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力膨胀与民生困境：极权制度陷阱下的中国悖论
今天我们将结合近期的几则媒体报道，深入分析中国当前所经历的极权制度陷阱（Totalitarian Systemic Trap: 指国家权力过度集中，以牺牲民生为代价追求国家力量扩张的体制困境）。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眼看着国家越来越强大，但我们每天的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在正常国家，国力越强，国民生活越好，国力与民生这两条曲线本应同步向上。然而，并非所有国家都是如此。
近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例如其制造业、军事力量和全球影响力，在图表上都呈现出一条陡峭的上升曲线。与此同时，中国的民生福祉，例如普通人的收入、对生老病死的安全感以及对未来的信心，却同时呈现出一条掉头向下的曲线。在经历短期经济发展后，国力与民生这两条曲线分道扬镳，持续向两个极端延伸。这正是极权国家难以摆脱的制度陷阱。为什么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觉到国家越来越强大，但自己的小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了？原因便在于此。
高宇新的观察：世界看到的中国与我生活的中国
一位家族在北京的作者高宇新投书《纽约时报》，讲述了自己的观察和感受。这篇文章刊登后引起了巨大反响，其英文标题是 "The China that the world sees is not the one I live in"，直译过来就是“世界看到的中国并不是我生活的那个中国”。
那么，世界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呢？仅看近两周的新闻，中美两国元首会谈，美方在贸易问题上做出让步；中国掌握了舰载机电磁弹射技术，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号”正式服役；中国在人工智能和高端芯片领域“弯道超车”赶超美国指日可待；中国的电动汽车席卷欧洲、东南亚，势不可挡。从纸面上看，中国的国力正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成为全世界唯一有能力在经济、军事和科技上全面挑战美国的国家。
然而，一位生活在北京的普通人高宇新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中国、感受到的中国，却与外面世界看到的那个强大的中国形成巨大反差。在他每天生活的那个中国，他看到的是窗外小学每周一准时伴随国歌举行的升旗仪式，是街道两旁整齐的银杏树和“热爱祖国”的宣传标语。在这些井然有序的表象之下，他感觉到的却是一股悄无声息的绝望在暗流涌动。
他曾和许多中国人一样，为祖国感到骄傲。骄傲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感情，在中国经济腾飞的时段，中国人自然为中国感到骄傲，这是人之常情，根本不用宣传标语去提醒他们。但是，中国那个国力与民生都蒸蒸日上的时段显然已经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眼下这个政治空前高压、经济增长乏力的时段。时代变了，大环境变了，人心肯定跟着变。用高宇新文章中的原话讲，就是“对于很多曾经为中国感到骄傲的中国人来说，那种骄傲已经难以唤起。在日常生活井然有序的表象下，是一股悄无声息的绝望在暗流涌动。”社交媒体和私下交谈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对失业、降薪和生计艰难的担忧。
为什么会这样呢？按照人间常情常理，国家越来越强大，国民应该越来越富裕，日子应该越来越好过，老百姓应该越来越有安全感，对未来应该越来越有信心。但现实却是，中国很多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窘迫，日子越来越艰难，对未来越来越焦虑。国家的形象和老百姓对生活的体感冰火两重天，存在这种强烈反差，到底是国家出了问题，还是中国老百姓的感觉出了问题？高宇新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感受，认为是国家出了问题。他这篇文章的中文版有一个更直白的标题——《外强中干的祖国让中国人感到绝望》。祖国越强大，普通人的生活越窘迫，不是普通中国人感觉出了问题，普通中国人的感觉是正常的，是国家出了问题。国家的问题，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外强中干（Outwardly Strong, Inwardly Hollow: 形容外表强大，实则空虚）。
历史的镜像：晋惠公的“外强中干”与当今中国
不少听众可能知道“外强中干”这个成语的来历。这个成语已有2600多年历史，至今仍有生命力，因为它至今还在反映现实，尤其是近十年。一听到这个成语，就让人自然想到北京的“红色基因土皇帝”，从性格到做派，他都与这个成语的主人——春秋时代的晋惠公（晋献公之子，名夷吾）有极强的家族相似性，在很多方面简直就像同一对爹妈生的。
根据《春秋左传》记载，晋惠公做事有三大特点，可以用三个成语来概括：一是背信弃义，二是智大才疏，三是外强中干。晋惠公年轻时在宫廷内斗中失势，逃到梁国（今陕西韩城）。他选择梁国，一个重要考虑是那里离秦国很近，秦穆公（春秋五霸之一，晋惠公的姐夫）是他姐夫。他希望将来父亲晋献公去世后，可以依靠秦国的势力回晋国接班。
三年后，机会终于来了。晋献公去世，另一轮宫斗落幕，留在国内的接班人都被杀光了。搞事的大臣派人到梁国来请夷吾回国接班，但夷吾不敢去，他手下没人，而且还有个在外流亡的哥哥。他害怕一回晋国就成了瓮中之鳖，一场接班大戏变成自投罗网。但他又接班心切，不舍得错过这个绝佳机会。于是，他就去向秦国求助，请求秦穆公派兵给他保驾护航。作为交换条件，他主动提出成功接班以后，把黄河以西的晋国领土送给秦国。秦穆公答应了他的请求，派兵护送他回晋国接班。
夷吾一上台马上翻脸，派使臣去秦国告诉秦穆公：“我承认当初许诺把黄河以西的土地送给你，但那是我在流亡中擅自做出的主张。现在我当了国王，想割让领土，大臣们也不愿意。他们说领土都是祖宗留下来的，一寸也不能送。”一年前做出的承诺，转眼就成了“历史文件”。晋惠公不但对外背信弃义，而且在国内也忘恩负义，对拥戴他接班的大臣反复清洗决策层，任人唯亲，安插唯命是从但没有执政能力的亲信。不但如此，他还派人去追杀在国外流亡的哥哥崇尔（后来的晋文公，春秋五霸之一，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中原霸权）。崇尔是个传奇式人物，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对他感兴趣，以后会专门做一期节目讲讲这个人。
晋惠公跟他哥哥崇尔虽然同父异母，但性格、才能、见识却天差地别。从历史记载来看，晋惠公有严重性格缺陷：过河拆桥，又狠又怂，智大才疏，见识短浅，急功近利，而且专门干“心急吞热豆腐”的事。当然，第一批替他“吞热豆腐”的都是老百姓和他的大臣。他上台第四年，晋国爆发饥荒，老百姓饿得受不了要造反，他才想起来要去找外援。但找了一圈发现只有秦国靠得住，于是他又去求秦穆公，说是要向秦国买粮食。
秦国一些大臣提醒秦穆公说：“三年前这家伙刚刚背信弃义，说话不算数，这次不能再相信他了。晋国缺粮让他自己去解决吧。”但是秦穆公说：“晋惠公这个人虽然可恶，但是晋国老百姓是无辜的，不能眼睁睁看他们饿死。”有听众可能会问，2600年前秦穆公就这么讲人道主义吗？从历史记载来看，秦穆公是个比较开明的君主，是春秋五霸之一。他在国内能重用有能力的大臣，跟其他国家打交道也比较有章法。他也很会讲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很会建立自己的人设。这充分体现在援助晋国粮食这件事上。他说援助晋国粮食是因为晋国老百姓是无辜的，国王混蛋但不能让老百姓挨饿。这种人设是跨越时空、跨越国界的，它说明了秦穆公是个有远见的人。另外，这里还有一层亲缘关系，就是秦穆公是晋惠公的姐夫，他的夫人穆姬是晋惠公同父异母的姐姐。从历史记载来看，穆姬对秦穆公有不小的影响力。晋惠公不争气，但他有个嫁到秦国的争气的姐姐，不止一次帮他渡过难关，后来还救了他一命。
秦国向晋国援助了大批粮食，帮晋国渡过了粮荒。第二年，秦国发生了饥荒，晋国大丰收。秦穆公提出向晋国购买粮食。晋惠公召集大臣商量，有大臣说：“我们去年发生饥荒秦国借给我们粮食，现在秦国发生饥荒我们当然要援助，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呢？”这是一种比较理性的声音。但是晋惠公不是个擅长理性思考的人，他性格中有一种非理性的战狼情结（Wolf Warrior Mentality: 指一种激进、好斗的民族主义外交姿态）。他的决策层经过反复清洗，基本上只剩下一群符合他性格缺陷的大臣。秦国缺粮，晋惠公手下的“战狼”发现了乘人之危的机会。他舅舅就是这么个“战狼”，他建议晋惠公抓住这个机会打下秦国。
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今中国的“战狼”从说辞到逻辑，基本上是晋惠公舅舅的翻版。晋惠公舅舅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去年我国闹饥荒，对于秦国来说简直是个千载良机，是他来攻打我们的绝佳机会。但是秦穆公这个人傻，不知道抓住这个机会，反倒借给我们粮食。今年风水轮流转，轮到秦国缺粮，这等于是上天把秦国赐给了我们，我们要顺应天意抓住这个机会灭掉秦国。”“战狼”国王跟“战狼”大臣心心相印，一拍即合。晋惠公大手一挥，不但拒绝给秦国粮食援助，而且发兵攻打秦国。秦穆公大怒，动员军队反攻。
第二年，秦军攻入晋国境内。晋惠公对军队将领疑心重重，他亲自出征，任命亲信担任护卫。两军在韩原展开决战。决战前夕，晋惠公命令把自己战车的战马换成郑国产的名马。有大臣反对这种做法，说这种马虽然有名，但是“外强中干”，面子强大，里子空虚，缺少作战能力，一到战场上进也进不了，退也退不了，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性格决定命运，晋惠公听不进专业意见，他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坐着名马拉的战车就上了战场。两军一交战，杀声四起，名马受到惊吓，不听晋惠公亲信的指挥，战车失控陷到泥坑里。晋军全线溃败，秦军一鼓作气活捉了晋惠公。
这次，秦穆公不打算再放过这个背信弃义的小舅子，要杀了他祭天。消息传到秦穆公的夫人穆姬那里，她听说弟弟要被杀掉祭天，就穿上丧服去秦穆公那里哭。秦穆公见她哭得很伤心，就改了主意，答应放晋惠公回国。挨了秦国的“铁拳”以后，晋惠公开始履行承诺，把黄河以西的土地送给了秦国。但是两年以后，秦穆公又把这片土地还给了晋国。晋惠公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战狼”成了落水狗。他虽然保住了权力，但在大臣和老百姓中威信扫地，他更没有安全感了，再次派人去追杀在国外流亡的哥哥崇尔。当然，他没有成功，如果他成功了，春秋历史就要改写了。
这是晋惠公和“外强中干”这个成语的来历。因为晋惠公这个人跟北京的“红色基因土皇帝”有点神似，所以多说了几句。现在我们回到当下的中国，继续讲为什么祖国越强大，老百姓生活越窘迫。
经济发展的三阶段：从红利到透支再到爆雷
中国的强大并非空穴来风，它现在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全球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这都是事实。但与此同时，普通老百姓却觉得日子越来越艰难，这种感觉也是实实在在的，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人中，悲观情绪蔓延，对未来充满焦虑。
即使我们看看中国官方“注水”的统计数字，也能理解这种悲观焦虑的来源。2023年6月，中国16到24岁的城镇青年失业率达到了21.3%的历史高点。因为这个数字过于惊悚，官方随后停止了发布这类数据。几个月以后，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加工”后的数据，说是剔除了在校学生，即便按照加工后的口径，2025年8月中国城镇青年失业率仍然高达18.9%。数以千万计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即失业，找不到对口的工作，甚至找不到任何稳定的工作。他们或者在家“啃老”，或者去打零工，加入了已经高达两亿人的中国零工队伍。他们没有劳动保障，更没有基本福利，为了维持生存，除了拼命干活别无选择。
那些已经买房买车有资产的人，这几年眼看着资产不断缩水。中国普通家庭的财富积累在过去二十多年主要集中在房子上，房子的价值甚至占到很多家庭总资产的70%以上。中国政府垄断土地，把本来属于国民的土地据为己有，通过限制土地供应不断拉高房价，各地政府吸金无度、贪得无厌，最终导致房价崩盘。房地产企业爆发了全行业债务危机，危机迅速传导到普通个人和家庭。最倒霉的是那些已经交了首付款、办了银行贷款，但还没有拿到房子楼盘就已经烂尾的买主。很多“幸运”的买主省吃俭用，背负巨额贷款如期住进了自己买的房子，但房价却开始跌跌不休，跌破了房贷余额的心理防线。一些房主失业，只能找到低薪工作，甚至只能打零工，让本来已经缩水的家庭财富雪上加霜。这时候，人们怎么能不觉得日子越来越窘迫呢？
然而，“纸上”的那个中国仍然越来越强大，“东升西降”仍然势不可挡：航母下水、电动车占领欧洲市场、稀土绝对垄断世界、AI和高端芯片眼看就要“弯道超车”。这种鼓舞人心的新闻不但包揽了墙内中文媒体的主要版面，而且占据着不少墙外英文媒体的版面。在官方媒体上，中国一片欣欣向荣，国力蒸蒸日上；而同时，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却是普通人此起彼伏的哀嚎：“毕业了找不到工作”、“35岁被裁员”、“不敢体检怕查出病”、“不敢结婚怕养不起孩子”、“失业了房子被银行拍卖了还欠银行几十万”。
国家越来越强大，个人生活却越来越艰难。国家的上升曲线跟民生的下行曲线距离越拉越远，普通人跟国家的撕裂感越来越强烈。这不是哪个行业独有的感受，更不是哪个人群独有的感受，而是除了位居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体制内既得利益阶层以外，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普遍感受。甚至一些曾经令人羡慕的行业，也被这个不断强大的祖国拖入了窘迫的泥潭。
医生降薪潮与财富流向：制度性倾斜的民生代价
这几天，多家中文媒体报道医生降薪潮蔓延，医生行业普遍降薪30%左右，情况最好的上海医生收入也下降了10%到15%。很多基层医生的月薪甚至已经降到了两三千元，有些欠发达地区的医生甚至已经领不到工资。为了养家糊口，不少医生被迫下班以后去开网约车、去送外卖。医生本来是个高学历、高门槛、高收入的行业，这个职业汇集了无数改革开放年代涌现出来的靠知识改变命运的专业人士。如果连医生都被迫靠打零工来补贴家用了，这给社会传递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信号：靠知识和专业技能养家糊口的路径正在崩塌。
在中国，公立医院属于事业单位，财政上是差额拨款（Differential Appropriation: 指政府只提供部分财政补贴，其余收入需由单位自行创收弥补）。政府只给一小部分补贴，大部分要靠医院自己创收。要创收，就要有挣钱的来源，或者挣病人的钱，或者挣医保的钱。如今，医院收入的三个源头都进入了苦水期。用老百姓一听就明白的话说，就是地方政府没钱了，病人没钱了，医保也没钱了。
那么，中国的钱都去哪了呢？当然，有些众所周知的去向，像在第三世界“大撒币”，新冠疫情期间不惜一切代价的挥霍，还有大大小小官员直接间接的贪污腐败。对于这些，中国人已经见怪不怪，很多人已经懒得讲、懒得提。中国人当牛做马创造的财富，能分到自己手里消费的那一部分少得可怜。大头都被政府榨走之后，除了支援第三世界、挥霍浪费、贪污腐败以外，剩下的钱大头并没有用到民生方面，而是花到了那些看起来能让祖国越来越强大的地方。这种制度性倾斜的结果就是“外强中干”，面子强大，里子空虚。
虽然大部分中国人缺少现代文明意识，被官方喉舌反复洗脑，认知能力被宣传和教育阉割得残缺不全，但是很多中国人仍然没有丧失对生活环境的基本感觉。用高宇新的话来讲，就是“许多人现在感到正是那些让中国在海外显得强大的国家政策正在伤害他们自己。他们看到政府更关心建立全球影响力、主导出口市场，而非解决民生挑战。人们感到一种苦涩的愤怒，他们成了一个痴迷于世界大国地位和击败美国的国家的牺牲品，无从发声。”这种情绪很可能还会加剧。上个月发布的最新五年计划，政府的经济优先级蓝图明确表示将愈发侧重国家实力而非民生福祉。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国家越膨胀，老百姓越苦，国家与民生两条曲线的距离越拉越远。下面几年，医生、教师甚至很多中小城镇的公务员去开网约车、去送外卖将不再是新闻，而是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日常。医生降薪只是中国经济“外强中干”现象的冰山一角，它背后隐藏着中国发展模式的制度性问题。
控制而非治理：中国发展模式的制度性缺陷
我在以前的节目中分析过，很多人，包括很多专家学者，在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混淆了政府的控制（Control: 自上而下的军事化动员，不计成本只看目标，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力和治理（Governance: 民选政府基于规则的专业管理和监管，需倾听民众诉求、协商利益、保护公平竞争、建立社会安全网）能力。中国是一个极权政府，拥有强大的控制能力，擅长控制国民，但他缺少治理能力。专业高效地治理国家是极权政府的短板。
“控制”是自上而下的军事化动员，它不计成本，只看目标，就是中国人经常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惜一切代价”，比如说造航母、建方舱、搞基建、发展电动车、发展光伏等等。中文世界对这一切都很熟悉。“治理”是民选政府基于规则的专业管理和监管，它需要倾听民众的诉求，需要协商各方的利益，在法治框架内保护公平的市场竞争，它需要建立相对合理的社保医保体系，建立这些基本的社会安全网。中国政府擅长的是控制国民，而不是治理国家。
笼统地看，中国过去40多年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体现出集权政府长于控制、短于治理的特点。
第一阶段是红利期（Dividend Period: 指改革开放后，中国产品进入西方市场，西方技术和资金进入中国，以及中国亿万低人权、低薪酬、低福利劳动力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产品进入西方市场，西方技术和西方资金进入中国市场，这个过程产生了增长红利。中国政府掌握着一笔巨大的财富，就是亿万可以像牛马一样干活的劳动力，他们大多数受过基础教育，纪律性强，而且中国政府保障他们享有低人权、低薪酬、低福利。在红利期，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表面上实现了双赢：中国得到了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也解决了国内的就业问题；发达国家从中国得到了廉价的消费品，减轻了国内的通胀压力。这个时期，为了发展经济，集权政府对国民的控制也相对放松，经济快速起飞也掩盖了他在治理国家方面的短板。中国政府只需要充当世界工厂的工头，把亿万“牛马”国民组织起来，该打工的打工，该搞基建的搞基建，制造出发达国家市场可以消化的产品，出口换汇。
但是，这个红利期并不是无限敞开的。集权政府的控制本能会让它打破平衡，对普通民众极限压榨，把榨取的巨额财富转化成国家补贴，用来扶植军工和他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直接或间接创造过剩产能。当它把几亿廉价劳动力当牛马，生产出大量自己消化不了的过剩产品，威胁到发达国家本国市场的时候，发达国家的反击就开始了，这就是贸易战的起源。贸易战的症结在于中国的产能过剩向全世界，尤其是向发达国家低价倾销产品。而中国产能过剩的制度原因是集权政府全面控制的产业政策，还有他对社会金字塔底盘的极限压榨，导致大部分国民消费能力低下，无法消化自己生产的产品。
国富民穷的财富分配与债务内循环
中国政府压榨国民的强度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几乎所有国家。这十分直观地反映在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上。我们可以把国民创造的财富比作一个蛋糕，这个蛋糕可以分成两大块：一块归国民，另一块归政府。国民分到的蛋糕体现在消费上。在发达国家，国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一般在60%到70%之间，也就是说，在发达国家国民能分到大约三分之二的蛋糕，政府拿走三分之一左右。按人均GDP计算，中国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全世界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国民都能分到GDP的一大半蛋糕，虽然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高，但中等收入国家居民消费占GDP的平均值是55%，超过了一半。中国是多少呢？中国是38%到39%。这意味着中国人创造的财富大约有60%以上被政府拿走了。
虽然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准，但普通老百姓分到手的却很少，政府拿走了大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国富民穷”。人均GDP平均数看着也不低，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有权力也有能力极限压榨的国家，平均数没有意义。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本来就低得可怜，却还要面临房子、教育、医疗这三座大山。这样的国民收入和支出结构，怎么能消化集权政府补贴出来的过剩产能呢？
中国政府也意识到要提振内需，但目前为止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雨过地皮湿一下，不解决任何问题。北京的“土皇帝”提出内循环（Internal Circulation: 指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内市场需求，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但是老百姓手里缺钱，内需低迷，怎么能“内循环”起来呢？近十年，中国真正的内循环不是国民消费，而是债务内循环。从政府到企业到居民，疯狂借债，“寅吃卯粮”，用天量债务透支未来，强行拉动经济增长。这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透支期（Overdraft Period: 指通过大规模举债，透支未来资源和财富来维持经济增长的阶段）。
但是，欠债总是要还的，还不上就要出乱子。这几年中国进入了债务爆发期，还不上债的政府、企业、个人越来越多。这是第三个阶段——暴雷期（Explosion Period: 指债务问题集中爆发，导致经济系统风险加剧的阶段）。债务“暴雷”成了日常，“寅吃卯粮”吃到了尽头，很多地方政府和企业借新债还旧债，有些只是还得起利息。这是中国当下真正的内循环——债务内循环。而大部分普通中国人只有为国家当牛做马的本分，却没有进入国家债务内循环的资格。一些还不起房贷的家庭，房子被银行收走拍卖，清算以后还欠银行几十万，他们大半生甚至整个一生成了银行债务的奴隶。在经济上行期，他们是国家的“牛马”；在经济下行期，他们成了国家用完就抛弃的“废品”。那个每天都在强大的祖国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国家越来越膨胀，表面看国力越来越强，军力也越来越强，但老百姓的生活却越来越窘迫，越来越差。国家越强大，民生越艰难，这是极权政府难以避免的制度陷阱。
历史的警示：前苏联的结局与中国的未来走向
中国不是第一个掉进这个陷阱的国家。前苏联（Soviet Union）有过类似的经历，它曾经在国力、军力、某些科技领域直逼美国，但是苏联的国力、军力越强，民生越差，直到它分崩离析。中国“山寨”苏联的制度，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但仍然掉进了苏联式的集权制度陷阱。
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经济腾飞，国力不断壮大，军力不断强大，民生也跟着改善。但是这几年，经济进入下行螺旋，民生进入拐点，开始掉头朝下。然而，国力、军力至少表面上看仍然在往上走。蛋糕做不大了，政府拿走的那一份却要继续越来越大，老百姓分到的那一份自然就越来越小。
掉进这个制度陷阱的结局，在苏联是国家分崩离析。但是分崩离析并不是掉进这个陷阱的唯一结局。中国在毛（Mao Zedong）时代，虽然国力不强，但民生更弱，也在同样的制度陷阱中挣扎了二十多年。但是毛去世以后，邓（Deng Xiaoping）改革开放，暂时脱离了这个陷阱，但那只是暂时。集权制度不改，只过了一代人，中国重新掉进了同一个制度陷阱。中国又出了“土皇帝”，他可能想做雄才大略的秦穆公，却做成了“外强中干”的晋惠公，给整个国家都打上了“外强中干”的烙印。
制度陷阱加上政治高压，扼杀了经济增长的动力，扼杀了民间的活力，令整个社会窒息。国家越膨胀，民生越艰难，这种状况是很难长期维持的。问题是，这个“长期”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在中国这种现代文明化反复难产的“皇帝太监型”国家，也许是十年，也许是二十年，也许就在明年，也许就在明天。当有一天它维持不下去的时候，或者以另一种我们可以想象到或者根本无法想象的方式重新改革开放，或者整个系统坍塌、荡涤重启。这就是中国的未来，除此以外还会有第三种可能性吗？
至于个人应当如何应对，我在以前的节目中提出过一些建议，这里不再重复。只强调一点，就是明天发生什么、明年发生什么不是你可以掌控的。你唯一能掌控的是今天你自己做什么、今年你自己做什么。你能做的就是为未来某一天开启的机会窗口准备好自己。今天的话说完了，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