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的头衔与权力的隐形法则
一九八四年的华尔街，正处于剧烈变革的前夜。在这一年，德崇证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 曾经的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后于一九九0年宣告破产）迎来了其成立五十周年的重大纪念日。为了庆祝这半个世纪的辉煌历程，公司管理层特意精心编纂并出版了一本回顾性质的周年纪念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从公司的起源开始，从头到尾、详详细细地将德崇证券整整五十年的历史与荣耀重新梳理了一遍。然而，任何一个对当时华尔街格局有所了解的业内人士，在翻阅完这本厚厚的纪念册之后，都会发现一件极其反常且不可思议的怪事：在这本记录公司辉煌历史的册子里，竟然连一次都没有提到过那个当时掌控公司命运的灵魂人物——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 华尔街历史上著名的金融家，被称为“垃圾债国王”）。
这绝对不是一次简单的编辑疏忽或者排版排漏。因为就在前一年，也就是一九八三年，整个德崇证券能够赚取到如此惊人的利润，几乎完全是依赖于米尔肯个人的卓越贡献。根据当时的财务报表和行业内部书里给出的最保守估算，德崇证券在一九八三年的净利润高达一亿五千万美金。而在这笔庞大的利润当中，究竟有多少份额是从迈克尔·米尔肯在西海岸设立的那个高收益债交易部里，从他那一块小小的交易桌上流淌出来的呢？答案是百分之百。前面的历史账目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几乎德崇所有的核心利润都是由迈克尔·米尔肯一手为公司赚取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无可争议的利润之王，他的名字却像被刻意抹去了一样，完全没有出现在公司的五十周年纪念册里。不仅如此，德崇证券每一年的官方年报也是如此。年复一年，迈克尔·米尔肯始终坚守着一个在外人看来近乎偏执的原则——他绝对不肯让自己的名字、自己的个人照片出现在德崇证券的年报上。这件事情他坚持了许多年，在竞争激烈、人人争名夺利的华尔街同行眼中，这近乎是一种难以理解的癖好与怪癖。
这种对名誉的极端排斥与规避，在一九八0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美国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简称 SEC）对米尔肯进行的一场常规笔录调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负责调查的联邦律师向他提问了一个再基础不过、也再简单不过的事务性问题：请问你在德崇证券内部究竟担任什么职务？面对这个涉及个人职业定位的问题，迈克尔·米尔肯给出了一个极其模糊且敷衍的回答，他说：“我大概算是公司里的某种副总裁吧。”律师显然对这个含糊其辞的答案感到不满，于是继续追问：“那么你到底是资深副总裁（Senior Vice President）、执行副总裁（Executive Vice President），还是第一副总裁（First Vice President）呢？”米尔肯只是耸了耸肩，用一种无所谓的语气回答道：“哎呀，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的头衔老在变，我也懒得去记这些东西。”
其实，如果你能够深入洞察当时的华尔街权力结构，就会明白这其实是一种反向的权力昭示。在人类社会的权力博弈中，当一个人的实际掌控力已经远远超越了体制所能赋予的最高名分时，具体的职位名称对他而言就变成了一种多余的累赘。你想想看，德崇证券的董事会和管理层，能够拿出什么样的头衔，才能配得上迈克尔·米尔肯对这家公司立下的不世之功呢？在这栋位于西海岸的交易大楼里，米尔肯真实的身份早已超越了任何世俗意义上的公司高管，他就是这里至高无上的国王。而对于一个手握生杀大权的国王而言，他会在乎自己的名片上印着的究竟是“资深”还是“执行”这几个毫无实际意义的英文单词吗？
很多年以后，迈克尔·米尔肯自己也曾公开解释过，为什么他在巅峰时期会如此坚决地拒绝让自己的照片和名字出现在公司的年报和宣传册上。他的解释听上去充满了温情与集体主义的色彩，他说：“如果我的照片登了上去，而其他辛勤付出的同事的照片登不上去，这对于大家来说是不公平的。这会极大地伤害到我们团队作为一个整体、在一块并肩作战的那种凝聚力。”为了证明自己对平等的追求，他还特意补充了公司内部的一个传统细节，他说：“我们公司的圣诞卡上，是写着我们高收益债部门每一个人的名字的，从大楼底下停车场负责看车的师傅，到每天在第一线呼风唤雨的首席交易员，一个名字都不会漏掉。”
米尔肯这番关于团队合作的表述显得极其完整且动听。他认为，只有当底层的员工真正觉得自己是这个伟大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时，他们干活才会爆发出最强烈的带劲感和主观能动性。在他看来，企业的发展应该是一股由内而外汇聚而成的合力，在这样一个生态系统里，任何人都不应该踩在别人的头顶上作威作福。在解释的最后，米尔肯还意味深长地补上了一句充满哲学意味的警句：“在日常工作中，如果一个人老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这实际上是人类性格中一种极其致命的弱点。”
听完这些冠冕堂皇、体贴入微的表述，任何一个初涉商海的旁观者大概都会觉得，迈克尔·米尔肯真是一个情商极高、懂得体恤下属、甚至带有一丝圣人光辉的完美领袖。他说话总是能让人感到如沐春风，对名利也表现得云淡风轻。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人性的多面往往是互相矛盾又有机统一的。就是这样一个在公众镜头面前躲躲闪闪、连自己头衔都懒得记清楚、甚至标榜自己是普通员工一员的谦逊金融家，却在同一时期，也就是一九八三年，在全美国最昂贵、最能够摆阔、最充满了资本奢靡气息的土地上，悄悄买下了一整栋极尽奢华的商业地标大楼。
MCI与米高梅：承销游戏的极限施压
要理解米尔肯买楼这一行为背后的逻辑，我们必须先来看看在一九八三年这一整年里，德崇证券这台由垃圾债承销和交易驱动的庞大赚钱机器，究竟跑到了怎样令人眩晕的恐怖速度。
在这一年的二月份，仅仅在短短的十天时间里，德崇证券的高收益债团队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口气承销并完成了七笔全新的公司债券发行。这七笔发行的融资金额加起来，达到了在当时堪称天文数字的五亿美金。紧接着，在四月份，米尔肯团队又操盘了华尔街垃圾债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一单大生意——他们为好莱坞巨头米高梅联美娱乐公司（Metro-Goldwyn-Mayer/United Artists: 美国著名的电影制片与发行公司，简称米高梅联美）承销了高达四个亿美金的债券。而在当年的七月份，他们更是打破了自己创下的纪录，为MCI通讯公司（MCI Communications: 美国早期的电信巨头，曾通过垃圾债融资挑战AT&T的垄断地位）一次性承销了金额高达十个亿美金的巨额债券。
还有一个更直观的行业数据，能够彻底说明这一年德崇证券在垃圾债领域的绝对统治力。在一九八三年，全美金融市场上单笔金额在一亿美元以上的垃圾债发行项目，一共只出现了二十三单，而德崇证券一家就独占了其中的绝对大头。而在前一年，也就是一九八二年，全美超过一亿美元的垃圾债大单仅仅只有八单。从外部的市场表现来看，德崇证券在垃圾债市场的扩张每一步都跨得又稳又准，充满了轻松写意的姿态。然而，如果你能够撕开这层光鲜亮丽的外表，站在德崇证券交易室的内部向里看，就会发现真实的交易过程完全是一场在悬崖边缘起舞的惊心博弈，内部的空气紧张得几乎让人窒息。
根据一位德崇证券高收益债部门前雇员的痛苦回忆，在操作米高梅联美那笔四个亿的债券时，米尔肯和他手底下那帮平日里不可一世的交易员们，其实全程都处于一种极度焦虑和紧张的崩溃边缘。他们到底在紧张什么呢？因为米高梅这一笔单子的融资金额，是米尔肯此前所操盘过的最大单子金额的整整四倍。在没有成熟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如此巨大的胃口随时有可能会将德崇自身的信用和资金链彻底撑爆。
这位前雇员在当时担任德崇零售部门的债券销售员。他曾非常详细地向传记作家讲述了当时发生的一段极具代表性的内幕插曲：“在发行的最关键时刻，迈克尔高收益债部门的核心手下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用命令的语气让我必须在我的零售渠道里，帮他们消化掉一千万美元的米高梅债券份额。”
这句话在德崇内部其实是一个极其反常的信号。因为在平时的正常情况下，那些市场评级好、极易销售、利润丰厚的高收益债额度，是绝对不可能分给零售部门哪怕一丁点的。迈克尔·米尔肯个人在骨子里其实非常讨厌和鄙视零售业务。他认为零售业务不仅琐碎、效率低下，而且对于建立他的大资本帝国毫无用处。他平时根本不想接听任何一个为了区区一百万或几十万美元就反复确认的零售电话。在米尔肯的办公室里，他要谈的生意，起步价都是一亿美元以上的机构大单。然而，在米高梅这个项目面临发不出手的危机时刻，这些平日里眼高于顶的精英们，却不得不低声下气地跑来求助于他们平时根本瞧不起的零售销售员。他们对销售员说：“你应该懂的，现在是公司最关键的时刻，大局为重，你必须接下这笔货。”
看在公司大局的面子上，这位销售员咬着牙接下了这一千万的额度，并迅速通过自己的渠道分销给了旗下的散户和中产阶级客户。然而，戏剧性的转折很快就发生了。由于米尔肯强大的市场号召力，米高梅联美的这一单债券在机构市场上最终实现了超额认购。既然机构客户又抢着要了，米尔肯手下的交易员们便立刻翻脸不认人。他们再次给零售销售员打去电话，语气傲慢地要求把之前派发下去的一千万元额度原封不动地全部收回。
此时，这位销售员也彻底被激怒了。他已经在第一时间把这些债券的购买协议派发给了自己的客户，如果此时出尔反尔，无异于砸了自己的饭碗和职业信用。于是他对着电话果断地拒绝道：“这绝不可能，我这里已经全部卖出去了，没门！”
在被拒绝之后，米尔肯高收益债部门真正的残酷底色便彻底暴露了出来。没过多久，米尔肯高收益债部门的“金牌打手”们便直接将电话打了过来。在电话里，对方撕下了平日里文质彬彬的面具，用极其粗鄙的语言对这位零售销售员进行了疯狂的咆哮和辱骂，所有能想到的脏话几乎一句不落地砸了过来。在经过了一番近乎恐吓的极限施压后，双方最终达成了一个妥协：零售部门砍掉五百万的额度退回给米尔肯，而米尔肯的交易团队则保留剩下的五百万。但即便如此，那些打手们依然在电话里疯狂地叫嚣，表示剩下的那五百万额度他们也非要不可。
这位销售员在回忆的最后，留下了一句对米尔肯个人管理风格极为深刻的评价：“迈克尔在华尔街打起仗来，手段其实非常毒辣、下手极狠。但最厉害的是，他自己从来不会亲自下场干这些脏活。在我的印象中，我从来没有听过迈克尔在办公室里提高过嗓门对任何人吼叫。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德崇没有暴虐。因为他手底下有一群专门豢养的‘狗腿子’和‘打手’，会替他去干这些威胁、恐吓、辱骂的脏活。”
坚守承销底线与闭环消化的暗渠
在这个看似文雅、实则血腥的交易网络中，米尔肯建立起了一套极为严苛且不容置疑的行业行规。而他那单为MCI通讯公司筹集十个亿美金的惊天项目，则将这套规矩的运作机理展现得淋漓尽致。
事实上，MCI最初报出来的发债融资规模并不是十个亿，而仅仅是五个亿。然而，当发行的消息传出后，米尔肯在西海岸的销售团队开始源源不断地向总部汇报销售数据，声称市场的认购需求正在疯狂暴涨。米尔肯在确信了自己的市场统治力后，开始以极具挑衅性的方式不断上调发债规模：从五亿提高到六亿，从六亿追加到八亿，最终，在极短的时间内硬生生地将融资金额推高到了史无前例的十亿美金。他之所以敢这样疯狂地加码，是因为他拥有刚刚成功发行米高梅超额认购的底气。
然而，金融市场的风向瞬息万变。就在十亿美金融资规模敲定的关头，华尔街的买方机构突然开始抱团抵制。有大型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表言论指出，MCI当前的财务杠杆已经紧绷到了极限，十个亿的巨额债务这家公司根本背不动。而且更为致命的是，这笔垃圾债在发行时还捆绑了认购权证（Warrants: 允许持有者在未来以特定价格购买公司股票的凭证），这就意味着一旦未来债权人行使权利，MCI现有股东手中的股权就会被稀释掉极大的一块。
按照当时华尔街历史悠久的传统行业规矩，遇到这种发行受阻的突发情况，解决办法其实非常简单。如果你向监管机构申报要发行一个亿的债券，结果发现市场上只卖得动五千万，那么投行只需要顺水推舟，将发行规模砍到五千万即可。这属于非常正常的行业惯例（Standard Practice: 行业内普遍认可和遵循的业务操作标准），没有任何人会为此嘲笑你或者指责你无能。
但是，迈克尔·米尔肯却绝不接受这种妥协。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将“绝不砍单”当成了自己至高无上的个人职业荣誉和德崇证券的信用招牌来死守。在一九八六年年中接受监管部门质询的一份笔录里，米尔肯在谈到这一点时，言语中依然充满了无可妥协的自豪：“我一辈子在华尔街混，只要我迈克尔·米尔肯点过头、答应要接的买卖，无论后来市场的行情变得多么难看、多么恶劣，我都从来没有在半途中退出过一次。”
米尔肯这种近乎偏执的坚持，一方面是出于对自身商业信誉的维护，但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他深谋远虑的利益算盘。因为在商业社会中，中途砍单无异于公开抽客户的耳光，而选择无论如何都将单子接存下来，则是给客户送上了一个天大的人情。而在米尔肯的金融哲学里，人情从来都不是免费的，人情是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流动性资产，是必须在未来的某一天连本带利加倍偿还的。
当时的一位美国实业大亨马歇尔·科根（Marshall Cogan: 一九八0年代著名的杠杆收购者，曾频繁使用垃圾债进行企业扩张）对米尔肯的这种“人情债”体会极深。在一九八0年那个金融市场极度萧条的年份，科根控制的企业急需六千万美元的资金来维持运转，德崇证券接受委托为他发行债券。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债券发行极其困难，最终在市场上卖出去的份额连一半都不到。就在科根走投无路、面临破产绝境的时候，米尔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由德崇证券自己出资，把剩下的几千万美元债券全部买下，自己扛了下来。
一九八六年，科根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由衷地感叹道：“在当年的华尔街，有除德崇之外的任何一家投行敢这么干过吗？一次都没有！今天，高盛（Goldman Sachs）、拉扎德（Lazard）这些超一流的顶级投行天天围着我转，想做我的生意。可是在一九八0年我最困难的时候，除了米尔肯，别家连一分钱都不会给我。如果没有当时米尔肯帮我扛下来的那笔救命钱，我今天这点家底根本就不可能立得起来。”
这显然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投行与客户之间的商业买卖关系，这是一种在商业社会里最具约束力的政治恩情。米尔肯把这笔账算得比任何人都要清楚：当你欠了米尔肯如此巨大、甚至决定了企业生死存亡的滔天人情之后，下一次你的企业需要发债融资时，你还敢不敢、有没有可能去找别的投行？当米尔肯在市场上发行别的垃圾债卖不动、需要人接盘的时候，你还敢不敢对他说出一个“不”字？
那么，MCI那笔最终严重滞销的十个亿债券，最后到底是怎么卖出去的呢？根据德崇内部前雇员的透露，当时在市场上真正被第三方机构买走的只有七亿五千万美元。而剩下的两亿五千万美元缺口，则被德崇证券用自己的公司自有资金硬生生地扛了下来。然而，德崇证券虽然有钱，但它的资产负债表也无法长期承受两亿五千万垃圾债的沉重压迫。
为了消化这笔自己吃下去的巨额库存，在MCI发债项目结束两个月之后，德崇证券内部便极其迅速地推出了一样全新的金融衍生品。它的名字叫做高收益信托基金（High-yield Income Trust Securities: 德崇发行的投资于高收益债的信托基金，简称 HITS）。
这是一只由德崇证券自己设立、自己管理的高收益债券投资基金。在它被推向市场后，德崇证券动用了其之前备受冷落的零售部门，将这只基金包装成高收益的理财产品，公开发行并疯狂地推销给全美各地的普通老百姓和散户投资者。而在 HITS 基金的底层资产持仓明细里，赫然装着一大块之前德崇卖不出去、砸在自己手里的 MCI 垃圾债券。
只要你将这整个交易的时间线和资金流向前后对照着捋一遍，华尔街最经典的“闭环割韭菜”套路便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 德崇为了面子和拉拢客户，承销了远超市场承受能力的巨额债券；
- 市场崩盘，债券砸在手里，德崇被迫自己出资兜底买下；
- 仅仅两个月后，德崇迅速注册成立一只专门投资高收益债的新基金；
- 德崇动用零售部门，将这只包装好的基金卖给对风险一无所知的普通散户；
- 散户的资金流入基金，基金随之买下德崇库存中的滞销垃圾债，成功将风险从德崇的资产负债表转移到了千家万户的普通人身上。
因此，HITS 基金在本质上根本不是什么为散户提供高额回报的创新金融工具，它只是德崇证券为了消化自身不良承销项目而专门设计的一个高效率排污出口。通过这个出口，德崇实现了自己产、自己销、自己兜底的完美金融闭环。这台庞大的机器，为了维持自身的无限扩张，终于在体内长出了一个贪婪的、需要不断吞噬散户资金的“胃”。
比弗利山的奢华图腾与极端的作息戒律
伴随着这种高风险、高回报的闭环游戏的疯狂运转，德崇证券在一九八0年代初迎来了资产的爆炸式增长。
在一九七九年，德崇证券全年的净利润还只有寒酸的六百万美金。然而到了四年后的一九八三年，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了一亿五千万美金，整整翻了二十五倍。与利润一同膨胀的还有员工规模，一九七九年德崇全公司仅有三千名员工，而到了一九八三年，员工人数已经扩张到了五千五百人。至于迈克尔·米尔肯自己直接统辖的高收益债小组，当年从纽约刚刚搬迁到洛杉矶世纪城（Century City）时，仅仅是一个只有二十来号人的边缘小团队；而到了一九八三年，这个小组的成员已经暴涨到了一百三十人。
在全美投资银行公司债承销的官方排行榜上，一九七八年德崇证券还排在无人问津的第十一位，而到了这一年，德崇已经强势杀入了前六名。在当年的历史背景下，一亿五千万美元的利润是一笔购买力极其恐怖的财富。
就在这笔财富如雨水般洒向西海岸的同时，一九八三年，迈克尔·米尔肯联手他的弟弟以及几位核心投资人，做出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决定。他们以个人的名义，联手出资买下了位于洛杉矶威尔希尔大道（Wilshire Boulevard）与罗迪欧大道（Rodeo Drive）交叉口的一栋四层商业大楼。
对于熟悉洛杉矶地理的人来说，这个交叉口是整个比弗利山（Beverly Hills: 美国洛杉矶著名的富豪居住区）最尊贵、最显赫、也最寸土寸金的商业核心地标。这里就是后来无数好莱坞电影里，女主角拎着各大奢侈品的购物袋、在豪车环绕中傲然走过的时尚圣地。在买下这栋大楼后，米尔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资产乾坤大挪移——他以大楼业主的身份，将这栋属于他个人的房产，转租给了他自己正在为其打工的公司——德崇证券。
在这个精妙的安排下，迈克尔·米尔肯自己成为了房东，而他服务的德崇证券则成为了他的租客。每个月，德崇证券都要将大笔的公款作为租金，源源不断地送进米尔肯兄弟的私人腰包。这种左手套右手的关联交易模式，与三十多年后震惊全球的共享办公巨头 WeWork 创始人亚当·诺伊曼（Adam Neumann）的套路如出一辙。
米尔肯挑中这个地方作为自己的总部，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搭建一座朝圣的金色殿堂。在外表上，米尔肯自己居住在洛杉矶一个名为恩希诺（Encino）的普通住宅区里，日常起居极其低调，不显山不漏水。然而，他却将自己每天战斗的舞台，设立在了全美最昂贵、最张扬、把财富赤裸裸堆在脸上的比弗利山核心路口。他精明地将自己的个人生活与商业帝国进行了彻底的区隔：他将温馨的家庭留在了恩希诺，那是他每天二十四小时中被工作压缩到最薄的一段私人时光；而他那需要聚光灯和震慑力的庞大生意，则需要一个足够宏伟的舞台。这栋比弗利山的总部大楼，已经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它更是一份向全美资本市场宣告主权的强力声明。
为了维持这个帝国的运转，米尔肯在总部大楼里推行了一套近乎自虐的极端作息戒律。在一九八二年接受证监会律师调查时，他曾以极其详实的细节，勾勒了自己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日常一天：
“我每天早上走进办公室的时间，通常是在凌晨的四点半到五点之间。此时整座洛杉矶城还在沉睡。我坐下后的第一件事，是快速浏览当天的《华尔街日报》。随后，我会根据最新的财经信息，给我部门里的员工写工作便签。写完后，大约在五点一刻左右，我会让行政人员把这些便签放到每一个员工的办公椅上。这就意味着，当他们早上来到办公室准备坐下时，必须先捡起这张便签，在读完我的指令后才能坐下工作。
接下来，从清晨开始，我会让行政人员不停地帮我拨打电话，将全美各地的客户接入我的多路电话线中。这个过程通常会无休止地持续到下午。在上午十点三刻到十一点一刻之间，会有人把我的午餐放在桌上，我通常只花五分钟时间快速吞下这些食物，然后继续通话。
下午四点到六点之间，当天的市场持仓报告和交易账目会送到我的桌上。我会开始仔细研究。如果此时我的精力还没有完全耗尽，我会继续给部门里的交易员写便签，盘问他们为什么今天买进了这笔债券，又为什么卖出了那笔资产，我会在便签上写满我个人的看法和质疑。直到我彻底累垮、精力完全透支，我才会驱车回家睡觉，然后准备迎接第二天的循环。”
这种作息时间表，在本质上已经脱离了世俗商业公司的范畴，它更像是一座戒律森严的苦修寺院里所推行的宗教戒律。而在随后的几年里，随着业务的进一步扩张，米尔肯的作息时间只会变得比这更早、手段也只会变得更狠。
米尔肯本人也承认自己拥有极强的控制欲。他曾非常自豪地对旁人炫耀：“我的耳朵听力极好。在我们那个空间并不算宽敞的交易大厅里，手下人说的大部分对话我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很多时候，当我听到某个交易员正在试图做一笔在我看来愚蠢且不该做的交易时，我就会在对方按键确认之前，直接从大厅正当中冲着他的方向愤怒地吼叫过去，当场喝止他。”
“出名赚不到一分钱”：邪教式的封闭控制
这种近乎军事化、高强度的精神紧绷状态，不仅充斥在工作日，连周末也无法幸免。在米尔肯的字典里，周末从来都不是用来休息的，它只是工作日的无限延伸。
德崇证券的一位元老级副董事长毛里兹（Maurits），在一九四0年代就加入了公司的前身，他曾回忆过一件往事。当时他有一位极其重要且地位显赫的朋友，指名道姓想要见迈克尔·米尔肯一面。当毛里兹向米尔肯转达了这个会面请求后，这位高高在上的国王在排满了的日程表中，最终只给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会面时间：周日清晨的五点三刻。
令人惊讶的是，那位朋友为了能见到米尔肯，竟然咬着牙答应了这个苛刻的时间。然而，就在会面前夕，米尔肯却突然再次打来电话，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要求更改时间，原因是他突然想起来那个周日刚好要调整夏令时，为了不耽误他当天的其他工作，会面时间必须提前到清晨的四点半。
在一九八二年的那份证监会调查笔录中，还记载了另一段律师与米尔肯之间关于“假期”的经典对话。律师试图厘清他在内华达州太阳谷（Sun Valley）与拉斯维加斯娱乐业大亨史蒂夫·永利（Steve Wynn: 拉斯维加斯现代度假村之父，曾利用垃圾债建造了金殿大酒店）会面的细节，便问道：“米尔肯先生，我不太清楚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你当时是在那里度假吗？”
米尔肯的回答十分微妙：“我是周五到的，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我确实都在太阳谷。”律师接着问：“那么，你是在这个假期的空闲时间里，顺便见到了永利先生对吗？”米尔肯立刻纠正道：“是这样的，我当时随身带着我所有的公文包和工作文件，我整天都在低头看资料和处理业务。至于你要不要把这种状态定义为‘假期’，那是你个人的理解。在我这里，它就是工作。”
米尔肯对自己实行了近乎残酷的苦修，而对于他手底下的员工，他则立下了一条绝对不可逾越的铁律——不许出名。他本人在面对媒体时总是避之不及，他也同样要求他手下的所有人必须彻底远离公众的视线。
史蒂夫·永利后来回忆说，米尔肯在日常生活中最常挂在嘴边、用来告诫手下交易员的一句话就是：“在华尔街，出名这件事情一分钱都帮你挣不到，但它能给你惹来的坏处和麻烦，倒是一大堆。”
米尔肯甚至形成了一套逻辑自洽的“愚民”管理理论。他向外界解释道，如果他手底下的交易员开始在主流财经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和照片，他们的虚荣心就会迅速膨胀，会开始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行业人物。一旦员工产生了这种膨胀的自我意识，他们就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踏踏实实地在第一线拼命干活了。“我的要求很简单，我要他们每天清晨四点半就准时坐在交易桌前，一直高强度地工作到晚上八点。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拿高薪的代价。我绝对不想让外面的名利和杂音去干扰他们的专注力。”
或许是意识到了这番话中透露出的浓烈专制与残酷味道，米尔肯在每次对外界说完这些规矩后，总会假装民主地补上一句：“但我从来不要求任何人去做连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我没有独立的办公室，我就坐在他们正中间，我的办公桌和他们的尺寸一模一样。”
这极具煽动性的姿态，让米尔肯高收益债小组在德崇证券内部变成了一个极度封闭、极度保密、且充满了某种精神崇拜的“国中之国”。在这个组织内部，权力结构被故意设计得像一团乱麻。
在八十年代的华尔街，投行内部设立投资合伙企业（Investment Partnership: 由合伙人共同出资设立的内部投资实体）来分配利益是很常见的做法。通常的套路是全公司符合级别的合伙人一起出资，或者部分合伙人进、部分不进，账目相对清晰。然而，德崇证券内部的合伙企业股权结构，却被米尔肯人为地改造成了一座极其复杂的金融迷宫。
从他在纽约时设立的“水赖西”（Otter Creek），到他落地洛杉矶后与弟弟合伙成立的“GLJ”，再到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三年陆续开设的一大串名字古怪的合伙公司，这些实体背后其实都是同一批核心成员在不同的排列组合里进进出出。而将这些错综复杂的股权和资金流串联起来的枢纽，是一个名叫理查德·桑德勒（Richard Sandler）的私人律师。
桑德勒是米尔肯弟弟从小到大的挚友，两人一同读完了大学和法学院。在米尔肯的金融帝国中，他是无数合伙企业法律文件的实际经办人，甚至成为了米尔肯几个孩子信托基金的法定受托人。
而在所有这些隐秘的投资实体中，最赚钱的一家名为贝尔维迪尔证券（Belvedere Securities）的券商，甚至没有设立在洛杉矶，而是放在了芝加哥。这家公司利用当时美国税法尚未完善的灰色漏洞，将美国国债的本金与利息票拆开进行分别销售，从而为米尔肯家族攫取了惊人的免税或避税利益。
在被调查律师盘问德崇的管理层是否知晓这些外部交易时，米尔肯用一种极具艺术性的外交辞令推卸了责任。他声称自己并不完全清楚细节，而公司的固定收益业务总主管埃德温·坎特（Edwin Kantor）虽然知情，但不太可能拿到每一笔交易的底单副本。这种刻意的结构混乱，正是米尔肯用来规避监管、同时牢牢把控核心利润的帝王术。
一九八七年年底，当米尔肯在比弗利山的大楼里接受本书作家的采访时，他以一种近乎宗教先知的姿态，用一部当时风靡全球的电影做了一个绝妙的类比，作为他这套管理哲学的终极注脚：
“你去看那一版拿了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电影《甘地》（Gandhi）。甘地那样一个伟大的领袖，如果他每天坐在考究的加长豪华轿车里出行，而他要动员和激励的印度民众全都是光着脚在泥泞里走路，他就永远不可能激励得动他们。领袖必须和群众站在一起，表现得和他们一样清苦。”
然而，在这个温情脉脉的“甘地隐喻”背后，威尔希尔大道上的真实景象却是：每天清晨四点半，一辆又一辆黑色奢华的加长轿车在德崇大楼门前排起长队，全美最贪婪的恶意收购者（Corporate Raiders）和顶级实业家们，正诚惶诚恐地穿过鹅卵石车道，排队进入大厅，只为了向这位坐在普通交易桌前、却掌控着全美数百亿资本流向的无冕之王——迈克尔·米尔肯，低头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