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债务危机：从勤俭到负债累累

前段时间我们讲美国比较多，今天我们来谈谈中国。最新一期**《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一份英国的全球性新闻和国际事务刊物）有一篇报道，题目是《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被债务淹没》（Why so many Chinese are drowning in debt）。曾几何时，中国人以勤俭节约、爱存钱著称，贷款消费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25年前，中国被世界贸易组织（WTO: 旨在促进自由贸易的国际组织）接纳为会员，经济开始起飞。然而，最初几年中国家庭负债水平相当低。直到2006年，也就是加入世贸后的第五年，中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仍然不到11%。但在随后的18年当中，中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突飞猛进，一路飙升到了60%以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致力于全球货币合作、金融稳定、促进国际贸易、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减贫的国际机构）2023年的统计，中国家庭负债占GDP的比重是63.67%，已经超过了德国，接近了美国、法国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

中国的城市中产和新一代打工族迅速习惯了贷款消费，房贷、车贷、装修贷、旅游贷、教育贷、留学贷，以及各种各样的小额贷、微贷，还有更方便的信用卡贷，已经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中国有一个“全能政府”（当然是加引号的），它在某些方面全能，比如在管控社会和搞运动方面是全能选手；但在另一些方面，比如在促进民生、保护民众利益方面却显得无能。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像搞运动一样鼓励民众借贷消费。像过去70多年中的每一场运动一样，政府鼓励什么，什么就会泛滥成灾。

借钱是要还的，这几年经济进入下行期，家庭还债成了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经济学人》引用了一家研究机构的估测，说中国已经有2500万到3400万人债务违约。如果算上那些被银行允许延期还款的人，这个数字高达6100万到8300万人，占到中国成年人口的5%到7%。更触目惊心的是，中国的债务违约人数在过去短短的五年内翻了一番。

中国家庭贷款的大头是房屋贷款，占到家庭贷款的65%。在中国房地产的黄金十年，贷款买房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但是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逆转，房贷违约迅速蔓延开来。去年，全国因为还不上房屋贷款被拍卖的住宅数量高达36.6万套。这个数字只是冰山一角，根据中国和很多外国媒体的报道，银行和监管机构出于维稳的考虑，为很多无法按月还贷的房主展期，允许他们延期还债。这意味着中国实际无法偿还房贷的人数要比银行法拍房的数字高出很多。

经济进入下行期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被债务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有些甚至被压垮。因为中国没有个人破产制度（Personal Bankruptcy System: 允许个人在无法偿还债务时，通过法律程序清算或重组债务，获得重新开始的机会），个人和家庭一旦负债，就可能终身负债，一旦被债务套牢，很难有翻身的机会。在房价跌跌不休的时段，这种“债务吃人”的制度正在吞噬着成千上万的家庭，成了很多70后、80后、90后的噩梦。这几个年龄段的人是中国贷款买房的主力，他们也是当下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经济学人》采访的几位陷入债务泥潭的中国人都是在这几个年龄段。

这篇报道不仅提出问题，还为中国政府指明了方向，说根本性的解决方案是建立发达国家那种个人破产制度，让走投无路的负债人能有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几年前，深圳实际上已经率先试点个人破产法，但是推行得非常谨慎、非常缓慢。试点了好几年，虽然已经有超过2700人去申请个人破产，但是法院受理的案件只有10%左右，也就是说，整个深圳乃至整个中国法院只受理了不到300起个人破产案。

为什么全国性的个人破产法迟迟无法出台呢？政府有关部门的人说，允许个人破产会纵容过度消费和投机行为，引发道德风险。但是实际上，阻碍个人破产法实施的真正原因是政府要保护银行的利益。在中国，大部分银行是政府的，银行是债主，银行的主人是政府，所以政府才是真正的债主。有十几年时间，政府像搞运动一样鼓励借贷消费，鼓励贷款买房，现在后果出来了，政府当然不会让自家开的银行承担后果。承担后果的当然是响应号召的负债人。

土地炼金术的起源：财富大转移的深层逻辑

《经济学人》的文章报道了这个现象，但是它没有展开来追溯造成今天普通中国人陷入债务泥潭的深层原因。表面上看，这是过去不到20年间出现的现象，但是实际上，如果把这种现象放到过去70多年的历史中来看，它是中国整个国家财富大转移的必然结果。财富转移，用“高大上”的语言讲就是再分配。前面讲到，中国政府在管控社会和搞运动方面是全能选手，在转移财富方面，它也有一只全能的手。今天我们从《经济学人》揭示的这个现象出发，讲一讲中国历史70多年、跨越三代人财富大转移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起点是70多年前，苏联扶植的中国共产党（党国: 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政权，强调党对国家的绝对控制）推翻了民国政府，建立了苏联式的党国。在战争年代，为了动员农民为革命去充当炮灰，它承诺掌权之后要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1950年，党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没收了地主的土地、牲畜、农具、粮食和房产，分配给没有地的农民。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大约有3亿农民分到了原本属于地主的7亿亩土地。地主作为一种身份，作为一个阶级，在中国彻底消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位本来没有地的中国农民，第一次分到土地时的那种喜悦。

但是好景不长，党国很快就通过成立互助组、合作社这些手段，逐步控制了农民刚刚分到的地。几年以后，人民公社成立，农民事实上跟几年前的地主一样，彻底失去了土地。上千万农民在随后到来的大饥荒中饿死，幸存者成了党国的农奴。他们的第二代在1970年代末分田到户以后又开始吃饱肚子了，很多人到城市打工，有了第三代。他们的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在城市打工贷款买了房，这本来是个阶层上升的美好故事。但是时间到了2024年、2025年，沉重的房屋贷款、不断下跌的房价，让他们的第三代承受着甚至比上两代人更沉重的生活压力。从党国第一代农民“耕者有其田”的短暂喜悦，到第三代“居者有其债”的残酷现实，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呢？

简单地说，从这三代人命运的变迁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场规模宏大、设计精巧、手段粗暴的财富大转移。这场财富大转移的主角是土地，这个国家最古老也是最根本的财富就是土地。它从党国攫取全国的所有土地开始，利用土地炼金术（Land Alchemy: 指政府通过垄断土地供应、改变土地性质、高价出让土地使用权来获取巨额财政收入的模式）置换成巨额财富，进入政府和裙带利益集团的腰包，最终转化成全民的负债。我们来看一下这场财富大转移背后的游戏规则，为什么能让一方永远赢，而另一方注定永远输。当这场游戏进入终局，当输家越来越多，中国又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从“耕者有其田”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垄断的形成

这场财富大转移的第一步并不是发生在19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初期，而是发生在1953年。那一年，党国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民刚刚分到手的土地又被以“自愿互助”的名义集中起来，收归了合作社。当然，“自愿互助”是加引号的。合作社先是初级社，随后又是高级社，土地开始逐渐收归集体所有。到了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成立，农民手里的土地证就彻底变成了一张废纸。党国消灭了地主阶级，把自己变成了全国唯一的“地主”。这一既成事实在法律层面得到最终确认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1982年，中国颁布新宪法，明确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了有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所谓“集体”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它听起来好像属于所有人，但是事实上又不属于任何人。集体必须有具体的代理人才有意义。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集体的代理人或者说代表就是党国，党国就是集体，集体就是党国。从1949年到1982年，党国完成了从事实到法律对全中国土地的绝对垄断。有史以来，中国的统治者第一次真正做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为后面的40年党国用土地炼金术变现天量的财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的垫脚石就是党国的第一代农民。

土地财政的运作机制：党国的印钞机

在完成第一步也就是对土地的绝对垄断以后，第二步就是要找到一个迅速把垄断土地变现的有效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所谓的土地财政（Land Finance: 指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来获取财政收入的模式，是土地炼金术的具体体现）。我称之为土地炼金术。1982年修宪六年以后，也就是1988年，中国再次修改宪法，说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这是一个很巧妙的设计，它巧妙地绕开了土地公有制，把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允许土地的使用权在市场上交易和流通。党国仍然是全中国的最终地主，全中国的唯一房东，但是它可以出售土地的租约。住宅用地70年，工业用地50年，商业用地40年，大家对这些规定都不陌生。

1988年宪法为党国把垄断的土地变现扫清了法律障碍，而真正打开土地印钞机开关的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Fiscal Decentralization Reform: 中国于1994年实施的财政体制改革，重新划分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导致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加剧）。这次改革重新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中央政府拿走了税收的大头，却把大量的公共服务支出责任留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要修路、要建学校、要发工资，钱从哪里来呢？最诱人的答案就是土地。于是土地炼金术应运而生，在此后的30年成为驱动中国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

土地炼金术的运作逻辑简单粗暴：第一步就是低价征地。地方政府以公共利益为名，根据土地的农作物产值，用极低的补偿价格从农民这个“集体”手中征收大量土地。第二步是变性增值。政府把征收来的农用地改变性质，变成价值连城的开发建设用地。第三步就是高价出让。政府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把这些土地的使用权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因为党国是全中国的最终地主，地方政府无非是这个最终地主的代理人，他们垄断了土地的供应，也垄断了土地的价格。那么中国各级政府通过卖地究竟赚了多少钱呢？根据中国财政部的数据，只是最近十来年，从2011年到2023年，全国土地出让总收入累计超过了70万亿元。在房地产最火热的2021年，土地出让金一年收入就达到了8.7万亿元。在很多城市，土地财政收入一度占到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50%以上，有些城市甚至超过了100%。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土地炼金术。

三代人的命运：谁为财富转移买单？

回顾这场历时70多年的土地财富变迁，我们会发现一个清晰的路径：一个历经三代人，终于在这代人身上完成的财富大转移的过程。

第一代的情况是这样的：他们在土改中短暂地拥有了土地，又在集体化和人民公社中失去了土地。党国利用他们完成了土地资本的原始积累。

第二代：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了政府征地的对象，拿到极低的补偿，成了城市化的垫脚石。党国利用他们启动土地炼金术，走出了把垄断土地变现的第一步。

第三代：就是从70后到90后这一代，成为这场财富转移的最终买单者。开发商从政府手中高价拿地，最终都是以高昂的房价这种形式转嫁到他们头上。他们掏空了六个钱包（Six Wallets: 指购房者及其双方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三代人的积蓄，用于支付高昂的购房首付）背负三十年的贷款，买下一套下面的土地只有七十年使用权的房子。根据经济学家任泽平团队的研究数据，2022年中国商品房价格中，土地成本加上各项政府税费占到63.4%。也就是说，一套售价500万元的房子，有317万元进入了党国的腰包。党国的土地收入成了购房者的负债。

这就是党国通过土地炼金术实现财富大转移的全景：本来属于国民的土地财富被粗暴地、巧妙地转移到了政府和裙带利益集团的钱包当中，利用房贷又变成了整整一代人的巨额负债。这代人的房贷负债规模有多大呢？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截至2024年末，中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是37.68万亿元。前面提供的中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只是最近十几年就超过了70万亿元。

那么这笔超过70万亿元的巨额财富最终又流到了什么地方呢？有一部分当然变成了今天看得见的成就：宽阔的马路、宏伟的机场、林立的摩天大楼，这是土地财政最光鲜、最值得称道的一面。但是硬币的另一面是这笔财富的再分配黑洞。巨额资金缺乏有效监督，最终大量流入了跟权力捆绑的利益集团的腰包。围绕征地拆迁、土地规划、工程招标、房产开发、银行贷款，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权力在这个链条当中涉租寻租（Rent-seeking: 指通过非生产性手段，如利用权力、垄断地位等，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把公共财富转化为部门利益甚至个人私产。这是一个巨大的财务黑洞。

“庄家通吃”的赌局：无限权力与系统性风险

这场财富大转移为什么能如此顺利地完成？简单地说，答案就在于中国特有的攫取财富的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的核心就是党国拥有无限的权力，无限权力意味着无限攫取财富的能力。为了帮助听众理解，我们打个比方：在这座名叫中国的巨大赌场中，党国是唯一的庄家。他既参与赌局，也制定赌规。他以极其粗暴的方式剥夺了地主的土地，也剥夺了农民的土地，不但消灭了地主阶级，也消灭了农民阶级，把所有农村人口全都变成了农奴。他把自己变成全中国唯一的中级地主，然后他制定了宪法，确立党国对土地的绝对垄断，这是这场赌局最根本的、绝对不容挑战的规则。党国控制了赌场的全部资源，垄断了土地的供给，想什么时候卖、卖多少、卖多贵，由他说了算。国民相当于赌客，没有选择，没有议价能力。党国也是赌场的裁判，所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都有他说了算，而且他还可以随时修改游戏规则，随时添加筹码，随时减少筹码。一旦赌局对自己不利，他可以限购、限贷、朝令夕改。

在这样的赌局当中，赌客的命运在进入赌场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一个字，就是“输”。在这样一个国家，国民作为整体永远是输家。他们的人生重大决策，在哪里居住、子女在哪里入学、能否获得体面的医疗、能否有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都跟这场房地产赌局深度绑定。为了进入这座赌场，买套成家立业的房子，他们押上三代人的积蓄和未来30年的收入。他们看似在投资自己的未来，实际上是在为庄家的财富大转移买单。

讲到这里，问一个问题：这种一方肯定赢、一方必定输的赌局能永远玩下去吗？从历史上来看，这类赌局玩到某个节点就玩不下去了。庄家永远赢，输家就会越来越多。当人们意识到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跑赢那个永远在收割自己的庄家时，躺平摆烂（Lying Flat and Letting Rot: 一种消极抵抗的社会现象，指年轻人放弃奋斗、降低欲望，以应对社会压力和不公）就成了最理性的选择。当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已经输无可输，又不愿躺平、不愿摆烂，他们就会选择掀桌子（Flipping the Table: 比喻采取激烈行动，彻底改变现状或反抗不公）。这正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后，土地财政这台印钞机熄火，土地炼金术破产，千千万万背负巨债的赌客发现他们最大的筹码就是他们的房子正在贬值。这场党国永远赢的赌局就很难再玩下去了。

这两年外界已经频繁地看到掀桌子的早期迹象，从房贷断供潮到此起彼伏的烂尾楼维权抗议，从无奈的躺平到“最后一代”的愤懑呼喊，都是这代人用行动表达的不满和绝望。中国折腾了一百多年，经济大幅增长，技术也不断现代化，但在制度上仍然是个前现代国家，仍然没有建立起宪政民主的现代秩序，也没有大致公平的游戏规则。权力仍然凌驾于法律之上，国民的基本权利，包括财产权，仍然没有实际的法律保障。财产仍然是权力的附属品。这十几年整个国家离法治越来越远，权力越来越绝对、越来越蛮横、越来越武断。

终局的氛围：看好钱包，静观其变

面对这场财富大转移导致的危机，政府的应对方式不是改变庄家通吃的模式，而是试图救市。所谓救市，无非是拯救这场已经破产的赌局，让土地炼金术能继续玩下去。没有迹象表明这场危机能够转化成改善的契机，相反，它更可能导向固有模式的加强版：党国以更强的控制、更粗暴的干预来维持这场赌局的运转。这或许能在短期内避免市场崩塌，但它只会让游戏规则变得更加扭曲，让国民的负担变得更加沉重，让国民手中的财富份额变得越来越小。这场历时70多年、跨越三代人的财富大转移正在进入终局。

加入世贸后的快速经济增长曾经像一块光鲜的遮羞布，遮盖了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弊端和制度性罪恶。如今经济增长的引擎熄火，问题浮出了水面，但解决问题的结构改良和制度变革道路却被堵得死死的。希望这场毫无人性的赌局不会以暴力掀桌子的激烈方式收场。目前为止，它好像正在以一种非暴力的、隐忍的方式走向终结：越来越多的玩家选择离场，选择躺平；越来越多的国民陷入了“我们注定会输”的这种集体的宿命感。这是这场国民连输三代的财富大转移的终局氛围。至于终局的最后一幕怎么收场，普通人只能看好自己的钱包，管理好自己的内心世界，在时间中静观其变。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是一种不失智慧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