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uthor: 徒步的騎手•劉宗坤 date: '2025-06-19' guest: '' layout: post.njk sour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NVOX7hazSM speaker: 徒步的騎手•劉宗坤 tags: - reverse-discrimination - supreme-court-rulings - individual-equality - identity-politics - affirmative-action title: 最高法院逆向歧视案：重塑平等，回归个体 summary: 美国最高法院就职场逆向歧视案做出9比0一致判决，标志着平等保护从关注群体转向个体。本文深入分析了该判决的法律逻辑、历史背景，及其对身份政治和未来社会公平性的深远影响。 insight: '' draft: true series: '' category: politics-society area: society-thinking project: [] people: [] companies_orgs: [] products_models: [] media_books: [] status: evergreen --- ### 最高法院判决与逆向歧视焦点 六月初，美国最高法院在洛杉矶骚乱等备受关注的事件之外，做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裁决。其中，六项判决中有五项获得了惊人的一致支持（9比0），这在涉及同性恋职场歧视、枪支管制等高度敏感且充满分歧的议题上，实属罕见。这些9比0的判决，远超通常的5比4或6比3结果，预示着某些社会认知上的悄然转变。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项涉及职场**逆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 少数群体歧视主流群体）的判决。传统的歧视观念常指向主流社会对少数群体的压迫，例如白人歧视黑人或异性恋歧视同性恋。然而，当少数群体反过来歧视主流群体时，便形成了逆向歧视。这一概念在美国社会长期存在争议，极端自由派甚至否认其存在，但主流观点普遍承认其可能性，只是对其是否需要法律干预存在分歧。6月5日的最高法院判决，虽然表面上源于一起职场晋升纠纷，但其背后映射出美国社会数十年来对**平等**（equality）和**歧视**（discrimination）认知的深刻演变。 ### Marlene Ames 案：职场歧视的挑战 此案的原告名叫**Marlene Ames**，她是俄亥俄州青少年事务局的一名员工。她于2004年入职，后晋升为项目主管。2019年，当一个管理职位空缺时，她申请未果，该职位最终被授予了一位女同性恋。更令她不满的是，几天后她被降级回行政秘书，工资也大幅缩水。与此同时，她曾担任的项目主管职位则被给了另一位男同性恋。 **Marlene Ames**因此起诉了其雇主，俄亥俄州青少年事务局。她声称，自己的资历和工作表现优于被提拔的两位同性恋同事，不被晋升反而被降职，是因为她是一名异性恋，遭受了同性恋上司的歧视。起诉书指控，职场升迁并非基于能力、表现或资历，而是依据性取向，即“同性恋提拔同性恋，不给异性恋机会”。这种做法被认为违反了**民权法案第七条**（Civil Rights Act Section 7: prohibition of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race, color, religion, sex, or national origin）。 ### 民权法案第七条的初衷与法律实践 **民权法案第七条**的原话是：“雇主不得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或国家来源歧视任何人。”（"An employer shall not discriminate against any individual because of his race, color, religion, sex, or national origin."）在立法之初，该条款的明确意图是保护当时处于社会少数或弱势地位的群体，如黑人、华人、女性、移民、非基督教徒等，免受主流社会强势群体的歧视。 然而，在**Marlene Ames**的案件中，地区法院最初驳回了她的起诉，理由是她未能达到起诉职场歧视的“门槛”。民事诉讼中的**举证标准**（evidentiary standard: 证明事实所需的证据门槛）是关键。通常，对于弱势或少数群体遭受歧视（如同性恋受异性恋老板歧视，黑人受白人老板歧视），起诉门槛较低，更容易立案和胜诉。反之，当主流群体（如异性恋、白人）指控少数群体时，门槛则被提高，使得起诉更为困难。美国许多法院长期以来奉行这种“双重标准”或“矩阵双标制”。 ### 歧视的本质与法律边界 生活中，只要存在人，就可能存在**偏见**（bias），而偏见可能导致**歧视**（discrimination）。各种各样的偏见（对种族、性别、性取向、外貌等）都可能在职场上表现为歧视。但并非所有歧视都触犯法律。法律所禁止的歧视，主要集中在**民权法案**规定的五大类别：种族、肤色、宗教、性别和国家来源。例如，仅因华人身份而不提拔工作能力更强的白人，可能构成种族歧视。 此外，法律在处理管理职位时，也会考量领导和管理能力，而非仅仅技术专长。在不了解具体细节的情况下，很难断定所有不满都源于种族歧视。 ### 国家来源歧视的复杂性 关于国家来源的歧视，德克萨斯州近期通过的17号提案便是一个争议案例。该提案出于安全考虑，禁止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的代理人或临时签证持有者在德州购买房地产，尤其是在军事设施附近。此举并非单纯的种族歧视，因为其中包含了白种人（俄罗斯人）和非黄种人（伊朗人）。此案涉及国家安全，法律禁止基于国家来源的歧视，但国家安全考量使其复杂化，最终需由法院裁决。 ### 补偿性正义与逆向歧视的副产品 过去半个多世纪，美国法院在处理歧视案件时，常基于**补偿性正义**（compensatory justice: 为弥补历史不公而对弱势群体提供的特殊照顾）原则，对弱势群体设定较低的举证门槛。其逻辑是，由于主流群体在资源和机会上长期占据优势，少数群体“输在起跑线上”，需要特殊照顾才能达到“同一条起跑线”甚至“往上拉平”（level up）。诸多平权措施（Affirmative Action）正是基于此。 然而，这种补偿性正义也催生了**逆向歧视**的副产品。随着传统弱势群体的阶层上升，许多曾属主流的群体（如白人男性、异性恋）开始感到自身因平权措施而丧失了升学、晋职的机会，认为自己受到了歧视。他们不满于法院在举证标准上的双重标准，使得他们在遭遇歧视时难以胜诉。 ### 最高法院9比0判决：废除举证双重标准 6月5日的最高法院9比0判决，直接摧毁了许多法院实行的职场歧视案件的举证双重标准。最高法院一致认为，这种双重标准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民权法案第七条明确保护的是**任何个人**（any individual: 民权法案保护的对象是独立的个体，而非群体），不论其群体归属、强弱或主流与否。 该案原告**Marlene Ames**，一位普通的职场女性，并非社会名流，她只是为争取自己认为遭受的不公而努力了五年。尽管最高法院废除了对其不利的举证双重标准，但并未直接判决她胜诉，而是将案件发回下级法院，要求按单一、统一的举证标准重审。Ames本人表示，自2017年以来，其部门的领导层大力推行多元化管理，优先提拔同性恋候选人，她认为身份标签不应压倒资历和能力，这关乎用人理念是身份优先还是能力、资历优先。 ### 平等新走向：从群体到个体 自1964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通过至今61年，美国社会结构和不平等形式发生了巨变，从基于种族、性别等的群体不平等，逐渐转向阶层和收入不平等。传统的补偿性正义措施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引发了强烈的社会政治反弹。 两年多前，最高法院在**哈佛大学**招生案中裁定，招生时按种族划分群体的做法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Fourteenth Amendment: ensures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s）的平等保护条款。首席大法官**John Roberts**在判决书中强调，应关注个人努力而非所属群体，标志着平等理念从“着眼于群体”转向“着眼于个人”。 此次最高法院审理的职场逆向歧视案，判决书由自由派大法官**Ketanji Brown Jackson**起草，并获得了全部九名大法官（包括六名保守派和三名自由派）的一致支持。这一结果表明，自由派法官也在顺应这一转向。Jackson大法官在判决中特别强调了反对一切歧视，不论对象是谁，这与Roberts大法官在哈佛案中的论点一致。 ### 身份政治的反思与未来 这一系列判决，特别是9比0的逆向歧视案裁决，被视为对近年来美国**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泛滥的一种纠正。通过降低逆向歧视诉讼的举证门槛，未来或有更多“主流群体”成员提起诉讼，迫使公司、大学等机构修改其招聘和晋升政策，可能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 最高法院门楣上的“**Equal justice under law**”（法律之下的平等正义）四个字，并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Equality before the law），而是更强调法律的至高性——法律高于所有人。在这个背景下，最高法院没有创造新的受保护群体，而是将平等和反歧视的核心拉回到**个体**，强调法律对**any individual**（任何个人）的平等保护。尽管能否实现真正更平等的社会仍是未知，但这种将平等从群体划分回归到个体层面的做法，无疑比将人群简单分类并区别对待更为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