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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睡前消息
date: '2026-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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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睡前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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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ingapore-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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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litical-control
title: 新加坡公务员加薪与受控选举：人民行动党执政模式分析
summary: 本期节目从新加坡延迟退休及公务员大幅涨薪未引发社会抗议切入，剖析人民行动党在选举制度、司法手段、资源分配及干部培养等方面的控局机制，探讨反对党生存空间与技术官僚集团的执政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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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循财
  - 李光耀
  - 李显龙
  - 邓亮红
  - 谢太宝
  - 林志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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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民行动党
  - 工人党
  - 内部安全局
  - 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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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0]**: 是的，大家好。2026年11月8日星期日，欢迎收看1128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Speaker 1]**: 最近几天，新加坡政府推出两项新政策：首先是延迟退休，法定退休年龄从64岁提高到65岁，同时鼓励退休员工再就业，一直干到70岁；其次是给公务员加工资。新加坡公务员的工资一直是全球最高水平，今年普遍再涨2%以上，其次是部长级的高官涨得更多，涨幅高达64%。比如说新加坡总理黄循财涨薪之后，年薪360万新元，折合人民币1800万。

任何一条新政策，如果换在其他国家都可能会出现大问题。比如说法国2023年计划延迟退休，上百万人上街抗议；而新加坡旁边的印度尼西亚，去年准备给公务员加工资，年轻人打着海贼王的旗帜上街闹事。但是新加坡的这两条政策同时推出，在当地几乎没有人抗议，包括主要的反对党工人党也没有什么大行动。督工，是不是可以认为工人党是假反对党，完全是执政党控制的表演工具？

### 新加坡反对党的活动边界与司法约束

**[Speaker 0]**: 不能完全这么说。新加坡的执政党是人民行动党，法律上来说并没有特殊地位。到了实际操作层面，反对党也有充分的活动空间，允许公开竞选，甚至可以占据议会席位。工人党是一个主要的反对党。2025年新加坡大选，工人党在8个选区跟行动党正面竞争，拿到了10个议席。听名字就能知道工人党是一个左翼政党，竞选纲领倾向于底层直接的生活需求，比如说规定最低工资、提高医保额度、降低物价。放在欧洲、美国，甚至是日本、韩国，这样一个反对党肯定会利用推迟退休年龄的机会发动抗议。

但是，如果我是新加坡工人党的一名党员，想要参政议政，首先就要记住：在新加坡搞政治，第一条规则不是争取选票，而是避免终身坐牢。

入党第一天就会有党内的老前辈做培训，告诉我哪些红线不能碰。反对党放大影响力常见的做法是搞街头政治，跟民间组织、基层工会串联，一起策划罢工和抗议。但是在新加坡，资深党员就会告诉你，我们新加坡有内部安全局，理论上的权力是无限的。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警察抓人都是针对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不能因为还没有出现的事实就去抓人；就算是因为怀疑犯罪或者是预防犯罪暂时把人扣下，只要找不到证据，也必须尽快放人。检察院和法院都不会允许警察长时间扣留无罪的公民。但是按照新加坡的《内部安全法》，只要警察怀疑你有可能破坏公共秩序，不需要申请逮捕令也能抓人。而且内部安全局抓人之后，内政部长可以签发拘留令，有效期两年，无限续签。

1966年，新加坡反对党领袖谢太宝策划街头抗议被预防性逮捕。谢太宝一直不肯认罪，行动党政府也不在乎每两年续签拘留令，把谢太宝关了32年，这在全世界也是数得着的政治犯。

工人党自己也体验过《内部安全法》的利害。1987年，新加坡有一批天主教社工跟外籍劳工联系，帮助他们争取加薪；同时还有一批海归律师和艺术家公开批评行动党政府限制言论自由，帮助工人党出版党报。到了5月份，行动党抓了22个人关进拘留所。按照行动党政府的说法，这些年轻人拿工人党和天主教会做掩护，想要颠覆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前副检察官萧添寿觉得政府太过分了，站出来做辩护律师，也被抓起来关了72天，被迫流亡美国。

不能搞街头抗议，不能搞地下串联，反对党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参加议会选举，和执政党竞争席位。这肯定需要质疑执政党的政策，否则就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有什么不同了。

如果你问党内的前辈：“批评执政党行不行呢？”老前辈会说：“当然可以，但是要注意尺度，做好自我管理。”

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发表政治言论都会涉及对立党派的领袖，攻击对方的政策也会攻击这个人，至少可以批评这个人道德有亏、言行不一。比如说《睡前消息》915期提到，特朗普第一次竞选总统，党内的对手是小布什的弟弟小小布什（杰布·布什），他有一个墨西哥老婆。特朗普把墨西哥罪犯的照片跟小小布什的照片轮流播放，让对手不敢开口说移民话题，最后只能退出竞选。

美国人可以随意评判政治人物的个人行为，是因为一个判例——“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具体经过这里不展开了。简单来说，美国法院认为政客属于公众人物，掌握了公权力和话语权。既然政客主动把自己送进了舆论场，那就必须忍受更严格的评判，普通人评价大人物就算有过头的地方也必须容忍。

新加坡的法律完全相反，严格保护公众人物。如果被政治领袖起诉诽谤而且成立，不仅要赔钱，赔偿金额还与对方的影响力相关。新加坡宪法同时规定，任何人只要被法院宣判破产，就不能参加任何大选。这两套法律拼在一起产生了组合效果：如果你骂执政党，只要有一个字缺乏根据或者是做了主观评判，就会被罚到破产、自动退出政治领域。甚至我不需要主动发言，只要参与争论，被动发言也有一样的效果。

新加坡所有反对党基本上都在言论方面吃过亏。1997年，工人党有一个明星政客邓亮红，在华人群体的威望很高，经常和李光耀斗嘴。行动党的11名高官公开批评邓亮红，说他是大汉族主义者、搞种族主义。邓亮红咽不下这口气，跑到警察局报案，说李光耀、李显龙诽谤自己，要求警方调查。他肯定是想举报不成最多伤不到李光耀，自己丢个面子拉倒。没有想到，行动党的官员拿着报案记录做依据，认为这也属于发表错误言论，对邓亮红发起了民事诉讼。法院认定邓亮红要赔偿810万新币，直接破产了。邓亮红当时的竞选搭档是工人党的领袖惹耶勒南，他也只是把邓亮红的报案书给支持者看过，也被认定诱导诽谤，还是个人破产。

从此以后，工人党成员如果有激烈言论，哪怕行动党没有来找麻烦，也有可能被自己的党组织自我审查直接劝退。比如说工人党有另外一个政治明星吴明盛，喜欢在网上跟人吵架，2006年就被迫退党了。

作为普通的工人党党员，除了谨言慎行，大概率还会被要求学习几份文件，尽快端正态度，找准自己的定位。比如说工人党50周年大会宣布的自我定位，请静静读一下。

**[Speaker 1]**: 反对党这个名词是西方议会制度所遗留下来的。我向来都不认为反对党应该为反对而反对，也不能够信口开河。政治必须是有责任感的政治，反对党应该是监督者，不要变成疯狗。

**[Speaker 0]**: 2011年工人党参加大选，又谈到党员的定位。我来介绍一下翻译稿：一辆车上必须有副驾驶，如果司机打瞌睡了，那就把他拍醒；如果司机安全驾驶，那就和他聊天，让他保持清醒。

假如我不接受副驾驶的定位，想要掀翻行动党自己做驾驶员，带领工人党干一番大事业，那就可以考虑退出了。

### 议会辩论的量化门槛与数据壁垒

**[Speaker 0]**: 在遵循了以上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则之后，作为一个新加坡的反对党成员，大概率是可以不用坐牢了。但是想要提出有效的议案，还需要遵循严格的发言规范。如果只有观点和立场，没有对应的可行性论证，不仅提案无效，甚至还有可能损失政治声望。

比如说新加坡现在没有最低工资制度，只有各个行业的职称工资。如果劳动者没有通过任何对应岗位的技能测试，那就只能凭借供求关系拿钱，拿再低的工资也合法。工人党作为一个左翼政党，核心竞选纲领之一就是要让新加坡推行最低工资制度。2020年，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林志蔚加入工人党当选了国会议员。林志蔚第一次参加国会辩论，就凭借自己的经济学背景再次要求设置最低工资。他表示有研究结果证明最低工资不会影响就业。行动党反驳说：理论归理论，眼前就有实际问题要解决，新冠疫情正在影响就业，很多人就是拿着低工资在上班，工人党能不能拿出数据证明最低工资不会让这些人失业，敢不敢就此担保？林志蔚无言以对，只能说“我不知道”。行动党的人力部长得理不饶人，表示空谈很容易，但是首先要搞清楚钱从哪来。

“钱从哪来”这句质问并不是随口一说，而是新加坡议会辩论的基本规则。从明文法律来说，新加坡宪法有个预算平衡原则，任何一届政府都必须在任期之内做到财政平衡，不可以为了某项新政策就去借债。基于这条原则，议会讨论形成了固定程序：任何人提出任何要花钱的新政策，都要说清楚是你的新政策能够另外赚钱，还是要占用现有的财政预算。如果你认为新政策可以赚到钱，那就要证明可持续性，不能说过几年没收入了让未来的政府去承担政策成本；如果新政策要占用其他预算，那就要说清楚减少哪一部分的预算，比如说关闭某个现有的机构，或者是减少对一部分公民的福利。这肯定会影响一部分选民或者是部门的利益，你必须说服这些人放弃自己的利益，或者是说服其他所有人认同你提出的新政策更重要，可以放弃现有的任务。

总而言之，在新加坡的议会讲话，只有立场和观点是没用的，最好的结果是没人听；一般来说还会被执政党反击，说你搞道德绑架，用伪善换取支持率，把社会责任扔给其他人。如果你想在新加坡的议会辩论中表达自己的立场、向选民证明自己是好人，那就先必须当坏人，对着已经形成的预算讲清楚自己要损害谁的利益。

前面提到，从法律上说，人民行动党这个执政党也没有特殊地位，对于其他党派的发言要求自己也会遵守。还是说最低工资这个话题。工人党要求设置最低工资的核心论据在于消费方面。工人党认为，新加坡人维持基本生活每个月至少1300新元；同时工人党统计，全国起码10万公民收入还达不到1300。对于这部分干货数据，行动党表示有限认可，反驳的时候也要用数据说话。过了一个月，行动党在议会里面说，过去5年新加坡所有的本土岗位收入都在增长，增量远远超出1300；至于说拿不到这个数字的人口不是10万，而是3万。如果设置最低工资，这3万人有一部分很有可能会失业；但如果不设最低工资，他们在拿着低工资谋生的同时，随着经济增长也会加薪，很快能够超过1300。所以反对最低工资的立场不变。

但你不要以为这是一场公平辩论，因为行动党是执政党，掌握了全国的准确信息，可以随手抽出对于自己有利的数据；而反对党只能自己去收集数据，不敢随便找统计部门要数据。

比如说2016年开始，新加坡政府提出一项新政策，投入了几十亿新币刺激产业转型，目标是给新加坡人提供高薪工作机会。但是政府公布的数据只区分了本地居民和外国人，没有区分本国公民和永居者。工人党的竞选口号之一是给公民争取工作机会，所以工人党议员向行动党政府要数据，要求确认其中给本国公民提供了多少岗位。行动党内阁的贸工部长当场表示：“我可以给你这个数据，但是我请问你要这个数据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暗示新加坡公民和无国籍的永久居民有矛盾呢？”

在新加坡政治气氛下，行动党贸工部长这段话是很直白的威胁了。因为按照新加坡的刑法，如果言论可能挑起阶层或者种族矛盾就可以定罪了，刑期3年。虽然威胁不等于起诉，但是作为成年人，谁都知道自己已经碰到了行动边界，对话到此为止。

客观来说，其他国家的反对党一般也不依赖于政府或者执政党的数据，自己就能提出比较完整的议题。比如说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背后都有自己的智库，每年掌握几亿美元的经费，负责提出方案，也负责质疑对手的政策；国民党在台湾地区做了十年的在野党，党产都被抄了，还是养着几百个全职研究员、养着一堆会计师，否则永远没有执政的希望。但是工人党或者其他的新加坡反对党就没有这个条件，除了几个议员可以拿工资养活秘书和行政人员，其他所有的成员都是兼职身份。工人党大多数干部白天上班赚钱，晚上才有时间帮助议员写文件。让一群兼职人员去对抗行动党两万党员以及实际上控制的十几万全职公务员，提出的议案质量肯定就不一样。

### 资金来源受限与选举工程设计

**[Speaker 1]**: 工人党已经是新加坡最大的反对党，能够拿到百分之十几的选票，相比人民行动党的60%得票率并不算天壤之别。为什么完全没有专业政治集团的样子？

**[Speaker 0]**: 因为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反对党都拿不到钱。政党运行肯定需要钱，按照新加坡的标准组织一个靠谱的政党尤其需要钱，但是反对党的筹款方式严重受限，不能像外国政党那样做专业的研究。所以，虽然法律上没有规定人民行动党必须执政，但是客观上其他政党就是拿不出完整的竞选方案。

中国人最熟悉的选举是美国大选。普通美国人可以给政党提供小额的捐款，数量长期有上限；同时企业和富豪可以直接成立助选的民间组织，花钱就没有上限了。特朗普上次竞选总统，马斯克成立了一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注资2.5亿美元帮助共和党拉票。到了新加坡，企业和个人捐款都被严格限制，只要每年捐款达到1万新币就要向政府报备，报告自己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公司名称。新加坡的大型企业，包括新加坡电信、星展银行，都有很高比例的国有股份，也有国资选派的董事。富裕阶层如果给反对党提供大额的捐款，等于封锁了自己的发展上限。所以反对党很难去找富人筹款。

当然，左翼政党不一定要靠富人捐款，能把工人发动起来交工会会费，拿出一部分竞选也够用了。比如说英国工党和澳大利亚工党的基础就是强大的基层工会，每年要收会费，规定其中一部分要给工党总部用。但是在新加坡，从李光耀时代开始就没有工会这个生态了。上世纪60年代，李光耀解散了所有的民间自建工会，由政府出面组建了全国职工总会。行动党派出了一个专职部长永久兼任职工总会的秘书长，新加坡最大的连锁超市和保险公司就是职工总会的。到了大选期间，这个职工总会发钱发福利，帮助行动党拉选票。所以工人党不可能拿到工会的钱。

欧洲大陆和日本的政党最可靠的收入是政党补助金。政党被看作一种行业，替整个社会研究政策，应该获得回报。所以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只要拿到了一定比例的选票，国家财政就要出钱，按照选票的数量去发补贴，保证在野党至少能给自己的骨干发工资。所以只要不是太小的党派，都有自己的专业研究机构。但是在新加坡做在野党，首先拿不到补贴，其次还要倒给钱。按照新加坡选举法，候选人参选之前要交一笔押金，金额将近1.4万新币；如果得票率太低，押金全额没收。2025年大选，新加坡有4个小党派表现太差，影响了财务水平，差点就破产。这导致小党只敢在自己熟悉的选区竞选，根本就不敢向外发展，永远只能当在野党。

到了这一步，人民行动党还是觉得不够安全，继续要在选举程序上设置障碍。跟英国、美国一样，新加坡实行赢家通吃制度，也就是全国分成多个选区，谁赢下哪个选区就拿走这个选区所有的席位。1984年之前，新加坡只有单选区，一个区只选一个议员。但是8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也打击了新加坡经济，底层的生活压力太大，工人党前辈第一次打破了行动党封锁，当上议员。在行动党看来，单选区的偶然性比较强，反对党出现一个出色的人才就能站住一个选区，然后向其他的区域慢慢渗透，不得不防。利用执政优势，1988年行动党修改了宪法，推出了集选区制度。从这以后，每个选区包含4到5个国会议席，每个政党想要参选先要凑齐4到5个人一起报名；这个团队还要考虑少数族裔的权利，不能都是华裔，至少要包含一名马来族或者是印度裔的候选人。很显然，这种制度不利于小党，有利于执政经验丰富的人民行动党。工人党作为最大的反对党，2025年只凑出了26个人参选，连总议席的三分之一都填不满。在新加坡东部有个马林百列集选区，工人党经营了十几年，从行动党的铁票仓变成了摇摆区；到了提名日当天，工人党因为人手不够被迫放弃了马林百列集选区，让行动党直接胜选。

最直接的手段是调整选区边界。《睡前消息》959期介绍过，每隔十年美国就会进行一次人口普查，然后重新调整选区。美国政党为了扩大优势、打击对手，经常搞出一些奇形怪状的选区，让自己用最小的优势赢下最多的席位。人民行动党吸收了美国的先进经验，还比美国更进一步。在美国，选区调整需要双方争论，必须经过州议会的审核；如果调整方案太离谱，违背了基本的地理常识，很有可能就会被最高法院否决。但是在新加坡，选区的划分权力属于总理公署，执政党单方面说了算。每次大选之前，总理公署就会临时成立一个选区委员会，然后拿出一套新方案，让反对党来不及反应。

比如说1997年新加坡大选，工人党的静山集选区得票率45.2%，很有希望拿下一个议席。到了2001年大选前半个月，静山集选区直接被取消了，其中工人党支持率最高的街区被划到了李显龙的地盘。执政党要集中最优势的力量压倒对方的根据地。2020年大选，另外一个反对党前进党在西海岸集选区拿到了将近49%的选票；2025年3月，西海岸集选区跟旁边行动党得票率将近80%的选区合并了，不给前进党留下任何希望。

最能体现执政党优势的法律是宣传限制。新加坡除了竞选期间，平时严禁任何户外政治活动；反对党想要搞宣传，先要去警察局申请。美国每次大选时间可能长达半年，但在新加坡，竞选期一般只有9天。反对党想要动员群众、跟选民拉近关系，除了这9天的合法时间，只能是上门拜访，在私人空间交流虽然很亲切，但是效率太低了。

至于说行动党自己，根本不需要在乎这9天限制，因为全国所有的基层组织都归人民协会管，而这个人民协会又是总理公署直接控制。就算行动党输掉了某个集选区，当地居委会还是要听自己的，行动党完全可以用居委会的名义给老人发慰问金、主持社区活动。

最近几年，互联网改变了全世界的选举模式，很多国家都有政治新人通过网络媒体快速拿到影响力，很多人甚至打败了老牌建制派成为政府首脑。比如说《睡前消息》1033期节目介绍了尼泊尔新任总理沙阿，这个沙阿以前是个土木工程师，兼职做说唱歌手，通过在网络上抨击现政府当上了加德满都市长。人民行动党反应很快，2019年新加坡出台了《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反网络假信息法），只要任何一位部长认定某条网络内容包含了虚假事实，就可以发出行政命令要求更正。如果这个网站在新加坡之外，比如说在中国，部长可以要求平台屏蔽新加坡的IP，平台企业不听话的话那就要被罚款100万新币。

与此同时，行动党官员自己充分利用互联网，高级官员主动做网红，打破层级向基层宣传。比如说现任总理黄循财在抖音的海外平台（TikTok）有几十万粉丝，经常发vlog自弹自唱霉霉（Taylor Swift）的歌；前总理李显龙有将近200万粉丝，经常会拿着长焦镜头去打鸟，跟摄影圈互动；卫生部长王乙康更夸张，高强度更新抽象的短视频、拍搞笑短剧。对于老百姓来说，高级官员平时的严肃形象已经够多了，正好用娱乐来缓和一下。尤其是这些高官自己掌握了规则定义权，不担心说错话，更不担心被起诉破产，所以他们的表演很放松，从心态上来说就压倒了反对党。

### 社会结构、福利绑定与选区惩罚

**[Speaker 1]**: 从1965年新加坡独立到现在，人民行动党一直在执政，同时用各种手段打压反对党，难道新加坡人没有意见吗？

**[Speaker 0]**: 有意见，但是总体上会赞同行动党营造的精英中产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行动党会随时敲打人民，只允许个别表达不满，不允许相互串联。

新加坡现在是604万人。在一个正常国家，600多万总人口起码有100多万底层劳动者，比如说环卫工、建筑工人。但是新加坡这600多万人有240万根本就没有投票权：其中186万是拿工作签证的，只是来打工挣钱；还有54万人拿绿卡，花钱买的身份。外国人不能投票，不能罢工，跟本土公民结婚也要政府审批，如果有意见就会被直接驱逐出境。比如说2012年几十名中国公交车司机认为收入不合理组织罢工，全部被赶回中国。

现在新加坡劳动年龄人口总共是400万：本土有投票权的200万，外来的200万，基本上相等。所以底层工作可以全部扔给外国人，本国公民基本上都处于中产阶层。有公民权的人口大多数住在政府卖的组屋，价值300万到600万人民币；家里可以雇佣菲律宾女佣，空房间还可以租给外国人增加一笔收入。就算是底层平民，手里也有一套价值200多万的房子，平时自己的收入基本上够不到交税线。每个季度行动党还会给底层发消费券、减免水电费，让他们感觉到国籍的重要性。再加上周围环绕的东南亚穷国做对比，大多数新加坡公民对于当前的经济秩序没有什么不满。

除了房子，绝大多数新加坡公民的储蓄也被行动党控制了。新加坡法律强制规定，公民成年开始每个月收入的将近37%强制打进公积金账户；新加坡政府再用这笔钱全世界投资，每年派发最高4%的利息，65岁之后才能取本金。这样执政党多了一个控制公民的手段，也让公民期待政权稳定。

最狠的一招是直接惩罚反对票。新加坡政府会定期组织邻里翻新计划，给老房子维修电梯、粉刷外墙；只有政府及时翻新，房价和房租才会涨。如果哪个选区支持率低，就会被公开惩罚。前面提到1997年大选，工人党在静山集选区拿到45%的选票，差点就打败了行动党。当时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直接就表示：哪里投票给反对派，哪里的组屋最后翻新。2011年，早就退休的李光耀威胁选民：只要你敢给工人党投票，当地就会变成贫民区。

### 做题家治理逻辑与量化反馈机制

**[Speaker 1]**: 2024年李显龙退休，其他李家后代也没有明显的接班动作，人民行动党已经不再是一个李家世袭领袖的组织。现在人民行动党内部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来解释自己维护政权的行为？

**[Speaker 0]**: 最核心的意识形态是“做题家永远是对的”。依托这条原则，很多在其他国家看来不可思议的政策都可以毫不避讳地给出解释。

比如说人民行动党对于选区发出威胁，说不给执政党投票就不翻新你的组屋，高层是有公开解释的。他们会说：国家资源有限，必然要优先分配给整合效率高的地区；执政党议员不仅是代表地方，而且也是精心挑选的精英人群，全心全意相信国家政策，由他们来对接国家建设计划不会产生内耗。所以支持执政党的选区就应该优先提升基础设施。

至于说为什么执政党候选人都是精英，证据是考试成绩。新加坡高层公务员选拔起源是英国壳牌石油公司的管培生制度，已经稳定运行了40多年。每年新加坡高中会考成绩出来，前100名就会被政府挑走，直接出钱送到美国或者英国留学；学生拿了奖学金要跟新加坡政府签协议，回国必须进入政府或者是军队至少干满6年。这些管培生毕业之后直接进入关键部门，比如说财政部、金融管理局，开始快速升迁。一般来说，30岁之前做处长，40岁左右会担任部委的常任秘书，也就是《是，大臣》里面汉弗莱的职位。等到大选期间，最优秀的管培生根据党的安排辞掉政府的职位参加选举，当选之后可以担任部长。

除了自己培养管培生之外，行动党每到大选还要进行外部招聘，到跨国投行和顶级的律所挖人补充新鲜血液。这次给高级官员大幅度涨了工资，人民行动党的理由是要对齐私营企业的高层待遇，保证人才心甘情愿向政府流动。

现任的总理黄循财就是典型的管培生：17岁被新加坡政府送到美国留学，回国进入贸易工业部，两年之后又进了财政部；2004年黄循财32岁，担任了卫生部处长，随后又做了李显龙的私人秘书。李家原本选定的接班人是王瑞杰，被新加坡政府先后送到了剑桥、哈佛，一直读到硕士毕业；王瑞杰回国之后先担任了李光耀秘书，40岁做了贸易工业部的常任秘书，4年之后担任了金融管理局局长。王瑞杰最后因为健康问题不能接班，就让黄循财递补，自己去当副总理。这几乎是行动党所有高官的标准履历。

通过引进外来劳工，新加坡让大多数公民自认为是中产，可以承认“学而优则仕”的合法性，所以精英治国能够被国民允许。中国古代长期实行科举制，不缺做题家主导政治的时代。从历史经验来看，让考试精英主导决策团队，优点是执行效率高，可以保持很强的执政惯性，在外部环境基本不变的时候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反过来说，一群做题家依靠惯性维持共识，为自己操弄权力的行为辩护，在遇到大风浪的时候往往也会缺乏决断力，连续会做出偏保守的决策，最后错过关键的转型机遇。新加坡这套体制能否长期运行，首先还是要看国际环境是否稳定。

**[Speaker 1]**: 人民行动党虽然不会公开承认操纵选举，但各种台前幕后的手段无法遮掩，几乎等于指定了自己当选。那为什么每隔几年还要跟反对党一起竞选？

**[Speaker 0]**: 首先，反对党存在可以释放压力，改善威权政府形象。从1984年开始，新加坡设置了非选区议员；如果反对党赢不了选举、一个议员也没有，那就保送几个进国会。1990年，新加坡又推出了官委议员，定期挑选一些民间专家进入国会。某些反对党发现选不上也可能有席位，斗争精神就弱了。

最重要的理由，可能是人民行动党需要一个量化的反馈信号。对于一家企业来说，让每个部门自己汇报工作，肯定都是会说自己拼尽全力、卓有成效；但是到底效果怎么样还是要看市场反馈。尤其是公关、广告、销售部门的工作，没有办法用技术指标去衡量，只能听他们自己吹。偏偏这几个部门最擅长的就是吹嘘，一定要有外部评价才能可信。所以就算是已经占据了市场垄断地位，董事会还有可能会保留几个竞争对手让消费者有选择，至少要给内部考核晋升提供依据。在新加坡，选举投票不仅是法律上的权利，还是强制性的义务，除非生病，否则在国内的公民必须投票。这就很像一场全面的客户调研了。

从最近变动来看，2011年选举新加坡人嫌组屋建得慢、老人看病贵，行动党的得票率降到60%，属于历史最低。行动党立刻就宣布新建10万套组屋、老年公民看病全免费；到2015年，得票率拉回到70%。必胜的支持率对于执政党也是有参考作用的。同样的道理，普京虽然相信自己必然会赢得选举，也会允许相当一部分选民自由地表达反对态度。

### 制度评价与“理性的任性”

**[Speaker 1]**: 那督工，你怎么评价新加坡这种受控选举制度？

**[Speaker 0]**: 先说优点。新加坡强调个人和政党的政治责任，这个要求是对的，无论其他国家是什么制度都应该学习。

具体来说，政治责任包括三点：首先是实名发表观点，允许别人用自己的名字做核对，看看这个人的立场和方案是否矛盾；如果前后不一，他自己能否做出合理的解释？其次，反对党不能把反对当成标签，必须说清楚自己的替代方案，否则就会被视为煽动情绪，并不想真解决问题。当然，公开了方案那就有了弱点，就会被别人攻击；但如果连别人的质疑都不敢面对，这个方案一定是想骗人。第三，在议会提出方案或者在报纸上发表社论，不能只说好处不说代价，最能量化的代价就是钱。只有说清楚这笔预算从哪里支付、要从现在哪个项目抢钱，或者是从哪个社会集团去收钱，方案才有意义。如果你没有能力去计算成本，或者不敢得罪现在已经拿到预算的社会集团，那就不配说自己有政治观点。

另外，新加坡优先用司法程序去解决政治争议，这也是一个好习惯。因为司法程序是一个公开行为，你认为对方说错了话、做错了事，至少要把对方的言行公布于众，然后才能说他错了，才能要道歉、要赔偿。新加坡法院对于网络言论最常见的一种判决就是保留原内容，但是要在最顶端挂出声明，宣布内容包含虚假信息。这至少表明了程序上的自信。

但是说到缺点，新加坡做题家集团也没有那么全面自信，还有很多问题不能正面讨论，直接要用物质手段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比如说前面介绍过的《内部安全法》，比如说允许高级官员去起诉别人诽谤罪，还索要高额的罚款和赔偿。设想一下，如果工人党和人民行动党保持现在的观点不变，但是让工人党拿到了《内部安全法》的执法权，也让工人党用同样的力度去审查人民行动党官员的言论、索要赔偿，人民行动党肯定是活不到下一次大选的。

之前李家世袭的时候，对于这些台面上的强硬手段还有一点敢做敢当的样子。比如说前面提到了李光耀吓唬选区：“你不投我的票就要变成贫民窟。”现在的黄循财肯定不敢说类似的话。李家敢说，夹在李家父子之间的吴作栋敢说，只有黄循财不敢说，说明他怕了。

现代社会的文化压力下，威权主义领导人需要超越程序的地位，才敢于对自己的所有行动负历史责任。李家是开国家族，一度父子相继把政府看作了李家的私产，所以对于强硬手段可以理直气壮，反正遮遮掩掩也不能换来别人说好话了。而黄循财既不能说自己是按照程序天经地义就要当这个总理，也知道自己在精英群体中没有特殊地位。他完全是按照顺序递补才变成了行动党的第一人；如果不是王瑞杰中风，本来他也当不上总理。所以黄循财要回避的话题远远多于李家父子。

李家父子尤其是李光耀的强硬自信，和20世纪的国际局势也有关系。冷战期间，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有可能威胁新加坡的独立，东南亚的红色游击队更是李光耀的死对头。既然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那就没有必要维护百分之百的程序合法性了。现在周边的国家和军队没有人打算攻击新加坡，所以领导人也必须装得温和一点，更多地强调自己是一个技术精英，按照惯性来管理国家。

但是把国家架构的合理性留给惯性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因为这样就没有人去考虑惯性本身的合理性了，更没有人敢于克服惯性做急转弯。因为急转弯本身就会破坏惯性带来的稳定心态。所以，我认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无近虑，但是有远忧。我能看到的问题，新加坡这些精英官员自己肯定也能看到；只是他们已经绑定在这个制度上了，没有集体转型的选项，只能做一些小事缓解潜意识的焦虑。

大家在生活中肯定看过这种人：因为童年创伤或者是曾经被歧视过，始终不相信自己能够过上长期的幸福生活；所以结婚创业之后就算日子很安稳，也经常会搞一些小破坏，对于同事和家人做一些挑衅，反复测试自己的生活是不是稳定。他们期待的不是破坏的结果，而是非常期待自己做了小破坏之后其他人能够容忍、能够接受，证明自己生活确实稳定。如果不经常搞这种小任性，他们心里的焦虑就不会释放。

1126期节目提到过一件事：作为一个GDP 10万美元的国家，新加坡在赤道上居然不给公立学校的教室装空调。反对党工人党把学校装空调当成一个重要议题，但是每次提出行动党政府都用同样的理由否决，说什么学生要适应室内户外环境的切换，以及我们的教学楼已经做了遮光和保温工作，风扇就足够用了，甚至还会把节能当理由。如果新加坡政府自己不用空调，我还真的能够接受节能理由；但是新加坡全国从政府到公共机构再到企业，不仅是普及了空调，还开到了全世界最冷的水平，迫使成年人在室内都要穿外套。更何况新加坡私立学校都是24小时开冷气的。

所以，我认为不给公立学校装空调，首先是因为李家的祖宗之法不可变；其次就是人民行动党官僚要保留一点小任性。他们要证明自己不仅是有道理的时候能赢反对党，在某些没有道理的地方，只要我强硬也能把单方面的意见强加给全国。这种被满足的局部任性，给人民行动党执政集团提供了暂时的安全感，让他们可以放心继承李家的统治惯性。

对于他们这种心态，我只能祝做题家集团不要遇到统治惯性无法应对的重大变化。

感谢各位收看，1128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周二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