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中的归途与身份之谜

柴静: 今天我要访谈的人是韩秀。这位中美混血儿在1948年被送回战乱中的中国。此后32年，她经历了每一场主要的政治运动。17岁她下乡当知青（知识青年：指上山下乡运动中从城市到农村插队落户的青年），20岁她在文革（文化大革命：1966年至1976年在中国发生的一场政治运动）中逃亡，此后在新疆之边九年。因为特殊的身世，韩秀和中国政界、文艺界的主要人物，像周恩来和老舍，都有直接的命运交集。今年她78岁了，她对我说，这将是她最后一次面对媒体来讲述自己的历史。但这也是她第一次面对有大陆背景的读者来讲。历史是沉重的，但是她说，讲述它是幸存者的责任。

柴静: 您是一个有父亲有母亲的孩子，为什么要在1岁半的时候被送回到战乱中的中国？

韩秀: 我得到的一个概念就是，生了我的这位女士，她从生我那天起就不大想把我留在世界上，就这么简单。

柴静: 关于您父亲，一直到高中您才知道她真实的身份，对吗？

韩秀: 对，因为生了我的女人在公开的场合一直说到另外的一个人，一个左派。而那个左派跟这个女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是被特意安排的。韩秀的母亲叫赵运如，是抗战期间重庆著名的话剧演员。她公开谈论了一辈子的人叫谢伟思，是当时美国大使馆的秘书。1944年，他们俩在重庆恋爱。当年，在谢伟思努力之下，美军派遣美国军事观察小组去了延安。和毛泽东长谈之后，谢伟思认为国共内战不可避免，国民党必败。他在报告中建议美国援助共产党，以免它完全倒向苏联。一年之后，谢伟思卷入间谍案，在美国受到漫长的审查。晚年的口述当中，他承认和赵运如的情史是他受审的原因之一，并说国共双方都曾警告他赵运如是对方的间谍。

1945年，在失去和谢伟思的联系之后，赵运如在重庆认识了另外一位美国武官韩，也就是韩秀的父亲。美国援华物资能够通过滇缅边境进入中华民国的土地的那个地方，也就是我父亲在那工作了三年的地方。

柴静: 驼峰航线？

韩秀: 对，滇缅边境的那条线也叫驼峰航线（Hump Air Route：二战期间盟军通过喜马拉雅山脉向中国运送物资的空中航线），也叫喜马拉雅生命线。我外婆对我父亲非常之信任也很爱护。她跟他说，她说你喜欢的那个女人，她只是要到美国去而已，你知道不知道？我父亲笑了说，我知道，她没有什么真实的情意，我知道。我外婆说，那你为什么？他说，没有什么，他说我还是愿意帮助她。

赵运如在她的口述中提到，她与韩交往是为了忘记谢伟思，并生下韩的孩子，以便将孩子抚养成为谢伟思的孩子。然而，女儿出生后，她将孩子寄养在一对日本夫妇家中。在孩子1岁半的时候，她又把她托付给一对陌生的美国夫妇，坐船一个多月，带回到上海给外婆抚养。当这个1岁多的小婴儿离开美国的时候，码头上没有人送她。所以她交给了陌生人，而陌生人很尽责地把我交给了我外婆。

韩秀: 他守着我这个小孩子。我外婆说：“你是一条命啊，那是一条命啊，再难再怎么样，我守着你。”

老舍的悲剧与童年终结

韩秀: 在上海的码头，接到韩秀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她的外婆谢惠中，另外一个是谢惠中的远房表侄女赵清格。赵清格是抗战期间老舍在重庆的合作者和恋人。1950年她回国，就是赵清格应征来的要求，写信的。

谢惠忠曾经在国民政府任职，他和夫家在无锡的家族有114人在土改（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进行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中死亡。所以他决定带着这个卷发婴儿北上，在北平的甘面胡同20号安下了家，他靠修补旧书为生。韩秀的外公在生前好戏，所以跟北京的艺术界相熟。所以韩秀向梅兰芳学怎么用眼睛，向蒲雪斋学古琴和画。她最亲近的父辈是老舍。至今仍然保留着老舍送给她的小铜壶。

韩秀: 我住在上海跟赵清格住在一起。老舍先生住在北京。赵清格的信是寄到我外婆家。我外婆把信拆开，把那信纸拿出来，然后我捏到兜里。到了老舍先生家呢，老舍先生就说了：“哦，小慧来了，说那月季花啊，可了，我们去浇花好不好？”我说好。他拿一大壶，我拿一小壶，我们就去浇花。那花丛里我那信就递过去了。他们两位我们后来知道的是回来之后，老舍先生回来之后，他们俩就各居一城，永不相见。对，跟这个赵清格是至死也没有见到面。

柴静: 就是你说那个赵清格为什么请他回来？

韩秀: 他还有创作的自由，在外面。他回来就没有自由了。我觉得老舍先生是被委屈了。《骆驼祥子》的结局要改，《茶馆》的结局也要改，都要改。他一边掉眼泪，一边拿着手绢擦眼镜，一边在那改稿子。我看了我心痛死了。我说：“不改什么样？”不是很小吗？我说：“不改什么样？”他说：“导演、演员、舞台设计、灯光这些人都靠这剧本活着，我能怎么样？”所以他是一再的委屈求全，一再的委屈求全。

柴静: 您说您外婆也曾经埋怨过她？

韩秀: 是60年。赵清格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她是个编剧。她被要求写一个剧本，一个电影剧本《颂大跃进》《颂三面红旗》。她说大饥荒已经来了，她不写。他们说，不写就扣你薪水，能把他饿死。他靠薪水过日子，赵清格一个人。所以他写了一封信给我。我外婆就让我把这封信带过去。带过去了以后，老舍先生说：“我今天跟你一块回家看看你外婆。”我说好。他有个折子在手里，折子上有800块人民币。他跟那工作人员说，他说都取出来。我们俩拿了那800块钱就回家了。回家了我外婆站在那地当中就说：“老舍，你对不起赵清格。”老舍先生说：“我知道我让他们失望了。”我外婆拿了那800块钱就到邮局去还给赵清格。赵清格然后就度过了三年三面红旗（指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三年。

柴静: 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赵清格当年写信让老舍先生回来的不也是他吗？

韩秀: 没错，没错。他受尽了委屈，没错。在晚年的时候入党，终于入党了。

柴静: 听说谢伟思邀请您的母亲赵运如回来，也是一个欢迎的邀请。所以这是那一代人普遍的状况吗？

韩秀: 爱国恐怕不是主因。有人请回去说是会待如上宾，这恐怕是很大的诱惑。1950年，赵运如回国加入人艺，出演郭沫若和曹禺的剧。他对上级表示，要改造好思想，争取早日入党。得到的回复是一个反问：“你？”1952年，在中程老师政治自觉运动（指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开展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当中，他主动交代了韩秀父亲美国军人的真实身份，并且写了40多页揭发韩的材料。

当时正是中国抗美援朝、中美关系极端尖锐的时候。1954年，韩秀的小学组织学生到天安门反美游行，把美国总统的照片和海报堆成一个圆圈，让8岁的韩秀站进去，点着了火。

柴静: 是谁让您站在那儿呢？

韩秀: 问问老师。他姓张的，他叫张什么？张春。那个话还记着他名。他说：“张一弯，你站那儿，你站那儿弄这儿，然后咱们就点火了。”然后所以我在书里说，我说我记得最清楚的那张脸，美国总统的脸，就是艾森豪威尔的脸。因为他那个脸，那个画像，烟雾弥漫的。我谁也看不清楚，等到我看得清楚那灰就落完了。周围一个都没有了，人都走了，我还在那儿傻傻的还站那儿。

柴静: 您一小时候也不哭喊，碰到这种情况？

韩秀: 我不会哭，从来不哭，从来不哭。可是我会去想，想到我外婆有什么表演，想到我外婆我就会去表演。我外婆的照片，我父亲的照片我都藏得好好的，我都不敢看。看见我父亲的照片，我会泪流满面，不知为何心里就痛得不得了，就这样。所以就不干。

纸烧完之后，落的灰在脸上、头发上、衣服上。天暗了，她孤零零站着。一位路过的市民骑着一辆自行车在她边上停了。

韩秀: 对呀，你说说他们那破自行车，除了铃不响以外，哪儿都响的一破自行车。然后一个市民，苦哈哈的一个市民，看着我那个样子，问你：“你知道不知道你家在哪儿？”我说我知道，我在甘面胡同20号。他说你会坐自行车不会？坐后架子抓住了别掉下来，掉下来我就没车了。骑到戴比河湾上，看我从那个领子里头拿出那个钥匙开了门，看我走进去，这才走。那个人的那个形象，跟我一辈子。关他什么事？对不对？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那么蹬车走了。有什么良心上过不去吗？不会，对不对？莫名其妙，谁知道那小孩怎么回事？但是那小孩在一个烧焦了的圈里，那样大概不怎么像样。他觉得该送他回家。这是什么？这是善意，这是极大的善意。

8岁这年发生的事儿，结束了韩秀的童年。她说一天之内，她成了大人，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但决心要对得住自己。小学毕业的时候，她是全校第二名，保送北大附中。高中毕业的时候，她得了银质奖章。小口径步枪打靶和跳伞的比赛都是第一名。

坚守原则与被剥夺的大学梦

柴静: 后来您外婆告诉您父亲的真实身份之后，您就把这张父亲的照片放在宿舍的床头。这种倔强从何而来？

韩秀: 这种倔强是从小学就开始了。我高，坐在最后边，我没有课桌，我总是一个人。人家看我像看一个怪物。人家也不避讳我，对不对？什么“打倒美帝国主义”，什么随随便便的就出现在黑板上，什么“美国老是，从我们班里滚出去”什么之类的东西都是常见的。我那个时候就想：“嘿，我功课比你们好，我跑得比你们快。”你不是什么都不让我参加，也不是篮球队什么排球队这些集体的都没有。我常跑5000米，8000米，而且是满身大汗。我外婆告诉我：“孩子，你的路长，你的苦日子长，你必须训练自己。你必须使自己能够忍受这些苦日子。”

柴静: 您从来没有说过，那我要改变自己，让自己更革命？有这种动机吗？

韩秀: 不，从来没有。

柴静: 您的同伴基本上都是这样？

韩秀: 不，不，不，绝对不是。有些人家庭出身不好，然后他们就揭发别人，然后他们就给自己找保护伞，然后搞来搞去，我就看他们，我就觉得真是我真是十二万分的看不起他们。

1964年高考之前，北大校长陆平到了附中，亲自选了46个学生，动员他们全进北大。韩秀就是其中之一。高考她考得很顺利。周恩来听说了，要赵运如带着韩秀去国际俱乐部见一面。

韩秀: 他就在初中写了那场舞会，说音乐响起的时候，我母亲卑微地伸出手，周恩来没有理睬他。周恩来跟那个女人说：“这就是那个孩子吗？”那个女人说：“就是那个孩子。”然后周恩来就笑，跟我说微笑，说：“慢四步好不好？”我说：“慢四步好。”所以就跳了一支慢四步。所以我就问了，我说：“总理，您觉得这个什么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什么斯诺、什么谢伟思这些人都怎么样呢？”他就笑了一下，然后他就说了，说了一句真话，他说：“他们是很软弱的。”他脸上的表情我到现在都记得，那是鄙夷的表情，那是看不起的表情。我当时心里就想，他们都没有原则。我就在想，我是正好相反，我是有原则的人。

几天之后，通知书下来了，韩秀没有被录取。一向喜欢她的数学老师打抱不平，跑到招生办去问，才知道韩秀的卷子被丁书记定着，根本没有阅卷。上面的戳是：“此生不予录取。”但是，附中的党委书记叫韩秀去了办公室，说要再给他一次机会。

韩秀: 那个周育英那个党委书记找我，说：“你写200个字，就跟你父亲划清界限。你父亲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我没有说出口，我心里头有一个巨大的呐喊：“我的父亲不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我的父亲一直在帮助中国老百姓，帮助中华民国政府。”

柴静: 如果他就是不想录取你，就告诉你让你直接下乡就可以了，对吧？为什么还要有这么一场谈话呢？

韩秀: 如果我选的话，他说我可以留在北京，清华北大的门都开着。所以还有一个争取能够利用这个人的这么一个想法在里头。

柴静: 就让您来选。

韩秀: 让我选。我没写。然后我说：“我不写怎么办？”他说：“你不写，明天你就打包下乡。”我说：“那我就打包了。”回家打包了，就很简短。数学老师在外面门口等着消息。他跟我说：“你呀，你真是太傻了。你父亲不知道你在哪儿。你写那200个字，清华的门都开着，你为什么这么傻？”我说：“如果我写了，那将是灭顶之灾。我不但对不起我自己，我对我父亲对不起。”

昨天，我看了个纪录片，讲的也是文革的同一个时代。比如说李南央说，因为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把所有的麻烦都带到世界上。他偶尔叫出他父亲，他就觉得很内疚。第二天他就去军队去忏悔。我很同情她，她那个母亲真是魔鬼。可是她也有不好的日子呀。

柴静: 是您的意思说因为有失去，失落的落差是吧？

韩秀: 对的，我啥都没有，我是一个外人，从来不是他们自己人。有很多这些西方左派他们的孩子，他们还是自己人，因为他们是左派的孩子。可是我的状况不是。所以我始终在外边。

十几年之后，韩秀才知道，在上山下乡（指中国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远地区参加劳动和接受再教育的运动）这件事情上，她母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她对组织说，她的女儿需要认真地思想改造。

韩秀: 我外婆的女儿忙着她的讲座和广播。她把她的女儿送到农村。我外婆是毫不担心。她说：“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f。”老舍先生被这个情况感动了。他给我的最后的话是“吃稀饭、散温暖”，他给我的最后四个字是“湖上舞”在1966年。

在离开北京之前，韩秀用俄语读《普希金的快乐》又听了一遍。他哭了，那是他们的告别。

边疆求生与沙漠的馈赠

1964年10月16日，韩秀成了北京市第一批集体上山下乡的知青。出主意的人是北京市市长彭真，插队的地点就选择她的家乡晋南。

韩秀: 我在晋南长大，那个地方啊，比如说你摘棉花、割麦子都是很重的活儿。尤其是那砍柴，那真是太有劲了。所以我可以打保龄球现在，我没有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

柴静: 您才17岁，怎么能吃那个苦？

韩秀: 怎么办？你活下去不活下去了，对不对？你怎么办？所以那些山西人，那些老乡都说我好。他们做多少，我也做多少。他们是几辈子下来都是农人，我这是从来不知道什么都不懂。我就跟着你，你能做我也能做。

柴静: 他们不把您当外人吗？

韩秀: 没有，唯独这山西人，去我临城大队的这些老乡们从来没拿我当外人。

柴静: 那您那时候有没有想过说可能这一辈子就得在这儿了，走不了？

韩秀: 是啊，So what？说活下去，没事，没问题。文革不得了，可是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中国在1960年代初期开展的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运动）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韩秀到晋南三年，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断升级的三年。农村在斗争地富反坏右（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是文革时期被批斗的对象），清理农村阶级成分。中农变上中农，上中农变富农，富农变地主，层层加码。然后游街，好些老太太小脚，衣不蔽雪印。回到家把那弄个热水把那脚泡着。第二年继续游街。我奶奶就是其中一件事。

柴静: 什么事啊？

韩秀: 但她不跟我说。这个苦是一定有的，一定有的。她不说就是哎呀那双小脚真的水里的，哎哟我天哪。他们说：“怪脏的，怪脏的。”我说：“没事了。”我说：“大娘，我给您弄干净。”他说：“明天还得挨呢。”我说：“我给您包得好好的，明天再挨的话就不会像今天这么惨。”

王德和县长先找我。我帮王德和县长办过一个这个真的是玉米培育的，因为他是劳动果饭，培育的展览会。他对我也挺好的。他就跟我说：“不得了了，北京的红卫兵（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学生群众组织）要来了。”说：“因为什么？因为彭真把你们送到山西去过，他的老家。所以红卫兵说这是彭真把这些狗崽子都拨藏在他的老家，所以他们要下来抓人了。你赶紧走。”他说：“今天我还是县长，我还给你开一个路条，说你到新疆制编建设。我明天很可能就没有权力了。”当地的老乡都跟我说：“走吧，赶紧走，说红卫兵来了，你绝对活不了。”

果不其然，我们是临城大队，另外40几个人在白店大队。白店大队里边有一个男生，他的父亲是中共的干部，因为当时他的父亲已经被揪出来了，所以他们就跑来揪他。他是被活活打醒的。

1967年1月，韩秀登上了西行的列车。路过大通的时候，她决定回北京看一眼外婆。

柴静: 所以您这个67年1月份回到北京，您看见的北京城当时是什么样？

韩秀: 地狱。罗瑞卿正被批判，批斗会就在北京火车站。罗瑞卿已经跳过楼了。跳过楼他们把他装在一大框里，装那大框啊他就有个架子把他升起来再转，丢下来。我血流着，我汗流着。我直接回家。

柴静: 您回到甘面胡同之前，邻居们怎么样？

韩秀: 老师已经在厕所。大导演叫我去找厕所。那厕所是什么？那厕所原来是我们家的厕所，后来变成公共厕所。然后我还得上去上公共厕所。我说：“焦先生刚从那出来，丢到水头。”他说：“都擦干净了。”我说：“焦先生，我说我是小慧啊。”焦先生眼泪哗就下来。他笑坏了，没想到还能活着看见你。他说：“你还好吧？”我说：“我好啊，您怎么样？”他说：“我快看不见了。”他说：“他们打我，我这眼睛快瞎了。”焦菊隐，中国话剧界唯一的最伟大的导演焦菊隐。他们没有等到战争结束，他们把他杀了。

当她进入院子时，韩秀发现自己的家已经被抄了。外婆正在扫地，被赶到一个小黑屋里。她自己的美国护照和出生证明被偷走了。剩下的东西都被红卫兵烧掉了。梅兰芳先生送的扇子，老舍先生的字，蒲雪斋先生画的花，全没了。

韩秀: 所以我说美学教育是普先生给我的人生很多委屈。那兰花之典雅之高贵，你知道人要有一点贵气。普老先生就是一个充满贵气的英雄好汉，不跟你勾结，我也不跟你搞，我撕给你看。我外婆就一个一个数给我听，说你看那小君怎么样，告诉我老舍走了。那时候外婆告诉我她66年就走了。外婆哪里敢信，哪里敢信。一向是有白人的。

1966年8月23日下午，老舍被押在北京孔庙大成门前，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抽打他，他血流满面。当天下午被押回世文联之后，又因为对抗红卫兵，家挂了现行反革命的牌子进了派出所。他凌晨回到家中，家内外贴满大字报，其中一张揭发了他跟赵清阁的恋情，说他有作风问题。胡洁青要求他第二天去单位等待批斗。清晨，他离家出走，到北平城西北角外的太平湖畔，坐了一天，又坐了大半夜，跳湖自尽，终年六十七岁。直到1979年，完整版的《茶馆》才得以上演。

韩秀: 我去了，到了他的门口。到他门口的时候，这个老佛爷胡洁青迎面而来，戴着围巾，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他看见我，他想他没看见我。他打开门就走进去，他转过身来，当着我的面把门关上了。

柴静: 您有没有想过后来，如果您在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您能够拦住老舍先生吗？

韩秀: 不。生不如死。他有好几个打太极拳的朋友都在湖边上。他们看见他，看见他坐着，他们也坐着，一直到看见他跳进去，他们都没有拦他。去曝光明首他曾经跟一位老人家有联系，问他说你们当时没有拦他。他的回答是生不如死。可能很大一部分还受不了的不光是疼，是凌辱。凌辱，这种凌辱是他吃不下的，他绝对吃不不下的。

柴静: 那您呢？

韩秀: 我这从小就没人理的，没人要的。在书馆里我的书名叫《多余的人》。是不是太多了？你母亲不想要你，没人要你，每个人都看你为多余。我外婆觉得我外婆很诚实。她说：“你是一条命，这孩子是一条命，我不能就这样让他死掉。我有一个责任，我会后悔一辈子。”

柴静: 您有没有想过有一刻，您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韩秀: 不，从来没有。我会跟你斗到底。如果你杀了我，我永远不会结束这个。

当韩秀离开北京的时候，他说他的生命有一个大目标，那就是活下去。在跟外婆告别之前，她从包袱里掏出一双自己做的鞋，放在外婆手中。老人哭了，说正是念书的年纪，却学着做鞋了。她让外婆摸一摸自己起茧的手，说不怕，我自己念，我能活。他看到外婆的手关节变形了，就问怎么回事儿。老人说是风湿。他没有再多问。20年之后，韩秀才知道了真相。她的女儿检举他，揭发了她。

韩秀: 说她什么？说她是总统。红卫兵把他的手拿麻绳细麻绳绑起来，把他吊起来打他。他70岁了。是我们派出所的老王跑来说：“你们要是把人打死了，这个地方是我的管片，我有责任。”把我老太太揪下来。所以是在1986年，我们到纽约之后，杰夫告诉我，我尖叫得那么厉害，我哭得像个鬼。我奶奶70岁了，她的女儿把她卖了。

此时，赵运如与老舍的通信和在重庆的时候与蒋介石的合影被抄出。他被关进牛棚（文化大革命期间，对被批斗的干部、知识分子等进行隔离审查的场所），写了揭发自己母亲和孩子的材料，说韩秀是美帝国主义的孝子贤孙。在红卫兵找到韩秀之前，他踏上了西区的列车，带着抄家的时候被扔在地上的老舍先生送的铜壶和父亲的照片。

韩秀: 后来我到山西到新疆，他的照片我都是内衣上的缝一小口袋，藏着的，绝对不能让人看见。他是美国人，他穿着美国军服。但是你还得穿。所以当我回到华盛顿，他们问我有没有任何信息关于我的家庭。我只是打开小口袋，给他我父亲的照片。你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下雪，出汗。那照片也软化了。够了，就这样用你的衣服摸摸。你知道你父亲还在那儿，他还在那儿。我跟他在一起。

韩秀被分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四十八团，连队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巴蜀。她砍树、修水渠、砌墙，在戈壁滩上给自己打地窝子，用墨水瓶做一个煤油灯，用一根白鞋带当灯芯。读一本她要走40里路才能借到的罗亭。

柴静: 您知道有多少女性朋友，当她们去到农村的时候，成为猎物？

韩秀: 您碰到过这事？后面有人要是找我麻烦的话，你知道他们首先想的是他们会不会给自己带来太大的麻烦。我到维吾尔地区之后，每一双女人的靴子里头，靴子里头都有一个刀鞘。酷。唯闻女人谁敢，谁敢找他们？把门刀马上就拔出来。我看着那个东西，我说那是那个钟声。他们就说：“这把印记杀小刀就送给你。”OK，那把印记杀小刀现在还在我手上。

柴静: 您需要拔出刀来吗？

韩秀: 一次。一次，那人跑了。他跑得比兔子还快。Yeah。以后就会好了。这把刀至今仍在韩秀枕下。他告诉我，他训练了自己的生存危机本能多年。他总是睡得很轻，但他可以随时入睡。在跟我说话的四个小时里，他没喝一口水。他说他像一头骆驼。你可以一次吃很多，但你必须忍受很长时间。这是饥饿的长期训练。

柴静: 我看到了您拍的照片，那后面是沙枣树吗？

韩秀: 沙枣，沙枣，沙枣是好东西。五颗沙枣，一个人可以生存一天。五颗沙枣，营养都够了。只能吃盐水煮白菜的时候，在口袋里面永远抓一把沙枣。这就是韩秀从维族老乡那学来的生存技能。实在饿得受不住的时候，她向他们借一把猎枪去打猎，但子弹太金贵了，只能借到一颗。这在考验她中学打靶的本事。

韩秀: 一粒子弹。我跑到那树林子里，真正是守株待兔。我坐那把那枪架那等着那兔子过来。打了一只兔子，拿那土把它包起来，然后就点火，跟着树叶子一块烧。然后那毛皮就下来了。我就把那只兔子吃完，这才回去把那枪还给人家。那个维吾尔人都笑，一粒子弹不是一粒子弹，你吃了兔子。我说吃了兔子。

柴静: Good job。所以所有的巧合都有好的结果。您笑得这么大声，我很惊讶。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生存。

韩秀: 对，活着。最要紧的是活着。我还有一句话，我要活着出去。

1970年前后，兵团武斗的高潮来到，能不能活着，成了巨大的考验。批斗大会，上面一个是从前在国军的一个小军官，他们批斗他，打得一塌糊涂，坑场大事。

韩秀: 我没有办法继续看，我就欠身，我就站起来准备站起来走。我旁边的一个人就大声地说：“你要走了，我可不给你带板凳。”后边的民兵听见了，冲过来一枪托就打倒。你要走，让你走。两个民兵拖着我就丢在戈壁滩上。

柴静: 您当时还有知觉吗？

韩秀: 没有了。一枪托下去还有什么知觉？我醒过来已经是人家告诉我是三天以后了。我真的爱沙漠。沙漠是永远在洞的中间。如果我完全覆盖沙漠，没有空间，它就完了。但是沙漠在我的肚子里。它留给我很多空间在我的脸和鼻子上。沙漠把我的肩膀以下全部都埋住。这样怎么样呢？因为温差40度。如果我丢在沙漠里而没有沙子把我盖住，我也冻死了。但是有沙子盖住，所以我没被冻死。而那沙子又正好就在那柏井那儿，我还能呼吸。三天以后，我勉强醒过来，连队就在那附近。我想了想，我也没地方能去。再说我现在的状况，我也得我还是得回那破地窝子。我吓得我终于到了地窝子底下。地窝子里的人说：“你还活着。”很多人失去了在那种情况下的求生欲望。他们不想活了。是不是太便宜了？

档案里的背叛与归乡之路

1960年代末，中苏交恶，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迅速破冰。1971年，周恩来总理邀请了谢伟思等当年的美国军事观察小组重访中国，但没有允许他见赵运如。1972年，尼克松访华，在北京设立了美国联络处（US Liaison Office：中美建交前美国在北京设立的准外交机构）。1976年2月，邓小平办公室来喊，针对韩秀说：“此人不宜留在新疆。”此时，她在边疆已经过了九年。

回北京之前，政工干部要韩秀看一眼自己的档案。堆的地上有三尺高的纸，而且这都是你母亲寄来的检举你，揭发你的这些纸。每一张纸都能置你于死地。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一把火就把它烧掉，这是我们的原则，我们应该做的事。但是这些纸在这已经九年了，越积越多，每一张都能要你的命。这些纸全是覆写纸（Carbon Paper：一种用于复写文件的纸张）写的。各个地方都有，你回到北京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派出所、什么什么什么街道委员会，他们全有。你最少知道那都是什么，要不然你两眼漆黑的跑到那儿又不知道会出什么事。

韩秀: 他说我们呢，他说我做这个政工干部（政治工作干部：指在政府机关、军队、企事业单位中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几十年没见过一个娘这么样去害他的孩子。说我们都觉得这太奇怪了。所以你看一个晚上，明天早晨一大早我就来一把火给他点掉。所以我看了一个晚上。他们是在揭发内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中国，详细的不得了。在学校里就怎么样，在哪儿怎么样，很多很多。而且最妙的是这些揭发材料里头不是只有他揭发我，还有北京人艺其他人揭发其他人的。比方说曹禺揭发陶金。曹禺说陶金在纽约的公寓里头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在那发电报。倒霉的陶金在广东工作，被打得要死要活，要他交代跟中央情报局的关系。他到死他都不知道是曹禺卖了他。这些都是在的，都是写在白纸黑字上的。

柴静: 您用这些材料的时候，您觉得怎么样？

韩秀: 我不恨。我不恨。我不能忍受。我鄙视他们。That's the end of the story。对不对？不是一个两个我鄙视的人，是一大堆。曹禺和别人。

柴静: 您的标准是什么？

韩秀: 在你的人生里头你根本没有善意的话，你这个人哪里还有什么价值？这是我的看法。但是好多人是用自己的处境来做解释。他觉得这个时代是那么一个状况，他没有选择。真的，真的没有选择。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文革会延续十年。

文革结束之后，曹禺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之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他身边人说，不论是遇见老人还是小孩，曹禺逢人就弯腰鞠躬九十度，大声说：“我是反动文人曹禺。”在内心深处，他相当真诚地认为，连自己走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都是完全多余的。而韩秀在1976年回到北京的时候，她的身体破碎了，她的自我却是完整的。

韩秀: 我回到北京去派出所户口工作人员第一句话就说：“你呀，你怎么活着回来了？”

柴静: 怎么我感觉您人生里头老听到这句话？

韩秀: “你怎么还活着？”“你怎么还活着？”“我回来了，活着回来了，你干什么？”我当时被发配到中国边疆，也是这样。我回来的时候，他们都那么惊讶。你怎么回来？没什么事，我不回来了，就回来了。

此时中美还没有建交，但美联处已经成立。韩秀被安排到服装厂工作。之后她请书记替她从国安局（国家安全局：负责国家安全和情报工作的机构）要回了当年红卫兵抄家的时候拿走的她的出生证明和搁置多年的美国护照。

1977年2月21日，韩秀穿着自己做的喇叭裤（Bell-bottoms：一种裤腿宽大的裤子）和紧身夹克（Tight Jacket：紧身外套），散开长发，闯入美联处。武警的枪制住了她。在僵持当中，中美双方沟通后，允许她入内办理手续。一个月之后，诸多波折，但她拿到了护照。不过一到家，韩秀就被捕了。

韩秀: 夜里12点把我带到公安局（Public Security Bureau：负责维护社会治安和刑事侦查的机构），然后审讯室，然后是里头有一个方凳子。我就把那方凳子推到墙，坐那方凳子上，这样他们不能从后边给我一棍，对不对？然后他们说：“你写检查，你今天不写检查你就不用想回家了。”我说：“没问题，拿纸拿笔来。”拿纸拿笔来，我第一封信写给华国锋。我说：“华主席，北京市公安局疯了，他们这帮干这个干那个，做各种坏事。我说我只要回家而已，我说请你帮忙让他们放我走。”第二封信写给黄华外交部长。我说：“你身为外交部长，你知道中国政府在华沙条约谈判（指中美两国在华沙举行的外交谈判，而非华沙条约组织相关谈判）的时候，一百零几次的谈判当中都说中国土地上没有美国公民。我说我就是美国公民，我说我现在要回家，你这个外交部长请你放行。”写了两封信，我就说写完了。他们拿起来一看。

柴静: 您写了一封申诉信？

韩秀: 对。他们不敢不转？他们不敢不转。他们说：“你可以回家。”他们甚至送了一辆车带我回家。这件事情持续了半年。在1977年夏天，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的时候，商议中美建交。韩秀说，自己被当成礼物，包好了，送给了美国。她是300多位滞留中国的美国公民当中，第一个返程者。

1978年1月，韩秀持反美探亲签证，到达华盛顿的时候。除了打车的钱，他身上只有一美元。唯一会的一句英文是飞机上学的：“Orange Juice”。他唯一的亲人是傅庆罕，在1968年已经去世，葬在阿灵顿公墓。

韩秀: 心里很难过，买一束花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颜色。但是我只是呆在那儿跟他说话。然后我就回到我的公寓。

柴静: 您跟他说什么了？

韩秀: 我跟他说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不管怎么样，我回来了。

在他父亲楼下的档案中，韩秀看到过一张照片，是他出生的时候，他父亲隔着产房的玻璃凝视他的样子。原来他们父女俩曾经有过唯一一次彼此会面。这张照片被韩放在身边很多年，已经摸得卷起了角。此后，韩秀把家安置在华盛顿，离父亲公墓最近的地方。她在当地的外交学院找了一份教中文的工作。面试她的人看到她的时候，内流满面，说：“孩子，当年你曾经叫过我爸爸。”原来这个人就是带她坐船回中国的Dr. Swift。

精神火种不灭：讲述历史的责任

韩秀: 人生至此，仿佛是花了一个月。1980年，在母亲的要求下，韩秀将赵运如接到了美国，住在自己家中。有人在门口问他：“自从8am，你女儿去工作，这孩子去学校，你一直在哪儿？”他说：“我去看我的朋友。”他问：“你的朋友在哪儿？”FBI的人说他就不回答。另外一个FBI的官员就是你去了中国驻美国大使团，你在那那么长的时间，你下午五六点钟才回到这里，你那么长的时间在做什么？他说他在睡午觉。那个FBI的那个工作人员就走到我的那个电话，把那个电话翻过来说：“这是什么？西门子公司的窃听器。”此后，韩秀让赵运如离开，赵运如住到了谢伟思所在的家中，两个人终生保持往来。

1982年春天，韩秀和她的中文学生，美国外交官博佐齐结婚。两年之后，随丈夫派驻北京。

韩秀: 到了北京，放下行李，行李放在建国饭店。我跟杰克，我们俩人第一件事情就冲到十家胡同去看外婆。外婆站在那门口，脚上穿的还是我做的鞋。我那么高兴，我说：“外婆，我不怕了，现在买鞋很容易。”她说：“我没有你做的鞋，所以穿着舒服。”我们从1983年到1986年在北京。我们1986年7月离开。老太太几天前走了。走的时候吃了中饭去躺一会儿，甚至睡个小觉。床前头放的那双鞋还是我做的。老太太就这么走了。

在80年代，韩秀写了第一篇文章，讲的是老舍先生的故事。她用了韩秀这两个字当笔名，父亲的姓，外婆的小名。沈从文先生是他的第一个读者。

柴静: 我记得沈先生告诉您不要散漫。这是他给您的散漫。

韩秀: 对，因为他散漫。他放弃了。他为什么放弃？他害怕他的家人。

柴静: 他跟您讲过他的委屈吗？

韩秀: 对。他说在乡下种田，张先生，他称呼这个张，他太太张先生。“张先生啊，跑得好快哦，做这个呀，做那个。”我说：“您呢？”他说：“我就坐在地上发呆。”他说：“他们拿我怎么办？我那么老了，我坐不动，我只有坐在那发呆。”他说：“时间啊，他说小慧时间啊，时间就这么流过去了。我手里没有一本书，没有一张纸，那是人过的日子吗？”一本书，一本人，眼泪都滑还在掉。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Such a great person，such a great person。

柴静: 至今韩秀已经写了50多本书。他说他始终相信沈从文的话，不要如此散漫。

韩秀: 你知道我为什么每天早上那么早就起来工作？我每天的时间都珍惜得不得了。你有一封信来，我马上就会回你信。我绝对不会耽误你的时间。我今天提前15分钟坐在这等你，为什么？因为对我来讲，我绝对不会浪费任何人的时间。为什么？我被浪费了30年。我这种分秒必争的习惯是我从回到美国的第一天就开始。我念英文白天晚上根本就不在乎我受不受得了，因为什么？因为我再也不能够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了，我已经浪费了30年。

柴静: 其实是很难的。因为您比如说我背后放的那本书，那是那个意大利的作家叫莱维。他是在犹太人的集中营里活下来的。但是他写完他的故事之后，他就不再活了。是的。所以我不知道您怎么保持您这个精神上的这个火不灭的？

韩秀: 写自己的故事是使命。柴静，我跟你说真话，新疆的苦难我写了有没有千分之一？大概都没有写得了吗？仍近80，心情平和很要紧。我今晚不能睡觉。我会回来。但是我想有些人会知道我饿了。不能就什么都不知道。很多人选择沉默，因为你不敢付出代价。你不肯付出代价，你就只有跟他们同流合污，然后你就变成帮凶，你就变成有罪之人。所以我们都会搞个十年。十年以后呢，一个民族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不知道自己的光荣也好，是罪恶也好，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