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uthor: 徒步的騎手•劉宗坤 date: '2026-01-09' guest: '' layout: post.njk sour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PS283uvroA speaker: 徒步的騎手•劉宗坤 tags: - procedural-justice - legal-philosophy - critical-thinking - rule-of-law - equity title: 程序正义的真相：从误读到法理的深度解析 summary: 本期节目深入剖析“程序正义”概念，澄清其在美国法律体系中的真实含义，并揭示中文世界对其的普遍误读与张冠李戴现象。通过罗尔斯、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理论，以及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历史演进，阐述了程序正义的复杂性、与结果正义的关系，以及法律在现实世界中的局限性，强调了在复杂现实中运用原则的必要性。 insight: '' draft: true series: '' category: ai-ml area: tech-engineering project: [] people: - John Rawls - Aristotle - Felix Frankfurter - Earl Warren - William Blackstone companies_orgs: [] products_models: [] media_books: - A Theory of Justice -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 Political Liberalism status: evergreen --- 大家好，这期节目做个科普，什么是程序正义？美国抓了马杜罗以后，中文世界出现了一个热词，就是“程序正义”，这可能是从英文 **procedural justice**（程序正义：指公平是通过遵守既定规则和程序来实现的原则）翻译过来的。但仔细听一听，中文世界不少人讲的“程序正义”，又跟美国法律中的 **procedural justice** 不是一回事，有些甚至是张冠李戴。 因为中国特色的教育问题，很多人不会思考，经常是把一些概念用联想串起来，以为那就是思考。这种“概念串串”处理不了现实世界的复杂信息。他们学了几个概念、短语，就不分场合、不分语境，到处乱扣。这几天，“概念串串”上又增加了一个词，就是“程序正义”。 这里有个根本问题：**程序正义**这种说法，主要是**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 研究政府、政治理念和政治价值的哲学分支）和**法理学**（Jurisprudence: 法律的理论和哲学）上的探讨。它有个隐含的前提，就是存在一个可操作的法律系统。美国抓捕马杜罗不是个纯粹政治哲学或纯粹法理学的问题，更不是纯粹司法程序。它涉及到国际关系、行政决策、军事行动，还有国家间的博弈，这些远远超出了政治哲学、法理学、司法程序的领域。用一个抽象概念去硬扣这么复杂的现实，不是扣不上，就是张冠李戴。 我们简单说一下，在美国法律体系中 **procedural justice** 是什么意思，可能就看得比较清楚了。按照一般的说法，**procedural justice** 在美国法律中有四大支柱，分别用四个字母来表示：VRNT。 * **V**oice：普通人有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有正常的渠道参与立法和决策过程。这一点是有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来保障的。 * **R**espect：所有人被有尊严地对待，不能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不能权贵有权贵的法律，穷人有穷人的法律。 * **N**eutrality：法院和执法当局必须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司法判决和执法过程要透明，不能黑箱操作。 * **T**rustworthiness：决策要有可信度，能让人们相信法律推行一项政策是为了国民的福祉。 这就是美国法律体系中 **procedural justice** 的意思。看不出“程序正义”这个概念跟美军抓马杜罗有什么关系。中文世界不少人是直接从政治哲学中知道了“程序正义”这个词，就拿出来到处乱扣，并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更奇葩的是，有些人把“程序正义”跟**结果正义**（Substantive Justice: 指公平是通过实现公正和公平的结果来实现的原则）对立起来说。中国一些介绍美国政治哲学和法理学的学者也犯这个毛病。美国的政治哲学和法理学，从来不把**结果正义**跟**程序正义**对立起来。如果结果不正义，说明程序有缺陷，谈不上程序正义，需要纠正程序的缺陷。这是个常识性问题。 程序本身无所谓正义不正义，它只是大家都必须遵守的一些规矩和流程。程序的正义性来自于程序以外，包括按照程序做出的结果。 ### 罗尔斯的三种程序正义模型 有位中文世界比较熟悉的政治哲学家**John Rawls**（约翰·罗尔斯），他对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在**《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这本书中，他把程序正义分成三种情况来讲： 第一种情况是 **perfect procedural justice**（完美的程序正义）。完美程序正义的一个要点，就是必须先搞清楚什么样的结果才是公平、正当的，能保证实现这种公平正当结果的程序才是正当程序。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再好的法律也无法保证结果永远公平、永远正当，这是现实。 第二种情况是 **imperfect procedural justice**（不完美的程序正义）。他也知道什么样的结果是公平、正当的，但是没有相应的程序来保证实现公平正当的结果。这可能比较符合美军抓马杜罗这个事件：一个把国家搞成垃圾场的暴君，被抓去审判，这个结果大快人心，他是公平、正当的，但是并没有一个正当的程序来保证实现这个结果。罗尔斯把这种情况叫不完美的程序正义。 还有第三种情况，是 **pure procedural justice**（纯粹程序正义）。他不讲结果，只讲程序，只要不违反程序，哪怕结果是一场灾难，结果违反天理人伦都没有问题。这可能是中文世界一些人理解的程序正义。听众也可以看看自己对程序正义的理解，属于罗尔斯说的哪一种情况。 ### 认知误区与教育的反思 在中文世界，有些人因为不了解程序正义的内容和复杂性，就望文生义，以为不折不扣地遵守程序才叫程序正义。他们把极为复杂的程序正义，就简化理解成罗尔斯说的第三种——纯粹程序正义。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头脑简单，却指责别人双标。 在现实世界，一个正常人跟一个偏执狂的区别，并不是正常人不知道原则，而是除了知道原则以外，他还知道怎么样把原则具体运用到复杂的现实当中。而偏执狂呢，只知道原则，没有把原则运用到复杂现实中的能力。这种现象在哪个国家都有，但在中文世界特别多，可能跟中国的“填鸭式”教育有关。上学上到高中毕业，很多人的头脑就已经变成了标准答案的“复读机”；上到大学毕业，头脑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写满标准答案的操作系统。 正常人会把抽象的原则运用到现实世界的具体事情上去，这是成年人具备的一种基本能力。但是在中国的教育中，这是一种稀缺能力。为什么在中文世界讲点跟现实有关的道理，往往比干体力活还累？跟这种普遍存在的认知障碍有关系。很多中国人缺少把原则运用到现实世界复杂事实上的能力，只会背诵原则、背诵概念、背诵标准答案。他们一条原则就能“打遍天下”，抽象原则就是他们的标准答案。 把原则运用到具体事实上呢？正常人基于常识就可以去做。比方说，生活中我们对别人应该一视同仁，这是一种正确的为人处事原则。但是我们对不同人还是会区别对待，在大的原则下面掌握不同的标准。我们说个更具体的例子：对别人一视同仁，这是条总的原则。但是一个正常人对家人、对同事、对陌生人，其行为标准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些不分场合、不分语境，动不动就指责别人双标的，他们也不会对他妈、对他媳妇、对他老公、对他孩子、对他老板、对他情人、对他的情敌都用绝对一致的标准。如果他们真的言行一致、真那么做，正常人会把他们当成二傻子？这不是一个生活常识吗？为什么一涉及到稍微抽象一点的概念，就连常识都没了呢？ ### 亚里士多德的公道原则 美国最高法院曾经有位大法官，名叫 **Felix Frankfurter**（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移民出身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是小罗斯福总统在1938年任命的。Frankfurter大法官的个人经历比较传奇，他出生在维也纳，当时还是奥匈帝国。他跟父母移民到美国时已经12岁了，到了美国以后开始上英语学校学英语。在Frankfurter大法官之前，美国最高法院曾有5位大法官是外国出生的，但是在他之后，美国总统就再也没有任命过外国出生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了，他是历史上最后一位。 Frankfurter大法官有句话，对我理解法律有很大的帮助。他说：“绝对主义是理性的敌人。法律中的教条主义者，不管多么真诚，都是制造灾难。”教条主义制造灾难，挥舞一个原则、一个理想、高喊一个口号“打遍天下”。这当然不只是在法律领域，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教条主义、绝对主义都是制造了一场又一场的灾难。 即使是在一个特定的法律体系内部，法官按照法律程序判案，也并不总是出现公平正当的结果。这时候，法官就要考虑公平因素，或者说**公道**（Equity/Fairness: 寻求纠正或补充法律不足或不公之处的原则）因素，就是要看一下结果是不是公平、是不是公道。 美国最高法院曾经有位首席大法官 **Earl Warren**（厄尔·沃伦）。我读他的传记，有个细节印象特别深刻。美国最高法院在开庭辩论的时候，Warren首席大法官在听取双方律师的陈述和申辩以后，经常说：“Yes, yes”，肯定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尤其是肯定律师们对法律程序的理解。但是他会接着问一句：“But is it fair?”（但这样公平吗？） 法律和公平之间，遵守程序和结果正当之间，它并不总是一致的。具体到个案当中，有时候甚至是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严格执行法律，严格按程序走，严格按照法律条文来判，结果很不公平，甚至违反道德良知，令人无法接受。在具体的司法实践当中，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并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问题，而是在西方法律思想和司法实践中由来已久。 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从司法角度讨论这个问题，罗尔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都是延续了西方法律和西方思想的这个传统。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讨论了2500多年，仍然没有标准答案。早在2500年以前，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严格执行法律出现不公平的结果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亚里士多德的解决办法是用**公道**原则来矫正法律，来补偿法律。他说：“正义和公道是一回事儿。两个都很好，只是公道比单纯正义更好。”难点在什么地方呢？难点在于，尽管公道也是正义的，却不是法律的正义，而是对法律正义的矫正。这是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说法。 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在法律正义之外，还提出**公道**原则，主要就是因为他认识到法律不是万能的。在两种情况下，法律会出问题：第一种情况是法律不完善，法律不如现实变化快，遇到一些新出现的情况，法官处理起来无法可依。第二种情况是法律设立了一个普遍性的标准，但是具体事实在每个案子中都不一样。同样的法律标准、同样的法律程序，运用在一个案子中会出现公平的结果，运用到另一个案子中却出现不公平的结果。上面这两种情况下，法官都需要用**公道**原则去补偿或者去矫正法律。 关于这个道理，亚里士多德有个形象的比喻。他把法律比作直尺，把**公道**原则比作“曲尺”。他说，建筑神庙只用直尺是不够的，还需要曲尺。这当然都是生活常识。盖房子不可能只用一把直尺，裁衣服也不可能只用一把直尺。法律条文尚且如此，何况法律程序呢？ 亚里士多德不是个教条主义者，他的思想能够影响至今不是偶然的。如果他只是个“概念绣花枕头”，早就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他探讨问题不是从概念到概念、从空想到空想，而是紧扣现实、紧扣人性。他说，法律的局限并不是立法者的错，而是由人的行为来决定的。人的行为五花八门，立法者不可能预见到所有的具体情况。所以归根到底，是人的行为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决定了单纯的法律是不够的，还要用**公道**原则去补偿法律，去矫正法律。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符合程序很重要，但是不能只看程序，还要考虑结果。这里需要强调一点，亚里士多德并不是要用**公道**原则去代替法律，而是要用**公道**原则去补偿法律的不足，去矫正法律的缺陷。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法律，就无所谓正义。但是法律会有空白、会有缺陷，需要有**公道**原则去矫正、去补偿。 ### 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历史演进 英国和美国的**普通法**（Common Law: 源于司法判决而非成文法的法律体系），在理念上、程序上、司法机构设置上都深受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影响，尤其是在**公道**原则用来矫正法律这种做法。从800年前开始，英国王室在国王的**普通法**法院之外，就设置了**衡平法院**（Chancery Court: 负责根据衡平原则处理案件的法院），事实上就是发挥了公道法庭的功能。 说到这里，我们要澄清一个概念，就是**普通法**（Common Law）这个概念。以前在国内的时候，读过一些法律方面的文章。记得北大法律系有位朱苏丽老师说英国**普通法**是**习惯法**（Customary Law: 源于既定习俗和传统的法律），还用这种说法去解读《秋菊打官司》的法律意义。那种说法给人的印象就是**普通法**就是**习惯法**。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普通法**跟**习惯法**当然有关联，但他们是两种不同的法律系统。这一点你去读任何一本**普通法**史都讲得清清楚楚。比如说 **John Ber** 的《**History of Common Law**》（普通法史），开篇第一句就说英美**普通法**是起源于英国国王法院的法律体系。**普通法**就是国王法院的通用法。英国国王法院的法律是整合和改造了英国各地五花八门的**习惯法**以后形成的通用法律。为什么叫 **common law**？就是因为它（是）通用的，不再是一个地方一个土规矩的**习惯法**。这一点，英文的**普通法**史都讲得很清楚。 但是因为中文世界在介绍**普通法**的时候，有各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不少朋友头脑中对**普通法**有一种不准确的印象。这可能也跟中文的翻译有关系。中文把 **common law** 翻译成“普通法”，并不太准确。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通用法”，那样可以避免一些误导。 这几天中文世界到处讲“程序正义”，因为很多人望文生义，也产生了类似的误导。英国国王的法院叫 King's Bench，严格执行国王的通用法律，就是 **common law**。但是国王法院严格执行**普通法**产生了许多不公平的结果。为了矫正结果的不公平，或者说结果的不正当、不正义，王室就在国王法院以外，就是在**普通法**法院以外，成立了**衡平法院**，就是前面提到的 **Court of Chancery**。 17世纪初，英国**衡平法院**的地位甚至一度超过了国王的**普通法**法院的地位。美国在独立前的殖民地时期，照搬英国司法模式，就是**普通法**法院跟**衡平法院**并行，两个法院都有。美国独立以后，有些州仍然延续了**普通法**法院和**衡平法院**并行这种做法。有些州采取另一种做法，就是把**衡平法院**的一些功能并入了**普通法**法院，但是**衡平法院**的很多法条、很多原则并没有消失。同时，美国国会明确授权新创立的联邦法院，依照**衡平法院**的原则和程序来审理相关案件。 从19世纪中叶开始，美国各州纷纷把**衡平法院**的功能合并到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衡平法院**的传统就以一种新的形式延续下来，一直延续到现在。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联邦法院系统。我们还是引用上面讲到的 **John Ber** 的《**History of Common Law**》中的一个说法。他说，在1938年的美国联邦民事程序规则中，法律与衡平的融合过程被描述为“衡平法战胜了普通法”。 这是美国法律的情况。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美国联邦法院的民事程序规则，兼顾**法律正义**和**公平原则**，但是更偏重于**公平原则**。因为这几天中文世界的热词“程序正义”来说，就是兼顾了程序正义和结果正当，但更偏重结果正当。当然，这种说法不是绝对的。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法官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根据自己对公平的理解，来决定是偏向法律正义还是偏向公平原则，是偏向严格遵守程序，还是偏向结果的公平和正当。现实世界永远比原则要复杂得多。 ### 法官的司法哲学：法条与公道 跟**衡平法院**或者**衡平程序**并行的，是用**公道**原则解释法律。这种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我们在前面已经做了介绍。**普通法**和国会制定的成文法，要求法官严格按照既定程序和判例来解释法律、审理案件。**衡平法律**则是要求法官从**公道**的角度，权衡在个案中，如果严格执法、严格遵守程序，可能造成的不公道的后果。 历史上，法官和法学家都是试图在**普通法**和**衡平法**之间达成某种平衡。一般来说，就是把**公道**原则的运用限定在亚里士多德讲的“矫正法律的缺陷”或者“补偿法律的缺陷”这样一个狭小的范围内。 比方说，有一位对过去200多年的英国法和美国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叫 **William Blackstone**（威廉·布莱克斯通）。他就主张：“不能为了结果公平去偏离法律。他说，从公道角度审理所有案件的做法，不能走得太远，以免我们毁掉所有法律，把每个问题完全交由法官随心所欲地决定。对于公共福祉而言，没有**公道**原则的法律，尽管是生硬、让人不舒服，也好于没有法律的**公道**，后者会让每个法官变成立法者。”这是Blackstone的原话，出自他的《**英国法评论**》（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用当下中文事件热烈讨论的词汇来讲，就是只讲结果正当的做法，不能不要，但是也不能走得太远，否则就会毁掉法律程序。尽管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可能会导致结果不正当、让人不舒服，但是总比没有法律程序要好。这是Blackstone的看法。大家不要小看Blackstone的《**英国法评论**》，他可能是对美国法律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可以说是美国建国后第一个100年美国律师和法官的“圣经”。在当时，他不单是律师的必读书，而且是法官在判决中经常引用的一本书。读19世纪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就会经常遇到引用Blackstone的《**英国法评论**》，当然都是把它当权威来引用。 《**英国法评论**》也是对林肯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林肯当总统以前是律师，他是自学成才，没有念过法学院。据说曾经有人问林肯，怎么学习法律当律师？林肯说：“去读Blackstone的《**英国法评论**》。”他自己就是读这本书，自学成才的，不但成了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律师，也成了美国历史上被后人引用最多的总统。 那么法院到底应当是个追求结果正当、主持正义的场所呢，还是应当是个只严守程序、严格解释法律的场所呢？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伴随着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 在实际判决中，美国最高法院是十分注重考虑**公道**因素，注重结果正当。但是同时也有很多判决是严格按照法律条文来判。前面提到的**Felix Frankfurter**大法官，在大部分判决中，他就是把法院当做法律的解释场所，而不是一个主持正义的场所。但是，**Earl Warren**首席大法官就不满足于法院仅仅是解释法律，而是把法院当做主持正义的一个场所。在他看来，法院的功能和法官的作用就是用**公道**原则来填补法律体制的空白，或者用**公道**原则来矫正法律在个案中造成的不公道结果。这是两条不同的思路，两种不同的司法哲学，不能简单的说哪一条思路绝对正确，哪一条思路绝对错误。 **Felix Frankfurter**大法官坚持法律的正义传统，也就是亚里士多德讲的“直尺的标准”，严格按照法律条文和判例来解释法律做出判决。**Earl Warren**首席大法官则是另一种司法哲学。他相信严格遵循**程序正义**固然是重要的，但是远远不够。法官还要弘扬**公道**原则，看判决结果是不是公平、是不是公道，对当事人是不是正当，也就是亚里士多德讲的“曲尺的传统”。 从上面介绍的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和英美法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到，法律不只是一个自成一统的孤立领域，而是跟社会正义、跟道德伦理、跟政治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用法律史学家 **Lawrence Friedman**（劳伦斯·弗里德曼）的话说：“法律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尽管可能是一面扭曲的镜子。”在这里有本书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 **Lawrence Friedman** 的《**History of American Law**》（美国法律史）。这本书好像有中文版，记得是几年前国内有做出版的朋友提到过，说出了中文版。要了解美国法律，这是本很好的入门书。法律不但依存于社会土壤，而且也依赖权力的其他分支来运转。 前面提到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有句话说的很清楚：“宪法不是最高法院说什么，就是什么。”（巫宁说：宪法是人们通过其他权力分支一线而行，最终允许最高法院说宪法是什么。）这句话出自罗尔斯的著作《**Political Liberalism**》（政治自由主义）。 了解了上面讲的道理，我们就容易明白，即使是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中，法律也不是纯之又纯的程序和原则。法院对法律的解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有些变化很明显，有些变化是隐藏在表面的不变之中。法院审理的每个案件，事实都不可能跟前面的案件相同。即便是事实雷同，当事人的境遇和社会环境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法院对法律的解释，影响到法院对案件的判决。表面上看起来，法院的很多判决和司法解释是法律技术问题，是程序问题，但是在法律技术层面之下，往往有着重要的**公道**原则考量。在程序背后，往往有着对结果的考量。 至于怎么才算公道、怎么才算正当、怎么才算公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随着时代在变化。100年前、200年前，人们不觉得不公道的是，比如说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现在呢觉得不公道了、不正当了。随着社会的文明程度提高，人们的良知会不断觉醒。法院对法律的解释，对**公道**和正当的解释也会跟着变化。 了解这些美国法律的基本知识，有助于我们辨别中文世界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像“程序正义”之类。拿一个政治哲学和法理学中的术语，硬往复杂的国际政治、行政决策和军事行动上扣，有点驴唇不对马嘴。那种对程序正义的简单化理解，也不符合美国法律的传统，更不符合美国法院的做法。 最后，很重要的一条：法律不是万能的，尤其是在涉及到国际关系和不同国家阵营的博弈的时候。即便是在美国这种法治国家，法律也不是万能的。在大部分情况下，法律解决不了政治问题，何况更抽象、更注重思辨的政治哲学呢？说来说去，还是归结到那句老生常谈的话：我们看现实问题，头脑要清楚，要“一马归一马”，就具体事件论具体事件，不能一个概念、一条原则“打遍天下”。那种头脑，不反映地上的现实。 今天的话说完了，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