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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geopolitics"
category: geo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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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自由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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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 Jinping
- 王立军
- 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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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三個水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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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本文深入探讨了中国普通民众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复杂且矛盾的关系。通过分析“天网工程”带来的安全与监控、严厉禁毒政策下的绩效与人权，以及高铁基建等具体案例，文章揭示了“绩效合法性”对民众的吸引力。同时，文章也探讨了在经济下行周期中，部分城市中产阶级可能与国家形成牺牲农村与老人的“残酷共识”，并最终辩论了中共是否存在一个稳固的、利益高度绑定的四亿人“基本盘”，以及这个基本盘在未来社会变动中的可能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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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中国人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真的一致吗？从天网、禁毒到残酷的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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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是否同向？

今天我们探讨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尤其对于海外的自由派人士而言。许多人为“爱国”提供了一种辩护：他们认为自己实实在在地从国家发展中获得了益处，那么爱国便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经常反驳这种观点，指出“国家好不等于你好”，中国的体制本质上是剥削性的。

但我们必须面对一个问题：会不会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某些领域实实在在地从国家获得了好处？他们会认为，自己作为国家的一份子，与国家利益休戚相关，存亡与共。甚至有人相信，如果中国战胜美国，他们能获得真金白银的利益，比如电脑会更便宜。那么，在中国，一个普通国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究竟是否契合？

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确实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也给普通国民带来了一些实际利益。基于这些利益，人们如何区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是否同向？进而，如果利益同向，是否就应该支持国家、无条件爱国？国家也正是利用“国富民强”这样的叙事，来强化这种捆绑。虽然我们常说中国是“国富民穷”，但许多人在经济好的时候并未切身感受到，直到近两年经济下行，才有所察觉。

### 案例一：“天网工程”的安全幻觉与监控本质

我们来看一个很有争议的场景：**天网工程**（SkyNet Project: 一个覆盖全国的视频监控系统）。这个工程无疑是为了高压维稳，确保国家能在任何风吹草动时找到你。然而，它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的社会治安。许多来中国的欧美人，尤其是美国和法国人，都对中国深夜街头的安全赞不绝口。

“天网工程”作为一个压迫性工具，似乎带来了破案率提升和治安好转的正面效果。很多中国人因此觉得，尽管存在监控，但能换来安全也是值得的。

然而，我们必须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审视这个问题。横向来看，与G7国家相比，中国在公共安全摄像头上的投入占公共开支的比例高得吓人，摄像头密度非常恐怖。但这种高投入与刑事犯罪率、破案率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需要数据来证明。

纵向来看，与过去相比，中国现在的重大刑事犯罪率可能确实在下降，尤其是在城市。这一点让很多人觉得享受到了安全。但我们必须看到反例：这个工程的出发点并非为了公共安全，而是为了监控人民。在实际操作中，尤其是在关键时刻，摄像头常常会“坏掉”。无论是在新闻采访还是法律辩护过程中，当需要调取证据时，比如发生学生跳楼事件，校方往往会以“摄像头正在维修”为由拒绝提供视频。只要有一个这样的案例发生，整个系统的可信度就荡然无存。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以偏概全，系统的存在本身就带来了震慑作用。但社会治安的好坏，仅仅是因为摄像头多吗？这种因果关系未必成立。我认为，经济发展是更重要的因素。例如，我人生第一次丢钱包是1999年在西安，当时西安号称“贼城”。2002年以后，西安火车站周围的小偷明显减少了，并非因为摄像头，而是因为外企进驻，提供了更多工作岗位，流民减少了。这是一个经济发展带来的结果，而非监控技术。

犯罪形式也在与时俱进，街头犯罪减少了，但网络诈骗不是依然猖獗吗？更重要的是，你真的有安全感了吗？在北京，家长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造成的交通拥堵，本身就是社会缺乏安全感的明证，这在日本是难以想象的。

我曾亲身经历过摄像头的“好处”。2017年，我在广州火车站丢失了一整箱书在出租车上。通过报警和调取监控，虽然过程曲折，最终还是找回了失物。那一刻，我无疑是从摄像头中受益的。但这引出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关注一次性的短期利益，还是在中国的长远利益？如果只看单次事件，我感谢摄像头。但从长远看，这种未经立法程序允许、动用公共预算建立的控制手段，本身就是非法的。在程序上，它不符合立法精神，即便它能带来安全，我们也不应支持。

当然，为中国辩护的人不会纠结于程序合法性，他们甚至认为，正是因为程序不合法，中国才能高效地建设高铁、开采稀土，在某些领域卡住美国的脖子。这种观点认为，过于注重程序的西方国家反而效率低下。但我们也要看到，世界上很多治安好的地方，如日本，也并未依赖“天网工程”。日本甚至有过因交通摄像头泄露个人隐私导致巨额赔偿，最终撤除大量摄像头的案例。

作为律师，我必须提醒，对摄像头的过度依赖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我们不能为了所谓的安全，就放弃宝贵的隐私权。王立军时期的重庆，每个路口都设有警察岗亭，但最终都形同虚设。关键要看动机：你是为了人民的安全，还是为了控制人民？我去林昭墓时，从停车处到墓碑边，短短一段荒山野路，竟数出了29个摄像头。这显然不是为了安全，而是为了全方位监控每一个前去祭拜的人。

### 案例二：严刑峻法下的禁毒绩效与个人自由

另一个相关的例子是中国的禁毒政策。中国禁毒力度空前，对吸毒者和贩毒者往往缺乏基本人权保障。在这种**严刑峻法**（指极其严厉的刑罚和法律）之下，中国的毒品问题确实比许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控制得要好。很多人因此认为，国家采取的严厉手段虽然过度，但效果显著，是利大于弊的。

然而，中国的毒品状况真的比日本控制得更好吗？我对此表示怀疑。中国绝大多数死刑判决都与毒品犯罪有关，但在一些低线城市的娱乐场所，毒品依然泛滥。这背后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王少光在90年代提出的**绩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 指政府的执政合法性不来自于权力来源（如选举），而来自于其治理的绩效（如经济发展、社会安全））。

当我们用禁毒效果来讨论国家与个人利益时，其实是在问：你是否认可共产党的绩效？高铁、芯片、航母……如果陷入这套叙事，我们就会不自觉地与他们共舞。

“绩效合法性”的吸引力是全球性的。近年来，由于疫情和通货膨胀，美国、日本等国的国家绩效出现问题，导致民众开始质疑程序合法性的价值。许多人会想，如果选举出来的政府治理不善，那威权体制又有什么不好？最近台湾甚至出现一些过去观念正确的网红，开始宣扬“中国虽然没有人权，但中国很强大”。这背后，正是“绩效合法性”的强大诱惑力。

但我们必须论证，程序合法性优于绩效合法性。回到禁毒问题，我支持大麻合法化。人有堕落的自由，我有吸食大麻的权利，这是个人选择，吸不吸是一回事，但权利本身应该存在。强力管制只会催生高价黑市。一位精神病学专家曾说，任何成瘾性的东西，想从医学上杜绝都是不可能的。

当中国人拿禁毒有效来论证共产党的合法性时，反映的是整个社会“观念水位”较低。如果更多人认同“人有堕落的权利”，就不会把吸毒看作多大的事，自然也不会将禁毒作为评判政府合法性的标准。这本质上是一种泛道德化的治国观念，是我不喜欢的。

### 奇观、铁拳与经济周期：民众感知的变迁

对于许多普通人来说，他们能直观感受到的是中国的某种秩序。大城市消费品极其发达，淘宝购物次日即达，治安也相对不错。这种秩序不包括言论自由、堕落的自由，处处都可能触碰红线，但它确实提供了消费的自由和某种程度的环境安全。

社会主义的铁拳，绝大多数人听过，但并未亲身感受过；而社会主义的秩序，他们却实实在在地体验着。当你告诉他那些他未曾感受过的危险时，他更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街道窗明几净、基建宏伟壮观。他去纽约，觉得中央公园还不如合肥的公园；他来日本，觉得河流不如家乡的江河。这些可感知的、表面的东西，让共产党的叙事极具说服力。

我曾将此称为“建筑奇观”对年轻人的冲击。从1995年深圳帝王大厦建成开始，中国进入了基建狂飙的时代，几百座摩天大楼、高速公路和高铁网络，与这代年轻人的成长过程完全重合。这些速度奇观和建筑奇观，让他们直观地感受到制度的优越性。

互联网极大地放大了这种景观效应。一个生活在小县城的人，也能通过网络看到深圳和上海的璀璨夜景，仿佛自己也生活在其中，感官被同质化了。景观是眼见为实、传播迅速且廉价的。而那些更隐微的价值，比如纽约的文化多元性，是无法通过眼睛直观看到，且有一定感受门槛的。

当然，这种感知会随着经济周期而变化。当经济上行，大家都在赚钱时，可以忽略制度的危险。但现在经济下行，许多人失业、还不起房贷，而特权阶层依旧有吃有喝，不公平感就会浮现，人们开始思考社会结构的问题。

我们如何破解这种“绩效主义”话术？这非常困难。人是基于自身利益做判断的，很难相信纯粹的政治信仰。体制内那些工资有保障的人，自然会觉得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体的。而我们真正要讨论的，是那些未被铁拳砸中、身处社会底层，但又从国家发展中获得些许好处，从而对是否爱国感到犹豫和困惑的人。这个问题，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并且会随着时间和境遇而改变。

### 残酷的共识：城市中产会与国家合谋吗？

中国社会一个真正残酷的问题是，许多普通人知道国家放弃了农村，也知道国家会放弃老年人。他们甚至将国家的残酷与自己的利益绑定在一起，认为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比其他国家好解决，因为“死了就好了”，国家可以淘汰掉这些“负担”。

这里潜藏着一个非常可怕的可能性：一二线城市的青壮年群体，是否会与国家形成一种残酷的共识？他们会认为，这个国家就像一个丛林，为了保住我们这几亿人的生活，可以牺牲掉剩下的十亿人。这在历史上早有先例，比如牺牲农村以支持工业的**剪刀差**（Scissor Gap: 指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而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所形成的差额，常被视为一种对农业的剥削）。

这种牺牲一直在发生，农村社保与城市社保的巨大差距就是明证。这并非未来可能发生的事，而是正在进行时。在这种“鱿鱼游戏”般的状态下，人们为了活命，必须心狠，依附于最有力的“老虎”和“狮子”。接受这套逻辑的人，内心深处也知道自己有朝一日可能成为被牺牲的对象，但他会审视自己在“伤害链”上的位置。一个拥有合肥户口的城市居民，会觉得自己处于牺牲链的末端，暂时是安全的。

### 终极辩论：中共是否存在四亿人的稳固“基本盘”？

国家通过各种策略来维系不同群体的认同。对一些人，它强调经济绩效；当经济下行，绩效叙事失效时，它又转而强调安全——既包括治安安全，也包括国家安全。它会告诉你，日韩都是美国的殖民地，只有中国是唯一能站着对抗美国的国家。此外，还有航母、“墨子号”、DeepSeek等国家魅力的“克里斯玛”叙事。总有一款适合你。

面对这些宏大叙事，每个人都需要回归个体，思考自己与这个国家究竟是什么关系。航母上闪亮的鞭子，你是否意识到那是用来抽打自己的？

当然，我们不能将外部性完全抹杀。说航母、歼-20与你毫无关系，也难以说服人。这些军工产品确实能出口创汇，对地缘政治产生影响。但问题是，作为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其利润是否惠及全民了？

当经济寒冬来临，越来越多的人会遭遇切身利益的损害，比如房产烂尾、银行存款无法兑付。当他们表达不满时，又会遭遇国家的维稳铁拳。此时，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然而，最可怕的情况是，即便经济下行，国家依然可以通过强大的宣传机器，维持一个庞大的“基本盘”。这个基本盘可能多达三四亿人，包括体制内人员及其家属、国企员工、城市白领等。他们痛恨体制，却又渴望进入体制以求安稳。

这些人或许对现状不满，但他们与国家绑定的底线难以击穿。他们浸泡在官方释放的各种“好信号”中——经济光明论、西方衰落论，而所有“坏信号”都被屏蔽了。维持这套信号系统的成本并不高，即使财政紧张也能继续运转。

那么，这四亿人的基本盘是否真的牢不可破？一种观点认为，这个前提本身就不成立。党内高层都非铁板一块，何况是四亿利益诉求各异的民众。在关键时刻，绝大多数人都是“骑墙的墙头草”，会根据力量对比做出选择。历史上的王朝更迭，辛亥革命时官员们剪掉辫子摇身一变，都证明了这一点。

另一种观点则更为悲观。这四亿人构成的基本盘，即便数量会因经济问题有所减少，但始终会有一批最坚定的人，成为变革的阻力。他们会成为大多数人民的敌人。在一个极权体制崩溃前，其力量总是显得异常强大。

最终，这或许是一个信念问题。有人坚信，经济持续恶化必然导致系统性崩溃，变化只是时间问题。也有人担忧，强大的技术监控和宣传系统，加上一个足够庞大的、利益深度绑定的基本盘，可能会让这个系统维持相当长的时间，甚至将内部的压力向外转移，波及世界。

无论如何，探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是每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无法回避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