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五百九十八期参考信息。今天是五一假期的补班工作日，让我们一同回望五一楼市。
楼市政策转向与市场回暖
四月二十八日，最高层会议在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对房地产市场的表述从两会期间的“着力稳定”转变为“努力稳定”，并并列提及“扎实推进城市更新”。这一变化被广泛解读为新一轮宽松政策全面开启，楼市的政策底彻底夯实，市场底加速到来。随后，在五一前夕的四十八小时内，一波史诗级的政策密集落地。深圳、广州、天津、武汉、苏州、扬州等六个城市重磅发布了二十多条新政，这些政策覆盖了一线、强二线及直辖市，力度空前，包括限购松绑、公积金提额、首付下调、置换补贴以及“认房不认贷”等多重利好。
其中，深圳率先官宣，其政策突破力度尤为显著，直接打破了多年来最严格的限购壁垒，开放了南山区、福田区、宝安区、新安街道等核心区域的限购。新政规定，深圳户籍家庭最多可购买三套住房；非深圳户籍居民只需一年社保即可购买两套；持有深圳居住证的居民，即使没有社保和个税记录，也能购买一套；甚至没有居住证的居民，也可以通过先线上申请居住证，次日拿证，第三天购房的方式进入市场。深圳特区报的报道也详细指导外地人如何购房，显示出政府积极引导市场活力的决心。在此背景下，此前三月份尽管深圳新房和二手房交易量相比二月有所好转，但多数推新房源仍待售，去化压力不小。深圳作为核心热点城市率先松绑，也算顺势而为。
新政的带动效应在五一假期期间显现，多地新房和二手房的咨询量和成交量明显增加。一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量比去年同期上涨约百分之四十，二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量上涨接近百分之二十。上海更是稳居五一全国成交量的领跑地位，网签成交量同比增长百分之四十五，二手房延续了“小阳春”以来的复苏态势，价格保持微涨。此前四月份，上海二手房网签量达到两万八千七百四十二套，创近十年同期新高。武汉、广州、深圳、杭州、北京、青岛等城市构成了五一成交量的第二梯队。假期前四天，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增长百分之七十二，四月份更是接近一点八万套，创下近五年来同期最高纪录。从具体数据来看，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五日，深圳网签成交量为八百二十九套，同比增长百分之六十二点五。五月一日至五日，武汉新房网签量达一千零四十一套，同比增长百分之一百零五点七三。扬州新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百分之二百四十六点三七，创下近年假期新高。在广州，仅保利发展一家房企就狂揽三十亿销售额，豪宅市场更是异常火热，甚至出现了有豪客一日连购两套豪宅的现象。
房企化债压力与重组动态
在楼市政策转向与部分市场回暖的背后，房地产行业的债务风险依然是焦点。身为行业焦点的万科，正持续剥离与公司战略关联度不高的业务和资产以应对化债压力。四月二十九日，万科公告拟转让旗下环山集团全部股权，挂牌价为三十二点九亿元，略高于市场估值的三十二点四亿元。环山集团主营业务为生猪养殖，此前由万科旗下六家公司持股百分之九十九点四一。若此次股权转让按底价成交，万科预计将减少约九点四八亿元净利润。万科探索多元化经营已超过十年，曾于二零一七年试水食品行业，近年来为化解债务风险，公司持续进行“瘦身”，转让非主营业务。过去两年，万科已完成八十五个大宗资产交易，累计回笼资金三百七十亿元。然而，万科目前短期负债与现金之间的缺口已超过一千亿元，且二季度又将迎来一个长债偿付高峰。此外，此前作为万科第一大股东的深铁集团，已官宣辛杰卸任董事长，其姓名和照片也已在半年前从官网删除。财新网此前报道，辛杰于二零二五年九月失联，随后被带走配合调查的消息在深圳流传。
同样在深圳，世茂集团九年前以二百三十九点四三亿元的价格，在龙岗大运片区拿地用以打造深圳第一高楼，该价格当年也是深圳土拍总价的第二高。然而，四年前世茂集团因“暴雷”导致项目停滞。如今，这块土地由华润置地接手，根据出让公告，挂牌起始价为七十点四五亿元，并按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但自始至终仅有华润置地一家报名。此次土拍实际上是政府通过调整规划、重新挂牌的方式，试图盘活暴雷房企的烂尾项目。
七日，另一家黄金地产巨头华夏幸福也走到了退市的边缘。自五月六日起，公司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变更为“ST华信”，触发该警示的条件是净资产转为负值。公司在四月二十九日披露的年报显示，去年末其规模净资产为负一百七十七点四三亿元，已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同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二百二十六点零四亿元，较上一年亏损额扩大近一倍，且公司已连续三年亏损。会计师事务所对华夏幸福二零二五年财报出具了保留意见，并提示公司能否持续经营存在不确定性。
中型民营房企中国奥园在两年前完成境内外债务重组后，如今面临二次违约。公司五月四日公告称，自三月三十日起已全面暂停所有境外债务的本息偿付，并已委聘毕马威（KPMG）和年利达（Linklaters）协助制定新一轮重组方案。回顾二零二四年的重组方案，其制定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之上，即当时预期行业将逐步回暖，销售现金流足以支撑新债务的利息支付。然而，房地产市场的持续深度调整，使得这一假设彻底落空。奥园的二次违约也引发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房地产行业的大洗牌中，对于那些已经丧失“造血能力”的房企而言，债务重组的意义究竟还有多大？
物业费收缴困境与治理反思
近期，江西九江多个县市区、云南绿春县、平边县等地发布倡议书，号号召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带头缴纳物业费，并强调“绝不拖延推诿、不打折扣、不搞变通”，这一举措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此前，贵州、安徽、湖北等地也曾发布过类似的倡议书，主要以倡导和鼓励为主，但部分文件措辞较为严厉，甚至将缴纳物业费与干部的评优和提拔挂钩，传递出治理物业收费难问题的强烈信号。
根据克而瑞（CRIC）提供的数据，二零二五年全国物业服务企业的平均收缴率已降至百分之七十一，连续四年下滑。其中，上市物业企业的收缴率为百分之七十八，而中小物业企业普遍低于百分之六十五，部分甚至跌破了百分之五十。澎湃新闻在评论中指出，公职人员带头缴纳物业费固然对缓解矛盾具有一定作用，但关键在于理清为何物业费用越来越难收取。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习惯于将公职人员或党员干部带头缴费视为破解治理难题的“标准动作”，虽曾在特定时刻起到“救急救场”的作用，但既不能治标，更难以治本。原因在于，用行政资源为市场失灵兜底，并未触及和改变社区治理的现实问题。物业费收缴率低已成为普遍性问题，表面上看是资金问题，实则反映了业主对物业服务的不满。许多积压问题经过长时间博弈，已成为难以解决的“老大难”，这些问题也折射出社区治理结构性的矛盾，例如业委会组建难、运行难，以及维修资金使用不规范等，这些都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
第一财经发文批评此类举措“开错了方”，认为相关倡议大多打着“顾全大局、维护稳定”的旗号，但受到了许多公职人员的质疑。其中，江西武宁县的倡议书呼吁党员干部树立“花钱买服务的理念”，四川法制报评论称，这话出现在公文中显得“赫然”、“认真”，仿佛“时空错位”。评论指出，所有行政动作都应在法治轨道内运行；催缴物业费并非住建、街道、区政府的正常职责范畴，于法无据、法无授权不可为，行政催费师出无名将难以奏效。比单纯的越界嫌疑更严重的是，多地集中倡导的现象可能引发“惯性质疑”，例如“原来干部都不缴物业费吗？”。步调一致的发文是否说明情况已严重到一定程度？大规模发文是否暗含隐性行政施压，带有强制意味？若非强制，纯粹的倡导又是否会因缺乏强制力而失效？
政坛人物案件与反腐动态
假期后第一个工作日，曾被视为七零后政坛新星的合肥书记费高云，因涉嫌违纪违法接受调查，试图为一些事件画上句号。在其落马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四月十九日主持市委常委会会议。中国审计报在二十七日报道，他近期还主持召开了市委审计委员会会议。费高云今年五十四岁，江苏淮安人，一九八九年进入扬州大学前身之一的扬州工学院学习无线电技术。一九九三年，他以选调生身份出任邗江县施桥镇团委副书记，用了十五年时间升至镇党委书记，曾是江苏当时最年轻的县委书记。二零一二年七月，在南通启东因抵制日本王子港职业排污入海工程爆发群体性事件后，时任启东市委书记的费高云，以南通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的身份兼任启东书记来处理善后事宜。决策杂志曾评价，以市委常委兼任两个区县书记的安排在江苏政坛极为罕见，显示了费高云处理复杂紧急问题的能力。此后，他调任常州，成为江苏首位七零后省辖市市长。二零一八年一月，他当选副省长，晋升为江苏首名七零后副省长。二零一九年，因响水化工厂爆炸事故被记过处分。之后，他历任江苏省政法委书记、常务副省长、安徽省常务副省长，最终任合肥市委书记。在他之前，二十大后安徽已有两位高官落马：原副省长周喜安和省政协原副主席姚玉洲。周喜安于七日被判处死缓，被认定受贿金额高达一点三四亿元，其腐败行为主要发生在四川、安徽任职期间。值得注意的是，周喜安曾任职的巴中市，近期已有两任书记、三任市长被查；资阳市则有三任书记、四任市长被查。八日，落马一年半的重庆市政法委书记陆克华被判处死缓，被认定敛财一点八九亿元。他的贪腐行为跨越二十七年，从在原建设部任职处长开始，曾被通报存在“低级红、高级黑”、结交政治骗子、违规举债融资以及新建楼堂馆所等问题。此外，七日，两名原高级军事官员魏凤和与李尚福也均被判处死缓，后减为无期徒刑，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两人涉案金额未公布，均犯受贿罪，李尚福还多了一项行贿罪。军报对此评论，强调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对腐败行为绝不姑息，无论涉及多少、牵涉多深，都将一查到底。
金融市场动向：异常投资与收益下行
在财报季的喧嚣之外，资本市场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江西上饶一家精神病院——上饶市广丰区十五岭山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因跨界炒股并成功跻身上市公司十大股东而引发热议。在圣通股份的四月三十日一季报中，该精神病院以百分之零点二七的持股比例位列第九大股东，持股市值超千万。在前十大股东中，除它之外，另一个非自然人股东是知名投行高盛国际。圣通股份是一家成立于二零零六年、二零一一年上市的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出版物印刷、包装印刷及青少年科技教育等领域，旗下拥有“乐博乐博”等素质教育品牌。
事件引发关注后，十五岭山精神病医院公司回应称，该院是一家二级精神病专科医院，性质为盈利性民营医院，其投资股票完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的规定，属于正常的资本市场参与行为，不存在违规操作。该院注册于二零二二年六月，注册资本八千七百五十万，对外投资两家公司，除了圣通股份，还出资一千零二十万持有上海慈家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据了解，该院是江西省首家民营专科医院。此前，该院曾因违规收费四千八百八十五元于二零二一年被要求整改。二零二二年度，还存在过度收取虚记床位费、诊查费，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三万四千两百七十五点五二元。此次并非十五岭山精神病院首次出现在圣通股份前十大股东名单中，在二零二五年半年报中，该院曾以百分之零点三二的持股比例位列第八大股东。
该院相关负责人解释说，此次投资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实控人长期理财规划的一部分。实控人早在十年前就开始投资A股，初期资金规模不大，主要是出于闲置资金保值增值的理财需求，并非盲目跟风。投资圣通股份的核心原因在于看好儿童素质教育领域的发展前景。据称，该院老板的儿子曾在圣通股份旗下“乐博乐博”学习编程，亲身体验后认为该行业具有投资价值。此次投资并非长期锁定的战略投资，如果公司经营需要资金，也有考虑卖出的可能性。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十五岭山精神病院公司的投资逻辑与普通市场主体无明显差异，引发热议主要是源于行业属性的反差感。但作为盈利性民营医院，在确保投资行为不影响医疗服务质量、不挪用患者相关资金的前提下，其资金使用具有较大的灵活性。经济参考报评论指出，中国资本市场对投资主体的身份偏见经历了数轮更替，从早年的散户被嘲讽，到大爷大妈被调侃，再到基金经理被质疑，直到今日精神病院成为新的“靶点”，这反映的并非投资能力的真实分化，而是社会情绪的周期性投射。
最后，让我们关注国民基金余额宝的收益率动态。五月二日，作为中国乃至全球规模最大的货币市场基金——天弘余额宝，其七天年化收益率首次跌破百分之一，报零点九九九，万份收益仅为零点二四三一元。到五月七日，七天年化收益率更是进一步跌至零点八九，万份收益仅为零点二四一六元。天弘余额宝成立于二零一三年五月，截至今年一季度，其规模约为七千零八十一亿元。在二零一八年一季度，余额宝的规模曾达到一点六九万亿元的峰值。到二零二五年，天弘余额宝的用户接近七点八九亿，平均每户持有基金份额近九百七十份，个人投资者持有近百分之百的基金份额，其中最多的一户持有人持仓规模超过一点五九亿份。二零一四年，余额宝的七日年化收益率一度超过百分之六，万份收益接近一点八元。但自二零二零年跌破百分之二以来，收益率便随着国债收益率的整体震荡下行。
货币基金的资产主要配置于银行同业存单、短期存款、国债等低风险资产，这些资产的收益率几乎完全锚定市场利率。近年来，央行持续维持适度的宽松货币政策，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导致货币市场利率持续下行，天弘余额宝所投资产的收益也随之下降。二零二五年初，其七日年化收益率已跌至约百分之一点二，如今跌破百分之一也符合市场规律。全市场货币基金的收益水平普遍都在下降。据精益求精理财数据库统计，截至五月三日，公募基金发行的货币基金七天年化收益率为百分之零点九七，今年以来的年化收益率也仅为百分之一点一七。万得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场三百五十一只货币型基金的平均七日年化收益率为百分之一点零四七三，较年初下降了九点六六个基点（BP），其中一百零七只基金的收益率已跌破百分之一，占比约三成。天弘余额宝作为证监会认定的首批十三只重要货币市场基金之一，在投资集中度、投资标的评级、逆回购规模限制、高流动性资产规模占比以及流动性受限资产占比等方面受到更严格的监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其收益率。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截至三月末，全市场货币型基金总规模已达十五点五万亿元，较年初增长了二点二五万亿元，增幅达百分之十六点九一。业内人士表示，尽管收益率下行，但货币基金凭借其低风险、高流动性及使用便捷等特性，依然是居民现金管理的重要选择。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下周一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