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rea: "society-thinking" category: general companies_orgs: - Fraser Institute date: '2025-08-15' draft: true guest: '' insight: '' layout: post.njk products_models: [] project: [] series: '' sour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b-68UXGzd8 speaker: 王红雨 status: evergreen summary: 一份报告指出加拿大人42%的收入用于交税，引发公众对中产家庭受害的担忧。本文深入分析该数据，指出42%的税收比例被高估，且中产家庭并非累进税制下的最大受害者。报告显示，高收入家庭承担了不成比例的税负。文章还对比了加拿大与美国的医疗体系，强调加拿大税收在社会稳定和寿命预期上的积极作用，并探讨了个人在不同收入阶段的责任与投资策略。 tags: - canadian - class - economic-inequality - social-welfare - system title: 加拿大税收真相：42%收入用于交税，中产家庭是最大受害者吗？ --- ### 加拿大税收：42%收入用于交税的真相 近期，一份报告指出加拿大人的收入有42%用于交税，这一数据引发了广泛关注。随之而来的疑问是：究竟谁是这一税收体系的受益者，谁又是受害者？许多人质疑政府是否过度开支，以及在“富人不交税，穷人也不交税”的传闻下，中产家庭是否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此外，与美国相比，加拿大的税收比例似乎更高，这是否意味着加拿大人承担了过多的税负？ 这些数字主要来源于**飞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 加拿大一家独立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的两份报告。其中一份报告指出，加拿大人42%的收入用于交税，而用于支付住房、服装、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开支仅占收入的35.5%。另一份报告则详细分析了不同收入群体交税的比例。结合这些问题，我们将深入探讨42%税收数据的具体含义、中产家庭的焦虑是否被夸大、加拿大累进税制的公平性，以及对收入和税收的一些看法。 ### 42%税收数据被高估的解析 当我们仔细阅读这份报告时会发现，42%并非一个完全准确的数据，它也并不直接代表生活水平的下降。报告中引用的“普通家庭”是一个特例，其年收入为11.43万加元。该报告计算出这类家庭的总税收支出约为4.83万加元。然而，报告中包含了一些并非由家庭直接支付的税费，例如企业利润税、雇主缴纳的健康税以及工人补偿金等。因此，如果一个家庭的年收入是11.43万加元，其实际缴纳的税款并不会达到42%。 此外，媒体对报告的解读可能存在误读。媒体提到，2024年加拿大人用于食品、住房和服装等必需品的开支占家庭收入的35.5%，并与1961年的56.5%进行了比较。在我看来，必需品支出占比的降低，通常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非降低。因此，需要明确的是，报告中的“普通家庭”特指年收入11万多加元的家庭，且其税收实际达不到42%，因为部分税费并非由家庭直接支付。生活必需品占比的降低，也应被视为生活水平提高的积极信号。 ### 为什么42%的税收被高估？ 报告中提到的42%税收包括个人所得税、工资税、健康税、销售税（如GST）、财产税（地税）、燃油税、碳税、车辆税、进口税、酒精税和烟草税等。其中，所得税占比最大，为31.2%。工资税和健康税占21.4%，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并非由个人缴纳。 以工资税为例，如果你是受薪人士，收入中会被扣除**CPP**（Canada Pension Plan: 加拿大养老金计划）和**EI**（Employment Insurance: 加拿大就业保险）等款项。这部分税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雇主缴纳的。然而，这份报告将雇主缴纳的这部分税也计入了家庭的税费支出，这显然是不准确的。我们都知道，CPP和EI是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的。 此外，报告中提及的健康税也是由企业缴纳给省政府的。还有一部分工人补偿金（worker compensation）也是企业缴纳给省政府的。因此，42%的税收比例确实被高估了。 ### 税收的社会稳定作用：以2020年为例 这份报告还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信息：2020年疫情爆发期间，许多人的收入下降，但政府的开支依然庞大，包括疫情特殊处理费用以及对企业和个人的补贴等。在税收减少的情况下，政府是如何维持运作的呢？从图表中可以看出，蓝色代表税收，红色代表政府债务。在2020年，加拿大人缴纳的税款并不多，但政府开支巨大，缺口主要通过政府赤字来弥补。 这表明加拿大的税制不仅仅是一种劫富济贫的转移支付机制，它还在经济丰年和荒年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在经济困难时期，政府可以通过举债来维持社会运转和提供支持，从而增强社会稳定性。 ### 历史趋势与中产家庭的住房开支 从1981年到2024年的数据显示，普通家庭用于税收的支出比例一直稳定在40%到45%之间。而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占比，从1995年至今已降至35%到40%。这表明加拿大人的生活水平相当高，且保持稳定。 另一个常见的误区是关于中产家庭的住房开支。对于年收入在11.4万加元以上的普通家庭而言，住房开支仅占其收入的22%，远低于政府所说的30%。因此，对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来说，住房本身并非危机，住房开支的比例也并不大。许多中产家庭的住房焦虑可能被夸大了。 ### 重新定义“中产家庭” 在讨论中产家庭时，我们可能存在一个很大的误解。在英语中，“middle class”通常指的是一个国家按照收入高低将所有家庭分成五等份后，处于第三等份的家庭。 根据收入从低到高的排序，我们可以将家庭收入分为五个等级： * 最低的20%：收入在0到6.5万加元之间。 * 第二级：收入在6.5万到11.2万加元之间。 * 第三级（即“middle class”或报告中的“普通家庭”）：收入在11.2万到17万加元之间。 * 第四级：收入在17万到26万加元之间。 * 最高级：收入在26万加元以上。 因此，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中产家庭，那么你的年收入应该在11.2万到17万加元之间。收入过低或过高都可能导致对“中产”身份的误解。 ### 累进税制下的受益者与受害者 这份报告详细说明了不同收入群体在税收中的贡献。在加拿大，收入最高的20%家庭贡献了全国税收的64.5%，而他们的收入仅占全国总收入的47.8%。这意味着高收入者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与其收入份额不成比例地高，差额高达17%。 那么，中间收入家庭（即第三级20%的家庭）的情况如何呢？他们缴纳的税款占全国税款的10.6%，而他们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15%。这表明中间收入家庭，甚至包括中间30%的收入群体，实际上是税收体制的受益者，而非受害者。 再看最低收入家庭（年收入在6.5万加元以下），他们缴纳的税款仅占全国纳税总额的0.7%，而他们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4.8%。这意味着他们缴纳了不成比例的低税。 综上所述，加拿大的税收支出确实存在不平等的现象，但这并非传说中的“高收入家庭不交税，低收入家庭不交税，中产家庭是受害者”。这种局面主要是由于加拿大实施**累进税**（Progressive Tax: 收入越高，税率越高的税收制度）制度。对加拿大税收贡献最大的是年收入26万加元以上的家庭，他们承担了全国纳税比例的64.5%。 按照收入从低到高计算，最低收入群体的税收支出仅占其收入的18.2%；第二级收入群体占32%；中间阶层占40.3%；第四阶层占43.5%；而收入最高的群体，其税收支出占收入的比例高达55%。这就是累进税制带来的结果。 高边际税率意味着高收入家庭每增加一加元的收入，实际到手的部分相对较少。在**经合组织**（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一个由38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国际经济组织）国家中，加拿大的综合税率排名第五，属于相对较高的国家。因此，加拿大高收入家庭常有移民或离开加拿大的倾向，例如许多医生、科学家和软件工程师选择移民美国，正是这种累进税制造成的结果。 结论是，加拿大的总体税收对高收入家庭而言是高的，而对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是相当低的。因此，在累进税制下，最大的受害者是高收入家庭，而非普通家庭。 ### 加拿大与美国的医疗体系对比 我们缴纳的税款中是否包含了政府为我们提供的福利？对比一下美国，加拿大人约有42%的收入用于交税，而美国人根据各州情况不同，税收比例大致在25%到31%之间。然而，在医疗方面存在重大差异。 加拿大的所有医疗成本基本上都包含在税款中，而美国的医疗体系则非常复杂。美国主要有两个联邦免费医疗项目：**Medicare**（美国联邦医疗保险: 主要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特定残疾人士提供的联邦医疗保险项目）和**Medicaid**（美国医疗补助计划: 为低收入和资源有限的个人及家庭提供的医疗补助项目）。这两类人群约占美国总人口的40%，他们享受基本上免费的联邦医疗。而其余60%的人口需要自己和雇主共同缴纳医疗保险，即私人保险。如果没有购买保险，一旦生病，将面临巨大的医疗费用风险。 在美国，存在一种“现金流针刺效应”，即一旦在失业期间罹患重病，可能需要支付巨额医疗费用，从而因病返贫，甚至因病致死。相比之下，加拿大免费医疗的覆盖范围是100%，而美国仅为40%。最终结果是，加拿大人的预期寿命为82岁，美国为77岁，相差5岁。这正是因为加拿大避免了因突发疾病无力支付医疗费而无法救治的情况，从而减少了因病返贫甚至死亡的悲剧，使社会更加稳定。 因此，尽管加拿大的税收比例高于美国，但其国民寿命更长，社会也更加稳定。这正是税收中暗含的社会福利项目所带来的益处。至于政府是否浪费了这些税款，王红雨在2025年1月18日发布的视频中详细解释了政府的税款去向，其中政府运营开支占纳税额的26.9%，养老金发放占15.6%等。 ### 个人对收入与税务体制的看法 美国90多岁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在谈及收入不平等时曾指出，收入等级的划分并非固定不变。一个人在25岁到65岁的工作生涯中，可能会经历这五个收入等级。 1. **生存时期（第一、二级收入）**：在职业生涯初期，我们可能处于低收入阶段。这是一个利用低税率时期，为生存而奋斗的阶段。目标是尽快积累知识和经验，在低税率的保护下提高赚钱能力。许多新移民都经历过这个为生存而努力的时期。 2. **赚钱时期（第三、四级收入）**：当收入达到中高水平时，这是人生的赚钱时期。此时需要平衡一生的收入，将扣除税费和生活必需品后的收入用于退休后的生活。这需要理财知识，并敢于运用杠杆。处于这个阶段的人最需要停止抱怨，因为他们缴纳的税款并非最多，同时要学会投资和运用杠杆。 3. **贡献时期（第五级收入）**：如果收入达到最高级，这通常是人生的“高光时刻”，也是为第一到第四级收入者做贡献的时期。此时，我们应学会感恩和谦卑，不应抱怨缴纳的税款过多。因为我们也是从低收入阶段努力上来的，在之前的阶段，高收入者已经为我们缴纳了更多的税。当我们自己达到高收入阶段时，也应以感恩和谦卑的心态对待税收制度。 最后，除了刚性支出之外的资金，就是可以用于投资的资金，即**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Income: 个人收入中扣除税收和强制性支出后可用于消费和储蓄的部分）。以一个年收入11.4万加元的普通家庭为例，扣除4.8万加元的税负和4万加元的生活必需品支出后，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约为2.5万加元。这笔资金可以用于投资，以平衡我们一生的收入。当有结余时，就应努力学习投资，将这2.5万加元平均分配到退休以后。 投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没有人愿意主动投资，大家都希望多消费，享受当下的快乐。但为了平衡一生的收入，我们却被迫投资。投资决定了我们主动收入下降或消失后，被动收入的多少。 移民加拿大并非为了抱怨和改造其税收体制。我们能做的，是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工作，提高收入，并为平衡一生的收入做好投资。收入可以有起伏，但努力生活的信念需要矢志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