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文明古国综合症”

各位好，今天说说伊朗挨炸，炸出来的“文明古国综合症”。文明古国是加引号的。

有一种国家病，叫“文明古国综合症”，中国是这种病患者，但并不是独此一家，难兄难弟还有伊朗、印度、埃及这些国家。这几天伊朗挨炸，又炸出了这种病。

伊朗的外强中干：与西方和现代文明为敌

这个神棍 (神棍：指利用迷信或宗教进行欺骗的骗子)控制的国家，好像政权存在的目的就是跟西方作对，跟现代文明作对。它整天骂美国是魔鬼，叫喊要消灭以色列。它不只是叫喊，而且给恐怖组织送枪送炮送炸弹。恐怖组织用它送的武器来无差别地攻击以色列，而且攻击公海上航行的船只。

这次伊朗为什么挨炸呢？直接的原因就是它要造原子弹。西方跟它谈判，它这样不行那样不行，以色列一阵轰炸，把它军队的领导人和原子弹专家统统斩首，一天就取得了伊朗领空的制空权，让它成了一个只能等待继续挨炸的国家。昨天又等来了美国的巨型炸弹的轰炸，据说已经把它的核弹研发设施炸毁了。

历史的囚徒：奈保尔的洞见

伊朗历史上曾经辉煌过，发展出辉煌的波斯文明，但是被神棍控制以后，就不间断地自残，成了今天这副德行：一炸就怂，一和平就折腾。被炸瘫了以后，西方人看到伊朗政权不像它张牙舞爪表演的那么强大，就开始希望它改朝换代，希望人民起来推翻神权统治。

但是，也有一些比较了解伊朗的人分析说，伊朗固然是有不少民众反对神权统治，但是被以色列和美国一轰炸，也激发了伊朗人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豪感。在这种古老国家，改变谈何容易。我把它称为“文明古国综合症”。

国民对不拿他们当人的政权有怨恨、有不满，但是同时又心甘情愿做本国历史的囚徒，成为神棍统治和党棍统治的稳固底盘。这种“文明古国综合症”是古老国家现代文明化反复失败的产物。它有过现代文明化的努力，它也愿意学习自由平等的价值观，至少有一部分人、有一部分的国民愿意学习自由平等这种现代文明的价值观，有一部分人想建立宪政民主这种现代文明的秩序，但一次不成功，两次不成功，多次尝试之后仍然不成功，甚至彻底失败，往前看看不到希望，知识精英、民众、政客就开始往后看，走回头路，结果就是回归传统、回归威权、回归独裁。

有位获诺贝尔奖的作家名叫 V.S. Naipaul (V.S.奈保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裔英国作家，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他是写这种病的高手。他的小说还有游记，展示了一幅幅落后国家现代文明化失败以后的无奈图景。

“四大文明古国”的迷思与现实

当今世界很少有像样的现代文明国家，从发达状态堕入贫穷落后的状态，而落后国家由第三世界成功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也是寥寥无几，尤其是几个所谓的文明古国，放不下古代历史的辉煌包袱，稍微有摆脱贫穷落后的迹象，就被民族复兴的虚荣这种迷魂汤引入歧途，或者转而走下坡路，或者自由落体，把国家折腾散架。

100多年前，梁启超 (梁启超：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学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 在中文圈发明了一种说法，叫“四大文明古国”，他是包括了中国、印度、埃及，还有小亚细亚。他的划分很随意，反映了他知识结构的一种局限性。他说小亚细亚其实是张冠李戴，实际上指的是古代的巴比伦。古巴比伦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小亚细亚是在现在的土耳其，传统名叫Anatolia，它跟古代的巴比伦根本就不在一个地方。

因为说法随意，跟历史事实也不相符，“四大文明古国” (四大文明古国：梁启超提出的概念，通常指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 这种说法好像只在中文圈流行。古代人根本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哪来的什么文明“古国”？世界上通行的说法是“文明的摇篮”，但是“文明的摇篮”远不止四个，而且中国、印度、埃及、古巴比伦这四个，都不是最古老的，也不是对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在这四个之前，有更古老的文明，更古老的文明的摇篮；在这四个之后呢，有影响力更大的文明。

不过，因为“四大文明古国”这种说法有利于政治宣传，被中国政府纳入了官方教育，成了一种官方话语，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中国官方又强调中国文明与众不同，说在四大文明古国当中，只有中国没有中断过，一直是延续的。这种说法在中国抗战的时候很流行，抗战就是说的抗日战争。当时日本侵华，中国很多知识分子觉得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比较典型的像钱穆先生，他写《国史大纲》，说可能是“中国人写最后一本史书”。这种心态当然要写完整，不能把中国文明给写中断了。

文化自信与历史倒退

我们把意识形态放到一边，看这些古老国家，像中国、埃及、伊朗、印度等等，它们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把自己关到历史的笼子当中出不来。现代文明化反复难产，一次又一次，它难产的多了，就转而反现代文明、反现代文明价值、反现代文明的秩序。

奈保尔虽然没有写过中国，但他写的伊朗、他写的印度可以是中国的一面镜子。成功的现代化就是现代文明化，如果去掉“文明”两个字，现代化还剩下什么呢？无非就是剩下耍枪弄炮，组装手机、火车头、无人机，还有数钱之类的活动。而文明程度，不见得比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的时期更有长进。

中国经济发展的几十年，也是国民精神世界止步不前，甚至倒退的几十年。1980年代，至少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很少有人质疑民主化，很少有人质疑个人自由的正当性，也很少有人质疑20世纪初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正当性。但是经济稍有起色，很多人就开始反民主、反个人自由、反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德先生”，要回归传统。

这十几年，民族复兴、文化自信成了一种时尚，无非是开倒车，把君臣父子、三纲五常之类的传统秩序换一副包装，用它来抗拒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德先生”、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个人自由，用它来抗拒现代文明价值，用它来抗拒现代文明秩序。

这些年儒学 (儒学：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哲学体系) 在墙内成了显学，一些自认为是儒生的人，跟党国的权力勾结，当权力的帮闲和帮凶，让自己成为压迫国民的意识形态工具。余英时先生曾经说，跟权力勾结是儒学的“死亡之吻”。历史上曾经有“被压迫的儒家”，也有“压迫人的儒家”，看你到底是要做哪一种儒家。现在墙内的大部分是后面这一种，就是帮着权力压迫人的儒家。看看这几十年儒学发展的轨迹，从墙外到墙内，本来还算说得过去，但是后来就一步一步地烂污化，越往墙内走越烂污。

当初杜维明 (杜维明：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哈佛大学荣休教授) 老师在哈佛讲儒学，基本上是美国学术中产的一种奢侈品，它满足了很多美国知识分子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心。他讲儒学，跟福建偷渡客在美国开餐馆做的中餐一样，你说它是中餐，但又缺少地道中餐的味道；你说它不是中餐，它看着又像中餐。杜维明老师在哈佛讲的那种儒学，基本上就是这种味道。你说它是儒学，它又缺少地道儒学的味道；你说它不是儒学，听着又像儒学，一堆名词概念都在那里。但是有一点，杜维明老师不糊涂，就是他说儒学不反民主。这让他比墙内大部分自称儒家的人高出一头。

香港和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兴起了新儒学。新儒学的眼界是墙内儒学没有的。别的​​不说，就说牟宗三 (牟宗三：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先生，他说儒学可以“开出民主之花”。不管学理上这种说法能不能讲得通，人家至少知道不能拿儒学跟民主作对。跟民主作对就等于跟现代文明作对，这是文明古国综合症的主要病症。

海外新儒学至少不跟现代文明作对，只凭这一点，就比墙内压迫人的那种儒学要高出一头。我们从今天看10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表面上看，它是引入了“德先生”、“赛先生”，就是民主和科学，但是在更广泛的历史图景上，它实际上是引入了现代文明价值，让现代文明有了跟中国传统文明同台竞争的机会。

看一下晚清的情况，因为长年累月的封闭，中国传统文明实际上已经文物化和废墟化，已经没有多少生命力。文物是没有生命力的，废墟更没有生命力。它只是依靠科举制度，继续供养大批的文化寄生虫。但是文明的精神已经没有了，文明的精神已经没有什么生命力了。它需要的是竞争，需要的是融入新鲜血液。

结语：诚实面对现实

但是出于虚荣心，很多中国人把没有生命力的文物当成文明，为自己构想出一副自我麻痹的传统文化幻象，就成了奈保尔讲的那种“过去的囚徒”，或者说“历史的囚徒”。结果就是，这一百多年，“文明古国综合症”经常在中国发作。

作为一名作家，奈保尔有一种很多作家没有的可贵的品质，就是诚实，尤其是对自己诚实，忠实于自己的观察和认知，不为了迎合上流社会的时尚和下流社会的喜好去写自己不相信的话。

他出生于第三世界的边缘，又有英国大学的经历，只要足够的诚实，就不会被当时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喧嚣冲昏了头脑。西方的学院左派，那种异想天开和高大上的梦呓，也糊弄不了他。他瞧不上西方学院左派的愚蠢和伪善，更瞧不上后殖民主义 (后殖民主义：探讨殖民主义历史、文化、文学和话语影响的学术理论) 大师萨伊德 (萨伊德：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以其著作《东方学》闻名) 之流的投机取巧。当然这些人也瞧不上他，到现在还骂他。

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喜欢打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旗号，其实那种旗号是20世纪美国政治人物倡导的殖民地民族自决的那种意识形态的副产品。大部分左派知识分子只是跟着喊喊口号、打打旗号、发明理论。但他们口号喊多了，就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是公鸡叫出了日出。他们把极其复杂的现象简单化，弄到极端，就成了反常识的 political idiocy (political idiocy：政治上的愚蠢或白痴行为)，以各种姿态做苏共、毛共的 useful idiots (useful idiots：政治术语，指被敌对势力利用而不自知的同情者或支持者)。

这在美国这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无伤大雅的高大上的 luxury (luxury：奢侈品，此处引申为一种可有可无的、脱离现实的观念消遣)，是一种观念奢侈品。但是，经历过毛时代的严酷政治现实，经历过毛时代的生生死死，我们能得到的一个教训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承受不起西方学院左派那种 political idiocy，也承受不起他们倡导的观念的奢侈品。西方的学院左派再反常识、再愚蠢、再卖弄观念奢侈品，都不会被送到夹边沟 (夹边沟：位于甘肃的劳教农场，在19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中，大量“右派”分子在此因饥饿和虐待死亡)。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那钟高大上幻觉中高潮一把，睁开眼，可能发现已经离夹边沟不远了。

人是生活在具体的现实中的，不是生活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悬在空中的观念当中的。中国的现实也反正了萨伊德之流的后殖民主义的荒唐。中国的一个离岛，100多年前谁都不想要，只是个小渔村，被英国统治了100年，成了香港，比内地的文明程度高出一大截。反倒是1997年“去殖民”以后，还不到30年，法治被不断地破坏，已经被破坏得七零八落，如今正在变成曾经辉煌过的历史的“遗址”。

去年初在台湾徒步，读到两本新书：《意外的国度》，另一本《逃离中国》。两本都是包含大量史料的历史书，其中有个情节，描述日本投降的时候，国民党政府讨论收复台湾的事。其中一个议题，就是把台湾作为特区来管理。为什么要把它作为特区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里比大陆要发达，居民的生活比大陆好。这是当时的一个现状。

说这些呢，并不是为殖民主义辩护，而是说，殖民主义是历史事实，我们看历史、看现实，都要尊重事实，要对自己诚实。这是读奈保尔能学到的一种品质。

中国的读书人有两个传统毛病：一是媚上，就是讨好权力；二是媚下，就是讨好大众。到了现代呢，很多中国读书人把媚上和媚下两种传统合二为一，把它投注在国家这个对象上，就制造出各种用文化包装起来的“国家主义精神鸦片”。

在对待现代文明价值和秩序的时候，他们把文明程度的差距，混同于文明形态的差异，用所谓文化差异来掩盖中国文明程度落后的这种现实。这么糊弄呢，既能媚上，做权力的帮闲，捞好处，又能媚下，满足大众的虚荣心，沽名钓誉。但是，知识分子的启蒙责任、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知识分子的最基本的诚实，就都谈不上了。

这种文明古国综合症，不仅反映在国家的整体上，也反映在每个国民身上。一个国家发展的天花板，就是他的国民，尤其是国民的认知、国民的价值观，还有国民的习俗。人们习惯上把这叫文化。

前些年，我读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和一些跟印度有关的作品，对那里的文化有些好奇。后来就专门去了解一些。在当今美国社会，第一代的印度移民跟第一代的中国移民一样，到处可见。我也接触过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印度裔，跟他们的父母很不一样。很多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印度裔相当优秀，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都是美国人，不再是印度人。但他们第一代移民的父母还是印度人，有奈保尔描述的那些特征，包括奈保尔描述的那些病症。

很多年前，有一次开会，当时美国媒体正爆出一家美国公司在印度的腐败丑闻，会上说起这件事，有位印度来的参会者面红耳赤，说印度没有腐败，都是美国媒体造谣。那种自卑又自大的神态和行为方式，跟中国的小粉红一模一样。当时还没有小粉红这种说法。

有位在美国做律师的印度人很聪明，没有很多印度人身上那种虚荣，他喜欢自嘲。他讲的印度人的很多恶劣的国民性，比起中国人的国民性，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看奈保尔写的印度，跟中国有很强的家族相似性。国民把自己关进历史的笼子走不出来，一代一代混成历史的囚徒。记得奈保尔书中有个生动的说法，说印度男人“争相把鸡巴割下来献给伟大领袖，不是献给甘地就是献给尼赫鲁”。当然现在可能是献给莫迪。这种隐喻让人警醒。人群为了偶像放弃了人之为人最重要、最根本的素质，就是自由、自主、自立、自爱，就是做一个自由人。

这类国民性的天花板，不只是中国和印度突破不了，其他所谓文明古国也很难突破，像正在挨炸的伊朗。突破不了这层天花板，现代文明化就会继续难产，就会继续成为问题国家。奈保尔生前不太讲政治正确，作品冒犯了各种人物，打碎了无数的玻璃心。

比如上面提到的那个在美国大学文学系搞后殖民主义的萨伊德。萨伊德在他反对的殖民地宗主国反帝反殖、远程爱国，混成教授。如果把他放到解放后的殖民地母国，去掉宗主国对那些地方的国际压力，他高调弄些母国政府不喜欢的理论，早被他去殖民化的母国政府和人民弄得毛都不剩了。

奈保尔无非是以自己的见闻，写出这类在西方唱高调、混饭吃的名校名教授的本相。殖民不好，但在第三世界，取代不好的往往不是好，而是更坏。

奈保尔写印度、写伊朗，都写到一个现象：国民只要有机会就想离开它，就想去英国、去美国、去任何西方国家，就是不想留在印度，就是不想留在伊朗。但是印度人和伊朗人内心，又有莫名其妙的文化自大。这种描述符合我在美国看到的印度第一代移民的言行，也符合一位同事在印度的见闻。她在印度住过两年，最受不了的就是整个社会自卑又自大，不拿本国人当人，尤其是不把本国的女人当人。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会改善生活条件，改善一些烂污的习俗和不那么光彩的国民行为，人群的精神世界也会多少有些长进。但是一个国家是否就能成功现代文明化呢？从这100年的情况来看，答案并不让人乐观。在可见的将来，印度会有很多发财的机会，就像中国曾经有过的一样。但是，如果连本国有才能和有财富的人都不愿生活在那里，外国人除了去赚钱，还能有什么期望呢？

前几天，老雷在节目中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遭遇，提到他在伊朗徒步的时候被警察拘留审问。伊朗的警察义正言辞，说伊朗多么好、多么正确，西方多么坏，对伊朗的报导多么充满偏见。但是一转眼，同一个伊朗警察又希望老雷能把他带到德国去。

奈保尔在一次演讲当中，也说了他在伊朗的见闻，跟老雷说的类似。当时伊朗刚刚爆发伊斯兰革命，革命群众占领了美国大使馆，美国大使馆当然关门了。一位伊朗报社的编辑热烈拥护革命，但他的大儿子在美国留学，他的小儿子正在申请去美国留学的签证。这位编辑一边大发文章，连篇累牍骂美国，赞美伊斯兰革命，一边又担忧小儿子拿不到去美国留学的签证。

奈保尔把这种精神世界的分裂，形象地称为“哲学歇斯底里”。

这几天，伊朗挨炸，炸出了神棍政权外强中干的原形，但这能不能成为这个国家现代文明化的契机呢？还是个未知数。奈保尔几十年前看到的伊朗知识分子身上的那种“哲学歇斯底里”，好像并没有根本改变。文明古国综合症，仍然每天都在发作。

伊朗不缺少反抗的力量，不缺少对不拿他们当人的政权怨恨不满的国民，但是伊朗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够毅然走出历史囚笼的国民？这还是一个未知数。只要大部分国民仍然心甘情愿做历史的囚徒，国家就很难现代文明化。这是炸弹和革命都解决不了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