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与学术背景转换
嘉宾杨军牧师，毕业于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是化学，研究生转为了考古专业。这种从理科到文科，再到毕业后直接进入牧养生活的跨度非常大。杨牧师大三时就开始去教会，所以读研究生期间，读书反倒成了副业，主要精力都在教会。与另一位82年出生的嘉宾相比，虽然杨牧师年纪更大、信主时间也更早，但在他们看来并没有前辈后辈之分。在那个时期，北京的很多教会都是刚刚兴起的。尤其是在非典之后，有一大波年轻人在那个时候信主，所以杨牧师刚去教会时，身边都是刚刚信主的年轻人，这是一个年轻人的教会。
非典时期的信仰机缘与北大周边家庭教会
回顾2003、2004年的非典（SARS）时期，当时的社会环境相对比较开放。那会儿有很多国外的教会在中国办家庭教会，在海淀区尤其多。因为非典停课不用上课，学生们天天在宿舍打游戏，但也觉得很无聊。而且在非典时期，天天看到有人感冒发烧被隔离，没有公交车，让人感觉生命很脆弱。当时杨牧师的同学邀请他去参加团契活动，他反正也没事就去看了看。去了之后，他很被那种氛围吸引，觉得虽然外面是疫情肆虐，但大家心里还是有一种从内而来的平安。
当时他们去的是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的家庭教会。虽然北京大学旁边有燕京大学校友建立的海淀堂，但因为它是三自教会，而且新教堂是到了06、07年才建起来的，最开始他们是在海淀图书城三楼的一个临时地点，所以学生们直接去的就是家庭教会。因为都是各个大学的学生，大家都很活跃，基本上每周都会有新人过来。那时候教会基本没有全职同工，到了2007年，也就是杨牧师信主第三年，在教会里就算资深的了，就要开始做讲道等服侍。因为金明日牧师是07年才从美国回来，他也是北大的师兄，当时的营会经常邀请他来给北大学生做教导。整个教会本身有一定的独立性，是伴随着整个中国比较开放的自主之民、公民社会群体一起成长起来的，属于新教。
早期教会活动的隐秘与校园传教
那个时候去家庭教会都是在家里聚会，窗户都是关闭着的，墙上贴着隔音棉。一方面可能不一定是为了防警察，也是为了不吵到邻居，因为隔音不好。但同工也会提醒，如果下周要带新人，得先跟上面打个招呼，有一种小心翼翼的感觉，为了避免来路不明的人。不过大家觉得这么好的东西应该多跟其他人分享，所以也不太把这个提醒当回事，不断地带人过来了解，基本上每周都有因为好奇过来的人。
在学校传教也会引起关注。杨牧师读研究生时，院里的书记就找过他谈话提醒。书记因为在日本留过学，接触过教会，觉得教会很好，但提醒他在学校传教要注意方式方法。当时国内高校流行“扫楼”，跟后来学生在宿舍卖鼠标垫等小生意一样。新生来了，他们就一间间宿舍敲门，问新生中是否有基督徒或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以此来招募团契成员。这种扫楼的方式确实很容易被知道。在北大校园内部，虽然有偏宗教学的宗教研究协会（更多沾点佛教），但并没有明确的信仰类学生社团，因为宗教社团要么在学生会，要么在团委挂靠登记，通常是不允许有直接信仰团体的。
香港神学求学与全职传道的开始
研究生毕业后，杨牧师去了香港的中国神学研究院读神学。他本科学化学，最初是从科学角度进入信仰的，原想着当一个科学家可以“护教”，也就是从科学主义的角度为基督教辩护，解答对基督教的质疑。当时很有名的《游子吟》的作者也是北大校友（前段时间刚回天家），那本书很大程度上解答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关于科学与信仰对立的疑惑。但了解更多神学后，他发现用科学去佐证或辩明信仰的正当性有点“曲线救国”。对一个信仰者来说，信主后上帝存不存在不再是个问题，更多的困惑是如何在现实中活出信仰。面对现实中的逼迫、教会丑闻或失望，需要从圣经的真理中知道怎么回应和面对，而不是靠科学和护教。这让神学教育变得很重要。
在香港读了一段不短的时间后，杨牧师于2012年回到北京，开始作为全时间的传道人在家庭教会服侍。因为他自己单身且没有工作经历，比较自然、最容易服侍也是最熟悉的群体就是大学生，主要帮助他们应对心理问题、抑郁症、情感问题以及迷茫。
大学生心态的代际变迁与北大基督教传统
从07、08年到15、16年，大学生的心态发生了很大转变。80后的特点是同质性很高，小时候看的动画片、接受的教育、大学打的游戏都很雷同。那个时候只要有一个人信主并经历转变，这种信仰经验很容易产生“病毒式传播”给其他人，因为大家的苦恼和对人生意义的迷茫都一样。在2000年到2001年，一塌糊涂BBS和北大未名BBS上都有非常活跃的宗教或基督教研究版块。很多新生找不到团契，就会在BBS上发信息联系，当时在学校里可以光明正大地唱板。直到07年一塌糊涂BBS没有了，未名BBS用的人变少，交流形式才换成了树洞。而现在的学生差异性大了很多，有钱的、基层的都有，而且很多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他们虽然信仰基础好，但信仰经验很难传递给身边的非基督徒。
北大的基督教传统跟燕京大学的教会大学身份有很大关系。杨牧师曾专门在历史课论文中做过研究，通过北大校友会联系到了40年代上燕大的校友。他了解到当年燕大基督徒学生社团的组织情况，校友的爸爸还跟吴耀宗是好朋友。虽然52年燕大被拆分，但那种精神还在传承，比如林昭。信主后，杨牧师发现北大校史宣传讲的五四文化运动等历史，跟实际的校园建筑没关系。北大的校园（原燕园，在海淀，老北大在沙滩）是教会学校，有很多基督教印记。比如一进门的办公楼礼堂原来是做礼拜的地方，很多楼是宣教士建的，博雅塔是司徒雷登的叔父建的。了解这段历史后，他产生了一种厚重感，能感受到燕大的基督教传统。他经常向学生讲述这段见证和历史，让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孤立的存在、不是无本之木。
加入锡安教会与城市新兴教会的兴起
回到北京后，家庭教会出现了一个趋势。大概08、09年之后，随着奥运会后城市空间的增加，以守望教会为代表的越来越多教会搬到了写字楼。有很多新兴的城市教会出现，锡安教会也是一个更典型的代表。2013年，锡安教会从龙宝城五楼搬到了三层，租下了一个原来是不良场所后改做展厅的大场地。因为场地大，平时空间空着，就会办很多讲座、读书会。金牧师很欢迎学生们过去办活动，杨牧师经常参与联合活动，与锡安教会有很多接触。因为锡安教会很看重校园事工，金牧师邀请杨牧师过去，于是他在2017年加入了锡安教会。
当时的锡安教会规模很大，周六晚上、周日上午两堂，加上周日下午的英文堂和潮汕话堂，能够覆盖1500到2000人。群体大部分以30多岁的城市中产为主，教会内有法律人、艺术家、工商企业家、学生和老师等不同功能性的细致社群，当时非常兴旺。
宗教环境收紧与2018年锡安教会受冲击
中国从15、16年开始对社会组织、NGO团体（包括黑五类）的打击逐渐加大。宗教界感受到气氛转变是从2014年温州拆十字架开始的，当时锡安教会还为此组织了祷告会。最初拆十字架主要针对三自教会，理由是违章、超高，而不是直接说打压。在北京，杨牧师之前的教会也定期会有警察或海淀国保上门，提醒在敏感事件期间低调谨慎。当时警方对情况都了解，只要不搞太大声势，就有一种微妙的平衡，大家相安无事。杨牧师第一次直接接触警察是2017年，当时锡安教会主导了一个联合祷告会，他受邀做分享。前一天晚上，警察直接到他昌平的住处敲门，警告他不要去参加活动，这也让他意识到规模较大的锡安教会早就被盯上了。
17年进锡安教会时，已经能感受到政治压力。有一次他们在同工微信群里发了一个关于林昭信仰经历的讲座通知，警察很快就过来了，直接让他们别搞这个活动，这也体现了微信基本是透明的。传统的家庭教会被隔绝，基要派神学较少关注社会议题，但金牧师等在89之后信主的人带有公共关怀，这与传统家庭教会有些差别。
到了2018年，新的《宗教事务条例》（宗教管理条例）发布后，教会受到了一系列冲击和打压。有外籍宣教士或境外联系的教会最先受到压力。2018年，锡安教会的场地租赁面临压力，原本跟场地方签了五年，口头承诺续租10年，但房东受压反悔。最终在2018年9月9日，房东出面把整个场地封了，背后其实是警察。在此之前，税务、消防等部门也多次上门审查，警方也以“不是宗教活动场所”为由进行干预。按照规定，想正常活动必须加入三自教会，并且后来全国范围内也限制儿童进入教会并解散教会学校，这让注重儿童主日学的教会面临很大挑战，因为分散后缺乏足够的房间空间。
面对场地被查封，大家实际上早有心理准备。金牧师让大家操练所谓的“行走的敬拜”。在最极端没有场地的情况下，大家分成不到10人的小组（因为30人以上又会被视为聚集），带着耳机听牧师讲道，在公园里散步敬拜。
街头对峙与室外敬拜
耳机里的牧师让我想起来当年那个马背上的法官，就那种感觉，没场地跑，他不是背上背一个国徽那种。比较两个系统，当时有很多家庭教会和警方的对峙。就是到了外面广场，没办法，就都聚起气来了。警察也好多次聚集，是因为说你这个场所警察不让进嘛，周末做礼拜的时候不让进，然后就在这个场所楼下或者外面就跟警方对峙。这个在成都、在西安、在北京都有类似案例。那个时候我们律师集会开会，他们是停水停电。所以我们经常律师开玩笑说，没水就在修水管。包括赛宝龙当时在浙江拆教堂的时候，每回大家就肉身扛在推土机上。拆教会是最激烈的，室外的这个最激烈嘛。包括像伊斯兰教在云南沙甸那边也是拆清真寺改建，拆清真寺非常激烈的，那是上千人，那个洋葱头嘛。那都是个误解，就2018年左右，这个是在中国对宗教的迫害，其实是打击破坏。连任后，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台之后，开始对各方来讲打击。那是修宪后第三任期之前，第二任期后半截，开始对社会组织全面发力了。所以说在当时18年的时候还没有人被拘留，还没开始动手。
失去场地与软禁监控
那18年你们失去那个活动场地之后，当时就进入到行走中的这个状态。那那个状态，你是怎么样去带领这个行走中的阶段？那时候我实际上有段时间是失去自由的。因为那个时候，锡安教会它有主堂，还有很多的分堂，我实际上是在海淀的分堂。当时主堂封了之后，其实其他的分堂也被封了。但是我那个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跟一个美国的外教住一起，所以他们也做过不同的施压，把那个门上定了锁，或者是给房东压力跟我们谈。因为他不是针对我，这边还有一个美国的教员，所以他们可能也不想这个变得太复杂，变成国际事件了。不是因为传教的问题，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我们曾经做聚会用嘛。然后最后的办法就是，有一段时间大概有一个月时间，家门口突然发现多了四个保安，24小时三班倒那种，就在我家门口。你刚才说没有人受到人身自由限制，就是2018年主堂封了之后，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那段时间你其实就是在处于一个软禁状态，进出自由，但是他会盯着你的活动，你出门他会跟着你。这很讨厌。然后大概持续了一个月之后，因为这边大家也没法过来，我出去也不方便，所以之后反正就房东退了一个月的房租给我们做违约金，然后把我们赶走。
频繁搬家与零散聚会
那之后我接下来一年在北京搬了好多次家，整天搬家。因为后来我才知道，我刚搬了住了一个新地方，那么很快就知道我住哪，然后就给房东压力，说你们那儿住了非法人员，你得把他赶走。这个说白了就是要逼你离开北京，不想留在北京，这个是统一执法，对和平爱、对全张，政治异己分子面对的也是这样的状态。实际上这段时间你也很难在周末组织大家进行教会敬拜活动。那这些信徒确实有离开的，但是留下来的大家就各自想办法。可能去餐馆，当时找了个小仓库，那个都没窗户的黑洞洞的，在那边，反正各种不同的方式。因为刚才说的我们在外面行走它还是受天气的影响，下雨或者是天冷了。但是天气好的时候，我们也是继续可以去公园。在公园警察不来骚扰，反正你人不多嘛，公园里面大家都在散步。而且在公园状态里面，大家是听为主，听牧师预先录好的讲道录音。所以说实际上当时也进入到弟兄姊妹的自组织状态。实际上这么零散情况下，你们肯定也不可能每一个这样的组织都有你们的同工或者说牧长去参与了。自己压力很大嘛，整天搬家，家里人担心嘛。那时候我单身，但是我觉得压力最大的是我的两只猫。其实猫是最不喜欢换环境的。贾老师也是，警察只要来，他的猫就开始报警了。
门头沟买房与诈骗指控
四处搬家的阶段大概到2019年底。那时候正好北京的S1线通了，从海淀通到门头沟，我们就搬到门头沟那边。一个是房租便宜，另外都在郊外辐射。老被搬家不是个事嘛，去了那边发现房子便宜就买了。买了之后警察不好赶了。他们实际上在教案之前调查我的证据就是，你们奉献的钱是不是被杨俊牧师拿去买房子了？太恶劣了这些人。但其实大家是想作为一个教会场所，要有场地。没有，我住的那个地方就是自我居住的。后面大家都是找不同形式的场地了。具体买下那个地方，他们是怎么启动调查指控诈骗的？就是我们有一次聚会受冲击了，然后我们这些信徒也都被带到派出所去问话。他们问话的其中一个就是说杨俊牧师买房子的钱是哪里来的？是相当于要从他们那儿去编造一些话。后来在去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被警察带到派出所去问话。找的这些弟兄姊妹都是体制内的，很容易受到压力，然后就让他们指控你们的奉献是被杨俊牧师诈骗了然后去买了房子。所以从第一次问这个事儿到现在，持续几年一直在很长的时间内罗织这个罪名了。18年的时候他们只是提了一下，但是真正上到刑事的这个计划应该是25年的时候，金牧师被北海批捕之后。在此之前他们抓捕之前先要收集证据嘛，相当于是牵起以前那个案头来，安个诈骗罪名。
疫情后的线上爆发与外派同工
后来是怎么去到北海的？金牧师是23年左右去的北海。因为疫情之后我们分散了很多小的点，疫情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用Zoom进行线上聚会，然后就发现效果很好。因为之前大家听都不是同步的，线上之后，把散落的大家一下子联系起来了。而且那个时候很多外地的也都参加了，因为他们原来可能教会没了或者三字的场地也没有，他们就很多参加了。参加了之后，很多人觉得在这个教会听到的道很有帮助，然后就很想加入。所以那时候就希望金牧师能够过来差派牧者同工。我们在那个之后就把很多北京的牧师差派到各地，然后就去到线上参与聚会，星星之火。金牧师原来是在珠三角那边的，后来在那边行踪老被发现，然后就老被说你不能在这待着，后来就去了广西，就去了北海。所以就在北海那边相对稳定下来，我们其他同工都是在各个城市了。这段时间我是一直在北京。在北京后来也有线下的分享或者是线下坐在一起连接线上这样的形式。我们在线下有游击状态的相对固定的场地，受到压力了不行了再搬再到下一个。
警察约谈与线上规模
在从19年买房子到23年这个疫情周期之内，警察时不时会过来问候一下。主要是当面问我，因为他们不知道聚会场地在哪，因为我们经常会换地方。打电话约，我是不加微信的。他说最近要见面聊一聊，他们不会在电话里面说的，约了我我也不接受他们来家里。所以一般就会在附近的肯德基或者是麦当劳见面聊一下。聊最近怎么样，有没有出门。最近去哪聚会，我说在家里线上。他给你提的具体要求就是少聚会，不要聚会了，赶紧走。要求的就是你们得参加合法的，去三自合法场所参加聚会。我就遇到了第一回跟我喝茶的警察就是北大法学院的，级别比较高了。因为那个时候跟我接触的主要是片警层面，基层的就骚扰你。在这样的一个高压过程中，其实教会内部没有出现明显的路线分歧。在场地被封之前，我们专门做了个礼拜，实际上就祝福那些在这种压力底下决定要离开锡安教会去到别的教会的。但是留下来的我们就一起面对这些压力。如果同工因为各种原因要离开去别的场地，我们都是祝福的心态。在2020年因为疫情转线上之后，锡安教会的辐射规模事实上扩大了。刚用Zoom的时候一开始就500人的号，然后就突然1000人的号，最后是3000人的号。最高峰我们用过4000人的账号，规模相当大了。疫情开放之后就有回落了，因为大家慢慢又去线下聚会。但有一些人继续留下来了。现在一般主日是1500台设备左右，但是一个设备下面可能一个小聚会点有20个人，所以实际总数量远远超过那个数目。肯定比这1000多人要多。所以现在锡安教会依然以这种线上方式运转，聚会都是公开的，晚上也是直播，房间号也是公开的。要想听就进来听呗。其实也有人过来在留言区捣乱的。
为什么不去三自教会
选择锡安教会做这种线上敬拜的，有的在地方很偏远，或者有三字的他不想去，可能通过线上的方式参与。但是纯线上的我们很难有效牧养到他。另外就是大一点的城市，他们能够聚到一起参加，有彼此之间的团契交流。那么为什么很多人拒绝去三自教会？金牧师刚信主之后在三自服侍了10年，但是他回来之后坚持家庭教会。三自在过去这些年也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空间是越来越小了。像原来海淀堂有大学生团契的，后来直接不让做了，青少年都不能去。如果是你在三自聚会的话，你能感受到这种空间是越来越窄的。讲道的话题，也不能碰社会的或者当下的议题，只能就着圣经讲圣经。我08年就在海淀堂三自，还经常为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祷告，说伟大的祖国、奥运盛会的顺利。那个三自有个前提叫爱国爱教，就是爱国放在爱教之前的，这个是三自最大的特征。不同的三自其实不是特别一样，像我后来去到宽街也是一个三自，那个三自氛围特别家庭教会，完全是看人。那我觉得后来三自的空间也越来越小，政治要求会越来越多。最近济南的一个三自教会的牧师也被抓了，真的很麻烦。
宗教中国化的压力
关于宗教中国化，比如伊斯兰教要把阿拉伯式建筑改成中式建筑。对于基督教方面的宗教中国化做了哪些？我提供一个观察视角：02年到08年，甚至到11年12年，每年圣诞节我们去好几个地方，一个是天主教的南堂，还有一个是王府井的西什库教堂。但是到了12年13年的时候，南堂就不办活动了，因为人山人海，后来警察干脆就封了。他们对三字的约束，就是尽可能在形式上面让他们少现身，遇到这种跟基督教相关的节日或者纪念日的时候，他们就如临大敌。让基督教场所在大众那里的曝光变得越来越低。听说还会针对中国传统文化创造圣经阐释，比如山东有八福文化、家庭福。如果只是采用地方戏曲唱几句无所谓，比如河南坠子唱“冬至过了整三天，耶稣诞生在驻马店”，三自教会几千人的场地演。但如果创造一套新的神学，像佛文化神学，完全用基督教内容结合本地东西。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外来宗教，本土化改造的难度非常非常大。圣经里面光那些佶屈聱牙的外国名字，第一感觉就是外来的。所以要说改造，主要在形式上，不可能在内容上做多大改造。和合本用了快100年了，共产党没有推翻和合本推出一个党国版本的新译圣经，这个冲击太大了，他不敢。
现在的中国化其实跟当年的三自类似。49年之后的三自实际上就是切断跟国外的联系，跟国家主权连接了。现在的中国化也是不允许跟外面普世的教会有连接，得紧跟国家的政策。甚至有一些教堂里面需要唱爱国的革命歌曲。他也不需要特别中国化，场地必须他说了算，宣教师必须他说了算，内容必须讲爱国有关的。通过这种方式，他不需要对经文对文化再进行改造。现在三自讲道都是有警察在场的，讲得不合适临时喇叭就被掐了。三自教会包括伊斯兰教都有监控摄像头的，讲道稿子要预审。
广西北海教案与大抓捕
我是怎么到海外的？是去年教案发生的时候在外面，短期的一个学习交流，本来待一周就要回去的，教案发生就没法回去了。如果在北京的话，是属于必然被抓的。警察打电话给我太太就问杨俊在不在家。教案是全国性的同时行动。10月9号，我们的王林牧师从上海飞深圳，在机场就被带走了。10月10号下午和晚上他们就进一步行动了。我们在北京的同工是当天的晚上一起行动的，青岛、成都的是第二天上午被带走。当时去我们家应该是10多个警察，把我太太给带走。全部全国抓的人都在北海，办案机关是北海。孩子在北京由岳父岳母留下来照顾。
广西北海这个案子的办理方向是经济犯罪：诈骗罪和非法经营罪。诈骗罪就是你们教会有奉献，你们这个是非法的；非法经营是因为我太太她也参与神学教育，有收网络报名的注册费。当时抓捕有快30个人，有一些因为各种原因生病或者孩子不满月，就取保候审了。到37天的时候正式批捕了18位。现在已经快一年了，在6月18号的时候又取保出来了9位，金牧师出来了。我太太还是这8位当中的一位。在看守所写信权经常被剥夺，一个月只能写一次，如果你站岗打瞌睡了，就失去写信资格。大部分时候还得通过律师沟通，现在律师可以会见。25年这一波不只是锡安教会，全国很多教会都被抓，成都秋雨教会一直在抓，持续抓，一抓治国。现在国内人只能远程参与线上了。在外面现在大概有七八位牧者同工。
作为一个家属，同时也是牧师，怎么看被定成诈骗？这本质上就是一个宗教信仰问题。我们的宪法都保障宗教自由，你不能说我信仰宗教了，又把我搞成诈骗犯。我觉得他实际上就是借着这些刑事的罪名，进行一种宗教迫害。
2025年以来的宗教打击脉络与逻辑
国内家庭教会已经遭遇了大规模的打击。关于为什么在2025、2026年，官方突然对于其实已经处在非常分散化的教会再进行一波这么大规模的打击，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样？因为我们和国内律师的联系比较密切，这两年总的来感觉，从前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召开，包括打击少林寺那批，那也是宗教工作会议的影响。
我们感觉这两年来，在2025年全国各个地方、各个城市，包括云南、山西、长三角，大规模的不仅抓基督教，佛教也受到波及，伊斯兰教整体上都受到非常厉害的打击。这个也确实是中国逻辑，因为宗教工作会议是21年，但实际上从25年年初公布好的细则，如宗教场所管理细则、涉外宗教人员在中国活动的细则，包括备案制也是25年年初开始的。所以说，这确实是25年年初有一波宗教立法，立了一堆关于人员管理、场所管理，还有学校管理的规定。学校管理主要是打击伊斯兰经学院的。
从那之后，包括四川藏区深山里面的色达佛学院，拆了多年都没有实际拆，这次拆的力度很大。还有一个是云南沙甸抓经学院的阿訇，也是因为云南那边造成了大规模警民对抗，他们围攻警察局把人放出来。这两年非常严厉。我觉得这波就是因为25年年初立了好几个专案，关于场所的、关于人员的、关于学校的。我们能看出这个脉络是打击宗教势力。包括经济化、组织化、团队化或是全国网络化，那都不行。因为西安教会这个规模其实是比较大的，就是我们教会当中的领袖，实际上包括秋雨之福、甚至守望教会都是被严密监控的。其实打击要早一点，22年、23年，最早从18年就开始搞，最近也在持续抓人。所以这次真的是特别严重的一次。
家属的发声与外界声援
现在回到剩下这八位还被关押的，现在大家在海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帮助他们的？因为很多人面对这个问题会选择不作声，因为害怕发声会再进一步影响。那么我们在海外可以怎么帮助他们？
其实我们家属都经历过这个过程，一开始都是不敢发声或者不想发声，因为害怕发声了被报复，他们会受到更大的针对。因为我本来觉得我太太可能很快会放出来，所以我也没有特别是作为家属身份发声。但是我是牧师，所以在讲道或者在牧养当中也会提到这些。直到今年6月18号，她没成为被放出来当中的时候，我是觉得我有更多的责任来说这个事情。
另外其他的师母，我觉得在西安教案本身，我们以前同工有被拘留被抓，我们都是第一时间会发代表性的公开信。所以在教会里面，它是有这样一个文化，是说我们不回避这些事情。那么在西安教案这么大的事情发生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以教会的名义发了公开的代表信。那么家属，是慢慢的在这种走过心理的适应期后，他们能够更公开的去分享。因为这个分享有各方面考虑。比如有面子的问题，因为你想，可能在别人眼里你都是很高学历，或者是很好的生活，突然有一天你家里人被抓了，成了罪犯。第二个就是也担心我这样发声是不是会给他们带来不好的影响。
但是从我们的经历来看，实际上因为我们发声反而引起关注，反而对于他们能够更合法的对待是更有帮助的。因为特别在一些基层，他们可能很多时候执法是不按规矩来的。但是因为大家的关注，在法律上是能够对他们有帮助的。但尽管如此，我想大部分在国内，包括近期的遭受逼迫的教会，他们可能还是先选择沉默，希望这个事情能够过去就过去。
应对分化攻击与后续抗争
那现在你们会不会担心，比如金牧师获释肯定是件好事，但他的获释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这事儿解决了，可能会削弱人们对于这个新教会在国内的现在关注，尤其是这八位依然在押者的关注？不止于此，甚至是有很多的攻击，说金牧师撇下教会、撇下同工。金牧师自己也很难过：“我怎么成了个礼物了？我是个人，我怎么就成了习总书记送给特朗普的礼物了？”因为特朗普要人。
这个当中有很多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因为金牧师他最近的采访也非常详细的讲他怎么出来的。他压根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到了飞机上才知道要到美国。但是这种重伤，他们在教会内也会炫耀。而且官方一定会制造分裂：“你看嘛，金牧师把你们抛弃了，人家怎么怎么着了，你们这里还不投降？”这是官方拿手好戏，都干这个事。
所以金牧师出来之后，也第一时间跟我们家属先进行沟通。因为我们家属是最直接一线的，那怎么办？包括里面的情况怎么样？所以我们家属之间是很合一的。然后我们的同工，金牧师也是在刚出来的这段时间，就有一个我们同工讲他整个的过程。所以我们都能够比较及时了解。但是外交部或者这些不了解情况的怎么说，现在很难控制，甚至是官方安排的人说。从外交部层面说“先逃跑啦”，这种真的很讨厌。
那所以现在对于国内这八个人还能做些什么？我们还是继续的在各种的方式去发声去呼吁；然后第二个是律师去争取他们的合法权益。我的太太还有汪长老太太都是最近在争取他们的取保候审。汪长老的父亲都快不行了，一直要求他出来。所以昨天的消息是还是拒绝了，拒绝了他的取保候审。
现在这个事儿的审判有提上日程，他们实际上前两天定了日期，是8月10号到11号庭前会议，那就很快了。然后已经推迟到14号到18号是开庭审理，就是这几天。但是因为我们在外面发声呼吁，他们就把这个延后了。
这个案子后来律师界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张凯律师原来是给他们辩护，基本上一锅端都抓了，吊证直接归为下岗律师队伍。下岗律师队伍又扩大了，借着这个机会，至少五名、八名律师被停业。这个停业也是我们惨痛的代价。这是完全没有任何公义的环境。
历史上的教案与真理之争
从现在开始中国家庭教会的整个处境受到这种逼迫。其实当我经历这些的时候，我就会去看49年之后中国的教会经历的历史。我刚信主的时候也都看过这些见证这些经历，只不过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成为那个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堂堂的北大毕业生也应当是在讲堂上高谈阔论的，怎么有一天也把我们抓起来变成流亡者。
从晚清一直到现在差不多200多年，就一直有教案发生。从慈禧、袁世凯到蒋介石、毛泽东手上，都是有这个过程。最长时间被关的那个上海郊区的天主教红衣主教，52年就抓了，被关了30多年，80年代才放出来。这种为信仰所受的苦，在历史上太常见了。
我在去教会的时候，听王怡讲过一次道。王怡对着四个篮球大的摄像头，一看是官方装的摄像头，他有句话特别打动我。他就说：“当你信了耶稣基督的真理，你就不会信共产党的真理。”我在底下特别震惊，我说天哪，这是可以说的。他就对着摄像头说。王怡牧师是比较直接的，著名的动作是：“你是个罪人，你要反省，你要忏悔。”
但其实家庭教会打击不光是直接有公共表达的，甚至连现在三自教会也受到波及。真理是唯一的，如果你在经营教会，或者说你主持教会，你是跟共产党去争真理的信徒，那怎么可以。但是这个事情对家庭教会来讲，我们是没办法避免的，因为都是普通的信众，只是想建立自己和上帝的关系。我接触的教会从来没有一个人说颠覆政权的问题，没有一个人。
问题就在于，这种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因为真理只有一个。你不捍卫你的真理，你的真理就会被他的真理所摧毁。我们见到的包括西安教会都是很温和的信徒，但是你认识到真理的唯一性，你就会意识到他对你的摧毁是一个必然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你心理就要做好这种准备。我觉得这既有真理之争，也有对社会组织的打击。
社会控制与宗教环境现状
他们现在要求社会的服从，一切社会组织都要被控制。比如说今天教会建立了党支部，每天先学总书记重大论述，他可能就好一点了。2002年的夏天，我在北京法源寺的中国佛学院，就知道他们在讨论佛法之前，大家要先讨论一下《人民日报》。02年就这样。那时候单位上几个年轻骨干，我的任务就是读报纸，最讨厌的事情。白天不读，晚上就全单位几百号人在这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杂志的社论。其实也就是机械诵读，没有人真读，因为你要走这个过程，做好记录。你不能像真正讨论佛法或者像基督徒讨论圣经一样去学习。你可以真正讨论佛法，但是在讨论佛法之前，要把读《人民日报》的党建工作做完，形式要做完。很多律所现在专门雇一个人做党建那一套东西，字上墙，做档案。
其实佛教情况稍微好一点的原因是它的本土化程度比较高。另外就是基督教的教义跟人的距离更近，它是更生活化的，所以它对人的影响可能会更深一些。佛教像三论宗跟唯识宗这种稍微偏哲学的话，警察都搞不懂你们讨论佛法到底在讨论什么。但是基督教团契的时候讨论的东西，警察坐在那里是可以听得明明白白的。因为圣经就是用一些教导人的话，必须让大家能够听得懂。
宗教信仰与政治公义
在基督教内部，关于宗教跟政治的关系，尤其是基督教的公义和政治公义之间的关系，是有不同看法的。很多基督徒会认为中国的政治公义是基督教追求公义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另外一部分会认为这个政治公义在宗教公义里面并不是占一部分，甚至有些经文是需要把这个政治公义跟宗教公义分开看待的，神的归神，凯撒归凯撒，信徒应该更加关注属灵的公义那部分。
作为身处漩涡最中心的人，怎么看这个问题？在基督教界一般针对这个问题是谈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是我觉得今天的中国的教会的基督徒，只要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实际上就回避不了这个问题。从现实的角度来说，之所以它会成为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基督教在过去期间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对于执政者来说，不可能回避它的存在。对于基督徒来说，也不可能说“你们看不见我，我自己在家读圣经就好了”，必须作为一个公共的群体，要怎么去在这个社会里面扮演你的角色和身份。
当然我觉得在这个当中，教会里面有多元的光谱，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本身教会是允许这种多元的声音的存在。可能也跟每个信徒、包括每个教会自己的背景相关。像城市知识分子为主的教会自然会对这种关注多一些，在小地方或者乡村的他们就可能弱化一些。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时代给我们的问题。
逼迫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触发我们思考的问题。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是学话剧的，我对政治这些东西从来不关心的，对法律我也不了解。但是什么时候开始了解？被逼迫的时候。他干嘛老跟我们过不去？警察为什么来敲门了？看到保安来堵你的门。包括在这个逼迫当中，他哪些是不合法的，我们应该怎么去维护这些权益，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被动去学习的一个过程。
现在一个教会什么都不说，也同样没必要。你不关心政治，政治要关心你。下一步可能也不会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如果一个教会不主动说点什么，也会被逼。而且我一直觉得，政教分离有一个暗含的前提，就是这个“政”得是良政才能分离，恶政是无法分离的。
大家都是这个恶政、极权政治打击的一个环节。他就是打击社会了，也不是说要打击谁。而且都是因为政府的恶政去推断一定他有问题，一定他宣传党不喜欢的东西。其实从来不是宣传党不喜欢的东西，而是因为对于共产党来讲，他如果认为自己是一个宗教的话，那迫害别的宗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这就如同马克思从基督教获得了很好的形式感，像党员生活会、批评与自我批评、宣誓，这全都是宗教仪式。这是对真理的争夺。
所以希望我们的观众也要关注中国各个宗教受到的迫害，因为这是整个社会迫害的一部分。也希望这八位在中国尚在关押的人能够至少取得取保，获得生活的自由。不仅为新教会祷告，也为国内受逼迫的其他教会朋友们祷告，也为现在必须还在国内去维持信仰的弟兄姊妹祷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