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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一席YiXi
date: '2026-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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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N6EfEsovOI
speaker: 一席Yi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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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不该死的生命：张军在缅甸的健康扶贫之路»
summary: «张军，健康扶贫行动云南代表处首席代表，讲述了其在缅甸30余年的健康援助历程。从金三角地区儿童死亡、孕产妇死亡率高、缺乏基本医疗的困境出发，他克服了数据匮乏、文化隔阂、政治分裂等重重挑战。通过推广儿童免疫接种、培训助产士、引入疟疾快速检测试纸等适宜技术，显著降低了死亡率。演讲最终升华至“人活着，能够帮助别人是一种幸福”的生命哲学，强调了援助工作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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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健康扶贫行动云南代表处
  - UNIC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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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艰难的开端：深入金三角的健康挑战

大家好，我叫张军，是**健康扶贫行动云南代表处**的首席代表。我的机构在缅甸开展卫生援助工作已经超过30年，我本人第一次踏足缅甸是在1993年。当时，当地领导告诉我，为我安排了“别墅”，但眼前的景象却是一个简陋的草棚，每天早上还能看到新鲜的蘑菇。我所去的地方是**金三角**。资助人交给我的任务是，在三个月内摸清当地儿童死亡和孕产妇死亡的情况，并提出干预措施。

当时我还在北京工作，觉得这份差事听起来不错。我本身是学医的，也曾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合作开发过许多项目。我以为，只要有基本的出生、死亡、疾病数据，我就可以轻松拼凑一份建议书，一个月就能完成，剩下的两个月还能在金三角游玩。更何况，每天还有20块钱的补助，这在当时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80块钱）的四分之一，无疑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于是，我决定接受这个任务。

我去的地点是**克钦**地区。或许大家对缅甸的一些基本情况有所了解：缅甸是一个由7个邦、7个省加1个直辖市组成的联邦国家。它最大的特点是拥有135个少数民族，其中130个民族之间存在较多矛盾。这种族群间的冲突与对立一直持续至今。许多少数民族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我所去的地方，其地盘甚至不被中央政府有效管辖。

抵达后，我尝试向当地领导询问关于儿童疾病、救治情况、出生与死亡数量、地盘大小及人口等基本数据，这些都是撰写报告所需的信息。然而，当地领导听后，似乎并未完全理解我的问题。他稍作思考后，递给我一个望远镜，让我向前望去，说：“你看到的那片地方就是我管辖的区域。”至于我问的那些数字，他表示不太清楚，并认为那些数据对我来说毫无用处。他建议我，如果想了解具体病情，最好自己去当地询问。

当地的贫困状况触目惊心。能够完成小学教育的人都屈指可数，儿童营养不良现象非常严重，食物种类也极其单一。农业主要依靠刀耕火种，一年只有大约7个月的收成，其余时间则依靠采集野果为生。这是一个极其贫困的地区。我于是开始深入寨子，召集老乡们了解情况。

在交流中，我发现妇女们普遍不敢轻易开口，她们只负责端茶倒水。尽管她们内心可能有许多想法，但男人们认为“女人家不该多说话”，妇女的地位非常低下。我深感这样下去不行，因为女性承担着生育和日常生活的重任，她们对社区的了解本应是最深入的。为了打破这种沉默，我提议每人发放三颗黄豆，无论男女，通过投票来决定最重要的问题。

### 揭示生命危机：贫困、习俗与高死亡率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大致梳理出了导致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排在第一位的是**疟疾**（当地称为“打摆子”）。第二种是腹泻伴随发烧，以及**麻疹**（当地称为“取疹子”），很多孩子因腹泻脱水而死亡。第三个原因是新生儿在出生后几天内不吃东西，以及**新生儿破伤风**。这三项是我们比较清楚的致死原因。

在了解情况的同时，我们每天与老乡们在寨子里聊天。我们发现了一个最严重的问题：**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并存，导致低存活率**。在45岁之间的生育年龄里，妇女一生生育十三个、十四个孩子并非罕见，两年就有一个孩子出生，但最终能活下来的孩子却不足一半。当我询问原因时，她们回答说：“没办法，我必须得生，用身体来对抗死亡。”她们解释说，没有医药，无医无药，不这样生，可能就一个孩子也留不住。

在接生方面，许多妇女只能自己接生，或者由村里的“婆婆”（经验丰富的老年女性）帮忙。她们会用竹片、墙上的碎瓦片，甚至旧的刀片、剪刀来剪断脐带，这极大地增加了感染**破伤风**的风险。更让我难以接受的是，在一些族群中，他们认为女性在经期或产后“有血”是一件非常肮脏的事情，会将她们驱赶到牛棚里居住和生产。我对此感到非常震惊和无法忍受。

在接触过程中，许多人告诉我，邻村的妇女在前年、去年生孩子时难产，产后大出血，第二天就去世了。这种因难产和产后出血导致的女性死亡案例太多了。一个女性，在将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时，却要承受如此巨大的生命风险。如果旁观者对此袖手旁观，那么这个世界就显得尤为残酷。女性不应因生育而死亡，儿童通过免疫接种本可以预防麻疹等疾病，也不应死亡。我的题目之所以是“不该死的，别死”，是因为这些人有权利不被死亡，但他们却被遗忘了。

### 重返前线：启动生命救援与信任建设

当时，我向当地人明确表示，我已经摸清了情况，可以写建议书上交了。但我心里清楚，仅凭这些零散的、缺乏定量数据的信息，这份报告很难中标，因为连总人口数都不知道，如何说服资助方？然而，我对老百姓承诺，我是来为他们“要钱”的，如果能争取到援助，就会带来帮助。他们听后很高兴，连声说“阿弥陀佛”。我本以为这三个月任务完成，赚点钱就可以回去了。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大约15天后，我接到了通知，说我的项目可以尝试，并给了1万多块钱的启动资金。这等于我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我还能回去吗？我曾对那些老百姓承诺过，不能食言。如果我不回去，我就不是人了。于是，我决定回去。我还“骗”了两位善良的朋友——一位外科医生和一位内科医生——与我一同前往。我告诉他们，我们将回到那个“别墅”，他们也很信任我。

回到那里后，我们首先要做什么？我提出了“救急救命的病，先做‘不该死的，别死’”的原则。我告诉大家，生育不该死，儿童通过免疫接种本可以预防的疾病（如麻疹）也不该死，这是不公平的。因此，我们决定先开展**儿童免疫接种**工作。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没有疫苗，也没有人愿意去打针。我们尝试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申请疫苗，但对方质疑我们能否保证疫苗的有效性。我们又与中央政府交涉，希望能在他们的地盘上开展儿童免疫接种，但由于92年刚停火，当地缺乏卫生系统人员，且派外来人员存在安全风险。

最终，我们从其他国家弄到了一些疫苗。但疫苗有了，却没有接种人员。我们所在的边境线与云南相连，当地的防疫站很乐意提供帮助，请技术人员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注射。拿到疫苗和冷链设备后，我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进村给孩子们接种。这本是多么好的事情，是救命的行动，就像白求恩一样。然而，当我们到达村庄时，大部分村民却跑了，妈妈们抱着孩子跑得更快。

后来我们询问老人，才得知原因：有人散布谣言说，我们是外国人来做实验的，打完疫苗后这些人就再也生不了孩子了。因此，大家纷纷逃离。更糟糕的是，疫苗需要冷藏，但当地没有电，我们只能用冰排携带冷链箱过河。到了村里却没人，你们想想那是什么感觉？疫苗在48小时内就会失效，打不下去就全废了。

我们非常着急，便去“忽悠”当地的领导，说这些疫苗如同黄金，是山里难得的好东西。我们请求领导们能否强制性地将村民们管住，以便我们能给他们打疫苗。在非常时期，为了达到效果，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就这样，我们把信息传递给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缅甸政府**。他们表示，既然我们能干，就与我们合作，提供冰箱、发电机和疫苗。

我们开始铺开工作。通过与当地卫生机构的合作，我们的卫生站也具备了防疫功能，服务半径得以扩大，能够为更多的孩子接种疫苗。大家可以看到两侧的对比图：绿色区域是我们覆盖的孩子，红色和白色区域是未接种的。以前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网站上，这里是空白数据，缅甸在向国际通报时也缺乏相关数据。经过我们和当地的共同努力，在覆盖100万人口的区域，用了20多年时间，实现了80%的疫苗接种覆盖率。我想，这份掌声应该送给那些活下来的孩子们。

### 扎根社区：推广适宜技术与建立信任

在推进疫苗接种的同时，我们也尝试开展**消毒接生**工作，以解决新生儿破伤风的问题。我们建立了许多卫生所，并培养了许多助产士。我们理想中的场景是，产妇在临近生产时能来到附近的卫生所，由我们培训的人员进行接生，而不是在家中自行处理。然而，现实是，当问及是否愿意去卫生所时，村民们却表示：“孩子在哪儿生呢？”他们认为去卫生所是“吃免费饭”或“撑着”，但对于由年轻、未婚的助产士接生，他们表示难以信任。此外，婆婆们对年轻媳妇去卫生所生产也构成了很大的制约，因为她们自己都是在家中由长辈接生的。这种观念上的差异使得卫生所接生难以推行。

我们意识到仅靠卫生所并不靠谱，于是改变策略，决定在每个村庄培训**接生员**。这借鉴了中国解放初期非常成功的经验。本来村子里就有一些有技能的人可以帮忙，只是她们缺乏消毒接生方面的培训和技术。我曾看过他们（指当地族群）举办的第一个培训班，很多妇女背着孩子来参加接生培训。

培训内容很简单，核心是“一躺三消毒”：让孕妇躺下，对脐带、双手和会阴进行消毒，并提供消毒包（内含手术刀片、消毒膏等）。在讲解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语言障碍。在当地的民族语言中，可能缺乏一些描述生殖器等部位的专业或“高大上”的词汇，导致她们听不懂。后来，一位翻译实在看不下去了，直接骂了一句：“你早说嘛，费了半天劲听！”就这样，我们把**接生**这项工作推广到了各个寨子。

这是一段小录像，展示了我们培训的两位接生员在下乡时，正好遇到一位寨子里的妇女正在分娩的场景。

### 跨越鸿沟：弥合政治分歧的健康桥梁

接下来，我将讲述另一个方面的故事。我开头提到过，缅甸的中央卫生系统与民族地方武装控制的区域是两个并行的体系，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业务往来。由于政治上的分歧，过去70年他们几乎不与对方接触，互不承认。过去，双方的谈判大多围绕政治议题，例如要求交出武器，但对方拒绝，谈判便宣告结束，和平谈判也因此遥遥无期。

而我们则采取了“脚踏两只船”的策略，在两边都开展工作，因此赢得了双方一定的信任。我们向他们表明，我们不涉及政治，只做卫生工作，救助生命，卫生是可以沟通的。我们与**缅甸卫生部**的领导沟通，建议他们去对方区域实地考察，了解当地的真实情况，以便未来提供帮助。然而，卫生部官员表示担忧，害怕前往后会被对方“干掉”。

于是，我们回到当地，向对方传达了卫生部有意愿进行考察的信息，并强调国际社会已向他们提供了大量资源，看能否在非军事区域进行接触。对方表示欢迎。于是，我们陪同卫生部官员前往。

抵达后，对方的副司令出来迎接。他首先声明：“我们是缅甸领土的一部分，我们没有搞独立。但这么多年来，你们（中央政府）从来没有给我们一片药。”我回应道：“这不是来了吗？万事总有个开始。”此后，双方逐渐建立了信任和联系。他们甚至开始参加国家举办的卫生发展规划会议。你看画面中被圈出的两位，他们分别是当地少数民族武装的卫生局长和国家卫生部门的官员，他们过去是敌对关系，如今却能坐在一起，共同商讨当地卫生发展与国家卫生发展如何对接，以及国家将如何匹配资源。

### 攻克疟疾：从显微镜到快速检测

我们再来谈谈**疟疾**。我开头说过，疟疾是当地的第一大“杀手”。在我工作的这些年里，从93年、94年开始，我遇到的几乎每个人都得过疟疾，我自己也得过。疟疾当时有一个致命的问题：诊断必须通过显微镜化验血涂片，找到疟原虫才能给药。这是一个非常机械的诊断标准。大家可以想象当时山里的条件，要靠人力一个个去操作显微镜是极其有限的。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遵循这个治疗和诊断标准。

我们硬着头皮购买了一些显微镜，并请**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的人员来辅导我们的团队学习血涂片技术，辨认视野中的疟原虫。但这确实非常耗费精力，难以大范围推广，只能证明我们有能力做这件事。

直到2007年，我们迎来了转机。我们获得了中国一项规模巨大的疟疾项目。当时，中国正致力于消除疟疾，云南省面临着来自缅甸的输入性疟疾压力，因此中国也在积极寻求解决方案。正好我们机构在当地开展疟疾防治工作，并且是一个中立的机构，两边都有注册。因此，我们获得了执行这项覆盖面广、周期长的疟疾防控项目的机会。

让我最高兴的是，我们引入了**检测试纸条**来替代显微镜。这样一来，我们培训的村寨接生员也能独立完成疟疾的早期筛查。疟疾控制的关键环节就是早期发现病人，及时治疗，才能阻止其成为传染源。中国的对外援助，常常会推广一些成本效益高、适宜当地的技术。我们就是受益者，这项技术拯救了无数生命。要知道，疟疾曾导致大量死亡，我昨天做PPT时，删掉了一张令人触目惊心的疟疾患儿死亡照片，因为刺激性太大了。

在此过程中，我们机构还建立了一个**疟疾监测网**，能够实时显示动态数据。这回应了当年那位领导所说的“数据有什么用”。其实，数据的作用在于，在资源匮乏时，可以用来调配资源，知道哪个地方最需要响应，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 援助的基石：多方支持与持续挑战

随着工作的深入，我们机构的人员也在逐渐增加，包括志愿者、医生和护士。我们覆盖的面积也越来越大。然而，这一局面的形成，离不开一个重要的背景：**中国和缅甸两国政府**对我们工作的极大支持。此外，**联合国系统**，特别是**云南省**，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云南省为此成立了一个协调组，成员包括公安、卫生、疾控、海关、武警、外办等多个部门，因为大量的物资，如蚊帐等，都需要通过这些渠道运往国外。**云南省疟疾防治所**还派出了大量技术专家常驻我们的现场。正是大家齐心协力，才将这项工作推行开来，并为我国于2012年实现消除疟疾目标做出了贡献。

我常说，从远处看，地球似乎是一个光滑的圆球，但走近了看，你会发现它坑坑洼洼。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伸出援手，去缝缝补补，这个世界就会更加温暖。然而，仅仅做到这些是否足够？事实上，疟疾的反弹非常严重。尤其是在疫情之后这几年，疟疾发病率翻倍反弹，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需要更多的国际援助来提供帮助。

### 生命的意义：一次生死救援与深刻启示

关于援助，我想分享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当年，我们晚上正在草棚里休息，突然跑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穿着夹脚拖鞋，气喘吁吁地喊道：“医生们！我们这里有个女人难产两天了，快生不出来了，现在不省人事了，快去救救她！”我们三个人立刻跟着他，打着手电，颠簸了两个小时才爬到山上。

到达后，我们检查发现，胎心已经消失，胎儿已在宫内死亡，羊水也已破裂。更糟糕的是，我们看到她腹部有一道陈旧的剖腹产疤痕，并且她患有脊柱侧弯，骨盆狭窄，根本不可能从产道分娩，孩子必须剖腹产。我们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不取出胎儿，大人百分之百会死；取出胎儿，大人可能还有2%的生还机会。没有时间犹豫。

我们用7个手电筒打光，花了整整6个小时，才完成了这场手术。手术结束后，我累得像泥一样瘫倒在地上。我们都认为这位妇女肯定活不了了，毕竟失血那么多，而且我们连输血设备都没有。

然而，大约半个多月后，我们再次路过那座山。一位老人告诉我们：“你们上次救的那个女人，还活着呢！”我们非常好奇，怎么可能？这太不寻常了。于是我们进去看她。她是一位牧师，身体状况非常稳定。我当时可能问了一个非常不礼貌的问题：“您怎么能还活着？”因为我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汇来表达我的惊讶。

她告诉我一句话：“**我必须还要活着，因为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助。**”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机构的许多项目人员也在现场冒着巨大的风险工作。大家都知道我得过疟疾，我和他们一样冒着同样的风险。甚至有我的同事将生命永远留在了那里。所以，人活着，能够对别人提供帮助，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