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叫秦潇越，是一名纪录片导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自己这个身份并没有太多的认同感。我之所以会走上这条道路，还要从传说中的“世界末日”讲起。

2012年12月21日，是玛雅历法的最后一天。那天，我在上海的街头采访陌生人，询问他们：“如果今天真的是世界末日，你的人生有什么遗憾吗？如果有的话，是什么阻碍了你去实现它？”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鼓舞大家面对自己内心真实的渴望。并非我有多么在意一个陌生人的理想，而是我希望自己能生活在一个理想被鼓舞的世界。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看到身边的朋友们似乎都生活得不开心，为了一个遥远的“安稳”，早早放弃了更多生活可能。我不愿让自己融入那样一个大家似乎都不再追求理想生活的世界。

好在这个“世界末日”的采访给了我信心。首先我发现，拍摄并非一件可怕的事情。相反，镜头仿佛有一种魔力，让那些听起来非常天真的问题，因为镜头的存在，我有了勇气直白地问出来；而镜头前的受访者，似乎也更加认真地对待这些问题。宏观抽象的“世界”不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它变成了一个个具体的人。镜头为我打开了一个重新认识世界的窗口。

在初次感受到拍摄的快乐之后，第二年的夏天，我又一个人坐火车环游中国，去看看一路上更多陌生人的故事。我想了解是什么让他们过着现在的生活，他们的理想又是什么。这就算是我给自己踏上社会前的一次社会实践吧。我希望这次旅行之后，能更清楚地了解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一路上，祖国的大好河山给予我视觉上的刺激，而陌生人的故事则给我精神上的鼓舞。我拍摄了火车售货员、背包客、乞丐、按摩技师——这些人似乎与我的生活本无交集，却都在我的镜头前向我敞开心扉。其中，有两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启程：从理想主义到真实的开端

第一位是一位76岁的乞丐，我在广州的火车站遇到了他。每次遇到乞丐，我常常犹豫是否应该给钱，因为不确定什么才是“正确”的做法，有时还会遇到难以辨别的职业乞丐。第二天，我再次遇见他时，鼓起勇气走上前去。当我举起相机，他身后的人群散开了，但他却非常镇定，用方言来回讲述了他如何成为乞丐的经历。原来，他年轻时将自己的田地给了弟弟，对方承诺养老，却在年老时未能兑现。一气之下，他选择出来讨饭。那一刻，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讨饭”也可以是一件如此有骨气的事情。我问他是否遇见过假的乞丐，他说没有。他认为，即便一个人有子女，出来讨饭或许令人奇怪，但“问任何人要钱都不容易”。与其低声下气，不如自己出来讨饭。这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即便身处一个别人瞧不起的境地，那也可能是他最有尊严的活着的方式。

第二位是一位火车售货员，我在去昆明的火车上遇到的。那天我临时改签，住进了工作人员车厢隔壁的卧铺。早上，他看到我在吃一个夹了火腿肠的面包，便问：“一定很贵吧？”这引起了我的好奇。火车到站后，我们约了拍摄。他告诉我，他20出头，已与家人断绝关系，独自从曲靖来到昆明打工，做过各种体力活，却学不到什么。终于，他面试上了火车售货员的职位，穿上了一身帅气的制服。他说，他的理想是开着自己制造的飞机去世界各地看看。我以为他说的是飞机模型，但他坚持说自己有这个才智去制造一架真正的飞机。我听得愣住了，生怕他觉得我在嘲笑他。于是我继续和他交流，了解到他高中读了一年就因近视而辍学，这与父母产生了巨大矛盾。他出来后才发现，城市与农村、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虽然“因害怕近视而辍学”听起来有些离谱，但回过头看，或许他只是在保护自己“开飞机”的那个梦想。离开时，他请我在火车站门口的金牛雕像前合影，说这头牛就像奋斗的他一样。他的名字叫吴卓渊，是他自己改的。

这两个月的旅行，构建了我生活的信念感。我看到了这个世界全新的精神面貌：无论身处何种处境、年龄、行业，人的内心深处都本能地向往着理想生活，即使生活曾辜负过他们。这部片子我起名为《世界与我》，因为我认为世界是所有“我”的集合。只要每个人热爱生命，就是在创造美好世界。旅行结束后，我似乎也更明白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要用影像这一最有感染力的传播方式，去鼓励大家内心本就存在的对理想生活的渴望，去热爱自己的生命。

但问题是，我其实并未学过影像制作，面对大量素材时，我感到不知所措。这部影片最终完成于2015年底，四十几分钟的内容，毫无技术可言，全是情感。然而，在2016年，我收到了1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放映申请。只要对方有一个投影仪并具备组织放映的能力，就可以向我申请免费放映。我希望寻找自我的故事能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我也积极参与映后交流，相信理想的信念在一次次放映中被不断提起并放大。有一次，我甚至看到了我的海报与贾樟柯的海报放在一起，那时的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现实的拷问：《巢》的初生与导演的困境

然而，似乎老天在跟我开玩笑。你如此喜欢鼓舞他人追求理想，那我就给你安排一个被困在极度现实里的人，让你知道理想的背面是什么。在上海的一次放映中，我认识了一位观众，他叫房君睿。等所有观众离开后，他走到我跟前，告诉我他的理想是做文物修复，但一直找不到相关工作。他感兴趣的工作，如博物馆、拍卖行，都需要更高的学历；即便是普通工作，也难做满三个月。于是他整日郁郁寡欢，在家与两只猫和父母蜗居在上海市中心一个30多平米的老公房里。他有些口吃，脸涨得通红想要表达，却又说不清楚，这让我非常想要了解他的内心世界。

于是，我们约了一次采访。我想，或许我可以拍摄一个喜欢做文物修复的上海青年追寻理想的故事，说不定能帮他找到理想的工作。没曾想，第一次到他家拍摄，就遇到了父子俩在镜头前争执的场景。儿子找不到理想工作，情绪低落，甚至连起床的动力都没有，他将全部精神寄托在买书上，这构成了父子俩巨大的矛盾冲突点。作为一位拍摄经验不多的导演，面对这样“巨大的家庭矛盾冲突的暴风眼”，我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却无处可逃，相机便无意识地记录着。当第二次进入他家，拍到更剧烈的矛盾冲突时，我开始动摇，不知道是否还要继续下去。很明显，这不会是我所期待的、一个因理想而被救赎的故事。

房君睿的爸爸也曾鼓励他追寻理想。他花费重金让儿子报了一个上海著名文物修复大师的课程。这个碗就是课程里的一个修复作业。房爸爸指着那个修了一半的碗说：“如果你真的喜欢文物修复，这个碗早就修好了。”我顺着他的话，本意是想鼓励他，说：“那我们下次就等你把这个碗修好了再来拍你。”希望他能真的开始为自己的理想做些什么。但房君睿似乎一眼就看穿了我，他说：“你是不可能通过我拍一个励志故事的。”如果一开始就知道这不是一个励志故事，那么是否还有拍摄的必要？这是当时困扰我的一个问题。

与此同时，我还发现房爸爸也将这次拍摄视为重要的表达机会，他急于让儿子摆明自己的位置，不要对现实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说：“我要过有意义的人生，这些都是不着边际的话，有几个人能过有意义的人生？”这句话他是对房君睿说的，但却像一记耳光打在了我的脸上。去鼓励大家追求理想并没有错，但此刻它却像是一句无用的废话——谁不知道理想好呢？房君睿落寞地坐了下来，但又充满期待地看着我，问：“你觉得我爸爸说得对吗？”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我甚至想要找个洞钻进去。但如果此时临阵脱逃，那么我在《世界与我》里建立的属于我自己的生活信念感将就此崩塌，而我想要通过影像传递人性真善美的远大志向也将不复存在。

这时，房君睿说：“如果你愿意拍的话，我愿意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我们就像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只是那时我们都觉得自己才是钓鱼的那个人。可能大家会好奇，拍纪录片是一种什么感觉？我觉得拍摄是一种诱惑，不论是对导演，还是对拍摄对象，都是一种诱惑。当生活里多出一个镜头，所有人都急于在镜头前证明自己。房君睿的爸爸为了让儿子有所觉悟，在镜头前做了最后奋力一搏；但房君睿的妈妈却不认同，她在镜头前数落儿子的做法，因为对于一个内心脆弱的人而言，这可能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母亲也加入了“战斗”，一家三口经常在镜头前吵得不可开交。而作为旁观者的我，情绪也并非十分稳定。房君睿多次在镜头前流露出轻生的念头，这让我非常害怕真的会拍到令我后悔一生的画面。

审视与成长：《巢》的完成与导演的自我教育

于是，我开始道德审判自己。我觉得可能是我的拍摄加剧了他们的家庭矛盾。严重的时候，晚上我会做可怕的噩梦。我退缩了，觉得没有必要让自己卷入这样子的漩涡里。停止拍摄后，我去游山玩水，也给自己找了一份工作。但是，无论是工作中制作的视频，还是旅游的视频，都让我有一种“无关痛痒”的感觉，好像生命真正的奥义，就藏在那些逃脱不了又难以突破的关系里。

于是我又回过头去看那半年拍到的素材。当做一个“励志故事”的预设被推翻，一个真实的故事仿佛就要向我发出呐喊。我决定接受挑战，放下全部的预设，让镜头带领我，去探索一个真实的故事。但在此之前，我给自己做了心理建设：并非我造成了他人的痛苦，而是因为镜头，让痛苦多了一次被看见的机会。

再次进入他家已经是8个月后。重启拍摄后，我了解到房爸爸的父辈曾是上海的买办，房君睿的爷爷做着黄包车公司的生意；房君睿妈妈的祖上在上海也经营着庞大的油漆产业。但因为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这两个家族都慢慢没落了。房君睿的爸爸从小喜欢画画，但因为政审未过，与上海美术学校擦肩而过。可他一直未放弃画画，20多年后，在人才流动时，他终于找到一份在医院做美工的工作。这段经历成为他口中的“勋章”，也曾用来鼓励房君睿坚持理想。但在房君睿看来，他不过是从这段家族记忆里窥探到自己“本可以过富足生活”，于是对现在的生活更加不满，怨天尤人，觉得自己生错了时代。

重启拍摄后，我发现他身边多了一个来自教会的朋友，名叫杨光。他时不时会到家里和他聊天，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于是，我们的拍摄从无止境的家庭纷争，上升到关于生命的探讨：哲学层面、宗教层面、社会制度层面、家庭层面……总之，一个人在这个人世间走一遭会遇到的各种困惑，都通过他们的一问一答被表达出来。这是整个拍摄中我最享受的阶段，仿佛获得了一个“上帝视角”。我看着他困惑、痛苦，同时也期待着他会不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当一个人一直在拍你时，你多多少少都会觉得自己是与众不同的那一个。有一天，房君睿对杨光说，他觉得是天主将他和杨光派到他身边，帮助他走出困境。拍摄本身似乎成了一种改变的力量，让所有人都期待着未来会有所不同。在这个昏暗逼仄的空间里，母亲总在厨房忙碌，电视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国际新闻。他们会讨论特朗普、台湾问题、西方自由民主、人的欲望、孟子的叛逆精神……

但是，两年过去了，那个碗还在那里。我开始担心，拍摄或许并没有给他带来希望，会不会是拍摄怂恿他去相信，对未来又有了不切实际的期待呢？我一直在等待一个更加积极正向的结尾，但四五年过去了，碗还没修好，也看不到更大的变化。于是我决定，我必须结束这个片子了，不能再等了。当我吞吞吐吐地告诉他，我的拍摄可能要结束了，他有些诧异，然后思索片刻，问：“你想要通过我表达什么呢？”我提醒他：“一开始你就告诉我，这不会是一个励志故事。”是啊，他一开始就知道这不会是励志故事，但他还是同意了拍摄，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人是宁愿痛苦被看见，也不愿意被忽略的。这对父子其实都非常孤独，镜头给了他们巨大的存在感。在拍摄过程中，在一次次嘘寒问暖中，房君睿肯定也想象过自己的人生会因此改变。而我，像一个刽子手，告诉他：“你说得没错，你的人生不是一个励志故事。”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心理过程。

最后一次拍摄，房君睿再次提到他对未来没有希望，前段时间又打了自杀救助热线。就连他最喜欢的教会朋友，也不能给予他真正内心的帮助。这次，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我必须要走了。”影片的结尾，就是我慢慢地从他家退出来，好像落荒而逃。房君睿看着防盗门缓缓关上，镜头里的他，仿佛矗立在一个由家编织的牢笼里。在这个故事里，导演好像得以全身而退，但镜头外的我，心理压力巨大。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处在自我质疑里，觉得花了这么多时间，做了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没有人会看这个片子，即便有人看，也可能会怪罪我，觉得我在消费他人的痛苦。更可怕的是，我发现我的内心状态正在无限接近房君睿——我这么多年剪不好这个片子，就像他这么多年修不好那个碗一样。而我跟父母的关系也变得越发紧张。当一个人变得充满戾气、怨天怨地、怨整个世界，其实归根结底，都是在怨恨那个没有把理想实现的自己。我的父母也曾让我放弃，并给了我两个灵魂拷问：“如果你真的热爱纪录片，为什么会做得这么痛苦？如果你真的擅长纪录片，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把这个片子做出来？”这个片子，成了我的“碗”。

拍纪录片，好像就是在用你短短几年的观察，去对一个人的人生“盖棺定论”，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嚣张的做法。因为我相信人生在任何时候都有转机，但一个影片必须要有结束，这对我是非常痛苦的。但或许，接受找不到一个更加积极正向的结尾，就是拍摄这部影片对我最大的意义。这是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最好的自我教育。当所有人都鼓吹一个英雄式的励志故事时，痛苦就不被重视，甚至仿佛不曾存在过。而我们当中大部分人，其实都是房君睿，都曾经在理想和现实的差距里迷茫、痛苦、挣扎过。纪录片虽然记录的是他人的故事，但在拍摄过程中，也是审视自己生命的机会。那个在《世界与我》里鼓励大家去追寻理想的我并没有错，只是在拍摄房君睿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人并不能独立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理想不能按照你的意志被执行，是因为你不仅仅属于你自己，你还存在于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里。这三者相互作用，才成为了现在的你。这部讲述上海普通家庭一家三口的故事，叫《巢》。2023年，它获得了FIRST最佳纪录长片，并跟随FIRST去了很多地方。很多观众看完后对我说，在片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上海的一次放映结束后，房君睿一家也去了现场。房爸爸说：“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来看这个片子？是因为它真实。”这一刻，我内心的石头才落了地，也慢慢开始接受自己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的身份。但我会变得小心，我不再张牙舞爪地去怂恿别人追寻自己的理想，但我还是会愿意，想要跟大家呈现更多不同的生命可能。

新的视角：《去哪安家》与纪录片的生命力

在2022年，我开始了一个新的项目，叫《去哪安家》。它是一个系列片，讲述的是从大城市离开去小地方生活的人。它起因只是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一篇关于年轻人花5万块钱到鹤岗买房安家的报道。鹤岗，这个北方边境小城，被塑造成一个“躺平圣地”。我带着好奇心，去那边实地探访了几个真实的移居者。没想到，这个十几分钟的短片在网络上得到了非常多的评论。在我的镜头里，这些移居者并不像媒体报道中那样，是一个“社会loser”的形象。低房价只是给了他们重新开始的一个机会，他们身上真正打动人的是非常顽强的生命力。移居的关键词不应该是“躺平”，而应该是“勇气”。是因为勇气，才让这些人的故事那么振奋人心。

这是在沙溪一个非常有辨识度的树屋，在这里生活着一对夫妻和他们的两个孩子。Luna曾经在上海做幼儿美术教育，小珂非常热爱音乐，曾在丽江开酒吧。他们在上海生活一段时间后，计划开着房车去流浪。但是突如其来的孩子，打乱了他们全部的计划。最后，在沙溪这个有风的地方，开了一个染坊，停留了下来。但诗和远方的生活，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浪漫、那么自由。我们抵达的第二天，就碰到这对夫妻闹矛盾。起因是因为我们和一些客人的到来，小珂非常兴奋，晚上喝酒聊天到了凌晨，早上酒瓶子东倒西歪。Luna说了几句，小珂不为所动，转头跟朋友抱怨说：“结婚了就是会受到控制。”到了晚上，Luna终于忍不住，跑到闺蜜面前哭了出来。她说，我们拍的是《去哪安家》，但她的“去哪安家”从来不是跟随自己的心愿。不论之前是在大理生活，还是现在搬到沙溪，一直都是追随着小珂。她不理解为什么自己付出了这么多，最后还要被冠上“控制他”的罪名。看来，生活里的一地鸡毛，不会因为搬去一个浪漫的地方而消失。逃离者只是需要一时的勇气，但是真的在一个地方住下来，建造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需要面临更大的挑战。

《去哪安家》其实是我《世界与我》10年后的再次出发。它们都想要让大家去想一想，什么才是我想要的生活。不同的是，《去哪安家》是带着我全新的对于世界和拍纪录片的思考。它会尽可能克制地去主张某种主义，只用鲜活的人物故事，去呈现更多生活的可能。拍纪录片常常容易让人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好像我们在关注一个弱势群体，急于给予世界一个答案，去解救劳苦众生。但我觉得，拍纪录片对自己的意义，永远要大于对他人的意义。其实是这些真实的、鲜活的人物故事，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样的。在探索世界的同时可以表达自我，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虽然在商业的可持续性上还有待探讨，但是我的生命体验已经被大大提高。在这样子的生命体验变成一个个作品的时候，它就具备了跟更多人产生共鸣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创作者，也会被大家看见。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