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邪恶》爆红：汉纳·厄兰德的哲学登场
Speaker 0: 哲学爽歪歪猴里宋歪歪每集为你介绍一位哲学思想家。最近，哲学家汉纳·厄兰德的书《平凡的邪恶》，突然在网络上窜红，登上伯克莱排行榜前五名。原来是因为某人分享了他阅读汉纳·厄兰的阅读心得。当媒体铺天盖地报道时，你是否曾思考过，“平庸的邪恶”到底是什么意思？
Speaker 1: 今天这集我们就来聊聊汉纳·厄兰德的哲学思想。
Speaker 0: 一九零六年，汉纳·厄兰德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大学时期，他师承大名鼎鼎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和卡尔·雅斯培。但是他的犹太身份让他无法在德国学界取得教职。直到一九三三年，纳粹上台后，许多犹太人逃离德国，厄兰也辗转流亡到了美国，成为美国公民，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二战结束后，许多纳粹官员逃到了南美洲。一九六一年，藏身在阿根廷的纳粹官员阿道夫·艾希曼竟然被以色列的特工抓到了。以色列将艾希曼带到耶路撒冷审判，消息传遍各大媒体。厄兰说：“我必须要见这个人一面。”这是厄兰首次有机会亲自见到参与纳粹大屠杀的成员。厄兰自告奋勇地跟《纽约客杂志》编辑说，他要担任记者出席以色列的审讯。这场世纪审判受到全球关注，各地记者都来到耶路撒冷，想知道这个犯下滔天大罪的恶人到底在想什么？参加完这场审判后，厄兰写下了这本《平凡的邪恶：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
艾希曼的辩护与“平庸的邪恶”
Speaker 0: 艾希曼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让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我们可以把他的理由整理成四点。 首先他说：“我没有直接杀过任何犹太人，我不是扣下扳机的人。”因为艾希曼的工作是负责管理物流，负责把犹太人送出境，送到集中营。 再来，艾希曼又说：“我一点都不恨犹太人，我并没有被纳粹洗脑。”原本大家都以为这些人一定是被洗脑得很严重才会做出这等事，他们都是意识形态的傀儡，没办法分辨是非。但是出乎意料的，艾希曼在庭上答辩时，不像是一个死忠的反犹人士，而就像一个平凡的公务员。 再来，艾希曼的第三个答辩是：“我只是国家机器里的小螺丝钉。作为公务员，我只是服从上级指令，我没办法违反上级指令，所以责任不在我身上，应该要叫那些决策者负责。”而且在纳粹的国家法律里，他所做的是完全合法的。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守法理性的公民。
Speaker 0: 最后，艾希曼还辩护说他认识的人里面没有人站出来反对。他说自己第一次听到处置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时，其实很震惊。但是在一九四二年的万湖会议后，艾希曼看到各个高官都没有提出任何道德质疑，才感觉到这件事情是可以被允许的。 现在听完了艾希曼的答辩，如果你是法官，你会怎么判决？当时在场的许多人听到这段辩护，都认为艾希曼只是在狡辩，说自己奉公职守没有什么邪恶的动机，根本就是在说谎。会做这种事的人，背后一定有什么邪恶的动机理由。所以艾希曼没有讲出真心话。 到底艾希曼有没有在狡辩说谎？历史学家还有很多争论，但是汉纳·厄兰德反而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艾希曼的说法就是大屠杀的真相。这桩恶行背后没有藏着什么野兽、恶魔，而只是个平凡听话的公务员。作恶的其实就是普通人而已。厄兰这番话完全颠覆了当时“纳粹等于大坏蛋”的印象，让很多犹太人听了很不开心。“你怎么可以说纳粹不邪恶，只是普通人？”但是厄兰的说法其实是要在哲学层次上做出更大的翻转。
邪恶的本质：平庸之恶
Speaker 0: 厄兰认为，恶的问题是欧洲战后最根本的哲学问题。西方哲学两千多年来一直在讨论善恶的标准，到了二十世纪，却出现了六百万人的大屠杀，这让人类的恶出现了新的标杆，旧的标准都不适用了。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有一个很贴切的比喻，他说纳粹大屠杀就像是一场把所有地震仪都给震毁的地震。如果所有地震仪都被摧毁了，我们就无法测量这场地震到底有多大。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过往的方式去理解这场历史事件。 过往的哲学会怎么理解恶的出现呢？例如，有一派哲学家会把恶当成神学问题。因为西方文化的传统，基督教、犹太教预设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但如果上帝是全善的，那世界上怎么会有恶呢？难道纳粹屠杀犹太人也是上帝允许的吗？为什么善良的上帝不介入阻止呢？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上帝真的是善的吗？这一连串的提问在哲学上被称作神论论，就是要辩证地说神是善的，且世界存在恶，这两件事情不矛盾。神论论的回答是：世上的恶可能是神的安排，只是人的理性不能理解。也就是说，恶的背后一定有某种深刻的意义。但这等于是在说，历史上的大屠杀可能有某种深意，是上帝的安排。即便在人类看来是恶的，也有可能产生善果，只是人类智慧不够，无法理解上帝为何这样安排。 现在，厄兰就要挑战这种说法。“不对！这样讲等于是在帮大屠杀开脱，说什么大屠杀的恶会产生某种善，背后有某种深意。”用这种旧的神学理论去理解大屠杀是错误的。大屠杀背后其实没有深刻的意义，而纯粹是“平庸的恶”。 再来，当时还有一种常见的理解恶的观点就是犯罪心理学。我们一看到可怕的事发生，就感叹说这是“人性本恶”啊，以为犯罪的人一定是因为心理很邪恶。像是好莱坞电影都喜欢把反派描绘成大恶人，或是心理学家喜欢说，纳粹一定是有什么扭曲的人格，才会去作恶，才会精心策划大屠杀。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在战后就曾写过一本书叫做《权威型人格》，想要研究为什么有些人更容易拥抱法西斯主义。他认为这些人骨子里都有某种权威型人格，让他们更容易被集权统治者吸引。 但是这些心理学的说法都预设了恶行背后一定有一个作恶的主体，以为恶源自于人的内在状态。厄兰要挑战的就是这点：“你如果把纳粹这些人讲成有什么特殊人格，帮他们做深度人格测验分析，你就太抬举这些人了！因为你还相信这些人的内在有特殊之处。”但厄兰要说的是，这些犯下恶行的人，内在根本就没有深度。艾希曼作恶，但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恶行的背后，不必然有一个作恶的主体。 厄兰说，在艾希曼身上存在的是一个不思思考的主体。不思考不是蠢，蠢是你思考但产物很蠢；不思考是连思考的活动都没有，只是服从社会的秩序，就像汽车的自动导航模式一样，排除自己做出道德判断的机会。厄兰认为，这才是艾希曼作恶的根源。你以为恶的背后有什么深不可测的动机？但其实只是作恶的人，不思考而已。这就是所谓的“平庸之恶”，或是更好的翻译成“恶的平庸性”。 可怕的是，不思考的人还会用这点来替自己开脱，他们会说是别人命令我们这么做的。
Speaker 0: 但现在，所以要负责的就是因为你不思考就服从他人。在厄兰看来，我们不需要把恶给妖魔化，而是要把恶给“驱魔化”。艾希曼这种人不是禽兽，而是小丑。厄兰在访谈里就说：“不管希特勒做了什么，杀了一千万人，他仍然不过是个小丑。” 那要如何更好的理解这种恶的平庸性？厄兰做了一个比喻，他说恶就像是菌类一样会在表面滋长。你如果看到食物上发霉了，你可能会以为是食物的内部出了问题，但你如果往里面深挖，就会发现里面反而没有问题，非常正常。有问题的不是里面，而是发霉的表面。发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容易向外扩散，一个食物发霉了，很快周边的食物也跟着发霉。恶就跟霉菌、细菌一样肤浅，没有深度，而且容易扩散。 如果要找到食物发霉的真相，你就不能往食物里面找，而是要往食物所在的环境里找，像是气温、湿度，因为是这些条件决定了食物会发霉。同样的，如果你活在一个发霉的政治社群里，你就可能不自觉犯下恶行，还自以为是、奉公守法的公民。因为你身边的人都跟你一样在做不道德的事，你就自以为是正常的。 这样一来，恶的问题就不再是神学问题，也不是个人的心理道德问题，而是政治体系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恶的心理学，而是恶的政治学。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个人心理状态、某个人的人性，而是政治共同体的集体选择。因为是这些选择形塑了我们共同的人性要求。
批判以色列与“流亡者犹太人”
Speaker 0: 介绍完了“平庸的邪恶”这个概念后，现在我们来更进一步分析这本书，其实还有第二层意义。当厄兰说普通人也可以作恶时，这里头其实有更深的含义。当时厄兰这本书出版后，其实在犹太人社群中引起了很大的风波。这本书出版的四十年内都没有被以色列翻译成希伯来文。为什么呢？因为厄兰在这本书里揭露了一段历史，批评了西安主义。什么是西安主义？就是犹太人要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建立主权国家。为什么是巴勒斯坦？因为这里是耶路撒冷的所在地。犹太人大规模移民巴勒斯坦的行动，被称作“阿里亚运动”。但问题是，在以色列建国的半个世纪以来，不断的压迫巴勒斯坦人。关于这段历史，有兴趣的观众请看我之前做的这支影片。 在以色列建国后，厄兰就多次撰文批评西安主义，认为这些犹太人到别人的土地上创建犹太民族国家，竟然不是跟阿拉伯人和平共存，反而变成了新的压迫者。厄兰则把自己的立场称为“流亡者犹太人”，因为欧洲社会都反犹，犹太人被迫边缘化。这反而让犹太人有自觉的流亡，感觉到必须为了被压迫者而发生奋战。历史上许多重要的犹太思想家，像是海涅、卡夫卡都属于这种流亡者。
Speaker 0: 要真正理解汉纳厄兰的思想，就必须理解他的很多思考，都是围绕着以色列巴勒斯坦的问题。如果掌握了这点，再去读《平凡的邪恶》这本书，我们就会发现，这本书不只是在说纳粹做的事是“平庸的邪恶”，也同时是在反讽以色列做的事。例如，厄兰把整本书的第一章节标题取作“正义的殿堂”，这本身就是在反讽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审判的正当性不足。艾希曼是从阿根廷被绑架来以色列，这是违反国际法的。而且艾希曼是在德国犯下的罪行，为什么一个德国战犯是被以色列的法庭审判？这不是很奇怪吗？应该是由国际法庭审判才对。 再来，厄兰更直白的说，负责审判艾希曼的这个国家，以色列，他的法律禁止犹太人跟阿拉伯人通婚。这种种族隔离的制度，不就跟纳粹法律禁止犹太人跟德国人通婚一样吗？但是以色列的法庭却说自己是正义的。厄兰的这本书就是处处反讽以色列的这场审判无法实现正义。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做这场审判呢？因为以色列要透过这场世纪审判来做政治宣传。以色列总理自己当时的说法是：“这场审判就是要回顾二十年前的事发经过，要教育下一代年轻人，教育全世界，让没有经历过二战的人知道大屠杀的可怕，记住犹太人才是受害者。” 厄兰说，以色列总理是在幕后操控这场审判的舞台，想要国际关注犹太人的苦难。殊不知，犹太人自己这被压迫着自己，却是在压迫巴勒斯坦人。 但是问题来了，欧洲的犹太人怎么会跑到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呢？原来，在一九四二年以前，纳粹最早的政策是要驱逐犹太人。在一九三三年，纳粹德国跟西安主义的犹太精英、犹太资本家合作，帮他们找一个地方移民。这个地方就是巴勒斯坦，这被称作“哈瓦拉协议”。当时艾希曼的工作就是把数千名犹太人非法运送到巴勒斯坦，协助犹太人的殖民计划。一九四零年时，纳粹甚至考虑让犹太人到马达加斯加建国。厄兰甚至讲述了更惊人的事：其实在集中营刚开始的时候，是以犹太人自己提供名单给纳粹，让他们可以方便运输人口。这些历史细节都被厄兰写在书里。 现在厘清这段历史脉络后，我们可以重新来诠释一下什么是“平庸之恶”。艾希曼帮助犹太精英逃离纳粹德国，让你们去侵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结果你们现在要来审判他，说他是世纪大恶人。所以厄兰这本书其实做了两个翻转：首先翻转“纳粹等于坏人”的印象——普通人也可以是恶人；再来翻转“犹太人等于受害人”的印象——受害者并没有那么无辜，受害者也可以变成加害者。“平庸之恶”就体现在这个双重翻转中。所以，“平庸之恶”不是只是说小老百姓也可能参与共犯结构，背后的另一层含义是，你以为的被压迫者，也可以是作恶的压迫者。 厄兰自己作为一个被纳粹德国迫害的犹太人，有勇气出来批评以色列在做的事情。某种程度上预言了当今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问题。美国哲学家理查德·布兰斯坦在他的书里就写到，除非我们愿意诚实面对汉纳·厄兰德早就意识到的问题症结，否则中东永远不会出现任何和平的局面。
当代生活中的“平庸之恶”与如何避免
Speaker 0: 介绍完了汉纳·厄兰德所说的“平庸之恶”后，我们可以把这套理论用来思考我们的当代生活。当代生活是不是也潜藏着这种恶？厄兰的一个关键论点是，艾希曼其实跟一般人没两样，是跟你我一样的“正常人”。反过来说，你不需要是史达林、希特勒也可以作恶。你只需要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当组织里的小螺丝钉就可以了。所以，“平庸之恶”讲的不只是纳粹官员，而是每个人都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做了恶，还不自知。想想看，你怎么知道你付出忠诚效命的组织不是刚好在做错的事呢？例如，在家族里，你可能不禁思考，就做父母交代给你的事，结果在其他亲戚眼中已经成了恶人，还不知道；或是当今的资本主义体制充斥着不正义，许多廉价商品都是剥削全国劳工换来的。经济学家如果只是按照体制的规矩做事，那不就像是集中营里帮忙办事的官员一样，不去思考资本主义产生的恶行。 但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去辨别出“平庸之恶”？又要如何避免“平庸之恶”？首先，“平庸之恶”源自于不思考的主体。例如，社会上很多人喜欢说：“我没有在帮哪一边说话啊，我很中立。”这看似是中立，其实是不去思考自己应该站在哪个立场。看似是在回避冲突，其实是让自己变成跟艾希曼一样不思考的主体。如果有些事情已经打破了道德底线，你恰好就不应该中立。例如，在电影《梦想集中营》中，就呈现出纳粹处决犹太人的日常变成了背景，但是德国人却依然过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仿佛事不关己一样。当政治开始恶化，公民如果还保持中立，不去介入，那其实就是在支持国家的恶行。所以，厄兰说，在政治中服从就等于支持。 除了“假中立”以外，厄兰还认为，有一种情况很容易滋生出集权，就是人民开始对政治冷感。例如许多人喜欢说：“我们不要谈政治了，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音乐归音乐。”还有一种人会觉得政治很肮脏，说“蓝绿都一样，我不要去投票。”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就是拒绝思考怎样的政治行动是比较好的，就是跟艾希曼一样，是不思考的主体。集权政府能够崛起，就是利用这种政治冷感人士，大家最好都不要参与公共讨论，最好都认为反抗是无谓的，集权政府就能为所欲为。 厄兰还指出，集权主义最喜欢利用一些大叙事来合理化自己的统治，像是把事情归咎于人性、自然法则、历史法则。厄兰就点明两种思潮：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达尔文的理论在十九世纪被用来合理化种族的位阶高低，许多统治者高喊“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是自然演化的法则。纳粹的优生学就是利用这点，把自己做的种族清洗说成是在实现自然法则。再来，厄兰也批评马克思的理论，把资本主义跟共产主义讲成是一种历史规律，只要资本主义发展到最极致，就会催生出共产主义。这样讲，仿佛是有一股超越个人意志的力量在主导。人类被简化成只是历史运作的一个棋子，外在的法则取代了人的自由。厄兰认为，这就是集权的温床。统治者可以说：“人民的牺牲是为了历史发展，你要牺牲小我来完成大我。”这就是集权主义最喜欢的论述。 那么，要如何避免自己不自觉的参与“平庸之恶”呢？首先，厄兰认为，不管社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人始终都是自由的思考者、行动者，都可以去反抗历史的潮流。但是你如果一直投入在一个环境里，你就不会有机会去反思自己在干嘛。所以你必须从你所属的组织环境里抽离出来，往后退一步，看你自己在做什么事。把外在嘈杂的声音都关掉后，才能来一场与自己的内在对话。问自己：“我在做的这些事，是不是被他人社会国家牵着手的自动导航模式？” 这种内在对话就被苏格拉底称作思考。请注意，厄兰说的是独立思考，而不是独自思考。不是叫你独自一人关起门来思考，那样只会困在自己的封闭世界里，你就听不见跟你立场不同的声音，无法察觉到社会充斥的意见。 西方哲学从笛卡尔开始，就把思考变成是孤立的内在活动，让个人远离了与他人共享的公共世界。厄兰甚至说，孤立的思考是集权主义的温床。纳粹就是在自己的同温层里思考，或是当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态度也是如此，封闭在自己的思考里无法容纳对方。所以，在厄兰看来，哲学不是起源自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不是“我思”，而是“我们思”。只有与他人一同思考，政治共同体才会存在，因为不思考的共同体就可能滋生出集权，导致共同体的自我毁灭。 其实，在纳粹统治时期，就有许多不合作、不服从的公民。这些人当时会被称作“不负责任”、“不守法”。但是从事后的角度来看，这些人才是真正能进行独立判断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更聪明、道德上更高尚，而是他们可以有意识地暂时关掉“自动导航模式”，让自己不被社会国家机器的秩序给牵着走。一旦停止思考判断，就可能让大屠杀重演。 不过，要做出独立的判断，有时候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厄兰的这本书出版不久后，很多犹太人朋友就跟厄兰闹翻了，跟他断绝关系。因为他的独立思考，推翻了“犹太人等于受害者”的框架，讲出了当时很多人刻意不提的：犹太人，也可以是加害者。所以要做独立判断，还要有能够实践的勇气。在这点上，厄兰不只是像学院里的哲学家一样做出思考而已，还同时付诸行动。他不是政治思想家，还是政治行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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