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为何关注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我们为什么关注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如果把历史掰开来看，会发现一个非常清楚的脉络，即所谓的西方文明在最近几个世纪于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国的历史学家有一个说法，叫做“两个世界的碰撞”，也就是西方与非西方的碰撞。
那么，西方到底是什么？当我们谈论西方时，其内核实质是什么？最主要有两大块。第一块是它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第二块反而不是近两个世纪才出现的自由、人权或民主等概念，这些都是后续发展出来的。早期最主要的两块，一块是资本主义制度，另一块就是现代科学技术。我们提到西方，最核心的就是依靠这两样东西在全世界扩展和征服。
因此，当我们谈到资本主义，虽然大家可能不清楚它的具体定义，但简单来说，可以将其定义为“把各种各样的资产转换成资本，然后用于投资获利的过程”。另一种观察它的方法是看历史上出现了哪些形式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态
大致来讲，主要有几种代表性的资本主义形式。
首先是商业资本主义（Commercial Capitalism: 以贸易和商业活动为核心的早期资本主义形式）。这主要指的就是贸易和做生意，最有代表性的是16、17世纪与西方殖民扩张相结合的各种贸易活动，例如荷兰和英国著名的东印度公司。这种模式可以称为商业资本主义，具体形式就是大家凑钱进行冒险投资，然后回来分红。
其次是工业资本主义（Industrial Capitalism: 以工业化大生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阶段），这个阶段更靠后，主要起源于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下，工业化生产成为其代表。
再往后，到了20世纪，随着全球金融体系的建立，出现了所谓的金融资本主义（Financial Capitalism: 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形式）。这一点近年来特征尤为显著。我们知道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初的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及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国目前面临的房地产泡沫，也即将波及银行体系，同样具备金融危机的特征。
资本主义有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而远东的中国其实一直处于边缘。直到最近一个多世纪，才慢慢开始接触、学习，并试图超越。之所以这个议题重要，是因为政治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的崛起密切相关。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最终会走向一个商业文明，由资产阶级来主导社会，让国家变得商业化、资产阶级化，这样才能迈向政治现代化。
为什么呢？因为资产阶级是做交易的。这一点与之前的封建制度或其他专制制度截然不同。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传统专制，其统治逻辑都与资产阶级不同。资产阶级需要挣钱，需要大家互相交换，这就会催生出它的统计方法，这本身就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我们不评价其好坏，但它至少比过去的模式要进步。因此，资产阶级能否实现统治，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资本主义的欧洲起源
接下来，我们简要聊一下资本主义的起源，然后再谈它在中国的发展。
资本主义起源于欧洲，但关键地区只有几个，最主要的包括荷兰、意大利和英国。例如，最早的商业资本主义就是从荷兰开始的，其代表是东印度公司。它之所以先进，是因为在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前，虽然葡萄牙、西班牙等许多国家都搞过类似的冒险活动，但为什么荷兰的模式被认为是商业资本主义的起源呢？关键在于，他们为了冒险成立了股份制公司，并且为了股份交易设立了股票交易所。
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之前，发现美洲的哥伦布也曾进行过带有冒险资本主义色彩的活动。但那些活动通常是由国王出资，探险者带回财富或被任命为总督，这与纯粹的资本主义仍有区别。荷兰的模式之所以被称为资本主义，是因为投资者发现单次航行的收益波动很大。为了分摊风险，他们不再是每次都重新集资，而是成立了公司，让股东永久入股。股份不能撤回，但可以在市场上买卖。每次航行获得的收益，则以分红的形式分配。如果你觉得收益率不高，可以把股票卖给别人。由此，阿姆斯特丹诞生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这套将民间资产转化为资本进行投资冒险并获取利润的机制，我们认为就是资本主义的开端。
欧洲的商业非常发达。早在12世纪，希腊的一些岛屿就出现了汇票。到14世纪，意大利主要的商业和银行机构已在全欧洲，包括英格兰、法国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意大利的热那亚（哥伦布的故乡）也是一个商业中心。整个16、17世纪，资本主义在欧洲处于蓬勃发展的过程。
例如，15世纪，中欧和北欧的采矿业进行了商业重组，许多大家族在匈牙利等地雇佣成百上千的人开采矿场。日语中打零工的词“アルバイト”（Arubaito），其词源就是德语的“Arbeit”，意为“工人”或“雇佣劳动”。这个词汇正是在那个时期，随着大量长期雇佣矿工的出现而产生的。在此之前，大家多是自营业者。
16世纪，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出现了汇票和期货交易等金融革命。这些工具打破了交易的时空限制：汇票让你可以在异地交割，期货则让你可以在当下交易、未来交割。到16世纪，英格兰已有一半的家庭至少部分收入来自雇佣劳动，也就是打工。这在同期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16世纪的中国正值明代，而英国已经有超过一半的家庭参与到商品经济中。
欧洲特殊性：为何资本主义在此起源？
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著作非常多，我在此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探讨为什么它起源于欧洲。简单来说，原因可以概括为：社会权力分散，专制权力有限，商业传统悠久，自由城市出现，多国长期竞合，资本取代封建。
权力分散至关重要。欧洲有几大权力中心：首先是权力极大的教会，其次是国王，再者是贵族和地主，最后是新兴的资产阶级。这些权力相互制衡，谁也无法吞并谁。
专制权力有限。我们生活在东方，一提到君主就想到皇帝，但西方的社会结构截然不同。以英国专制统治的黄金时期——都铎王朝为例，其皇室拥有的土地仅占全国的10%。到1640年，这一比例更是降至2%。这与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完全不同。
资本主义的起源与悠久的商业传统和自由城市的出现密切相关。在封建庄园制之外，产生了大量的自由城市和城邦。这些城市里生活着一批与封建地主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人，我们可以称之为资产阶级。
多国长期竞争与合作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欧洲没有形成大一统帝国，这意味着当一个地方出现宗教迫害（例如对清教徒、加尔文派或路德派的迫害）时，人们可以逃到另一个国家。许多从南欧受迫害而逃到北欧的人，推动了瑞典等地的资本主义发展。相比之下，在中国，可逃之处甚少，即便下南洋也仅限于东南沿海少数地区。
资本取代封建是一个非常漫长、温和且柔性的过程，并非像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所描述的那样，通过一场革命彻底推翻旧阶级。直到15世纪，市场关系才逐渐取代封建关系。英国封建制度率先衰落的原因之一，是其根基不牢固，难以用武力持续榨取农民阶层的剩余收入。
对比大明王朝：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逻辑
与欧洲同时期的中国，即15、16世纪的大明王朝，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明清两代是中国专制体制的巅峰。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是一个彻底的农业户籍社会。他理想中的社会是：“民有田耕，安居乐业，男耕女织，无有游手”，“贫富相携，共济互助”。他希望建立一个平均化的小农社会，大家按时缴纳农业税，不要捣乱，甚至要防止你变得富裕。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采取了诸多措施，这些措施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仿佛历史基因一般。他打击地主阶级，将南方的大户强制移民到首都或北方荒地，以实现人口的平均化。朱元璋时期的人口迁移规模高达上千万，在世界历史上都属罕见。
他还建立了类似于“互助社”的组织。洪武二十八年规定，乡邻之间在农忙时节要合力耕作，甚至规定了“五更擂鼓，众人轮流下田”，这与后来人民公社用大喇叭统一号令上工、下工的情景何其相似。此外，他还设立了“惠民药局”，为民众提供基础药品，类似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医药站和赤脚医生；并开办“养济院”，由国家出资赡养一些无所依靠的老人。
他所要构建的社会，就是一个由无数原子化小农组成的汪洋大海，他们之间没有组织性，无法形成反抗力量，只需安居乐业，按时缴税即可。
为了将人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明朝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严密的户籍制度——黄册制度（Yellow Register System: 明代为征发赋役而编制的户口登记簿册，因以黄纸为封面而得名）。该制度规定职业世袭，民户、军户、匠户的身份代代相传，不得随意迁徙或改变职业。人口每十年登记一次，统计极为详尽，虚报户籍信息甚至会被处以绞刑。人民出远门必须办理“路引”（一种通行证），类似于后来的介绍信。官府要求各地严查外来陌生人，盘问其来历和目的。这种将人民“按在土地上”的制度，与欧洲的社会形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资本主义萌芽”的迷思与中国未能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史学界曾提出“明清之际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这一论调主要出现在1950年代，由吴晗、侯外庐等一批历史学家提出。其背景是为了套用历史发展的“五阶段论”，证明中国社会也自然地走到了资本主义前夜。他们试图寻找证据，证明中国即便没有进入资本主义，也至少产生了“萌芽”。然而，这种讨论意义不大。即便存在一些商业贸易或小作坊雇工，只要没有形成制度性的突破，谈论“萌芽”并无实质价值。
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出现？用一句话总结：欧洲社会由于权力分散，利益主体多元，谁也无法“赢者通吃”，因此“边界”变得至关重要。为了明确各自的权利和财产边界，契约和法律体系迅速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催生了关于财产权、权利和义务的成熟法律体系，从而保护私有财产，使资产得以转化为资本。
相比之下，中国社会两千年来一直是一个“赢者通吃”的社会，由一个军事官僚集团主导。这个集团可以通过合法的特权或非法的腐败来攫取社会财富，不需要发达的法律来界定边界，不行就来硬的。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资本主义自然无法产生。
中共对资本主义态度的摇摆
进入20世纪，我们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后对资本主义的态度。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表示，对资本主义仍然保持欢迎或利用的态度。他认为，发展资本主义是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必然过程，并指出“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1949年，刘少奇在天津与工商业界人士谈话时也说：“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是合法的，越多越好。”这表明，在解放前，中共高层虽然最终目标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认为在此之前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并允许私人资本大发展。这个阶段被称为新民主主义（New Democracy: 中共提出的一个政治理论，指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过渡时期）。
然而，建国后情况迅速发生变化。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等不及了。最初，党内普遍认为新民主主义阶段可能需要几十年，但到了1953年，毛泽东就提出要加速社会主义化。他多次表示要加速进程，但刘少奇等人都认为太快。在毛泽东的强力批判下，最终在1956年完成了三大改造（Three Great Transformations: 1953-1956年中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将私营经济几乎全部消灭。大资本被没收，民族资本和中小资本则通过公私合营等方式进行改造，许多资本家在此过程中遭受了巨大打击。
有趣的是，由于改造过于急促，导致1956年末各地出现了物资供给问题。毛泽东又表现出其灵活性，他说：“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你们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番话，可以说预示了后来的改革开放——当经济搞不下去时，就回头再搞资本主义。
但这种灵活性是短暂的。到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开始，私营经济被彻底排除，随后便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任何与资本主义沾边的行为都会被扣上帽子并打倒。例如，在辽宁，私人养蜂被视为资本主义行为，甚至发生了公社干部捣毁私人蜂箱的极端事件，理由是“私人的蜂，采了集体的蜜”。
改革开放后的资本主义大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迎来了急速发展。从80年代的零基础，到2016年，私营企业数量达到约6000万家，从业人员超过3.5亿，注册资本超过100万亿人民币，实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可以用一组广为流传的数字概括，即“56789”：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新增就业及企业数量。在福建等民营经济发达地区，这一贡献比例更高，达到了“77789”。
然而，与巨大贡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营企业得到的待遇却十分之差。数据显示，民营企业使用了不到30%的自然资源和金融资源，以及不到40%的政府科技投入，却创造了“56789”的成就。这充分说明其效率远高于国有企业。在银行信贷方面，国企获得的授信额度是民企的近10倍。在发行公司债方面，国企因有政府背书而轻而易举，民企则困难重重。
“国进民退”：挤压、寄生与控制
2018年，“民营经济退场论”一度甚嚣尘上。尽管中央很快出面澄清，习近平也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但马云的遭遇成为了一个极具预言意义的标志性事件。
2020年，马云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批评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称“中国根本就没有现代金融体系”。这次发言直接导致蚂蚁集团上市夭折，阿里巴巴也遭到反垄断调查。马云事件代表了强大的市场力量对官僚体系的挑战，而这触犯了中国政治的“大忌”。此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便开始强调“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据传，习近平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更直言要“防止资本家复兴”。
“两个不动摇”的提法本身就存在内在矛盾。在90年代，市场一片空白，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大家都能获利。但如今，在产业高度“内卷”、缺乏新增长点的情况下，同时发展两种性质的经济，结果必然是强者挤压弱者的生存空间。这种国进民退（The state advances, the private sector retreats: 指国有企业凭借垄断和政策优势不断扩张，而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的现象）的趋势已持续多年。
中国的经济体制：一个混合资本主义
那么，中国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从经济学角度看，判断一个社会性质主要看两个标准：一是资源分配制度，即财产是公有还是私有；二是价格决定机制，即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还是由计划指导。
从价格来看，到2000年左右，中国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已经由市场决定。从所有制来看，到2008年，国有经济在工业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已降至30%以下。因此，从这两个标准来看，中国已不能被称为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
学者们用各种名词来定义中国的体制。吴敬琏先生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有学者认为它具有“原始资本主义”特征，表现为对劳动者福利的漠视和极致的压榨。例如，近期河南某地劳动局整理“刺头”员工名单发给企业，这种做法与17世纪英国资本家联合抵制领导罢工的工人的行为如出一辙。
还有人称之为开发独裁（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 源于日语，指在威权政治体制下，集中力量优先发展经济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在东亚的台湾、韩国早期发展中也曾出现。
另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 指国家在经济中扮演主导角色，通过国有企业控制关键行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国家在能源、资源、通信、金融等战略性行业占据压倒性优势。但这些国有企业很多时候并不以盈利为首要目标，其行为更像是政府的延伸，不完全遵循市场逻辑，因此能否称之为纯粹的“资本主义”也值得商榷。
综合来看，中国可以被视为一个“混合资本主义”社会。它有一部分是市场驱动的资本主义，但另一大部分是由国家支配的混合经济。
当下的趋势：挤压、寄生与控制
当前，中国对民营经济的政策可以总结为三个词：挤压、寄生、控制。
挤压并非来自明确的打压政策，而是“两个都要发展”的方针在现实中造成的必然结果。疫情期间的数据清晰地显示，国有企业的工业利润占比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反超了民营企业，这反映出在危机时刻，国家资源更倾向于流入国有体系。
寄生则体现在国家资本通过投资基金等形式，大量入股优质的民营互联网企业，既能获利，又能实现控制。同时，国家与民营企业成立合资公司的数量也呈爆发式增长，从2000年的约4500家增长到2019年的13万家，形成了一种深度融合的态势。
控制则更加直接，主要通过在民营企业中建立党支部来实现。马云发表批评言论的第二年，阿里巴巴北京总部就成立了党委。此外，约有三分之一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是共产党员，马云本人也是其中之一。
未来展望：不可避免的社会政治化
展望中国资本主义的未来，最终会发现，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资本主义本身，而在于政治体制。资本主义在中国更像是一个跟随变量，其命运取决于整体政治走向。
一个基本判断是：党国已无法让中国退回到朝鲜化的状态，但中国社会也难以在短期内结束专制、实现民主化。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于，统治者为了财政收入，已无法像历史上那样随意消灭商人阶层，而必须以某种方式与他们共存。这使得彻底的倒退变得不可能。
然而，当前经济面临巨大困境，有效的刺激政策却迟迟未见。即便再次放权给地方，也可能无法重现当年的经济奇迹。因为市场已被瓜分殆尽，地方放权的结果很可能是地方国企更加肆无忌惮地碾压民营经济。
如果经济持续困顿，最终可能导致“社会政治化”。这包括两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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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而下的政治化：当经济手段无法化解社会矛盾时，统治者可能通过制造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议题”来转移焦点。例如，对内打击所谓的“分裂主义势力”，对外挑起冲突以煽动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中国统治的底色，是一件随时可以取用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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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的政治化：在经济困境下，民众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反抗活动，甚至在未来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民主化运动。
在未来的变革中，中国的资产阶级会扮演什么角色？香港的经验显示，在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中，资本家阶层主体上是与当局站在一起的。那么，未来中国的资产阶级能否认识到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或许，推动未来变革的主力，并非资产阶级，而是在过去几十年中个人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社会中下层人士——包括部分中产、失业的大学生、外卖骑手、农民工以及访民。他们受到的压迫最深，反抗的动力也可能最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