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未曾触及的伤痛

我认识这位作者很多年了。但有一件事我们从未面对面谈过，那就是她1989年六四之后被释放，又成为囚犯的经历。这是她写作的核心，也是她生命的核心。但我从未问过。我总觉得那份痛苦太深，朋友之间似乎不便触及。但又觉得不可回避，所以最近也附在台湾做访问学者，借这个机会，我们来把这个故事完成。

八九学潮：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1988年，野夫在海口市公安局的政治处工作。他之所以进入这个体制，是因为1988年有一个巨大的历史政治背景不能遗忘，那就是赵紫阳计划把海南建成中国最大的政治特区（Political Special Economic Zone: 指在经济特区基础上，进一步在政治体制、思想文化等领域进行改革试验的区域）。在野夫年轻时代，他有政治理想。这个理想是什么呢？87年之前，也就是81年到87年，是中国思想最活跃、外来思想最多的时期。他们已经受到了自由民主法治宪政（Freedom, Democracy, Rule of Law, Constitutionalism: 指以保障公民权利、权力制衡、法律至上和宪法为根本的政治理念和制度）这些思想的影响。所以，野夫当时有一个参与和推动这个社会转型、实现这个理想的想法，他承认自己有这样的野心。

1986年，野夫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师从易中天。26岁时，他被分配到海口市公安局政治处，成为局长秘书。1989年5月，海南的学潮发生时，野夫正在省政府领导身后，负责维护现场秩序。海南的上街游行很有趣，大白天谁都不上街，因为太热了，都是吃完晚饭才出来游行，然后熬到天亮。每天晚上发生了几次冲突，就像唱歌、拔河一样去冲撞武警人群，然后就朝着武警那一方，朝着他们这一方扔鞋子。脱鞋也打不伤人，也起不起恨，就是一场陈年游戏。

省政府秘书长出来说：“好，学生们不是要对话吗？请你们选几个代表进来对话。”真到选代表的时候，孩子们毕竟是孩子，面面相觑，互相不知道这进去是不是白虎堂（White Tiger Hall: 中国传统戏曲中常指危险之地或陷阱），出不出的来。那个时候平时喊口号声音大的，不一定愿意出来，人心的复杂可见一斑。最后有两个人说：“拉我去。”另外一个说：“拉我陪你去。”就这么回事。他们代表学生，但代表的也不一样，就是谁胆子大谁去。

这个对话是对什么呢？是比着北京的学生喊：“我们要达到关岛！”省政府秘书长也会说：“当然，这符合我们党的那个，我们党也是说要达到关岛，跟你们没有矛盾了。”学生又说：“要新闻自由！”秘书长会说：“这个我们说了不算，你们说了也不算，国家的发展有个过程。”这种对话，野夫发现学生说了几句话就无话可说。

野夫在观察这一轮一轮每天重复的对话时，他并不是那么乐观。地方上的对话确实官方也代表不了官方，民间也代表不了民间。整个前前后后一个多月时间，每天深夜，野夫这种人把那种变成看热闹，也变成想谈恋爱约会，因为每天晚上他出现的时候，那位女记者也会出现。这就叫革命时期的浪漫。野夫当时没有做会发生后来这个事情的心理准备。他甚至和武汉的一帮学生领袖打了赌：“你们要是失败了，我一定辞职回来救你们。”他是为这个赌，做出了这些事情。

辞职北上：从警察到囚徒的转折

六四当天，北京的巨变传到海南的时候已经是夜里。野夫认为自己在武汉的朋友身处风险当中，他决定北上营救。在凌晨，他骑摩托车出门，与那位女记者告别。海南的黑暗城市，那会儿路灯都熄了。突然在黑暗中看见海南大学的一堆扛着滑枪的学生默默地游行，一句口号不喊。当他骑摩托车打着灯远远看见是学生游行，他还是发出了警告。他把摩托车停在马路中间，那个女记者也下来站着。那一堆学生毕竟是大学生，突然半夜看见一个警察很马力道的摩托车停在街中间，然后站在那守着他们，也不知所措，不知道这个警察想干嘛。他们有一点胆怯，但是依旧还坚定地走着，就默默地。因为深夜了，他们不愿喊口号，不愿扰民，就默默走。走到野夫面前两三遍的时候，他怕正规的一个军令，他没有想到一群孩子真的像幼儿园的孩子一样，哇，全部痛哭流涕。那一刻，野夫和那个女记者也哭了一跳。

野夫连夜写了辞职报告。第二天一早，连同警号和警徽一起放在警帽里。当天局长不在，他请同事代为上交。同事们完全记得他当年搬着大盖帽，里面放着那些东西去辞职的那个很牛逼的样子，也可以用粗话说是傻得很嚣张。比较潇洒，应该说。他写道：“各位领导、同事，我不干了，老子不干了，我辞职了，你们各自保重。”同门之间可能得劝两句吧？一个劝他都不劝，一个劝他怎么没有？就这么大的事。一个同事说他辞职了，他们也都笑嘻嘻的，也不劝，也不辞职。没有一个人说：“晓得你，你怎么这样呢？你目无党纪国法，你怎么这样？”没有一个人。

野夫文章中写过一个细节，他印象很深，就是他说有过一个犯人，他审讯的时候老警察就把他给背铐起来，让他看着。他于心不忍，但是这是他的工作程序上就是这么安排的，他也只能在他许可的范围内给他一点点那么个人性的怜悯。他就说，当他脱下这件衣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可能会变成一个不受保护的人，甚至有可能变成蹲在地上那个人？他前几天讲的林徽因的叔叔林觉民，他们在文革结束前读到《与妻书》。野夫是受这种影响过来的，那种大气凛然，那种他至今记得里面的那些句子。他们认为自己的人格训练是那种训练出来的。

回到武汉之后，野夫不断救人避难，再回海口，想从那里送人到境外。但他租的房子被包围，他被交给海口市公安局关押审查。野夫写了两封长信给局长卢凯森：“我一直非常尊重你，你是文革前代大学生。你共产党历来的各种各样的运动，你是经历了很多场。哪一次运动最后不认定为是错误？你放我一马，我感激你一辈子的恩。”但是野夫也说，如果局长决定要严惩他的话，他这已经构成犯罪了，但没有死刑，他这并不构成死刑。野夫说：“你我终将面对历史。”最后，局长带着他出来，在静谧寺门口抽烟。局长不多说什么，只问：“你接下来想怎么干？”野夫说：“我回老家。”局长又问：“你回老家怎么生活？”野夫说：“少数民族地区在某种意义上都与世隔绝的。”他思索再三。这是野夫听过最动情的一句话。野夫正要走出房间，局长说：“你自己走吧。”野夫就这样离开了海南，没有任何手续。为了避开路上的关卡，他独自骑摩托车回湖北，1500公里。

狱中岁月：背叛、坚守与父爱

在路上，野夫遇到了一群摩托车销售员。当他们在郴州深山告别，一群人喝完酒后，野夫失去了知觉，第二天中午才醒来。他发现自己的包被动过，但什么也没丢。那个人在他们告别时悄悄对野夫说了一句话：“兄弟，我们才知道你原来还是警察。”这话什么意思？他们昨天抄了野夫的包，看到了他的辞职报告复印件，所以没动他。野夫说：“你还真让我们高看。你以后辞职书救了我，要不然就被他们黑了。”如果被黑了，在路上把你埋在山里面，你的摩托车、你的钱都归他们了。那个年代兵荒马乱，没有人破这个案子。野夫的意思是说，这帮人心里头还有这么一个，还有这个正义。

山路颠簸，野夫骑行时摔入泥泞，浑身是伤。途中又逢大雨，伤口被雨水和汗水浸泡，疼痛难忍，身体颤抖。当他终于回到利川老家村口时，姐姐被他满身尘土和血迹的模样吓坏了。他说：“我是石坪。”然后就倒下了。石坪是他的本名。他带着父母在这个孩子家过着安稳的生活。但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野夫。那首歌唱道：“野夫怒剑未出鞘，剑断千骨。”父亲并没有责怪他，而是找人帮他在一家烟厂找了份工作，让他安顿下来。

然后这个时候，这就是叫命。原来的学长、师兄、朋友熊昭正找到野夫。熊昭正是在六四时，在主委宣布退党的那封公开信上附署了他的名字，是被登报刊出的。野夫就把他视为原来就是同学又是好朋友又是师兄，现在大家更视为是革命同志。熊昭正又比野夫大那么多，他来找到野夫，说：“我们不能就此消沉，我们来干一份地下民运报纸。”这种情况下，逃亡回去经历过生死大劫，一般人就从此安安定定过日子了。野夫完全没想到，他怎么想的？就是不服嘛。他得考量一下嘛，因为他身边很多人都已经进去了嘛。野夫说：“不是算计权衡的结果，很多事情不是算计权衡我要这么做才这么做。”就是匹夫自用（Pifu Ziyong: 指普通人仅凭一己之勇，不顾后果地行动）。

27岁的野夫决定办报启蒙大众。熊昭正说，他和海外的民运组织有关系，可以提供帮助。不久之后，野夫有一位多年的朋友阿西说手中有一份秘密的文件，想捐给海外的民运组织。熊昭正要野夫拿着文件去广州和海外组织来人交接，靠联络的暗号来确认。当时熊昭正安排这些事的时候，野夫有过怀疑。野夫其实对他很警觉，因为他一开始是让野夫单独送去，野夫拒绝了。然后第二次急急忙忙地来找野夫说：“我们必须三天之内送到，人家已经在那里等了四天了。我陪你去，你赶紧派兄弟去拿来。”这件事情其实跟野夫最初要办报纸作家的初衷是不一样的。熊昭正的理论是：第一，这是民运要的，相对上级领导要的；第二，他们投资做媒体的，做报纸的地下印刷所的第一笔钱人家也带来了，是来拿这个的。他扮演了一个组织代言人的角色。结果到了广州住进了那家饭店，没有见到民运的人，就熊昭正出面跟野夫吃了一顿饭，私下跟野夫说他们决定不见野夫，为了安全。野夫说，他在广州把文件交给熊昭正之后，熊昭正自称文件已经转交给海外组织，并且给了野夫组织提供的路费。

回到武汉之后不久，野夫即被逮捕，审讯直接执行文件。野夫此时不知道熊昭正和阿西的下落，所以一个月中，他一直拒绝交代。野夫说：“我非常清楚我必将开口，天下没有秘密。我只是因为不愿提前开口，是因为我提前开口的话，无非是所谓坦白从宽少判我一年，草判我一年两年，对我来说不重要。那什么对你重要？但是我要是发现我先说了，我才二十几岁，我还有漫长的余生，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我永远无法抬起头来看人。我们都是男人，我希望你们作为男人要理解我的这一点。”野夫说，警察是很尊重这种人的，就是你不想出卖别人。警察系统内部其实也是瞧不起那些犯人，一进去两耳光一打，什么都招了，那种“非常屈辱”。野夫说，警察没有办法，只好给他看了熊昭正和阿西的口供关键部分。在确认朋友已经招供后，野夫才开口。

被关押了一年多，当案件开庭时，野夫说他大吃一惊，因为检方举证，没有海外民运组织来人，文件也没有送出去，只是存放在广州某个人的家中，并且在庭审的现场公开出示。而他的起诉书上，只有他和阿西的名字。野夫一看，血流直冒，竟然没有熊昭正，连一个字都没有。那怎么可能呢？这个文件是交给了谁？谁传传去的？谁让野夫去要拿的这个文件？文件又不是野夫偷的，又不是他拿的。那这些情节是怎么表述的？某人。开庭的时候，熊昭正在场吗？完全没有，不管他是被指证的嫌疑人，还是说他是证人，都没有。野夫就提出这个问题：“如果让我去拿的人，我交给他的人，我的罪除了何而能？”检察官怎么回答？语焉不详。

在二审结束之后，书记员把整本的卷宗给了野夫，要他看国籍的笔录之后签字。当时所有人在外面抽烟，野夫迅速翻找材料，找到了一份法庭庭长询问公安局办案人员的笔录。这个庭长说：“对，办曾某在庭上质疑为什么起诉书里面没有熊昭正，我们对此也有疑问。”在这一页上面的最后一段，就是这个国保处长回答说：“因为熊昭正是我们的……”只写到这儿。野夫正要翻看后面，就是明显看得出来是珍宝在解释熊昭正说“我们的什么什么”的。真到这儿的时候，野夫正要翻页看后面的，被那个书记员发现了，一下冲过来，脸色都变了，把那个档案一按，就说：“你怎么能随便看？”

所以以野夫的经验和对他们的了解，他判断那个“他是我们的”后面是什么话？行政那边叫“现任”，政保这边叫特勤（Special Agent/Confidential Informant: 指秘密为政府或情报机构工作，提供情报或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这个是你只要理解了殷若诚、黄苗子、冯亦代，连这么位高影响的大修养、提好的知识认识，他们另一边扮演的是这一类的角色。冯亦代在晚年日记中提到自己应上级要求长期报告密友如张伯驹的思想和活动。2008年，剧作家殷若诚在他的英文自传《Voices Carry》中谈到了他收集美国朋友和“李可夫妇”间谍活动的证据。这对夫妇在1951年入狱4年。1991年，野夫因泄露国家机密罪入狱6年。

但他仍然心中满怀希望，希望熊昭正能够来主动探监，向他解释一切。有一天，指导员说：“我看了你的档案，你的这位朋友现在是著名企业家，高尔夫球俱乐部的老总。我带你去找他，推销一下监狱的工艺品。”就这样，一位警察带着一位囚徒，去见到了这位企业家的秘书。秘书拨通了熊昭正的电话说：“熊昭正，这儿有一个你的同学要找你。”野夫说：“我是昭正，我是野夫。”哇呀，一下他那个语气，一下就感觉到他颤抖。野夫心想：“我的行情呢？我怎么会出来跑到他办公室来找到他办公室来呢？”熊昭正说：“哎呀，野夫，你怎么出来了？我恰好又不在外面出差。你有什么事吗？”他非常紧张。野夫说：“你别紧张，我是在中队，我们开发了一点工艺品。指导员让我们带他出来，帮朋友买些东西。我顺便过来，听说你现在生意做得很大。”野夫毫不犹豫地说了这些，也告诉了他今天的目的。熊昭正什么反应？他说：“哦，这个，来，你把电话给那个秘书。我让他，你带了多少件呢？”野夫说：“十件，全部留下来。”但野夫当时并没有用这次通话的机会去直接问他那个问题。野夫说，这个时候，他没见着他，看不着他的眼睛，问这个有什么意思？

野夫说，回到监狱后，他以为熊昭正会知道他的下落后来看他。从那时起，他开始漫长的等待。他等了四年，直到父亲去世。父亲在野夫坐牢期间去世了。父亲当时得了癌症，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转院、手术。人的器官一点一点地切，当年的手术都是要开肠破肚，脖子微唱一个那么大的岁数的老人，那种痛苦。母亲要在医院不断地陪，没有钱。说定两个肠，只能打第一步，再铺一张鞋子在地上陪。是为了等野夫活着吗？就是要坚定地想要活到野夫出来的时候，野夫是她唯一的儿子。野夫看姐姐给他写过一封信，说他爸从手术台下来的时候，他们家三个女人扶都扶不动他，就是因为野夫不在。野夫会有自责吗？这是非常大的自责。他在父母面前的自责，都是造成他一生恨的原因。野夫父亲到最后，他每次探监，父亲一生死不哭的人，是那种铁血汉子，就是在那个铁门边卖出那个铁门的时候，回过头来又扶着铁门，看着儿子哭。父亲都拉着野夫的手，抖着那种，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是那种抽泣的泪如雨下。当夜里囚徒都睡着的时候，值班的野夫在炉火边写字。他的写作是在这本《服刑人员学习记录本》上开始的。

他写到了人生的惨然，说无论是作为一个警察或是囚徒，他只能要求自己对一切触目惊心的行为熟视无睹。那个监区中关押了大量的暴力罪犯，老犯对新犯不便残酷。野夫负责扫地的时候，一位睡在账铺的老犯辱骂他。野夫心想，只要他敢再骂一句，他就一定要下手。所谓下手就是他站着的，老犯躺着的，他可以直接把他从上铺揪起来，直接摔到地上去，那一招就足以让他起不来的了。果然，野夫干他的时候，那个李胖子在他的下铺，李胖子就看着野夫，野夫又没发声，看着野夫。听到上面把被子把头一盖，扯上不说话了。李胖子知道野夫把他拉住了。所以李胖子这样子就说武汉话：“这些人国家都干的利益利益还像他。”自言自语。野夫话里头就说明大家对这个政治犯也有一份尊敬，对一份尊重。刑事犯对政治犯普遍来说是有尊重的。他哪怕不了解你干什么政治，但是他们认为政治犯是比他们有德行的人。

就是他把你叫到那个小屋之后，但是你父亲好像是病危吧，你心情不太好。他想安慰你，叫进去之后地上放着一个叫什么电烙铁，翻过来就是烙铁，翻过来拿来再做一锅老鼠。吃完了他在自言自语说：“哎呀，最近那个米仓里面拔进来几个老鼠被我逮住了。”你才知道他骂的，你以为是他偷来的。野夫觉得他还是领他这份情，太领了。这些人他没有多的表达感情的方式，他也就这点表达感情的方式。

师友关怀：困境中的温暖

在野夫父亲去世那年的冬天，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亲自带着几位博士生来探望他。这位校长在八九风波中，像江平校长一样，劝学生上学，也呼吁与高层学生对话。之后，他拒绝监控学生。当天不是监狱的探视日，但是监狱的大队长尊敬刘校长，破例把这次会见安排在自己的办公室。野夫在外面喊报告，大队长就喊：“哎，赶紧进来，赶紧进来，你看谁来看你了！”野夫进去看，是老校长来了。那时候野夫完全没想到。野夫当时什么反应？当年他们作家班在武大口语上称之为“黄埔系”，他们是老校长的黄埔系。但是现在以一个阶下囚的身份，反而老校长跑到一个监狱来看望他。野夫还挂着胸牌，他没有羞愧，但是有多少一点觉得这个词怎么说？尴尬或者窘迫。

刘校长对野夫是什么态度？就是：“你不用担心出来过后无路可走，武大还有这么多同学，这么多校友会，大家都会帮助你，都会关照你。”这是校长给野夫的一个鼓励，也算一个定心丸。本来说他1988年就被撤掉职务了嘛，所以他那个处境也是很艰难。他这种情况下还要来看野夫。野夫说：“这可能就像父母生了一堆儿女，可能有一个儿女天生残疾，过得没有其他的孩子好，父母就要多一份，很难。我可能就是那个。在武大的校长的门市里面，我就是那个天生差的。”临走之前，刘校长和野夫拍了这张合影。日后，包括校长在内，武汉大学的师友捐赠了上千册书，使武昌这所监狱成立了第一个图书室。这也成为野夫日后能够减刑的因素之一。

野夫在监狱中度过了三十岁，孑然一身。那位海南的女记者曾经来看过他，两人隔着铁丝网，无言对望。野夫拍一拍自己的光头，让对方走吧。另一位陌生女孩曾经写信给他，说：“我是可以等待的。”他写了一整本诗集给这个女孩。但他的老师易中天把这本诗集复印了，留给女孩一份，给野夫一份。探监的时候，他劝野夫放弃这段恋爱。易中天说：“不建议你在此刻跟他恋了。”这是为什么？因为那时野夫还有四年多的刑期，所以还有那么漫长的刑期。现在他们两个年龄差不多30来岁了，那个女孩也30来岁了。野夫还有四五年才出来。你让人家是等你还是不等你？你让人家等你的话，且不说这个青春期要等过30岁最好的黄金时代是痛苦的一件事情，且不说这个。但你出来过后是不是必须娶她？他把你心上背着这个，你必须娶她，你不娶她，你欠的人情就太大了。好，你娶她的话，你们两个毫无生活中的接触，全部来自于一场梦幻般的这种通信。就是你们如果出来过后你结了婚，两个人生活上根本都过不下去的话，你是你还是不你？野夫当时听了觉得说得有道理。易中天说：“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十二月党人（Decembrists: 指1825年在俄国发动起义，要求废除农奴制和君主专制的贵族革命者）的妻子不是那么好当的。西伯利亚的生活是具体的，是具体的。尤其是还没有那么深的了解，突然你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形销骨瘦的、落魄的，甚至张口结舌的男子，和他的美妙通信是两码事。”野夫写了一封长信给对方，说他们分手了。

很多年之后，这本诗集的原版叫做《门后的守望者》。他在诗中写道：“有一个瞬间，他站在楼顶，看见一个女人站在一堵墙的小院子里。她几乎花了一整个下午洗头发。年轻的丈夫不断用杯子往她头上浇水，仿佛在浇灌一朵珍贵的花。孩子在两棵树之间系了一根金树，独自跳着。”那是野夫曾经渴望却从未得到的生活。33岁时，野夫第一次回到家。他的父亲已去世半年。母亲带着一台单开门的旧冰箱来武汉跟他一起住，那是她唯一的财产。

出狱之后：母亲的离去与绝望

为什么野夫不是刚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就去找熊昭正去质问？92年到95年，在中国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95年出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野夫突然不认识的东西。他文章里说那时候他连过马路都慌。还有就是所有的朋友给他打招呼叫他名字，有朋友来，大家说话，他在叫他一声野夫，他会自然地马上站起来打，打这个习惯被朋友们，那帮老哥们笑了一两年才笑掉。这是在监狱里四年多养成的习惯。那些年的焦虑和不安已经深入骨髓。

父亲去世后，他每天都要出去找生活。母亲坐在房间里等着，脱下她的毛衣，洗毛线，一针一针地给儿子织毛裤。每天当他回家时，母亲都会问：“你有没有钱赚？”他说：“没那么快。”母亲陪了他十天。之后，她留下了一份遗嘱和一把钥匙。他68岁的母亲知道自己病了，她在信中说：“请原谅我，我去了长江。”野夫后来文章里面谈到熊昭正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他一遍遍问过自己，我能不能原谅？然后他说他想到尸骨未存的母亲的时候，他觉得不能。确实，如果没有这场牢狱，如果没有他出来过后的那种走投无路，他母亲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就是说：“哎呀，我走了，请你远走高飞吧。”他母亲不会那么缺眼，因为毕竟好不容易把他等回来，她应该多陪陪他的。

野夫在一个采访里说，他最绝望的时候是在那个船上找他妈妈的遗体的时候，那是最惨的。没钱租一条船，每天一百块钱人家陪着他在那个长江上找。而且每一个浮尸都要凑进去。他每看见一个浮尸都会让他靠近靠近靠近，他都近看是不是。这些人还有很多在沙滩上腐烂的尸体。找不到，找了十多天，花了一千多块钱，再花就自己吃饭钱都没有。那种绝望，就是你连寻找母亲遗体的钱都凑不齐，注定要面对再也无法找回至亲的现实。野夫告诉我，当他绝望的时候，他曾一度把脚伸进江里，但他没有跳下去，因为他还有事情要做。他想去见熊昭正，问清楚。不是为了寻求报复，而是为了在他们陷入更深的怨恨之前，给自己一个机会。

直面告密者：一次未果的对峙

他查到了熊昭正在省长办公室，看见他从凯迪拉克车里下来，走进大堂。野夫打电话给熊昭正。野夫说：“我现在很清楚了。我们应该见面谈谈。”熊昭正问：“我在外面忙，我在外面出差。”野夫说：“别说那么多，我刚看见你进办公室。”熊昭正在电话里面就是张口结舌说：“那这样这样，我正在会几个重要的商务客人正在谈事，我让秘书带你进来我们小坐一下好不好？”然后他坐在大板台里面，很大的大板台。野夫对着大板台坐着，秘书站大板台的这一头，保镖站那一头。他们就这样对着坐着，然后他就充满了各种尴尬的表情，然后说：“哎呀，野夫，你受苦了。”野夫说：“还好。”

熊昭正让他去找他。从他的办公室到外面办公室，门是开着的，外面坐着几个人。他指着外面的男人跟野夫低声说：“你回头看，后面那些人都是警方的一方面，表面上是说我也是被他们监控的，他们一直跟着我的。另一方面就是威胁我，你不要乱来。”野夫脸一下就红了。熊昭正说：“后来我不是跟你说我们还要再去一次了吗？结果我正要去，正要和你一起去，我就被他们把我拦截了。”他还想圆谎。野夫说：“道德！你我都是当时，这才过去五年，你可能记不清我，可是我每天都在记，每天都在回忆。这一次，你是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熊昭正说：“这样这样，你看今天人又多嘴杂，我们以后再约。”就指着秘书和他的保镖说：“你看，这是我同学，他要吃饭没有？你带他出去吃个饭。”野夫说：“我吃过了。”吃饭就没有，他就是送客的意思，野夫也就起身了。野夫当时心里什么感受？从他那个里面出来，坦率说，他真是有杀他之心的。但是没太大的意思。既然他们两个都是文人，都是写作者，甚至都认为自己是文字的高手，那他们就过招吧。

笔墨为剑：历史的审判与个人代价

1995年冬天，野夫为母亲弃了一个医棺冢，与父亲合葬之后，他北上。易中天为了帮他立足，把自己的书稿交给野夫出版。但他没有经验，书砸在了手里。易中天又把第二本书授权给他，成了畅销书。十年之后，野夫才开始发表自己的作品。他写了《父亲家族历史》的《地主之伤》。而《江上的母亲》这本书，获得了2010台北国际书展“非小说类大奖”。野夫最后写完这本书，把这个墓修好之后，他在父亲坟前跟他说什么了吗？他带到父母坟前，跪下来一夜一夜地守，一边守一边哭。他说：“爸爸妈妈，你们生养我一场，我没有回报到你们，就是在你们最苦难的时候，我是完全没尽到孝。最后有请母亲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这是我的罪过。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我把这一切都写出来，我让这个世界知道你们曾经来过。”

2009年4月30日，野夫决定写下他和熊昭正的往事。在这篇文章《是非恩仇20年》中，他说：“我等了十几年，等到熊昭正成了茅盾文学奖得主，等到他成了湖北省作协副主席，等到他成了全国政协代表。”此时，他不再等了。在文章的结尾他说，希望熊昭正能够起诉他诽谤，使他俩人有机会能够对簿公堂。野夫文章里写过一句话，他说：“我是那个受了审判的人，现在该是你受这个审判的时候。”对，答应。它也是一个很自负之许。那他们就面对这场大历史，虽然现在就像赌牌一样，现在熊昭正的胜算比野夫大无数倍，他现在还是享受着党国的俘虏。野夫说：“民力战竞，我依旧还敢跟你搏。在这场大力士的关键，我们两个写作者，我们各自用自己的文，看谁最终定上辞入主。”

这篇文章公开刊出之后，野夫接到了熊昭正的电话。野夫说：“当时刘校长和同学那边道歉。”熊昭正说：“没问题。”野夫说：“后一句，我要说出为什么你要把我这么好的朋友弄进去。”熊昭正这个也不，这个原谅，这个不能说。他说：“现在不能说，等我黄土埋脖子的时候再说，就是我要死的时候再说。”野夫说，要知道这几个人都有这种心态。殷若诚是要死的时候在海外用英语出版了一本他的回忆录，是用英语出的，然后在那个里面说自己过去害过人，当过这种特务。这是因为人要死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所谓的冯亦代是在要死的时候写好了他的《毁于日记》，委托他以前领导过的三联出版社、三联书店说：“我死后你们出版。”张一和在电话里面痛哭的原因是他永远无法理解冯叔叔是他小时候的偶像，年轻漂亮风流倜傥，天天来他们家，是在恶化年代到他们家来混饭吃。张一和问：“你为什么对我爸爸那样？背后就去揭发。”所以他这个眼泪里面除了愤怒之外，是包了一份伤心在里头，是巨大的伤心在里头。

野夫问：“老子那么对你，你对熊昭正也有这样情感吧？”野夫说：“当年你想我，他也没少对我好。我那时候在武汉的时候，他也经常喊我到他家去喝酒，他家他太太孩子我都熟的。”那又不是。他还出版了一本《究体诗集》，里面有两首赠送给野夫的，他还收进去了的。在野夫坐牢之后吗？在野夫坐牢之后啊。他的诗集还是别人发给野夫看的，里面那个还夸野夫，评价野夫评得可高了。说什么其中有一句说野夫“白眼清钱不受风”。野夫是那种白眼清澈不受风的人，在古代里面说野夫是很高洁的。那说明第一他认为野夫有风骨，第二他认为这种风骨值得欣赏。是这意思吧？对呀，他不是不懂这些明杰风骨，他都懂。他不是普通的知识，他比中国的很多作家在传统文化、传统这些上面的修养就知道不是说他没修到自己身上，但他知道的远比很多作家多得多。

2009年5月11日，熊昭正曾经对《亚洲周刊》就此事公开回应。他说：“现在说这段历史还不到时候，现在不说不是没有什么可说。过一段日子，我会选择一个恰当的时间谈这件事。”15年过去了。野夫搜索新闻的结果，是熊昭正还没有谈这件事。关于他的最新新闻，是他的话剧《张居正》正在北京人艺首演。熊昭正对媒体说，自己写到一个细节的时候流泪了。他说，张居正为了实现自己的改革抱负，拯救百姓社稷，只有一条路，就是攀上权力的顶峰。按照他的文人性格，肯定喜欢处江湖之远，散淡过活。但江湖虽好，救不了百姓，官场虽险，却可以拯救社稷。他为了实现复国救民的理想，真话不敢说，说假话不脸红。古代知识分子的“权力之路”大抵如此，都会扭曲自己的人格和人性。最终，他客观评价了自己推行的万历新政：“不是我选择了历史，而是历史选择了我。”熊昭正说，他在写剧本的时候写到这一段，就流泪了。

不悔的选择：坚守的意义

有一批人，就包括熊昭正自己为自己解释说：“我可能有很多苦衷或者无奈，所以到这个时候，你就不要针对我个人了，咱们就宽恕或者和解，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很多人这么说。野夫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如果所有为恶者，都能够如此轻松华丽地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佛，所有干过脏活的人自己对自己先一笑就了之了，让整个世界都应该释怀了，你们要怪就怪党国，怪生出了时代。那这个民族就无救。为恶者不付出代价，接下来历代的人还会继续为恶，因为没有代价。但野夫担不担心自己会是那个付出代价的人？野夫说：“我也不可能因为有危险有什么而就一言不发，从此惹不起我，我惹不起你了。你赢了我永远，我认输了，你把我打服了。”野夫可能不是那种人。

《亚洲周刊》曾经引用过熊昭正在电话中对野夫所说的内容。他说：“94年我就皈依佛门，有了很多产物。你不要以为现在的人们还像你一样关心社会，他们早就遗忘了这些，一切都没有意义。我们都是受害者，一个受害者，何必要伤害另外一个受害者呢？”他好像是说：“你今天还有这么有激情，何必呢？就这个时代早就已经把这些事给忘了。”野夫回应：“你们该忘的忘，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像我这样不忘的人。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要有一些像我们的。”

如果要从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 一种伦理学理论，认为道德行为的最终目的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角度来看的话，30多年，他们两个人的命运，那他活得比野夫好多了。野夫会有不平吗？也许在他们那个价值系统里面认为每个书记都喜欢他，他多么的利弊。但是要知道在野夫这个广大的民间江湖的价值系统里面，他那个简直太让人鄙视的一种生活。野夫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去抱一本李秀笃在那里摆拍一个照片传知天下，然后跟李秀笃握了个手，回到湖北还要来传递总书记的温度。你是有文化的人，你不觉得寒碜吗？”

在野夫个人来讲，会不会代价太大了？这35年野夫不后悔。野夫也觉得，另一方面是他觉得他这辈子活得也还挺精彩的。他走过的路也远比他们多，他见过的人也远比他们多，他敢做的为非作歹也比他们多。就是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人他们那么小心翼翼的，甚至是贼眉鼠眼的过了一辈子，野夫特瞧不起。野夫最后说：“能不能让我再看看你窗外？我刚好看你路过的时候有一片绿野好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