参加800米赛跑，结果德国、日本和瑞典的三名选手打破了世界纪录。获得第二名的仁吉·仁吉以2分17秒的成绩完赛，但当时的日本社会对此却非常冷淡。一些批评者甚至质疑她实际上是男性，因为他们不相信女性能跑那么快。这次奥运会也在欧美国家引发了“性别焦虑”，许多家长担心下一代女孩会失去女性特质，变成“亚马逊女战士”。在舆论压力下，奥委会决定从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禁止女孩参加800米长跑，只能参加200米以内的短跑项目。这项规定一直持续到1960年罗马奥运会。

然而，即使禁止了女性长跑，性别质疑的风波仍在继续。1936年柏林奥运会100米决赛中，美国选手海伦·斯蒂芬斯打破了波兰选手斯特拉·沃尔什的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女性。当时的波兰报纸立即质疑海伦·斯蒂芬斯实际上是男性，因为人们不相信女性能跑得如此之快，引发了公众的强烈抗议。奥委会随后对海伦·斯蒂芬斯进行了性别检测。可见，奥运会最初的性别检测，并非单纯为了公平竞争，而是源于不相信女性能拥有与男性相同的身体能力。当女性挑战既有的性别界限，表现得过于“男性化”时，就会被要求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女性”。

二战后的美苏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都试图利用女性角色来展示国家实力。西方国家不鼓励女性参与体育运动，认为女性待在家里做家庭主妇才是“好女人”的形象。而苏联则提倡性别平等，鼓励女性参与所有体育项目，试图通过奥运会提升苏联的国际能见度。因此，苏联派出的女性奥运选手都拥有强壮的肌肉，与他国相比，苏联女性在奥运会上获得的奖牌数量甚至超过了男性。美国不甘心在体育赛事中输给苏联，尤其是输给苏联女性，这使得西方阵营开始怀疑并质疑这些选手的性别，称她们都是“男扮女装”。例如，1960年奥运会的苏联运动员伊琳娜·普雷斯和塔玛拉·普雷斯姐妹，共获得了5金1银，却因肌肉过于发达而被指责“不像女人”。

### 从染色体检测到睾酮限制：科学争议与伦理困境

从1966年到1992年，国际田径联合会规定赛前必须强制进行性别检测。检测方式在1966年欧洲田径锦标赛上，243名女性选手被要求裸体排队，在医生面前展示生殖器。英国选手玛丽·彼得斯回忆说，这是她一生中最屈辱的经历。当时的英国杂志甚至开玩笑说，要检测她们是不是女人，只要让她们和男人睡觉就行了。因此，从历史发展来看，强制性别检测最初并非单纯为了追求公平，它还触及了西方的性别框架以及美苏冷战的对抗。因为苏联女运动员的突出表现不符合当时西方国家认为女性应有的柔美优雅形象，才不断受到性别质疑，进而迫使主办方采用性别检测。

最初的性别检测方式既低效又不恰当，因此在1967年，国际田径联合会改变了方法，不再通过身体结构判断，转而通过染色体来判断，只允许拥有XX染色体的女性参赛，不符合者一律禁止。这种方法只需检测口腔黏膜，非常方便，这也是JK罗琳要求奥运会重新实施的检测方式。然而，这种方法实际上引发了更大的争议。波兰选手埃娃·克沃布科夫斯卡被发现拥有XXY染色体而非XX，她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奖牌被没收，并被禁止参赛，这导致她后来患上精神疾病，甚至试图自杀。但这一事件反而让主办方认为，实施性别检测是正确的。波兰奥委会主席对此提出抗议，认为仅仅依靠XX染色体不足以定义一个女人。

我们通常认为性别是二元对立的，即性染色体要么是XX（女性），要么是XY（男性）。但生物学家安妮·福斯特-斯特林汇编了1955年至2000年半个世纪的医学文献数据，统计显示，近1.7%的人在出生时无法被归类为“非男即女”。例如，有些人发育得像女性，却拥有XY染色体（**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 一种基因突变，导致身体对雄性激素反应迟钝）。有些男孩在成长过程中，某些细胞会失去Y染色体。

为什么性别发育会有如此多的变化？今天的科学界认为，每个人在胚胎阶段，最初都是雌雄同体的。人类性腺的结构本身就具有**双性潜能**（bipotential: 指人类胚胎性腺在发育初期同时具有发育成男性或女性生殖器官的潜力）。胎儿的性别发育过程，实际上是几组“成为男性”和“成为女性”的基因相互竞争，最终的总得分决定了胎儿独特的性别发育。因此，这是一种自然的、发育上的变异，造就了生物性别的多样性，基因表达并非只有两种类型，而是一个连续的光谱。

但根据当时（1967年）奥委会的标准，拥有女性特征却没有XX染色体的人，会被视为生理上的“异常”，不被认为是“真正的女人”。在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上，选手在性别检测后会获得一张“女性卡”，证明染色体检测无异常，女性选手必须持有这张卡才能参赛。这引起了当时科学界的担忧。1972年日本札幌奥运会，五名丹麦医生批评奥运会的性别检测不道德，因为奥运会定义女性的标准，仅仅是必须拥有XX染色体，却未考虑其他因素，如性腺发育、第二性征、性别认同等，这些也是构成女性的决定性因素。

例如，波兰常胜奥运选手斯特拉·沃尔什，一直被怀疑并非“真正的女人”。她在1980年被抢劫犯杀害，法医尸检发现她具有雌雄同体的特征，是一名**间性人**（intersex: 指个体生理性别特征不完全符合传统男性或女性定义的情况）。许多人写信给奥委会，质疑“怎么能让这种假女人参赛？她的奖牌应该被没收。”奥委会因此有了更“正当”的理由说：“看吧，性别检测是必要的。”于是，1980年代后，性别检测变得更加严格。

但这一事件却忽略了，斯特拉·沃尔什出生于1911年，当时的医疗技术还没有染色体检测。那时医生判定她是女性，她也认同自己是女性，一生都以女性身份生活。然而，在她去世后，却因被发现具有间性特征而被剥夺了女性选手的资格。这使得奥委会的性别检测引发了更大的争议。

仅凭染色体来判断性别，引发了许多抗议。当时的检测技术不成熟，实际上存在许多误判。例如，1985年赴日本参加国际游泳比赛的美国女运动员克尔斯滕·温格勒，就被误检出拥有Y染色体。随后，医学团体出面抗议，声称染色体检测不准确，没有考虑到人类染色体并非只有XX和XY两种组合，还有许多其他变异，而且这种变异并不会给运动员带来先天优势。

例如，本应代表西班牙参加1988年奥运会的跨栏运动员玛丽亚·何塞·马丁内斯-帕蒂尼奥，就因性别检测未通过而被取消资格。她当时被诊断出拥有XY染色体，被认为是男性。但她实际上患有“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这种基因突变使得身体的雄性激素更难发挥作用。所以即使她拥有XY染色体，也不会让她获得天然的男性优势。当时科学家们以此理由为她辩护，她才成功从国际田径联合会那里要回了参赛资格。

由于1980年代的抗议声浪太大，1990年，国际田径联合会主席在蒙特卡洛召开会议，邀请各界专业人士讨论。当时许多医生建议废除性别检测，但奥委会表示，为了确保公平，性别检测是必要的，问题只在于如何检测。最终决定采用**PCR检测**（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 一种快速便捷的核酸检测方法）。这种检测方法快速便捷，但很快也受到了质疑。1994年，挪威主办奥运会时，挪威是西方国家中最重视性别平等的国家，他们认为性别检测只针对女性，是对女性的差别待遇。因此，挪威政府立法禁止PCR检测，称其既不合法也不道德。挪威科学家也拒绝为奥运会进行这种检测。这成为奥运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挪威政府的强硬立场激励了许多奥运选手组织抗议性别检测。奥运会最终在1999年才结束了强制性别检测，改为只在选手受到质疑时才要求检测。

### 性别质疑背后的种族与文化偏见

从1984年中国开始重返奥运会，中国队获得的奖牌数量令人震惊，尤其是女性运动员，也打破了多项世界纪录。例如，1993年，田径运动员王军霞创造了三项世界纪录，被称为“东方神鹿”，其中3000米世界纪录8分06秒至今未被打破。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王军霞又获得了5000米金牌，并创造了新的奥运纪录14分59秒90。

然而，这些壮举并未让西方国家感到钦佩，反而让他们质疑：“亚洲女性怎么能获得这么多奖牌？”当时的美国长跑运动员帕蒂苏·普卢默表示：“中国人打破了这么多世界纪录，这需要调查。”美国要求国际田径联合会重启性别检测措施，王军霞的家人甚至收到了死亡威胁。

在这一系列攻击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模式：性别质疑事件常常发生在白人女性输给非白人女性的情况下。例如，这次林郁婷和卡伊利福受到JK罗琳的攻击，两人都不是白人，而她们击败的对手恰好是白人，这并非巧合。如果情况反过来，当白人女性击败非白人女性时，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质疑。

例如，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谢恩·古尔德获得了三枚金牌并打破三项世界纪录，当时没有人质疑她的性别，因为她的外貌符合典型的西方白人女性的理想形象。相比之下，不符合这种形象的人就可能被质疑“不够女性化”。例如，2006年亚洲运动会，印度选手桑蒂·桑达拉詹获得了800米银牌，却因外貌不够女性化而在赛后受到质疑，被要求进行性别检测，结果因未通过而被没收奖牌。桑蒂·桑达拉詹后来患上严重抑郁症，曾试图自杀入院。

在2009年世界锦标赛上，南非短跑运动员卡斯特·塞门娅连续第三次获得世界冠军。当时输给她的意大利选手埃莉萨·库斯马说：“她不应该和我们一起跑，她是个男人。”再次，我们看到白人质疑非白人“不像女人”。由于质疑声太多，国际田径联合会主席要求塞门娅进行性别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她体内睾酮水平自然偏高。因此，2011年，奥委会引入了睾酮限制，认为体内雄性激素水平高的女性会产生更多睾酮，从而获得运动优势。

然而，将睾酮视为增强运动功能的“男性荷尔蒙”，本身就是西方文化长期以来的偏见，并没有科学证据支持。科学家至今仍未发现睾酮与运动表现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体育赛事中睾酮水平低的男性运动员实际上占了大多数。2018年，世界田径联合会主席要求塞门娅接受治疗，降低体内睾酮水平，以符合女性标准，才能继续参加国际比赛。塞门娅认为这是歧视，向国际田径联合会提出申诉。2019年法院裁决公布，裁定塞门娅对其他女性参赛者不公平，必须服药降低睾酮水平才能参赛。塞门娅随后向欧洲人权法院上诉，并在2023年获得胜诉，裁定国际田联的禁令具有歧视性。

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过去百年体育竞赛的历史，就会发现，引发性别争议的，往往是非白人战胜白人的情况。因此，这其中不仅涉及性别议题，还有种族因素交织其中。事实上，奥运会最初创立时，本就是西方国家用来展示白人优越性的平台。例如，1936年柏林奥运会，纳粹德国希望借此证明雅利安人是最优秀的种族。但在20世纪，随着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崛起，越来越多的非白人获得奖牌，对白人主导地位构成了威胁。因此，不断指责有色人种“不合格”、“不够女性化”，实际上反映了白人在比赛失利后，仍要维持种族优越感的焦虑。

### 何为体育竞赛的真正公平？

最后，我们来谈谈体育竞赛中的公平究竟意味着什么。每当出现性别质疑争议时，主办方都会说，性别检测是为了公平竞争，因为生理男性具有先天的基因优势，对女性选手不公平。如果要求的是基因公平，那么我们可以问：人类有46对染色体，为什么我们只追求性染色体的公平？

例如，美国游泳运动员迈克尔·菲尔普斯获得了28枚奥运金牌，他的躯干长度和手背与常人不同，生理结构超越一般男性。即使与其他男性相比，他也具有先天的生理优势。但你不会看到有人说这不公平，要剥夺他的金牌，或者要求他调整性别生化指标，达到一般男性的正常值。相反，你会听到许多人称赞他：“这家伙就是为游泳而生的。”

事实上，1990年，国际田径联合会曾想对男性也进行健康检查，但当时被批评为“没有必要，过于多余”。所以我们应该思考，为什么在男性群体中，有人天生超越常人是可以接受的，但在女性中，有人天生睾酮水平高于平均值，人们就无法接受，认为这不公平？这是否反映了整个社会的潜意识中，实际上是害怕女性变得过于强大，不相信女性能取得比女性更好的体育成绩？

例如，你不会看到有人质疑花样滑冰运动员的性别，因为这类运动符合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形象。而性别会被怀疑的，通常是那些更具“男性化”特征的运动，如拳击、举重、田径，这些运动需要体能、力量、速度。如果任何女性选手过于强壮、有力或快速，像男性一样强大，就会被怀疑“不够女性化”，尤其是非白人选手。但体育竞赛的目的，不正是要选出最强、最壮、最快的选手吗？当这些选手符合这些条件时，却被说成“太过分了，一点都不像女人”，这无疑抹杀了这些选手多年来的训练和努力，是对运动员最大的不公平。

### 对运动员尊严的漠视与机构标准的混乱

更大的不公平在于，不同的机构对“真正的女人”有不同的定义标准。林郁婷在参加奥运会前，已经通过了奥委会的睾酮浓度检测标准。但那些质疑她性别的人，却以2023年世界锦标赛为例，当时国际拳击协会检测出她的“性别生化指标”超标。退一步说，即使林郁婷当时某些指标超标，运动员的生理状态和荷尔蒙浓度会随着身体训练而改变。重点在于赛前这段期间，是否有浓度超标？

在奥运赛事中，却不采用今年奥委会的检测结果，反而拿去年国际拳击协会的检测结果来质疑选手的资格，这难道不奇怪吗？现在国际拳击协会已被奥委会除名，用一个被除名的机构所做的检测来质疑选手的资格，这种质疑的合法性令人难以置信。

本期节目回顾了奥运会性别争议的历史。事实上，林郁婷今天所面临的各种国际质疑，在奥运会的历史上屡见不鲜。从最初不相信女性能拥有与男性相同的身体能力，到后来苏联女运动员不符合西方女性形象，奥委会才开始实施强制性别检测。但染色体检测存在诸多问题，用单一指标定义女性，毁掉了许多女性运动员的运动生涯。直到1980年代的大规模抗议，性别检测才最终在1999年结束。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非白人运动员获得奖牌，白人优越性受到挑战，反过来又质疑许多非白人选手“不是女人”，要求进行性别检测以确保公平竞争。但这种论调却始终只适用于女性选手，似乎反映了社会不敢想象女性变得过于强大、过于“男性化”和过于有竞争力。

如果我们真的想实现体育赛事中的公平，我们需要对性别文化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让体育场上的每一位选手都能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展现自己的努力成果，而不会因为性别而被否定过去的努力。即使遭遇各种性别质疑和诽谤，我们也能捍卫自己选手应有的尊严。林郁婷表示，如果让她重新选择，她可能还会选择拳击，她只是想借着巴黎奥运会，为自己也为台湾，拿下一面属于台湾的奥运金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