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者简介：透明茶室，新闻事件分析频道，本期主要分析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现状及其对中国经济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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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胡润榜单与FDI净流出危机
6月16日，经常发布“胡润百富榜”的胡润研究院，联合河北省商务厅发布了一份全新的榜单——《2025胡润制造业外企在华投资30强》。这份榜单因其自带的“杀猪榜”诅咒属性而备受关注，上榜的富豪往往没什么好事。但此次是胡润首次发布外企在华的榜单，其意义不言而喻。不论是今年年初总书记与各国外企CEO在北京的会谈，还是后续各种外企负面清单 (负面清单 (Negative List): 一种外商投资管理模式，清单之外的领域，内外资企业享有同等待遇。) 的减少，都指向一个核心问题：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最近正面临巨大挑战。
这份30强榜单衡量了两个核心指标：在中国的销售额和员工规模。因此，像苹果公司本身并未上榜，因为它在中国的直接员工数量不多，但其供应链上的企业，如鸿海精密（富士康），则榜上有名。同样，波音和空客虽然在华销售额巨大，但由于飞机组装主要在本土完成，员工规模不大，也未上榜。这份榜单聚焦的是那些既在中国深度扎根、拥有大量员工，又销售额巨大的企业。
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持续下降的时刻，审视这30家企业的在华处境，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特别有趣的洞察。这30家企业中，日本占7家，德国6家，美国5家，韩国和中国台湾各3家，新加坡、法国、印尼、英国、加拿大、瑞士各1家。其中，日本企业数量最多。
让我们回到外资净流出的情况。过去，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吸引了全球大量的投资。然而，外资净流入的拐点出现在2023年，且非常明显。即便在疫情前的2021年，由于中国疫情管控相对得当，全球能正常开工的地区主要是中国，当时的外贸形势一片大好，外资净流入甚至出现了21%的跳升。但在2022年经历了一系列折腾，特别是上海封城等疫情政策后，对在华外资的打击非常大。2023年，FDI (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外国直接投资，指一国投资者对另一国企业进行的长期投资，通常伴随经营管理权。) 直接下降了13.7%；2024年更是暴跌27.1%，创下了自1990年以来，即中国改革开放大规模吸引外资以来，从未见过的超级净流出大潮，其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这一趋势在2024年并未好转。2024年第一季度，流入中国的FDI在连续两年下跌的低基数之上，再次直接下降了10.8%。这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数据。很多人认为外商FDI投资下降是一个周期性事件，但我认为，连续两年多、也就是连续九个季度的下滑，已经不再是周期性事件，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拐点。
那么，外商对中国有多重要呢？很多人可能会认为，他们走了就走了，我们有比亚迪等众多中国企业，何苦要依赖这些外商？但实际上，外商对中国依然非常重要。从历史上看，外商在中国的企业数量占比不到3%，但却贡献了40%的进出口额、超过20%的工业增加值和超过20%的研发投入。此外，这不到3%的外商企业贡献了16%的税收和10%的城镇就业人口，其贡献与企业数量完全不成比例。有人说这可能是过去的数据，但即便是最近的2024年1至4月，外资企业仍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29%，其地位依然举足轻重。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30家最大规模的外企近几年的生存状况，以及我们今天最终的结论：我们正面临一个中国经济与世界角色发生巨变的时期。
外资企业30强在华生存现状分析
我将这30家企业按行业进行了分类，并根据其近五年的在华表现，将其划分为“大幅下降”、“横盘”和“大幅上涨”三类。
汽车制造业（12家）
汽车企业是榜单中数量最多的行业。其中，大幅下降的有4家：通用、日产、现代和大众。这四家企业很大程度上都未能跟上中国的电动车浪潮，产品线老化，导致在华业务急剧萎缩。大众汽车虽然交付量巨大，但在中国的净利润一路下跌，从2017年的高峰47亿欧元跌至2024年的17亿欧元，跌幅令人瞠目结舌。此外，大众还因新疆合资厂的争议而备受困扰。
横盘的企业有6家。其中整车厂有3家：宝马、奔驰和丰田。宝马和奔驰作为中高端品牌，虽然受到消费降级和价格战的影响，利润连续三年下跌，但整体销量尚能维持。丰田则凭借其较早布局的混动技术，在中国市场相对稳定，但自2022年国产品牌价格战加剧后，其营收也开始停滞。另外3家横盘的企业是汽车零配件厂：佛瑞亚（主要做汽车座椅和内外饰）、麦格纳（业务涵盖内外饰、动力总成等）和日本的住友电工（生产汽车线束、连接器等）。这些零配件企业虽然附加值较低，且面临国产替代的压力，但受益于中国汽车产业的庞大体量，尚能维持业务规模。
大幅上涨的则有2家，都与新能源汽车密切相关。第一家是特斯拉，从2020年到2023年，其在华营收增长了近三倍。尽管2024年受价格战影响增速放缓，但其规模已十分庞大。第二家是博世，凭借其在电驱动系统和控制器领域的早期布局，与各大整车厂合作紧密，实现了在华业务的大幅增长。可以说，博世和特斯拉都成功踩中了新能源车的红利。
计算机、通信和电子制造业（8家）
该领域中，表现最好的是台资企业鸿海精密（富士康），作为中国外资企业的销售额和员工数双料冠军，其增长势头强劲。富士康不仅是苹果 “果链” (果链 (Apple's supply chain): 苹果产业链，指为苹果公司提供原材料、零部件、代工等服务的系列企业。) 上的核心企业，还积极转向AI服务器和电动汽车代工，找到了新的增长引擎。
相比之下，三星则属于大幅下跌的类别。其智能手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从20%暴跌至不足1%，电视家电业务也大幅缩减。目前，三星在华战略已从 To C (To C (to Customer): 面向个人消费者的商业模式。) 转向集中于 To B (To B (to Business): 面向企业客户的商业模式。) 业务，如显示面板和半导体存储芯片。三星的下滑除了市场竞争，地缘政治因素（如韩国萨德导弹事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与三星同为韩企的SK集团则生存得比较好，属于增长较快的企业。SK在中国的业务主要集中在To B领域，如海力士的半导体存储芯片和SK On的电动汽车电池，紧密契合了中国的市场需求。同样，日本企业也呈现“一家欢喜一家愁”的局面。松下因家电等To C业务受到海尔、美的等国产品牌的挤压，动力电池份额也让位于韩企和中国本土品牌，在华业务复合下降率达9%。而TDK集团则因其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汽车和工业设备的电子元器件（如传感器、磁性材料、电容等）受益于电动车和AI的发展，实现了近三年7.8%的复合增长率。
英特尔在全球市场本就处境不佳，加上芯片出口管制等因素，在华营收下跌严重。另一家“果链”公司，美国的捷普（Jabil），主要生产苹果产品的外壳等组件，在中国属于横盘状态，但其近期的投资重心已大幅转向印度，代表了外资的一种重要动向。
最后，台湾企业台达电子（Delta Electronics）实现了11.6%的五年复合增长率。作为电源管理和散热解决方案的领先者，台达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数据中心、AI服务器和电动车充电桩等领域，同样享受到了EV和AI的红利。总而言之，该领域凡是能踩中AI和EV风口的企业，如SK集团、TDK和台达，都实现了显著增长；而与此无关的企业，则难以分享中国市场的增长红利。
其他行业
在设备制造领域，德国的西门子和日本的尼得科（Nidec）均实现了大幅增长。西门子作为工业自动化巨头，其增长在意料之中。尼得科作为精密马达的专业公司，其产品广泛用于消费电子、电动汽车和工业机器人，也抓住了市场机遇。而日本的日立则基本处于横盘状态，其电梯业务受到房地产下行的影响，但轨道交通（高铁、地铁）业务的需求为其提供了支撑。
食品饮料领域的三家巨头——新加坡的丰益国际（金龙鱼母公司）、雀巢和可口可乐，由于规模巨大，在中国市场基本能维持横盘。尽管面临消费降级的挑战，其销售额依然稳定。
化学品领域的两家企业——台湾的台塑和德国的巴斯夫，则下滑较快。它们的业务与基建和建筑原材料高度相关，受房地产市场下行影响严重，近三年复合下跌率均十分显著。
最后，印尼的金光集团（APP纸业，旗下有清风、唯洁雅等品牌）和香港的太古集团（业务涵盖太古里等商业地产及可口可乐运营）在中国市场也基本处于横盘状态。
外资下滑的深层原因与结构性困境
总结这30家企业的状况：8家快速上涨，14家横盘，8家下跌。快速上涨的8家企业中，有6家属于电动车产业链，另外两家分别与AI机房和工业自动化相关。这清晰地表明，在中国市场能够实现快速增长的外资企业，基本都与国家政策高度契合的领域（电动车、AI机房）紧密相连。横盘的企业大多属于消费领域，而下跌的企业则多与地产基建和传统汽车行业相关。
这种背景下，我们就能理解为何FDI会大幅下降。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是，尽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大幅下降，但中国官方公布的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却在增长。例如，2024年1-4月，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了5.8%。这背后反映的是中国外资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新进入中国的外资多为中小型或相对投机性的企业，它们被削减的负面清单所吸引；而占据中国外商骨干地位的大型企业，其利润再投资的意愿却在大幅下降，绝大多数选择将利润汇出中国。这既有人民币贬值的因素，也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外资大规模下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 **电动汽车领域的激进国产化政策：**中国对国产电动车从稀土矿源头到销售终端的全产业链进行了巨额补贴，包括税收、现金和政府采购等。这种国家主导的激进替代政策，使得外资燃油车企及相关产业链在中国难以竞争。
- **地缘政治因素：**无论是韩国的萨德导弹事件，还是日美韩同盟关系的加强，都使得在华的日韩企业受到巨大影响。技术出口管制和企业主动的“脱钩断链”举措，都对在华外资产生了负面效应。
- **基建和地产的大幅退缩：**过去，基建和房地产是中国GDP的支柱产业。与这些领域高度相关的外资企业，如今也随着行业的衰退而遭遇明显下滑。
- **消费降级：**中国市场的消费降级趋势，对提供相对高端消费品的外资企业也产生了冲击。
两种解读视角：竞争力提升还是“去风险化”？
对于FDI下降和外资企业在华生存困境，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视角。
第一种视角认为，这是中国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好事。外资企业打不过比亚迪、小米等国产品牌，自然会退出市场。这说明中国企业正在占领过去被外资侵占的市场，并且中国正从FDI输入国转变为输出国，比亚迪等企业纷纷出海建厂，恰恰是中国企业竞争力升高的体现。
第二种视角则认为，这主要是由中国劳工成本上升、地缘政治风险以及不可预测的经济和政治政策共同导致的。中国已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世界工厂”。这催生了两个重要的趋势：
- China plus one (“中国+1”策略 (China plus one): 指企业为分散地缘政治和供应链风险，在中国之外再建立一个生产基地的战略。)（中国+1）：由于担忧中国的法制问题和潜在的台海战争风险，许多外资企业必须在中国以外建立备用生产基地，以“去风险化”。例如，俄乌战争让企业意识到，一旦中国发生战争，其母国的法律可能会强制它们停止在华运作。
- **“在中国，为中国”（In China, for China）：**许多企业发现，中国市场变得越来越特殊，需要独特的车型、独特的品牌和独特的政策应对。因此，它们在中国的工厂逐渐从服务全球的“世界工厂”转变为仅仅服务中国本地市场的工厂。
我个人更认可第二种视角。FDI的跌势，是“去风险化”和“在中国，为中国”策略的直接结果，这并非世界经济发展的自然现象，而是由中国自身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主导的。这种与世界经济逐渐脱节的趋势，短期内恐怕难以逆转。考虑到外资企业对中国外贸、就业和税收的巨大贡献，FDI的持续净流出，无疑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严峻影响，甚至可能加速刺破中国的财政泡沫。
观众互动：和平协议能否挽救中国经济？
问：胡润在此时发布这个榜单，台面上有什么深意？
答：台面上的深意很明确，就是中国现在需要以更大的姿态来拉动外资，以解决FDI净流出的问题。因为外商投资对高质量就业和出口至关重要。在消费提振乏力、政府投资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相对健康的外贸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胡润做这个事情，可以看作是中国当前吸引外资努力的一个环节。
问：如果“去风险化”全面成功，那我们未来不就完蛋了吗？
答：不一定。我曾经给中央支过一招，而且我敢说绝对有用：跟台湾签和平协议。你甚至可以搁置主权争议，只要承诺两岸问题一定和平解决，不打仗。我敢保证，签了这个协议的第二天，A股能涨到熔断，FDI会大规模回流。这一个举措，就能解决FDI问题的70%。
当然，这个办法在台湾内部可能会被国民党拿来炒作，说只有他们上台才能实现和平。但我要说，国民党上台反而可能签不成。中国不会对摇尾乞怜的对手妥协，只会对旗鼓相当的对手（adversary）妥协。
问：不通过战争，中国还有很多其他方式，比如用经济手段去胁迫台湾，这难道不是更好的方法吗？
答：做不到。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外贸依存度很高，但这种“经济去台湾化”很难实现。像鸿海精密、台达、台塑这些企业，你很难说是谁求谁。你把鸿海精密赶出中国，越南和印度会笑开了花。中国能卡住台湾脖子的地方，一个是稀土，一个是巨大的消费市场。但台湾在大陆的企业大多是To B领域，最不怕经济上的封锁，因为它们可以搬到其他国家，别的国家求之不得。所以，用经济手段去台湾化，是“伤敌五百，自损一千”的方法。你要真把鸿海精密赶走了，河南的就业率怎么办？你要投多少钱才能稳住河南的社会状况？
结论：未来三五年的变数与观察指标
中国的经济变数，大概就在未来三五年之内。我把话撂在这，以我们现在的财政状况和经济处境，能坚持三五年就见了鬼了。到时候，中国的变数是往好还是往坏，我们拭目以待。相信听我这个节目的人，都能活着看到那一天。
现在，我们又多了几个可以观察中国经济的指标。长期听我节目的朋友知道，我之前提过三个：
- 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Producer Price Index): 生产价格指数，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指数，是观察经济景气度的重要指标。)
- 一线城市二手房的交易量和成交价格
- 外资的FDI净流出数据
只要这三个指标没有根本性的好转，中国经济就不会好。好了，今天就到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