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气候下的全球困境与资本主义的失败

今年，全球经历了百年未见的极端天气，台湾气温高达38摄氏度，仿佛一块被烘烤的地瓜，短短五天内有136人因中暑受伤。专家预测，未来四十年内，台湾可能将没有冬天。极端气候已然影响台湾，我们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人，该如何面对？今天，我们将通过《人类世的资本论》一书，深入探讨气候危机如何凸显资本主义的失效，以及如何通过“去成长”（Degrowth: 减少物质和能源消耗，以实现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公平）来达成2050年净零碳排放的目标。

这本书在日本销量高达50万册，作者是国际知名的哲学新秀斋藤幸平。我们之前曾有一期节目讨论过“去成长”的概念，而今天这期节目将专门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寻找气候危机的真正解决方案，即“去成长共产主义”（Degrowth Communism: 一种结合生态可持续性与社会公平的共产主义愿景）。

资本主义的“外部化”与“帝国式生活模式”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William Nordhaus曾设想一种经济模型，认为可以通过设定碳税（Carbon tax: 对二氧化碳排放征收的税费，旨在减少碳排放）来最有效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然而，在这个模型中，税额不能设得太高，否则会阻碍经济发展。他认为，经济发展能带来更多投资和技术，未来当新技术出现时，就能解决气候问题。许多经济学家也持有这种乐观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应对环境灾难。

但这种观点实际上忽略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社会学家Stephan Lessenich指出，欧美国家之所以能通过资本主义致富，正是因为它们将牺牲外部化（Externalization: 将生产过程中的负面成本，如环境破坏，转嫁给外部或他人）了。它们将生产过程中的环境破坏转嫁给其他国家，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对环境的剥削。例如，当欧美国家享受快时尚（Fast fashion: 快速生产、低价销售、紧跟潮流的服装模式）的新衣时，为了提高产量，印度农民被迫使用转基因棉花，导致当地土壤恶化，需要花费更多金钱购买农药和化肥，许多农民甚至因此负债自杀。2013年，快时尚服装的产地孟加拉国，一座名为“雷纳大厦”的工厂出现裂缝，工人们反映后，工厂仍要求他们继续工作，最终导致大厦倒塌，造成3000多人死伤。这些都是富裕国家追求快时尚所付出的代价，但却被资本主义隐藏起来，外部化给了其他国家。

同样，富裕国家赖以生存的矿产和化石燃料，都来自对外部的掠夺。然而，当环境灾难发生时，受害者却是那些资源被掠夺的国家。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BP）在墨西哥湾建造的钻井平台发生漏油事故，至今仍影响当地海洋生态系统。2019年，全球最大的矿业公司Vale因过度开发，导致巴西水坝坍塌，数百人死亡。2020年，日本三井公司在印度洋毛里求斯海岸发生漏油事件，引发当地环境紧急状况。这些环境事故并非偶然，而是人祸，因为在事发前，当地居民已多次举报和反映，但这些公司仍坚持开采。

为什么会这样？为了让富裕国家继续维持消费社会，每年更换iPhone，穿名牌衣服，购买豪车，吃米其林餐厅，到处旅行。资本主义灌输给我们的美好生活，其背后隐藏着贫穷国家的苦难。这就是政治学家Ulrich Brand所称的“帝国式生活模式”（Imperial mode of living: 富裕国家通过全球化将环境和社会成本转嫁给其他国家，以维持其高消费生活方式）。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就像帝国扩张，不断掠夺外部国家的资源。由于这些国家大多集中在南半球，因此也被称为“全球南方”（Global South: 泛指发展中国家，尤其指位于南半球的那些在经济、政治和环境方面受发达国家剥削的国家）。

全球85%的人口生活在全球南方，而只有15%的人口生活在北方国家（欧美、日本、澳大利亚）。但这15%的人口却不断造成环境破坏，反而指责地球上另外85%的人口。在20世纪70年代，欧美经济学家甚至宣称富裕国家对环境的危害较小，因为它们经济发达，拥有更好的技术。例如，荷兰的水质和空气质量较好，而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污染更严重。但实际上，发达国家自然环境的改善，是因为资源开采、工业生产和废弃物处理都被转移到了其他国家，使其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变得“不可见”。这被环境科学家称为“荷兰谬误”（Dutch fallacy: 指发达国家通过将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使其自身环境看似改善的假象）。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是隐形的，导致欧美国家盲目支持资本主义。

“漂绿”的幻象与富人的碳足迹

事实上，早在1988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科学家James Hansen就发现气候变化是人为造成的，但他的警告并未引起重视。为什么？因为当时正值苏联解体，人们普遍认为美国资本主义是最成功的制度。冷战结束后，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增反降。

进入21世纪，资本主义不仅隐藏环境危害，甚至开始“漂绿”（Greenwash: 企业或组织通过宣传环保形象来掩盖其对环境的实际负面影响）。例如，推出可重复使用的购物袋，禁止塑料吸管，星巴克也宣称采取环保行动。这些环保赎罪行为，是资本企业的自以为是的善意，对碳减排毫无帮助。因为普通人根本不是碳排放的主要制造者。吸管在塑料垃圾总量中仅占0.03%，根本不是大问题。

研究表明，全球一半的二氧化碳是由最富有的10%人口排放的。这些人每天乘坐私人飞机，驾驶跑车，四处旅行，造成大量碳排放。相比之下，全球最贫困的50%人口仅排放总量的10%。根据《2022全球财富报告》，台湾共有87万名身价超过3000万台币的百万富翁。这些富人每天享受着帝国式生活，造成大量碳排放，却不断告诉大众：你们要减少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 个人、组织或产品在生产、使用过程中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总量）！不要使用塑料吸管！不要开空调！但他们从不审视富人和大公司制造的碳足迹。

因此，“去成长”并非意味着所有国家停止经济增长，而是必须让那些造成暖化的罪魁祸首——富裕国家和富裕阶层——停止增长。只要资本主义继续追求经济增长，就会继续剥削南方国家的劳动力和环境；只要富人继续过着帝国式生活，就会继续产生大量碳排放。历史上，环境灾难一直发生在北方国家之外，牺牲南方以换取北方的好生活。所以富裕国家可以继续装死，忽视气候问题。

然而，今天的地球所有国家都已精疲力尽，资本主义再也找不到新的“外部”来转嫁问题。现在连欧美国家也无法逃脱气候灾难，因为大自然不分国界。富裕国家将垃圾扔进其他国家的海洋，结果垃圾变成塑料微粒，被鱼虾贝类吃掉，这些海鲜又被卖回富裕国家。研究结果发现，每个人每周都在摄入大量微塑料，大约相当于一张信用卡的重量。欧美国家再也无法逃避这个问题。

“绿色新政”的幻象与资本主义的困境

各国开始提出应对措施，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 一项旨在通过政府大规模投资绿色能源和基础设施，同时创造就业机会，以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不平等的政策框架）。它试图效仿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由政府大力投资，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将国家转型为可再生能源，并普及电动汽车。这似乎可以既促进经济增长，又保护地球，皆大欢喜。美国参议员Bernie Sanders和英国工党前领袖Jeremy Corbyn，以及联合国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推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其背后理念都是绿色新政。他们承诺在五年内保障工人的高薪，提供全民医保和教育机会，不抛弃工人。

但作者指出，绿色新政只是欧美国家自我“漂绿”的幻象。绿色新政的原则是切断“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这被称为“绝对脱钩”（Absolute decoupling: 指经济增长与环境影响（如资源消耗和污染）之间实现完全分离，即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影响持续下降）。例如，电动汽车不排放二氧化碳，但销售汽车会增加GDP；或者用在线视频会议取代实体会议，无需飞行也能维持经济活动。这似乎能让社会在经济竞争的同时，实现零碳排放。

问题在于，电动汽车、绿色能源技术的生产过程本身就会产生碳排放，并剥削南方国家。例如，电动汽车需要锂离子电池，但锂矿都位于南美洲的山区。锂矿开采需要当地过度抽取地下水，导致当地虾类和鸟类减少，居民可用的淡水也变少。为了让富裕国家更“绿”，建造更多电动汽车，解决方案竟然是继续剥削贫穷国家的生态环境。人们只看到产品环保，却看不到实际生产过程并不环保。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估计，到2040年，全球电动汽车数量将从200万辆增至2.8亿辆，但碳排放量仅减少1%。因此，作者说：“电动汽车只是资本主义自我漂绿的噱头。”

绿色新政的支持者还会说，我们可以投资发展绿色能源，当可再生能源比石油便宜时，市场就会偏好可再生能源，通过市场机制淘汰化石燃料。好消息是，化石燃料文明正在实时崩溃，因为太阳能和风能的价格今年已比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核能更便宜。但实际上，如果家用太阳能板真的变得更便宜，人们会省下钱和电，转而使用更多太阳能板，结果整体用电量反而会增加；或者你把省下的钱花在其他地方，这也会增加资源消耗，而非减少。这就是我们之前谈过的“杰文斯悖论”（Jevons paradox: 指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反而可能导致该资源的总消耗量增加）。

而且，根据市场竞争的逻辑，如果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使其价格更便宜，你认为石油产业会自动关闭吗？石化公司可能会为了抢占市场，更疯狂地开采石油，降低原油价格，结果反而会使气候危机恶化。所以，仅仅追求经济增长，普及电动汽车和绿色能源转型，都只是人民的鸦片，让人们继续活在幸福的幻象中，看不清资本主义的矛盾。唯有“去成长”，绿色能源转型才能实现净零碳排放。

气候危机下的四种未来情境

在揭露资本主义本质并打破绿色新政的神话后，作者指出我们目前有四种选择：

1. 维持现状，不改变资本主义，继续追求经济增长。 结果将是“气候法西斯主义”（Climate fascism: 指在气候危机下，国家为维持经济增长和现有权力结构，采取威权主义措施，牺牲底层民众和环境的模式）。未来的生态灾难可能使许多人沦为气候难民，国家继续偏袒富人，不顾人民死活。例如，新冠疫情后，各国在继续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封锁城市，限制个人自由。又如，当疫情蔓延到亚马逊雨林，原住民撤离聚居地时，前巴西总统Bolsonaro却“趁火打劫”，让企业砍伐森林，声称要振兴经济。这就是典型的气候法西斯主义。
2. 气候毛主义（Climate Maoism: 指为了更高效地应对环境问题，跳过民主程序，使国家权力更加集中的模式）。为了更高效的环保措施，直接跳过民主程序，使国家权力更加集中。例如，疫情期间，中国以防疫为借口，限制人民聚集，结果防疫成为打压香港民主运动的工具。各国可能利用气候问题来掌握更多权力。
3. 野蛮状态（Barbaric state: 指在气候危机导致资源短缺时，社会秩序崩溃，出现大规模抢劫、暴动，国家可能解体的无政府状态）。当气候危机导致各国粮食短缺时，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将面临粮食危机，可能出现民众抢劫粮食的情况。得不到粮食的穷人将集体反抗，最终可能导致国家解体，社会陷入野蛮状态。例如，台湾的粮食自给率仅31%，70%的粮食依赖进口。如果气候灾难来临，台湾可能陷入野蛮状态。
4. 去成长共产主义。为了避免上述三种情况，不能依赖国家机器，而要靠公民互助来面对气候危机。这就是“去成长共产主义”。

有些人听到“去成长”，以为是要回到穴居人的生活，吃不到牛排。但实际上，根据经济学家的计算，只要维持20世纪70年代的生活水平，就能实现可持续的生态发展。而无止境的经济增长，根本没有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资本主义始于工业革命，声称要根除贫困，但现在发达国家的穷人变少了吗？大多数人仍然只领着低工资。所以资本主义一直向所有人承诺经济增长带来繁荣，但半个世纪过去了，千禧一代反而更穷。

有人可能会说，我现在工资很低，如果经济停止增长，我的工资不是更少了？是的，如果仍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为了维持利润，企业会将衰退损失转嫁给劳工。这不叫“去成长”，这叫资本主义的经济停滞，就像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所以真正的关键是超越资本主义，追求能让整个社会富裕的增长。

马克思的生态学笔记与历史观的转变

如何才能在放弃增长的同时，让社会富裕起来？这个问题，其实是马克思晚年研究的主题。作者斋藤幸平恰好是一位文献专家，整理了马克思晚年的私人笔记。接下来，我们将揭示马克思从未出版的生态学笔记。

马克思最著名的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认为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是由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认为推动人类历史的火车头是经济生产。马克思曾说，资本主义有助于推动全球现代化，但资本主义是矛盾的：一方面不断创新技术，提高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剥削劳工，支付低工资，使他们无力消费，最终导致生产过剩，引发经济危机。劳工在危机中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最终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劳工就能享受经济增长的果实。所以，为了建立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必须先发展，先让国家富裕，再进行公平分配。

这套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夹带私货”，即“生产力至上”和“进步历史观”。它暗示着，虽然资本主义剥削劳工，破坏环境，但这些都只是暂时的副作用，最终只需要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人类就能享受资本主义带来的技术和财富，这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

问题来了：人类历史为什么要以欧洲为范本？马克思的理论其实非常“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 一种以欧洲文化、历史和价值观为中心，将其视为普遍标准或优越模式的视角）。当英国殖民印度，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时，马克思甚至说：虽然这些事情很糟糕，但如果亚洲不先转向资本主义，就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为了人类历史的进步，亚洲人还是要先牺牲，被欧洲殖民。仿佛欧洲资本主义是最先进的文明，世界其他地方都必须效仿。就像资本主义现代化一样，最终全世界都会一起走向共产主义革命。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都在追求经济增长，因为他们想追赶欧洲资本主义。所以后殖民理论家Edward Said批评马克思是一位彻底的“东方主义者”（Orientalist: 指以西方视角看待东方，并将其视为落后、神秘、异域的他者，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学者或思想家），认为只有欧洲历史是进步的，亚洲国家没有历史可言。

然而，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他接触到了生态科学家的著作。首先是农学家Justus von Liebig提出的“掠夺性农业”（Predatory agriculture: 指为了短期内提高产量而过度消耗土壤肥力，破坏生态平衡，导致农业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作物吸收土壤养分，被农民卖到城市，土壤的无机液态养分流失，却无法循环回农田。但自然界需要时间自我修复，资本主义为了提高生产力，在土壤尚未恢复肥力前继续开发，造成自然循环不可弥补的断裂。这让Liebig预测：资本主义的掠夺性农业可能是欧洲文明崩溃的征兆。

结果，20世纪的欧洲文明并未被摧毁，为什么？因为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有三种转嫁问题的方式：

1. 技术转移：发展新技术来克服资本主义的危机。当欧洲土地贫瘠时，20世纪初德国科学家发明了“哈伯法制氨”（Haber process for ammonia production: 一种通过高温高压将氮气和氢气合成氨的工业方法，是生产化肥的关键技术），利用合成氨生产廉价化肥，用技术来延缓生态灾难。但这实际上只是放大了灾难，氨会导致地下水污染，植物也更容易受到病虫害侵扰，结果需要更多农药，农药化学物质进入土壤造成更大危害。
2. 空间转移：将问题转移到其他国家。19世纪，欧洲人在南美洲发现了一种“鸟粪石”（Guano: 由海鸟粪便长期堆积形成的矿物，富含磷和氮，曾被用作高效肥料），由秘鲁海鸟的粪便制成，可以作为肥料解决欧洲的土壤问题。为了大量引进鸟粪石，欧洲镇压南美原住民，压榨9万名中国劳工去捡粪。为了抢夺鸟粪石，欧洲国家甚至发动了“鸟粪战争”。所以我们以为工业革命只是剥削欧洲劳工，但实际上欧洲能维持土壤肥力，拥有稳定的粮食供应，是通过压榨中国劳工和抢夺南美资源实现的。这种空间转移至今仍在发生。欧美国家推荐的牛油果健康饮食，主要从智利进口，但大规模灌溉牛油果导致智利水资源短缺，土壤贫瘠。干旱发生时，稀缺的水资源也被用来灌溉牛油果，而不是供给智利国民。为了让欧美人民吃到健康的牛油果，智利人自己却可能渴死。
3. 时间转移：资本主义任何剥削和生产造成的碳排放，需要数十年才能对环境产生影响。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破坏环境的负面效应存在时间滞后。这让企业可以利用当下时间开发资源，让后代子孙承担环境问题，这等同于将环境负荷转嫁给未来。

Liebig的掠夺性农业理论改变了马克思的思考。他曾以为只要资本主义先发展，再转向社会主义，公平分配财富。现在马克思发现这是错误的。欧美资本主义的繁荣，都是通过掠夺非西方国家的资源，破坏其生态环境来实现的。这让马克思告别了生产力至上的观念。而西方国家做这些野蛮的事情，还能称之为进步吗？如果所有国家都学习欧美资本主义，去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地球很快就会毁灭。这让马克思进一步批判进步历史观，不再将欧洲资本主义视为人类历史的进步典范。

从古代文明中寻找替代方案：马克公社的启示

那么，替代方案是什么？马克思从对古代文明的研究中找到了答案。德国农学家Karl Fraas研究古代文明衰落的原因，发现古苏美尔、古埃及、古希腊文明都因过度砍伐森林，导致农业不可持续。现在看起来极其干旱的古代文明地区，过去曾是植被茂盛。生产力至上并没有带来文明的繁荣，反而导致了它的灭亡。

但在文明衰落之前，有一小部分人很早就意识到环境问题，离开了文明国家，自己出去创建小社区。例如古罗马的庄园制度，是少数贵族拥有大片土地，剥削奴隶耕种，古罗马最终因过度开发而衰落。但实行永续农业的古日耳曼民族却生存了下来，在农村建立了“马克公社”（Markgenossen / Mark Community: 古代日耳曼民族的一种农村社区组织，其特点是土地公有，定期重新分配使用权，以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这个社区规定土地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允许土地买卖，以防止有人侵占最肥沃的土地。社员会定期抽签更换土地使用权，这样人们就不会任意开发和滥用土地。平等共享土地本身就带来了可持续发展。不像资本主义，地主只需购买一块土地，就可以随意开发囤积，等待土地升值，扩大不平等，破坏环境。

此外，马克公社还规定，社区内生产的产品不允许与外界进行交易。这使得人与自然的物质代谢始终在同一块土地上循环。马克思原本认为古代农村社区是落后和封闭的象征，但现在他终于明白，农村社区其实是刻意不开发土地，刻意不追求经济增长，以防止有人通过与外界交易致富，从而造成社会不平等。所以马克思说，这些平等的农村社区是“无意识的社会主义”，如果论平等，它们实际上比资本主义社会更进步。因此，是欧洲人必须向非西方社会的农村社区学习平等。

这让马克思找到了共产主义的新基础：在资本主义结束后，反而要建立一个类似于古代社会的平等社区。但这并非回到过去过原始生活，而是在更高的文明水平上，效仿人类过去曾拥有的平等精神。一方面吸收资本主义发展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汲取农村社区的“去成长”思维。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的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根本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因为他们仍在追求经济增长，仍在制造不平等。真正的共产主义必须是“去成长共产主义”。

重建公有财产：21世纪的“去成长共产主义”实践

现在我们已清楚地看到，要应对气候危机，必须停止模仿欧美资本主义，开始转向“去成长共产主义”。但具体该如何做？我们必须重建被资本主义夺走的公有财产（Public goods / Commons: 指那些非排他性且非竞争性的物品或资源，如空气、水、公共基础设施等，也指由社区共同管理和使用的资源）。

历史学家Andreas Malm指出，工业革命前，英国原本拥有传统的水力水车，水力发电环保又便宜，因为河流随处可见。相比之下，煤炭其实更贵更稀有。那为什么资本家选择投资煤炭和蒸汽机呢？因为煤炭制造了人为的稀缺性，让能源变得稀缺。如果动力来源是乡村的水车，乡村到处都是河流，水是免费的，那么劳动力就会比能源更稀有、更值钱，这会提高工资，对资本家不利。但如果动力来源改为蒸汽机、煤炭，就能将工人聚集在城市，劳动力变多，而煤炭变少，能源就会变贵，劳动力就会变便宜。这样一来，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就完全颠倒了。所以工业革命实际上是资本家刻意从水力转向化石燃料的结果，这样他们就能垄断能源供应，赚取更多金钱。过去用水力发电根本无需付费，工业革命后，人们需要花钱才能获得能源，所以人们实际上变得更穷了，但这被掩盖了。因为当你用国家发行的货币支付电费时，GDP就会增长。所以只看GDP，你会以为国家变得更富裕了。这就是为什么工业革命后，欧洲国家GDP高速增长，但人民生活水平却没有改善。这被称为“劳德代尔悖论”（Lauderdale Paradox: 指私人财富（GDP）的增加可能伴随着公共财富（如清洁空气、水、公共服务）的减少，从而导致社会整体福利下降）。

同样，今天的美国医疗体系是私人运营，人们生病时必须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所以你生病时实际上变得更穷了，但这些医疗费用却会增加国家的GDP，制造国家富裕的假象。美国坚持不实行全民医保，正是因为资本主义追求经济增长，不能让私有化的医疗成为公有财产。资本主义首先否定并夺走了公共财富，所以现在马克思说，让我们再否定资本主义一次，重建人类曾经拥有的公有财产。这种“否定之否定”（Negation of negation: 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一个概念，指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经过两次否定，达到更高层次的肯定，实现螺旋式上升）就是共产主义。

那么，21世纪我们该如何重建公有财产？首先，我们必须确认哪些是人类生活必需品，例如水电、教育、住房、医疗。没有这些，我们就无法作为人而生存。只有先满足这些基本需求，人才有余力追求自由发展，从事创作，发展文化，交友，恋爱，人类的潜能才能充分实现，人们才会感受到真正的自由。而人类自由，正是共产主义的目标。

那么，我们该如何管理公有财产？当然不能由资本企业管理，也不应该由国家政府运营，否则可能出现技术官僚的暴政。就像核电站，只有少数人懂，但电力显然是每个人都需要。它应该由全体公民集体管理。例如，2019年，哥本哈根决定建造城市果园，允许市民免费认养公共果树。这实际上是复兴了欧洲人500年前曾拥有的公共财富，只是在16世纪圈地运动后被资本家私有化了。

我们也可以将企业转变为公有财产，让工人共享，即劳动合作社（Labor cooperatives: 由工人共同拥有和民主管理的企业）。例如，西班牙知名的蒙德拉贡合作社（Mondragon Cooperative）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劳工要做的不是听从老板的命令，而是共同讨论，共同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这就像将民主带入公司。这种劳动合作社正是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所称的“参与式社会主义”（Participatory socialism: 一种主张通过扩大公民在经济决策中的参与，实现社会公平和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从底层开始建立这种劳动合作社，是实现“去成长共产主义”的关键。

“去成长共产主义”的五项建议

最后，作者提出了转向“去成长共产主义”的五项建议：

1. 生产必须转向使用价值。 商品有两种属性：使用价值（Use value: 商品满足人类某种需求的具体效用）和交换价值（Transaction value: 商品在市场上可以交换到的其他商品的价值）。例如，房子可以用来居住，这是使用价值；它也可以作为投资，提升其交换价值。资本主义只关心最大化商品的交换价值，而不顾使用价值。“去成长共产主义”则是将生产导向社会真正需要的东西。例如，护理工作：护士、幼教、医生和护士的工作，真正贡献社会，又不损害环境。相反，我们应该淘汰许多不必要的“无用之功”（Shit work: 指那些对社会没有实际价值，甚至有害，但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经济运转而存在的冗余工作），例如营销、广告、包装。这些工作不仅浪费资源，还鼓励不必要的消费行为。因为企业知道自己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就只好花更多预算打广告，让人们购买他们不需要的东西。
2. 缩短工时。 资本主义不断改进技术，导致工人失业，被人工智能自动化取代。但失业会造成政治动荡，所以政府会想方设法维持低失业率。那么就必须扩大经济生产规模，让劳工去做人工智能做不到的事情。这导致资源消耗增加。如果要实现“去成长”，就必须缩短工时。
3. 废除劳动分工。 如果工时缩短，但工作仍然是无聊的“无用之功”，人们仍然会感到非人化。马克思认为，劳动应该让人感到自我实现。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废除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r: 将生产过程分解为多个专业化任务，由不同工人完成）。因为劳动分工使劳动变得碎片化，人们只能发展一部分能力。就像城市人在办公室工作，农民在田里工作，知识工作者只用大脑，体力劳动者只能用双手。所以马克思说，在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一个人可以早上打猎，下午捕鱼，晚上阅读批判，而不是被局限于渔夫、猎人、哲学家的分工。
4. 生产过程的民主化可以减缓社会。 为什么资本主义效率高？因为老板只需要思考如何赚更多钱。但如果转变为劳动合作社，效率肯定会变慢，因为我们需要讨论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进行民主沟通。但生产变慢，正是对地球的帮助，因为这样资源消耗的速度也会减缓。所以企业的民主化不仅能停止对劳动的剥削，也能减缓对自然的剥削。

历史的转折点：巴塞罗那的实践与全球南方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去成长共产主义”是什么。过去500年，资本主义不断扩张的帝国式生活模式，掠夺全球南方的自然资源，然后将环境破坏的负担转嫁给这些国家，让发达国家的人民继续做着经济增长的美梦。他们提出绿色新政，大力投资绿色能源产业，却看不见那些被隐形剥削的南方国家。要实现气候正义，我们必须重建被资本主义夺走的公有财富，用民主的劳动合作社取代资本企业，让社会实现真正的繁荣。

当我们把生活中需要的东西变成公有财产时，我们就不必每天工作到死，只为了支付下个月的房租、学贷和生活费。我们将拥有更多自由时间，去开启我们想要的生活。你可能会觉得这听起来太过乌托邦。但哈佛政治学家Erica Chenoweth的研究发现，人类历史上各种变革其实都有一个临界值，只要3.5%的人站出来，社会就会发生巨大的改变。这些并非理论，而是全球各地正在发生的现实。

2020年，巴塞罗那市民发起气候紧急宣言，通过公民自治推动市政改革，集体重建被资本主义夺走的水、电、住房和各种公共财产。如今，已有超过5万人投身劳动合作社，坚持在地生产、在地消费，回馈社区成员。这一行动似乎正在当代社会重建古代乡村的平等社区。巴塞罗那的改革运动与全球南方连接，与全球77个城市串联，彼此分享对抗当地企业的行动策略和生态知识。西方社会开始向全球南方学习。

我们正面临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全球许多城市都在思考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现在正是时候，台湾社会应该共同加入这股改革浪潮，在极端气候让文明屈膝之前，转向“去成长共产主义”，实现全体公民的社会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