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凡達》：西方文明與非西方社會的對比

今天我們將深入解析電影**《阿凡達》（Avatar）第一集。《阿凡達》的故事講述了2154年，人類發現潘多拉星球，為了開發當地的稀有礦藏，人類化身為納美人**（Na’vi: 潘多拉星球的原住民）偵查當地原住民社會。男主角傑克·薩利（Jake Sully）代替哥哥，開始受訓加入潘多拉計劃。電影中有一段對話，描述了潘多拉星球的危險：「在那道護欄後面，任何活的東西，不論天上飛的地上爬的，都想把你生吞活剝地吃了。這裡有一群叫納美人的原住民族，他們喜歡在弓箭上塗上神經毒素，讓你的心跳在一分鐘內停止。」

在電影一開始，我們就看到了一組西方文明與非西方社會的對比。納美人被描繪成凶惡的民族，相比之下，西方人則是幫助原住民「文明化」的勢力。長官塞爾弗里奇（Selfridge）說：「我們給他們醫療、教育、道路！但是沒用，他們只愛玩泥巴。」在這裡，長官塞爾弗里奇使用了跟美國布希政府入侵阿富汗時一樣的修辭：「被壓迫的阿富汗人民將知道美國和我們盟友有多慷慨。在我們打擊軍事目標的同時，我們也將投放食物、藥物和物資，幫助阿富汗飢寒交迫的男女老少。」這套美國常用的文明論述被套用在潘多拉計劃裡，讓男主角傑克在進到當地時，認為處處都是敵人。

萬物有靈論與自然共生

但隨著劇情發展，我們卻看到完全相反的情況。納美人不但沒有殺害男主角傑克，反而是傑克在夜裡驚擾了毒狼，讓女主角涅提麗（Neytiri）為了拯救傑克而不得不射殺動物。傑克對涅提麗說：「我只是想謝謝你幫我殺掉那些野獸。」涅提麗則回答：「殺戮不需要道謝。這是很可悲的。這是你的錯，他們本來不必受死的。」這場相遇凸顯了兩種對自然不同的態度：一邊是認可殺身自保的文明人，一邊是信仰萬物有靈論（Animism: 相信自然界萬物皆有靈魂的信仰）的納美人。他們相信自然界裡的萬物都擁有靈魂，共享了大地之母伊娃（Eywa: 納美人信仰的大地之母，潘多拉星球的生態連接系統）的靈力。萬物死後的靈魂會回到大地之母那裡，這個伊娃體現在他們的聖樹裡，讓納美人可以透過某種連結跟祖先溝通。正是這種信仰，讓納美人不願意遷離家園樹。

在亞馬遜雨林的華奧拉尼人（Huaorani: 亞馬遜雨林的原住民族）就有一個相似的起源神話。華奧拉尼人認為在創世之初，所有生命，不管人或動物，都居住在一棵巨樹上。當時人類跟動物還沒有任何分別，直到有一群外來的惡魔出現，想要殺害他們。所以創世的英雄們讓巨樹倒下，這棵巨樹就變成了今天的亞馬遜雨林，讓華奧拉尼人可以逃到叢林裡避難。因為叢林裡的桃椰子樹提供庇護跟豐盛的自然資源，讓他們不需要農耕、種植、馴化動物。所以他們跟雨林的神靈建立了共生關係，這種萬物有靈論保育了亞馬遜雨林。這也是為什麼原住民社會跟自然資源總是同時被人發現，因為有原住民堅持永續的生活，那些土地才能一直保存到現在，直到外來人入侵後，自然資源才開始受到破壞。

亞當墮落前的世界與視角轉換

在電影裡，納美人跟動物可以透過一種特殊的連結方式溝通，而不需要訴諸語言。涅提麗教導傑克：「你可以告訴她要做什麼……用心告訴她。」這種能力曾出現在神學家奧古斯丁所說的「亞當墮落前的世界」（Prelapsarian world: 神學概念，指人類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原始狀態）。人跟動物曾經活在一種非奴役的關係中，人可以直接用理性跟動物溝通。潘多拉星球象徵的正是這個人類墮落之前的世界，人跟動物透過特殊的連結溝通，而不是上對下的宰制關係，就像亞馬遜雨林的華奧拉尼人拒絕馴化動物一樣。而教導傑克進入到這個伊甸園的人，就是同樣名為奧古斯丁的科學家格蕾絲·奧古斯丁（Grace Augustine）。她對傑克說：「你要注意聽她所說的，用她的眼睛去看。」

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Edward B. Tylor: 19世紀英國人類學家，萬物有靈論的早期研究者）提出了最早的解釋：原住民在夢裡見到死去的親人，認為夢顯現出親人所在的靈界，而在夢裡也可以同時看到動、植物、礦物，所以它們一定也有各自的靈魂。這套理論讓19世紀的歐洲人可以合理化殖民，認為萬物有靈論不過是迷信，把夢境誤認為是現實。這種夢境與現實的區分在**《阿凡達》**裡再次出現。主角傑克在閉眼入睡後，進到如同夢境的萬物有靈論世界。隨著跟當地人相處越來越久，夢裡的萬物有靈論世界讓他產生共鳴，也讓他逐漸分不清到底哪個才是現實。傑克說：「一切都顛倒過來了，彷彿那裡才是真實的世界，這裡反倒像是一場夢。」原本為殖民者服務的傑克，不再試圖改變原住民的思維，反而是被原住民的思維所改變。直到採礦企業摧毀家園樹之後，傑克才被迫從潘多拉星球的美夢醒來，面對經濟殖民的現實：「殘酷的是，你終究得醒來回到現實。」

在電影**《與狼共舞》（Dances with Wolves）裡，男主角同樣是在進入北美原住民社會後，意外發現他們並不是好戰的印第安人，而是活在平等溝通的民主社會裡；反而是回到白人社會後被不人道地對待，最後決定與原住民一起反抗白人殖民者。在影集《白蓮花大飯店》（The White Lotus）裡，生活在有錢人世界的富二代小孩，也是在意外接觸到夏威夷原住民後，發現與海洋接觸的泛舟生活比每天打電動的生活更真實，回到白人世界後反而感到格格不入。在這些例子裡，我們都看到文明人意外進到了「野蠻」的原住民世界，最後卻發現那個世界更真實，原以為的文明社會反而才是真正的野蠻。這種轉換視角的經驗，其實曾大量發生在美國18世紀殖民擴張時期。歷史學家科林·卡洛威**（Colin Calloway: 美國歷史學家，專長美國原住民史）發現，殖民時期被美洲原住民打輸的白人戰俘，會被抓到原住民部落裡當奴隸。結果竟然發現原住民社會裡沒有強迫勞動、還主張性別平等，反而在工業城市裡的歐洲人被迫要為資本主義當血汗勞工。在原住民社會裡當戰俘比在歐洲城市裡當勞工還要幸福。所以美國的開國元勳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美國開國元勳，發明家、政治家）說：「任何嚐過野人生活滋味的歐洲人，都無法再忍受活在我們的社會裡。」正是嚐過潘多拉星球的生活後，傑克跟格蕾絲成為了反對文明社會的先鋒。格蕾絲說：「這個星球的富足不在地下，而就在我們周圍。納美人很清楚這點，而且會誓死捍衛他們的家園。如果你想跟他們一起共享這個世界，你就要去了解他們。」

底層發聲的困境與視覺中心主義的批判

傑克跟格蕾絲的反對聲音凸顯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原住民不能自己發聲？為什麼一定要有白人救世主來拯救他們？彷彿沒有西方見證者的話語，或是西方科學的話語，原住民的聲音就永遠不會被聽見。文學理論家蓋亞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 印度裔文學理論家，提出“底層能否發聲”的著名論題）就指出，知識精英在創造社會底層的知識時，表面上看似是要為底層人民發聲，例如塞爾弗里奇問傑克：「你的納美語學得如何？」但事實上反映了底層人民無法自己發聲的困境，必須透過知識精英的翻譯才能夠被聽見。但是在翻譯的過程中，底層人民又再次被邊緣化。例如要理解台灣原住民的歷史，只能閱讀荷蘭文、中文、日文，因為原住民自己沒有文字，無法在知識辯論中為自己發聲。但是一旦把原住民的聲音轉譯成他者的語言，原住民自己獨特的聲音就消失了，只剩下知識精英在發言，例如電影**《賽德克·巴萊》中提出的疑問：「我們到底該是日本天皇的子民？還是賽德克祖靈的子孫？」這也是為什麼詹姆斯·卡梅隆刻意請語言學家保羅·弗羅默**（Paul Frommer: 語言學教授，為《阿凡達》創造納美語）為納美人發明一種語言。透過這種語言學設定，凸顯了被殖民者的困境。如果沒有殖民者語言的中介，原住民就形同「失語」一樣，無法被認識、理解，必須透過傑克與格蕾絲當做「翻譯」人員，告訴西方殖民者納美人為何不遷居。但諷刺的是，即便有西方科學家解釋家園樹的重要性，資本家依然堅持要開採當地的礦藏。殖民者無法「看見」家庭樹對當地人的意義。

這就讓我們轉向了電影裡的視覺隱喻。涅提麗說：「人類永遠都學不會，也無法用心去看。」傑克問：「那就教我如何用心去看。」涅提麗回答：「那是教不來的。」為什麼說人類沒辦法看見？在電影裡我們看到的不是人類看不見，反而是視覺的過剩。科學團隊一直把「看見」當成是真理的標準，要用科學儀器掃描，看到森林的電子訊號；要用影像日誌記錄每天的新發現。傑克說：「我們要習慣紀錄下一切事情，任何我們看到的、感覺到的。這都是科學研究的一環。好的觀察造就好的科學研究。」歷史學家馬丁·傑伊（Martin Jay: 美國歷史學家，研究視覺文化與批判理論）就認為，西方文明罹患了一種視覺中心主義（Ocularcentrism: 認為視覺是獲取真理和知識最可靠方式的哲學觀念），認為每個人都能看見的東西才是客觀的真理。柏拉圖（Plato: 古希臘哲學家，其思想強調視覺在認識真理中的作用）認為，真理是人可以「看到」萬物的本質，而非模仿萬物的不真實影像。勒內·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法國哲學家、數學家，現代哲學之父，強調理性與客觀性）發現人的感官知覺會騙人，渴望構想一個完全客觀的視覺系統，所以發明瞭XY軸坐標系。正是從笛卡兒的年代開始，歐洲人發明了望遠鏡，讓解析度不夠的人眼可以更客觀地看見。直到今天，科學家都在開發更高階的望遠鏡、透視鏡，認為這樣就可以窺探人類跟宇宙的真相。

現代人的盲目與生態浩劫的預警

但是這種視覺中心主義也帶來了反效果，讓人誤以為只要肉眼看得見就是真理。所以出現了監視器記錄的日誌，科學家看到森林就只想採集樣本，把生物變成可測量的對象。格蕾絲說：「我要採集一些樣本。」殖民資本家一看到礦藏資源就急著開發，驅離當地人。塞爾弗里奇說：「看看四周！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但我看到一堆樹，他們可以搬走！」過度仰賴視覺，結果反而體會不到對當地人來說重要的東西：伊娃體現在萬物之中的生態系統。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格蕾絲無法成功轉移到阿凡達的身體上，不只是因為她受傷太重，而是她的科學偏見讓她看不到萬物有靈論的世界。她說：「我是科學家，記得嗎？我不相信童話故事。」她真正的缺口是她摘不掉的科學濾鏡。直到死前的最後一刻，她才真正「看見」伊娃的存在：「我感覺到伊娃了……她真的存在。」相比之下，沒有科學實證主義偏見的傑克，可以學著透過納美人的眼睛去看。傑克說：「一個自滿的茶杯是裝不下新東西的。我一點都不自滿，相信我。你可以去問奧古斯丁博士，我不是科學家。」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傑克的人設是一個殘障的海軍，因為他才剛學會怎麼使用身體，就像一個小孩一樣，以學習者的身份來到潘多拉星球，反而不會被視覺中心主義束縛，而更重視身體的觸覺、與環境互動的知覺。《阿凡達》因此挑戰了視覺中心主義，過度的視覺不是真理，而是一種缺陷。這恰好也是20世紀超現實主義藝術的批判，故意摒棄人類的視覺，違反透視法、視覺常規來創作。在電影《安達魯之犬》（Un Chien Andalou）中，布紐爾乾脆直接把人類的眼睛給挖掉。這種對視覺中心主義的批判，讓我們能夠轉換視角思考：在當代的文明社會中，其實每個人都是殘障的，失去了看見自然的眼睛；反倒是萬物有靈論的社會，讓人能夠康復，變成一個真正的人，找回跟自然的連結，找回自己失去的人性。

為什麼人類發展出文明後，反而讓自己變得盲目？是什麼讓我們看不見？我們看不見的又是什麼？讓我們把視角從潘多拉星球拉回到地球上。地球看起來是一個充滿空汙，沒有太陽光的世界。電視新聞還播報著人類成功用生物技術複製了絕種的孟加拉虎。人類之所以要繼續殖民其他星球，尋找更多自然資源，是因為發展出高科技的未來社會，同時也面臨了自然生態的死亡。這樣一來，《阿凡達》就變成了一個預警式電影，警告這很有可能就是人類的未來。為什麼號稱理性啟蒙（Enlightenment: 18世紀歐洲思想運動，強調理性、科學和個人自由）的西方文明發展到今天，卻反而為全人類製造了生態浩劫還不自覺？其實早在古希臘時代，西方人也曾經信仰過萬物有靈論。當時人們相信叢林是妖精跟森林女神阿耳忒彌斯（Artemis）所管轄的地方，所以獵人會遵守由阿耳忒彌斯定下的法則，不會過度狩獵開發土地。傳說古希臘國王厄律西克同（Erysichthon: 古希臘神話人物，因砍伐聖樹而被懲罰）為了建造宮殿，而砍掉了農神得墨忒耳（Demeter）的聖樹，結果被農神懲罰飢餓到死。但是當古希臘從神話時代轉向哲學時代後，人們就不再信仰森林女神、農神，濫墾森林的問題才開始出現。哲學啟蒙的結果就是生態破壞的開始。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 德國哲學家，批判啟蒙理性導致的工具理性和社會異化）就認為，理性啟蒙的計劃反而讓西方社會自我毀滅，因為啟蒙本身就是一場騙局、一場新的神話。現代人沒有真的從蒙昧的神話狀態中醒來，而是跟他們看不起的原始人一樣迷信。他們的迷信叫做理性的科學算計，而他們的神話叫做經濟利潤的累積。塞爾弗里奇說：「殺掉那些土著會很難看。但是比起那些難看的媒體新聞，股東們更在意一件事，那就是難看的每季財務報表。」

氣候危機與非人類的力量

古代人、原住民迷信萬物有靈論，但這種迷信讓他們把世間萬物都當成一樣生命體尊重；而工業文明卻迷信理性科學與經濟發展，把萬物都當成沒有靈魂的物一樣剝削，剝削勞工、土地、自己賴以為生的環境。所以當崇尚理性計算的資本主義遇到生態災難時，不是思考暫緩經濟成長，反而投資更多錢來發展控制天氣的系統，從生態危機中再賺一筆災難財；或是把地球開發殆盡後，繼續研發太空技術，準備殖民另一個星球。生態災難沒有讓現代人從啟蒙的美夢裡醒來，還在迷信科學與經濟發展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科學啟蒙成了新的神話。即便科學家開始提出警告，不能讓經濟發展凌駕於生態系統，掌權者卻仍然對科學知識視若無睹。格蕾絲說：「這是一個整體網絡，納美人可以登入進去。他們可以上傳或是下載訊息、記憶，你剛剛摧毀的地方就是一個網絡節點。」塞爾弗里奇卻回應：「你們到底在外面嗑了些什麼？那不過就是些該死的樹。」長官塞爾弗里奇對生態知識的否認，反映了當今世界強國對氣候危機的態度。世界各國投入數百億的經費讓氣候科學家進行研究，但是所有氣候科學家的警告卻又被政治人物忽視，甚至否認，等於數百億的研究經費沒有任何效果，沒辦法促使各國展開行動。美國甚至在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上任後否認全球暖化，退出巴黎氣候協定（Paris Agreement: 旨在限制全球變暖的國際氣候協議）。在電影**《氣象戰》（Geostorm）裡，世界各地突然發生天災異象，原以為是全球暖化的後果，結局卻揭露是美國高層刻意利用氣象技術來製造災難，避免將權力轉交給聯合國**。同樣的，我們當今面臨的生態災難其實也不完全是天災，是美國刻意忽視氣候科學過去40年的警告所造成的人禍，是一場有計劃的謀殺。但是**《阿凡達》**預言了忽視氣候科學的後果：刻意否認生態界的聲音，結果反而被生態界的力量給反撲。

哲學家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 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強調非人類行動者的作用）就指出，當今人類之所以無法處理生態危機，就是因為我們看不見非人類的力量一直都存在。因為在17世紀科學革命後，人類開始自認是歷史的主角，動植物、自然生態都只是襯托主角的背景，只是被動地被人類利用的資源。但是當今的全球氣候變遷，就是自然界對人類發出了聲音，告訴我們非人類的存在也具有推進歷史、影響社會的動力。這種非人類的動力，其實一直影響著人類社會，我們必須重新看待非人類的存在，認識到他們也是歷史發展的一份子。

重新學習原住民智慧

但是怎麼可能把自然界當成跟人一樣的存在呢？近期有越來越多新發現，證實動物跟植物其實可以互相溝通，甚至有自主的判斷能力。格蕾絲曾說：「就我們所知，在樹與樹根之間有某種類似電化學的訊息溝通，就像神經細胞之間的突觸一樣。每一棵樹之間都有成千上萬個連結點。」格蕾絲所說的溝通系統在科學上叫作「林下真菌網絡」。生物學家蘇珊娜·西馬爾德（Suzanne Simard: 加拿大森林生態學家，發現樹木通過真菌網絡溝通）發現，植物在地下的樹根會形成一個合作的真菌網絡，樹林可以借此互相溝通傳播資訊，看誰缺乏維生資源，更多養分的樹會輸送資源給缺乏養分的植物。這暗示了植物可能有某種自然的平等意識。而在動物界裡，也有大量實驗證明動物可能也有正義感。道德是非判斷不是人類獨享。科學家讓老鼠按下按鈕就可以得到食物，但是當他知道這個按鈕會讓另一隻老鼠被電時，他就不會按下食物按鈕，彷彿老鼠知道這樣做是不對的，寧可犧牲自己的利益，也不願意讓自己的同類受苦。生物學家馬克·貝科夫（Marc Bekoff: 美國行為生態學家，研究動物道德行為）認為，這代表動物的社會裡存在某種互惠的正義感，道德意識早就存在於自然界，人類只是這個自然界的一部分，並沒有比較特別。就如同原本只重視平衡的大地之母伊娃，最後卻選擇幫助納美人，對抗經濟殖民的資本企業，因為自然界也有主動性，也有自己的道德正義感。

這些最新的科學發現，讓我們能用新的眼光重新看待自然界。原住民信仰的萬物有靈論突然變得很科學，反倒是西方科學直到近幾年才認識到動物有道德能力、植物有溝通能力、生態系統有重視平衡與互惠的正義。現在正是時候，重新跟我們的原住民祖先學習，學習他們與自然共存上千年的智慧，正視我們賴以為生卻正在消失的自然環境，重新反思為何我們需要無止盡的經濟成長，從啟蒙的神話中清醒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