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勤劳为何不富有？

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勤劳但不富有？我相信这是很多网友的疑问，因为这是我们普遍面对的一个现实。现在有很多人非常勤奋，劳动强度非常高，但最终他们的财富状况却不理想，普遍陷入贫穷的状态。这样的事实情况与传统观念存在矛盾。我们从小到大，老师和家长都在教育我们“劳动最光荣”、“劳动能够创造财富”、“靠勤劳可以获得富裕”，但为什么这种教育与我们面对的现实相差如此巨大呢？这个问题很有意义。今天这一期节目，将深入解答这个疑问，解决这个矛盾。要仔细分析这个问题，需要将其拆分成两个部分：财富和劳动。

财富的本质：自由与权利是前提

我们先来说财富。什么是财富呢？一般人的概念中，财富就是指金银财宝、现金、钞票、股票乃至房地产等各种资产。这些东西当然是财富，但它们只是财富的表现形式。财富的存在有一个前提条件，如果缺少这个前提条件，以上所说的各种财富形式都会灰飞烟灭。那么，财富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是什么呢？这个前提和基础就是自由和权利。如果没有自由和权利，就没有财富。

首先，通俗意义上的财富形式包括金银等贵金属、宝石以及现金、股票、不动产等各种外在形式。这些东西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财富。一个人通过合法方式获得并积累财富，这个过程符合我们普遍的认知和道德，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问题是，个人财富的积累看似天经地义、不证自明，实际上却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只有在这个条件之下，财富才是真实而具有意义的。这个前提条件就是整个社会必须尊重个人的财产权。

假如你的合法所得会无缘无故被人拿走、被人恶意毁坏、被人强制征收，那么不管你通过什么方式积累财富，不管多么努力地积累财富，你的财富都留不下来，等于是一场空。在这种情形下，不仅是劳动无法实现富裕，除了劳动以外的任何方式，包括经商、投资、继承遗产、赠送等所有方法获得的财富，最后都不属于你自己。所以说，一切财富的前提条件就是社会必须尊重产权。缺少这个大前提，“劳动创造财富”这句话就是伪命题。

财产权的保障：民主与专制之别

在现实当中，没有个人财产权的典型例子就是中国。中国的商人赚的钱，最后到底属不属于他们自己，这是一个概率问题。个人财富在中国经常处于量子叠加态（Quantum Superposition: 原指微观粒子同时处于多种可能状态，此处比喻财富归属的不确定性）。如果中国政府暂时不缺钱、心情还比较好，或许会暂时让你的钱存在你手里；但如果中国政府缺钱等钱用，它会立刻改口说你的钱是非法所得，分分钟给你没收充公。与此相关的人物和新闻事件可以说是举不胜举。我本人对这些琐碎的事情没有兴趣，这里就不再啰嗦。也就是说，中国人没有财产权，因此不能创造自己的财富。当然，扩大来说，只要是集权专制统治的国家，统统没有财产权，这种国家无法创造出真正的财富。从这个角度来说，财富不是劳动创造的，而是权利和自由创造的。

那么，由谁来保护财产权呢？有一个流行且庸俗的看法，认为政府（具体来说是代议制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指公民通过选举代表来行使政治权力的政府形式）的职能之一就是保护财产权。这个观点直接来自于17世纪英国政治学家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的论述。洛克将政府的目的定义为保护生命、财产和自由。财产权在洛克的语境中，是指一种受到政府法律保护的公民权利。民主国家的代议制政府，其职能和任务之一就是保护公民的产权；而专制国家和独裁政府的功能并不是保护产权，而是用暴力手段维护专制集团的统治，所以两者的功能不一样。中国政府显然不是民主代议制政府，所以它的职能并不是保护产权。中国人的财产权时刻处于危险当中，所以中国人无法创造财富。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洛克的意思。洛克的意思不是说在代议制政府出现之前就不存在财产权，他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财产权其实自古以来一直都存在，它经过了极其漫长的历史，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权利。在人类的远古时代，产权的意识事实上就存在，只是当时没有明确的文字立法来把这个抽象概念进行书面化的解释。洛克信仰基督教，他在解释产权问题的时候，就使用了基督教当中的自然法（Natural Law: 指不依赖于人类法律或习俗，而是基于普遍道德原则和人类理性而存在的法律或权利）概念。在《政府论》中有一段原话是这样写的：“人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这个无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者是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在自然状态当中，人的活动是自由平等的，但并不是放任的，因为存在自然法及理性原则来约束和指导他们的生活。也就是说，在漫长的演化过程当中，自然法则赋予了人类自然的权利，在各种自然权利当中就包含财产权。民主政府的职能只不过是顺应天道、顺应了自然法，把原本就存在于自然法当中的财产权用法律文字明确提出，然后用国家权威加以保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的财产权制度并不是一种生硬的、凭空出现的发明，它本来就存在于自然法则当中，民主政府只只不过是顺应天道和自然法则，尽其责任而已。相反，专制政府违反天道，不尊重自然法赋予人类的自然财产权，因此它必遭天谴。

实际上，我们纵观整个英美普通法国家的制度发展，就不难发现产权制度的来源同样是来自于自然法则，以及人们多年形成的习惯和共识。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 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强调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包括法律、习俗、道德等）家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在他的《制度经济学》当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作为一种经济上的资产，美国关于财产的三种意义产生于英美法院的惯例。英美法院接受他们认为是可行并且有益的各方现存习俗，而且赋予他们统治意义上的自然约束力。”上文中提到的约定俗成的法院判例，就是形成于常年历史积淀。产权制度也是如此，它原本就是人类自古以来社会风俗习惯之一。现代民主国家所做的事，无非就是首先用文字把这种风俗习惯明确描述出来；第二就是把原本就存在于习俗当中的产权制度推广到每个国民身上，并对其进行保护。

我们再把这部分论述结合到一开始提到的劳动是否创造财富那个问题，就不难得出结论说：劳动不能创造财富，是权利创造财富。而权利的来源就是自然法和天道。民主代议制政府顺应天道，保护自然法赋予人们的财产权，只有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的财富。以上内容我讲了一个基本道理，就是财富的前提是权利，没有权利的保障就不可能创造财富。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像我们通俗所说的养猪场的道理一样。养猪场当中的猪它没有权利，所以它不能创造财富，猪只能为养猪场创造利润。但是人不一样，人是有权利保障、有权利这个前提的，所以人可以为自己创造财富，这就是区别。

劳动定义的演变：从古典到工业时代

接下来讨论第二个问题：在那些有权利保障的国家，劳动是不是一定可以创造财富？其实这个说法也是可以存疑的。什么东西是劳动呢？在不同的时代，对于劳动有不同的定义。很有可能你所认为的某些劳动，在一些时空环境下它就不是劳动。所以“劳动创造财富”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很抽象的。我们只能说人的某些行为可以创造财富，但是这些行为不一定就是我们所定义的劳动。但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哪些行为可以创造财富，这个事情本身就说明了人类的经济周期和文明周期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如果我们根据这个点深入思考下去，了解到目前人类所处的经济阶段之后，我相信没有人笑得出来，我们最后只会眉头紧锁。

先来梳理一下劳动创造价值和财富的理论它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在古典时代，人们很少专门去撰写关于劳动创造价值和财富的学术著作。因为在古典时代，它是一个讲德性和神性的时代，经济属于次要领域，不太受重视。直到中世纪结束以后，世俗化的时代到来，人们逐渐失去了古典的德性和神性，社会风气变得只讲经济利益。这个时候学者们才开始重点关注经济问题，出现了大量专门论述劳动和财富相互之间关系的著作。为了刺激生产和发展经济，近代学者把劳动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认为劳动是财富和价值的创造者。

近代早期系统性论述劳动创造财富的学者之一，就是18世纪法国重农学派（Physiocracy: 18世纪法国的经济学思想流派，认为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来源）的代表人物弗朗索瓦·奎奈（François Quesnay）。他主张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但他仅仅将农业视为具有经济意义的劳动行为，认为财富是由农业劳动创造的，而不是工业创造的。同时代的法国经济学家，同时也是文学造诣很高的才子杜尔哥（Turgot），他发展了奎奈的观点。他写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这本书，被认为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国富论》之前最为重要的经济著作之一。在这本书当中，杜尔哥也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真正的财富，因为农业产品利用大自然天然的生产力，实现了产品本身数量增值。但是工业并不能像农业那样具有真实的繁殖能力，它仅仅是改变物质的形态，所以工业不算真正的创造财富。当然，重农学派有这种观点，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工业生产对于18世纪还没有完成工业革命的法国来说，并不具有重要的经济积累功能。从法国的现实出发，当时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只有发展农业才是法国积累财富最有效的方法。

但随着时间推移，全世界全面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农业就逐渐失去了经济积累的含义。建立工厂并进行工业劳动，就取代了传统的农业，成为了积累财富最有效的方法。劳动密集取代了土地密集型经济，福特式的车间管理技术取代了依照自然规律的农业耕作技术。工业时代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工业才是创造财富的劳动，这个观点就和过去农业时代的经济学家完全不同。

城市化悖论：劳动价值的衰落

随着工厂的林立、工人的聚集，城市化进程也开始提速。从19世纪到20世纪，城市化的进程高速发展。从联合国的统计数据图可以看到，在1900年以后，城市化率和城市人口出现了爆炸式增长。1950年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接近30%，而在19世纪城市化率连10%都不到。从1950年到2019年，全球的城市化率已经上涨到55.7%，城市人口超过40亿，城市化发展进入到饱和阶段。

在城市化的初期和中期，城市需要修建大量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 指为社会和经济活动提供基本服务的公共设施，如交通、通信、能源、供水等）。比如说铁路、公路、车站，还有各种房屋、工厂、商业地产等等。当时的人们对于工业消费品，比如说汽车还有家电等等有刚性需求。这些原因都极大地促进了工业发展。在那个时代，依靠工业劳动确实可以积累财富。在几十年前，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在工厂里上班确实可以挣到不错的收入，而且那个时候社会通胀还不严重，所以工资收入确实可以让人过上比较舒适的生活。这当中最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当时还处于城市化的中期。

但是，当城市化进入最后的饱和阶段，城市的各种设施就已无需再大规模建设，只需要进行零星的维护和翻修。消费者对于工业产品的热情和需求也开始下降，工业生产积累财富的效应也随之衰落。

金融与科技崛起：资本回报超越实际产出

这个时候，原本不属于劳动行业的科技业、金融投资业这些行业的财富效应开始上升。这个时代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科技软件行业全面替代了传统劳动力，金融行业则是实现了存量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时代，软件工程师和职业的金融投机者这种纯脑力的劳动者，全面取代了传统的农业和工业劳动者。也就是说，传统的农业和工业在这个时候已经无法高效地创造财富。

来看这个图表，它来自于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这个图的上方那条线就代表资本回報，下方的线代表实际的经济产出。在20世纪城市化的初期和中期阶段，全球的经济产出还要高于资本回报。但是根据统计，在2012年之后，经济的实际产出回报开始低于资本回报，两者的走势出现了死亡交叉（Death Cross: 原指短期移动平均线跌破长期移动平均线，预示熊市来临，此处比喻经济趋势的转折点）。预计到2050年以后，两者差距会更大，资本回报要远远高于实际的经济产出，或者说传统劳动的回报。从这个趋势可以看到，现在和未来几十年都是属于金融投资的年代，属于科技和软件行业，它并不属于传统劳动。

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阶段不一样了。历史上法国重农学派和英国工业经济学家对于劳动的认知差异，非常类似于今天的金融科技行业和传统工业对于劳动认知的差异。问题的关键不是劳动能不能创造财富，而是如何定义劳动。“劳动创造财富”或者说“勤劳但是不富有”这种说法都是非常模糊、非常不准确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劳动定义，你目前从事的劳动，未必就是这个时代最能够聚集财富的那种劳动。

再用这个示意图来直观地表示：X轴代表时间，Y轴代表城市化和劳动创造财富的程度。随着时间推进，城市化率越来越高，但是相应的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却越来越低。这就是城市化的悖论。此时此刻，我们已经越过了两者的死亡交叉线。换言之，城市化本身可以说是破坏了传统的劳动价值论。

文明末期的信号：含泪投资与存量博弈

有人会反问说，软件编程行业难道不是一种新时代的劳动吗？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姑且不谈相关行业的就业岗位只占到社会整体非常小的比例，单就软件编程这个行业来说，它的命运就像历史上的农业、工业、服务业一样，迟早也会被取代。如果你想要刨根问底，那一切走到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可以告诉你，大周期走到末尾的后果就是连软件工程师也无法创造财富，财富最后完全是由金融投机行业创造。

当然，金融行业说到底根本没有能力创造财富，它只是搬运财富，把财富从一些人身上搬到另外一些人身上，也就是以金融赌博游戏作为包装，但实际上是在进行财富的抢夺和再分配。记住这句话：残酷的存量博弈永远都是发生在经济发展和文明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文明进入末期的标志。在此之后，一切归于毁灭，推倒重来。

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到一个概念，就是含泪投资（Investing with Tears: 意指在经济周期末期，传统劳动无法创造财富，人们被迫进行投资以求保值增值，但深知这种投资行为的风险和未来经济前景的悲观）。今天结合这期节目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含泪投资。所谓的投资，就是因为不得不投资，因为劳动已经不能创造财富，只有投资才可以赢得收益，这是一个被逼无奈之举。但是为什么要含泪呢？它就说明在只有投资才能创造财富的阶段，整个经济发展的周期已经到头了，再往后只能是越来越差，走下坡路，最后乃至彻底的崩溃。在彻底崩溃之后，即使你是靠投资赚来的钱，最后也是会灰飞烟灭。所以要含泪，这就是现状，你必须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