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何为“中国式辩证法”？

大家好，我是Anthony。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中国式辩证法”。这个话题我以前写过，但可能不够详细，今天打算好好说一说。这也是我们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系列的第二期视频。对第一期视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上角观看。

提及“中国式辩证法”，在中国大陆接受过教育的人，都会联想到“两点论”和“重点论”。“两点论”就是看问题要一分为二，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利的一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重点论”就是说要抓主要矛盾，看主流，看大势，看发展趋势等等。诸如此类的思维方式，相信中国人都不陌生。那么这种思维方式的来源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这种思维？

官方教材中的辩证法

在中国大陆的政治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第34页是这样表述的：唯物辩证法揭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其中对立统一规律是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是理解这些规律的钥匙，对立统一规律提供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矛盾分析方法。

接着，教科书重点论述了矛盾的两条基本属性：斗争性和同一性。矛盾的同一性，指的是矛盾的对立面相互依存，并处于一个统一体之中。矛盾的斗争性，就是矛盾的对立面互相排斥、互相分离。接着教科书说，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相互连接、相辅相成的，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反之亦然。有时候，矛盾的斗争性可能是主要方面；有时候，矛盾的同一性可能处于主要方面。所以我们要善于把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然而，同一性和斗争性这两种性质也是有高下之分的，教科书强调：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中国式辩证法”的本质：为政治服务的诡辩术

我相信大多数观众都会觉得，上述内容不知所云，因为这些话绕来绕去，云里雾里，但其实空洞无物，或者说只是一些正确的废话。比如教科书将要抓主要矛盾作为辩证法的精髓之一，但这个说法无非就是说，任何事情里，总是有一个应该把握的主要环节，其他环节不那么重要。这不能说是错误的，但却很平常，没什么思想价值，因为知道这一点，并不能让我们从中得出任何一种关于重要性的具体规律和认知。没有人会认为应该去抓次要环节，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是依据什么标准来判断主要和次要的。

再比如，“一分为二”这个说法，其实就是在说，任何事物都可以分为对立的两方面，这两方面有内在的矛盾。那么我们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看，问题就全面了，也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比如某个人身上既有优点也有缺点，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反动的一面；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那么改造这个人的办法，就是用他革命的一面，去进攻他的反动的一面。总之，一方要彻底消灭另一方，联合是暂时的，斗争、消灭是绝对的。但是斗争完了后，又会有新的矛盾浮现出来，所以要继续斗争。

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是这样说的：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的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然而，毛泽东的这种辩证法，同样没有指出，判断新旧和好坏的标准是什么，以及在什么情况下，矛盾的同一性是主导的，什么情况下斗争性才是主导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随着领导人当下的需要，而可以随意改变的。如果将标准明确的说出来，就会成了限制自己的障碍。

这就使得这种辩证法非常符合诡辩的特点，也就是相对主义。你说a是好的，我就说a也有缺点，看问题要看全面；你说a事物不好，我就说a也有优点，看问题要看全面。表面上我总是强调看问题要全面，要对立统一，其实是把对立面统一到我想说的那一点上。

比如在“大跃进”时期，评价这场运动是非功过的一个常见说法，就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缺点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和优点则是“九个指头”。如果你看到某个地方出现了饥荒，那说明你只看了局部，看了表面现象，没有从全局的、本质的高度看问题。由于一般人看到的只能是局部现象，因此只有有权力的人能把握全局，能对整个事件的功过进行裁决。表面上成绩和错误是9:1的关系，真正想说的其实是10:0，错误只是象征性的，只要你敢说错误，我就可以批评你不顾大局。

对于这种辩证法，要从文本上理解是很困难的，但如果从获取权力的角度去思考，你会觉得豁然开朗。因为这种辩证法，本身就是服务于说话者的需要，在一个思辨水平很低的社会环境里，这种辩证法通过不断的堆砌概念，很能够为领导的讲话，提供一种仿佛有理论辩护的感觉。“一分为二”的说法，配合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可以用来为任何行动辩解，主打的就是一个灵活。

“一分为二”是为了把这个人分为两个部分，当你需要与这个人联合时，就强调这个人被“一分为二”后的优点，强调你和对方之间矛盾的同一性。当你要消灭这个人时，就强调这个人“一分为二”后的缺点，强调矛盾的斗争性。但总的来说，同一性是暂时的，斗争性才是绝对的。同一性只是在实力弱小的情况下，搞统一战线的说辞，一旦摆脱了这个处境，斗争性就成了主要的了。

1949年后，随着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官方越来越不讲矛盾的同一性，而只讲斗争性，一切都取决于具体的时机。比如《矛盾论》里面有这样一段评价国民党的话：“曾在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定阶段上起过某种积极作用的国民党，因为他的固有的阶级性和帝国主义的引诱（这些就是条件），在1927年以后转化为反革命，又由于中日矛盾的尖锐化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些就是条件），而被逼着赞成抗日。矛盾着的东西这一个变到那一个，其间包含了一定的同一性。”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国民党本身是坏的，因为他有着固有的阶级性，且容易受到帝国主义的引诱，所以肯定是革命的对象。但在特定的场景下，比如面对日本的压力，国民党又可以成为统战对象。这是因为中日矛盾成了主要矛盾，国共矛盾可以暂时放下。

实际上，中国古代也有很多类似的思维。比如三国时期，蜀国政权的目标是恢复汉朝的天命，但孙权在吴国称帝，相当于否定了蜀汉的天命，因为天下只能有一个皇帝。但诸葛亮还是出于大局的压力，要暂时维持和吴国的联盟。这种思维方式当然是一种实用的政治斗争策略，但和辩证法毫无关系。

与真正辩证法的区别

那么中国的这种辩证法，与真正的辩证法有差别有多大呢？简单来说，就是中国的辩证法只是预设了矛盾的双方有斗争，有冲突，这种冲突是现成的，而没有将这种矛盾看作是同一个东西，自身与自身相矛盾，是自我否定的产物，对立双方都是从自身中分化、区分出来的。

需要注意的是，中文“矛盾”一词，和黑格尔哲学中所说的矛盾（Widerspruch）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差别。邓晓芒曾经在《思辨的张力》一书中这样总结：Widerspruch由wider（反对，违反）和spruch（语言，话语）组成，它蕴含着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即对同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既肯定又否定，也就是对于同一个东西不能自相矛盾。在这里，“自相矛盾”是关键。

而中文“矛盾”一词的本意，并没有反映出“自相矛盾”，只是一种外在的冲突。“矛盾”一词出自《韩非子》，说的是楚国有一个卖矛又卖盾牌的人，他说自己的盾很坚固，任何矛都不能穿破，然后他又说自己的矛很锐利，任何盾都能穿透。有人就说：“如果用你的矛去刺你的盾，会怎么样？” 在这个故事里，产生冲突的是“矛”和“盾”，这两个互相外在的事物，而不是同一个事物在逻辑上的自相矛盾。

而真正符合矛盾原则的命题是：矛可以刺破任何盾，与“有一个盾是矛不能刺破的”。这才是同一个事物“矛”的自相矛盾。而中文里“矛盾”的本意只能说是一种冲突和差异，倒未必有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比如黑和白只能说是有差异，而没有逻辑上的矛盾，黑和非黑之间才是存在逻辑上的矛盾。

事物的内在矛盾，促使主体去寻求一种更高的统一，来克服当前的矛盾。

案例分析：儒家的内省与真正的辩证法

这里我们以儒家的内省举例子。儒家的理学，就有一套严厉的道德内省的功夫。据说曾国藩就经常用日记来自我反省。某一次他看到一个漂亮女人，觉察到自己起了色心，于是在日记里反省和检讨自己的好色，痛骂自己无耻、下流和卑鄙。

曾国藩在《治心经》说过：“凡人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私心亦生，舍命报国，侧身修行。” 就是说，人的心发动起来，必须一鼓作气，尽力去做，稍有转念，便有了疑心，疑心起来就有了私心。所以说，人必须时刻检讨自己所出现的私心杂念，时刻以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

曾国藩是湖南人，湖南也是近代中国的理学重镇。这种自我批评和检讨的做法，深深影响了毛泽东等一大批早期的领导人，并在后来被推向全国。

现在我们来评价一下这种反省方法的缺点。许多人都觉得这种反省过于严厉了，是在要求人做到自己达不到的事情。但事实上，这种反省的深度还差得很远。它其实是把人的内心世界，看作是外在对立的两部分：符合圣人标准的念头，与那些不符合圣人标准的念头。前者是进步的、光明的，后者是落后的、阴暗的。它的解决方案就是用前者来攻击后者，试图用一些表面的功夫，比如自我贬低、辱骂自己等等，来终止后者的出现。这就相当于把矛盾给解决了。

然而，如果他能够意识到，这两个自我，也就是光明的自我和阴暗的自我，其实都是同一个自我衍生出来的，是自我的自相矛盾。因此，自己的痛苦本质上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可以相信什么的痛苦。那么他就会去怀疑自己现有的道德标准是否可靠，怀疑圣人所确立的那种理想人格是否真实，并尝试去建立起一种更具有包纳性的世界观，从而将自己拯救起来。

真正的辩证法，应当能够激励主体的自由的能动性。

结论：技术性的痛苦与精神的超越

中国式的反省，并不是把这两个自我看成是自我的自相矛盾，而是看成了个人与社会，私与公，小我与大我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式的痛苦不论表面上多么夸张，但其实就是一个技术性和低层次的痛苦，即不知道自己如何能够完全符合圣贤标准的痛苦，而完全不涉及灵魂深处的救赎和超越的问题。

然而，不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的进步，从根本上体现在精神的包纳和接受能力的进步上。在历史上，许多被视为是邪恶可怕的思想、欲望，随着时代的发展，都逐渐获得了整合与理解，甚至大大拓宽了文明的广度，而这是一分为二的思维所不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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