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与真诚的悖论

在这里，你可以用最轻松的方式接受国际上最有趣的社会科学研究发现。我们有没有可能明知道一个人经常故意说谎，却仍然觉得这个人很真诚，甚至喜欢他？根据中研院社会所的调查，诚实很可能是人们最重视的道德规范，而说谎则违反了这一规范。谎言与真诚在定义上似乎是矛盾互斥的，理论上我们很难明知一个人喜欢说谎，却仍赞赏其真诚。然而，最新的社会科学研究可能会彻底颠覆我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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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谎政客的致命吸引力

回到今天的主题，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Oliver Hahl和他的同事们，在国际顶尖期刊**《美国社会学期刊》（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上发表了一项研究，证明了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政治人物越是说谎，有些选民反而会觉得这个人越真诚，越喜欢并支持他。这项研究出版后，在学界和媒体都引起了广泛反响，并获得了美国社会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社会心理学部门2019年的年度论文奖。

理论上，反对或讨厌说谎的政客才是理性的选择。一方面，说谎违反道德规范，人们通常不喜欢道德水平低下的人。另一方面，在民主国家中，选民与民选官员之间存在委托人与代理人关系（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委托人授权代理人代表其行事，代理人应忠实履行委托人的利益）。我们最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政治代理人不诚实，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言行不一。为了确保自身政治利益得到忠实履行，即使是不太在乎道德形象的选民，也至少应该出于最纯粹的自利动机，支持诚实的政治人物。大多数政治人物也确实努力经营诚实的公众形象，尽力避免被揭露谎言。

传统解释的局限性：信息不足与党派脑

然而，这只是理论层面。我相信许多人心中会想：“我讨厌的那个某某立委或首长，无论说什么鬼话，他的支持者都相信。” 确实，选民有时会做出支持说谎政客这种看似不道德、不理性的行为。针对这一现象，过去的研究已提出一些有说服力的解释。但Hahl和他的同事指出，严格来说，过去的研究并非真正在解释“支持说谎政客”本身。

过去的研究常以“信息不足”或“党派脑”（Partisan Brain: 一种动机式推理，指人们在处理政治信息时，倾向于支持自己所属党派的观点，并质疑敌对党派的观点）来解释这一现象。当选民缺乏充足知识或信息，或长期接触大量错误信息时，就可能因信息不足而相信谎言。此外，心理学者告诉我们，人类常进行动机式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 人们倾向于寻找支持自己预设结论的证据，而忽略或贬低反驳证据的认知偏差）。我们常先预设一个自己想要的结论，再去寻找各种片面证据来证明它，最后心满意足地告诉自己“果然如此”。动机式推理的弊端在于它会让我们永远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党派脑就是动机式推理的一种：当敌对阵营的政治人物说谎时，我们会敏锐地察觉到各种有力的反驳信息；但当同样的谎言出自我们支持的政治人物之口时，我们则会潜意识地逃避纠错信息，积极寻找那些可以美化、合理化谎言的信息。

信息不足和党派脑是政治人物即使说谎也未必会丧失支持度的重要原因。然而，吊诡的是，这两种解释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选民并非支持“说谎的政治人物”。信息不足的选民根本不知道政客在说谎；党派脑的选民则是通过动机式推理，说服自己这个政客没有说谎，或不是故意说谎。无论是信息不足还是党派脑的选民，实际上都是在支持他们心目中诚实、没有说谎的政治人物。从这个角度看，这些选民既不不道德，也不不理性，因为他们真的相信这位政治人物是诚实的政治代理人。

“川普现象”：超越传统解释的挑战

然而，这三位学者发现，近年来美国相当庞大的一群选民的心理状态，无法用信息不足或党派脑来解释。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和共和党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都曾卷入说谎丑闻。希拉里曾否认使用私人服务器收发国家机密邮件，但联邦调查局（FBI）发现她在担任国务卿期间，有22封机密邮件通过私人服务器发送。特朗普则被事实核查组织公认为“谎言机器”，他习惯将错误信息夹杂在歧视性或仇恨性言论中。例如，大选期间他曾声称“全球变暖是中国人虚构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削减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这既是错误信息，也是仇恨言论。

Hahl和他的同事在大选结束后一周，对美国选民展开初步调查，结果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端倪：特朗普的谎言似乎对他的支持者具有一种不合理的魔力。他们将一些已被证实是错误信息的特朗普言论展示给“川粉”（特朗普支持者），然后询问他们这些言论是否属实。令人意外的是，只有5%的川粉坚持这些言论完全真实，而高达近七成的特朗普支持者明确表示这些言论是完全错误的。接着，他们询问川粉对特朗普真诚度的看法，超过六成的川粉认为特朗普是一个“超级真诚”的人。值得注意的是，谎言形象没那么严重的希拉里，她的支持者中只有不到三成觉得她“超级真诚”。难怪希拉里在她大选次年出版的自传中，会将“电邮门”视为她输掉大选的主要原因。

问题在于，为什么希拉里撒谎会使其在选民眼中的真诚度被扣分，而特朗普却不会？显然，信息不足和党派脑都无法解释特朗普支持者的这种状态。如果川粉是信息不足或党派脑，他们会因为判断力不足或动机式推理而坚持特朗普说的是事实。但Hahl和他的同事面前呈现的却是高达七成的川粉明确表示他们知道特朗普说的是错的。这不禁让人怀疑，难道特朗普越说谎，他的支持者就越觉得他是一个真诚的政治人物吗？

Hahl和他的同事意识到，仅凭调查数据难以厘清这种因果推论，因为存在太多不确定因素。例如，尽管特朗普经常刻意说谎，但他的支持者未必这么认为，他们可能觉得特朗普只是心直口快，容易说错话。此外，特朗普习惯将谎言与歧视性、仇恨性言论夹杂在一起，学者们也想弄清楚，让川粉觉得特朗普真诚的，究竟是谎言本身，还是那些“政治不正确”的言论，抑或是两者皆非？最后，特朗普支持者和希拉里支持者之间真的存在本质差异吗？这种诡异的“你越说谎，我越觉得你真”的现象，为什么没有在民主党支持者身上发生呢？

实验揭示“正当性危机”的魔力

为了厘清这些问题，Hahl和他的同事决定进行实验。他们通过亚马逊（Amazon）招募受试者，设计了一场与事实脱钩、与现实政治脱钩的虚拟选举。受试者在实验中会知道他们支持或反对的候选人是否刻意说谎。结果发现，无论受试者是否支持某个政治人物，只要该政治人物撒谎，其在选民眼中的真诚度都会大幅下降。这很正常，也确实发生在希拉里身上，但却无法解释“川普现象”。于是，三位学者继续操控实验，他们发现只要在实验中加入一种情境，就会完全颠覆原本的结果，成功复制出“川普现象”。

这个情境就是正当性危机（Legitimacy Crisis: 当社会群体对现有政治体制、精英或文化规范失去信任时产生的一种主观信念状态）。正当性是一种主观信念：当我觉得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正在被当前的政治体制忽视，当我觉得当选者正在偏袒其他群体，把我的政治利益摆在较低的优先顺位，同时我重视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正在被主流政治文化压抑甚至贬低时，无论政府绩效好坏，无论再分配制度是否正义，这个群体的选民都会感到愤懑不平。他们很可能会失去对政府、政治精英，甚至是整个体制或文化规范的信任。他们会渴望一位不再虚伪、与一般政治精英不同、真正能捍卫他们利益与价值观的政治人物出现，这就是所谓的正当性危机。

正当性危机常被学者认为是民粹主义（Populism: 一种政治意识形态，通常强调“普通民众”与“腐败精英”之间的对立，并呼吁通过直接行动来维护民众利益）的温床。因为在这样一群对整个体制甚至对基本民主价值失去信心的选民面前，通常只有那些反体制、反民主价值、强调“腐败精英”与“高贵平民”对抗关系，并因被其他政治精英贬低而显得“很真”、与其他虚伪政客“与众不同”的政治人物，才能博得他们的信任。这位政治人物也许真有才干，但也可能只是个平庸的投机主义者。

Hahl的研究团队在实验中设计了一些情境，试图让受试者感受到正当性危机。所有受试者被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唯一的差别是实验中的政治人物是否说谎。结果，三位学者发现，只要选民身处正当性危机之中，政治人物不说谎，他们反而会觉得这个人很假，并给出很低的真诚度评分；但政治人物说谎，选民反而会觉得他“超真”。这三位学者继续实验，他们让这个政治人物说谎、说歧视性言论，或两者都说。结果发现效果差不多，谎言或歧视性言论都能让政客在正当性危机的选民眼中真诚度显著上升，但两者都说时的上升幅度是最大的。Hahl和他的同事进一步发现，无论受试者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的支持者，实验结果都大同小异。这证明了一件事情：只要情境对了，“川普现象”同样会在民主党支持者身上发生。这也代表特朗普支持者的道德观念并没有什么问题，他们很可能是美国社会中正在经历正当性危机的一大批选民。

两种正当性危机：代表性与权力贬值

Hahl和他的两位伙伴借鉴美国政治社会学大师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的观点，将正当性危机分为两类。第一种是代表性危机（Representational Crisis: 指政治精英偏袒特定群体，导致其他群体认为体制无法代表多数人利益）：政治精英偏袒过去长期享受优惠待遇的群体，政治优势群体直接掌控了政治集团，在其他选民眼中，这是一个不能代表多数人政治利益的不正当体制。第二种情况则相反，是权力贬值危机（Power Devaluation Crisis: 指过去享有优势地位的群体，因体制转型导致其权利被稀释或贬值，从而对政治精英失去信心）：体制正在转型，过去长期享受优惠待遇的群体发现，之前总是被体制排挤的群体正在获得利益与权利，这让优势群体的权利被稀释，相对来说贬值了，优势群体因此开始对政治精英失去信心。Hahl和他的同事在实验中分别测试了这两种危机，他们发现无论是代表性危机还是权力贬值危机，都能成功激发谎言与仇恨言论的诡异魔力。

“故土的陌生人”：美国白人劳工阶层的权力贬值危机

当我们把视角切换回现实中的美国社会，特朗普支持者的情况显然更符合权力贬值危机。特朗普在2016年之所以能胜选，美国白人劳工阶层扮演了关键角色。2008年和2012年一直是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获胜的四个北方“锈带州”（Rust Belt states），在2016年被特朗普横扫。《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记者分析投票数据认为，这与大学以下学历的白人劳工大量从民主党出走，转投共和党阵营有关。而在2016年出版的**《故土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一书，试图深入理解这些白人劳工的想法，书中展现的正是发生在这些生活不太如意的白人劳工当中的权力贬值危机。

这些所谓的“茶党支持者”其实多数是善良的普通人，但他们从小被教育只要努力就能追逐“山顶上的美国梦”，长大后却发现美国梦离自己如此遥远，通往顶峰的队伍排得超长，似乎永远轮不到自己。他们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吗？“不对啊，我真的很努力，我每天都像被狗干一样，怎么可能还不够努力？”这时，有一种谬论很容易被用来调节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 当个体同时持有两种或多种相互冲突的信念、思想、态度或价值观时，所体验到的一种心理不适感）：让我们看看这个国家的哪个群体，过去长期以来的地位、财富、权力都很低，最近却开始改善了？黑人、移民、原住民、同性恋……“肯定是这些人插了我们的队！”他们认为主流政治精英不仅偏袒这些群体，而且当我们反对同性婚姻、反对堕胎权、拥护枪支时，精英们总是用鄙夷、看低等生物的眼神嘲笑我们，说我们是“食古不化的保守派”。这时候，终于有一个人不怕被取笑，敢随意乱讲那些我们经常憋在心中的“政治不正确”的话。他肆意触犯精英们小心翼翼、不敢逾越的各种规范，他不讲究用词精准，一开口就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谎言。他厌女，他仇视移民，他拿弱势族群开玩笑，这些都是政坛的传统大忌，但他根本不在乎。他说他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他要维护美国白人的利益。“这一次，我们终于等到一个真正的、真诚的英雄。”

谎言的质变与民主的挑战

正当性危机让谎言产生了质变，它让谎言变成了一种敢于触犯主流价值的勇气展现，一种对政治和文化精英的象征性抗议。三位学者今年最新、目前仍在审查中的研究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发现“事实”和“真相”这两个原本被认为是同义词的字，对美国选民来说竟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当川粉面对特朗普的诸多谎言时，他们会说这些确实都不是“事实”，但他们会说这些都是“真相”。这份研究在今年3月进行，显然，“川普效应”目前仍在持续。特朗普目前在初选民调中也确实遥遥领先其他党内竞争者，他很可能在明年再次代表共和党角逐总统大位。

这种一直以来享受不公平优惠待遇的优势群体，因为遭遇权力贬值，反而感觉自己正在遭受不公平对待，甚至反过来控诉边缘群体正在压迫自己的情况，不仅发生在特朗普的支持者身上，我们在族群、性别或阶级的不平等中也能看到类似情况。利普塞特认为，一个民主政体的稳定运作，有时不能只看政治绩效。即使你正在进行的改革是以更平等的方式分配资源，仍然有可能在优势群体中产生正当性危机，进而让擅长谎言或仇恨言论的政客有机可乘，助长民粹主义滋长，甚至让改革重回原点。不过，这只是美国近几年的情况。Hahl和他的两位学者强调，另一种危机，即代表性危机，引发民粹浪潮的例子也不少见。在这种情况下，当权的政治精英集团没有能力或根本没有意愿去解决一些重要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但糟糕的是，凭借谎言与偏见赢得普罗大众支持的政治人物也未必有能力解决问题。这个时候，体制必然经历一段时间的震荡，而这种震荡能否持续保持在可控而良性的幅度，对一个民主政体来说就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