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浪潮下的中医困境与国民政府的挑战

1927年初，中国国家场域出现了一个强烈的挑战者：发起北伐（Běifá: 国民革命军推翻北洋政府、统一中国的军事行动）的国民政府（Guómín Zhèngfǔ: 1925年成立，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已经控制了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北伐不仅仅是军事行动，为了与“万恶的卖国军阀”做出区隔，并为战争和新政府提供正当性，国民党（Guómíndǎng: 中国近代政党，由孙中山创立）在过程中策划了海量的文宣和群众运动。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国民革命军能博得百姓支持、吸收军阀部队，并最终快速取胜的关键。

国民党一面鼓动排外的民族主义，一面端出要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牛肉”。1927年3月，国民党中执会接受西医颜福庆等人的游说，为了履行现代国家的义务，他们决定仿效英国设立卫生部（Wèishēngbù: 负责全国公共卫生事务的政府部门），预计由西医刘瑞恒担任部长。一旦北伐完成，伍连德十几年前那个由西医掌管全国公卫医政的梦想就会实现。

同一时间，中医也普遍把新政府视为救星。很多人乐观预测，一旦偏重外医的北洋政府倒台，国医发展的时机就要来了。有“中医界喉舌”之称的医界春秋社（Yījiè Chūnqiū Shè: 当时中医界的重要刊物与组织）就表示，他们要请国民党也增设中医部。医界春秋社还说，他们要追随革命党，发起中医的学术革命，为了不再被西学诟病，他们认为中医革命最重要的一道手续就是吸收西方医学，用西医来整理中医。

然而，历史学者杜赞奇告诉我们，20世纪后，现代化逐渐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国家建构和政治正当性来源。贬抑中医的北洋政府是如此，自命为五四继承者（Wǔsì Jìchéngzhě: 指继承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精神的人士）并标榜要打造中国第一个现代国家的国民党人更是如此。国民党不但没有成立中医部，隔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部甚至开始考虑西医汪启江的提案，要把中医的民办学校也禁掉。

不少中医察觉到不对劲，李受芝说中医的末日要来了。他和余泽明焦急地斥责多数同行只顾赚钱做生意，都不想办法抗争。张赞成和陆渊磊则催促改革，陆渊磊甚至连业内的保守派也骂下去，说他们抗拒改革，死守“五行六气”，和西医一样可恶。

“废止旧医案”引发的民族主义抗争

1929年2月底，也就是北伐结束、卫生部成立的半年后，中医的末日降临。由刘瑞恒、伍连德、颜福庆、余言等西医组成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Zhōngyāng Wèishēng Wěiyuánhuì: 国民政府时期负责全国卫生行政的最高机构）召开。余言提案彻底废止旧医，他提出的做法是把中医正式纳管，有登记的才能执业，但政府会在两年后停止发照。也就是说，这两年内注册的中医，将是中国最后一批中医。中医作为一种知识和职业，会随着这批人的凋零而消失。中卫会通过了这项提案。

几天后，消息传遍上海中医界，失望、恐慌和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弥漫开来。千百年来被视为“建功立业”的医生，现在有一群人跻身政府官员，这是当时中国人最向往的成功标志。但中医不但被排除在这波集体的社会流动之外，他们现在连学习和营业的自由都没有了。成村人和张赞成决定出来抗争。这些年轻的中医不打算跳进余言设定的战场，也就是辩论中医是否科学或中医对卫生行政有没有贡献。他们把废止旧医案（Fèizhǐ Jiùyī Àn: 1929年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提出的废止中医的提案）操作成一场“卖国阴谋”，声称以余言、汪启江为首的“帝国主义奴才”不只打算“残害国粹学术”，更想“夺我数百万药业工友之生计”，以遂“推销西药之阴谋”。当时甚至有人在报纸上造谣，说余言收了外国药厂600万美元的贿赂。

这个民族主义的运动构框，获得了中西医双方都惊讶的空前成功，还吸收了当时高涨的排外情绪和国货运动的能量，让普罗大众和商业精英都支持和同情中医。无论在各地中医代表云集的“317大会”上，还是在各界声援中医的电文社评中，中医中药变成了一道中国人抵抗文化侵略和经济侵略最该守护的关隘。虽然根据当时的海关报告，进口中药的经济规模其实比西药还高。这个号称南京政府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群众运动，让党政高层连忙承诺政府绝对不会废中医。年底，蒋介石指示财政部、教育部和卫生部撤销一切禁锢中医药的法令。

“中医科学化”的折中方案与“气”与“细菌”的融合

国民党没有打算接纳一个会破坏自己进步形象的盟友。国民党需要一个既能让医界停战，又能让党在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个重要的意识形态战场上都不会失分的折中方案。1930年4月，在蒋介石的心腹、国民党主要意识形态理论家陈国夫、陈立夫兄弟的推动下，国民党中政会决定成立国医馆（Guóyīguǎn: 1930年国民政府成立的半官方机构，旨在推动中医的科学化与整理）。这个几乎没有行政权的半官方机构被赋予的唯一任务，就是中医科学化（Zhōngyī Kēxuéhuà: 旨在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改造和解释中医理论与实践的运动）。

国医馆成立后，副馆长施基末很快提出一项大幅改革的方案。施基末说，中医里同病异名（Tóngbìng Yìmíng: 指同一种疾病在不同中医理论中具有不同名称的现象）或异病同名（Yìbìng Tóngmíng: 指不同疾病却使用相同名称的现象）的情况太严重，就像运铁桥说的，一个病人去看三位中医，他会听到三个病名，拿到三张药方。施基末想要解决“老王说这是伤寒，小李却说那是斯温，假叔说这是病，乙叔却说那是症”的混乱情况。施基末说，要把千百年来从未系统化的中医疾病标准化，就必须“浸破国医原有之系统”。他提议，从今以后以西医病名为标准病名，那些找不到可以对应西医疾病的中医疾病，一律废除。

不过，施基末的提案很快就因为反弹声浪太大而被撤回。运铁桥说，如果我们照施基末说的，承认中医的“太阳中风”就是西医的“肠热症”，那我们就是在承认中医的核心学说是错的。因为西医的肠热症是由某种沙门氏菌造成的，和中医认为的“中伤于寒”没有半点关系。运铁桥说，这样下去，中医就必须承认自己搞错了所有由细菌造成的传染病的病因，就会让《内经》和《伤寒论》逐渐变成废书，让中医所有的治疗方法都被抛弃，最后中医会被消灭。

这个时候，改革派中医意识到，中医科学化最重要的工程，就是处理20世纪以来中医最被诟病的缺陷：看不到细菌。在中医的学说中，外感病的主要病因是各种气（Qì: 中医理论中构成宇宙和生命的基本物质与能量），但过去半个世纪的科学研究已经昭告世界，细菌才是传染病的必要病原。为了用科学方法解释中国医药，1930年代，改革派中医开始试着把六淫（Liùyín: 中医理论中导致疾病的六种外在致病因素，即风、寒、暑、湿、燥、火）致病和细菌致病变成同一件事。

举个例子，哈佛大学的医学史学者丽山冒九告诉我们，汉代以后，中国医家开始把“风”视为“百病之长”。风是最危险、最具破坏力的“外邪”。丽山冒九说，这是因为“风”的语意在汉朝发生改变，它一些原始的语意被其他词取代，逐渐只剩下变动、随机和偶然的意思。对中国古代医家来说，疾病是季节错位的结果，生命的节奏和宇宙的节奏不一致，人就会生病。在这个讲究“天人合一”的医学体系中，不可预测的“风”就逐渐和“失序的可怕力量”画上等号，所以伤风会发烧，中风则会让人失语、疯狂，甚至死亡。

但在1930年代，改革派中医张仁安和章太炎却都说，风之所以可怕，不是因为什么“失序”，而是因为风会夹送病菌，风就是空气传染。章太炎还说，不止风，没有“邪”能治病，都是因为它们是有利细菌传播或滋生的力量。古代医家只不过是误把“前导变相”当成了直接病因。章太炎说，以前的医家总是搞不懂，为什么足太阳膀胱经的起点是在眼睛内侧鼻翼根这里，为什么医书总是强调百病是从这个地方袭人。现在细菌学给了答案，因为这里是呼吸道的起点，是病菌进入人体的主要门户。

“辨证论治”的现代发明与中医的生存之道

不过，这些把“气”和细菌串接起来的说法，还是没解决中医最大的生存威胁：既然中医看不到直接病因，那中医凭什么诊断和治疗疾病？这时候，章太炎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说法：对，中医看不到病因，但中医本来就不是靠诊断病因来治病。中医靠的是辨证（Biànzhèng: 中医诊疗过程中，通过对病人症状、体征等信息的综合分析，判断其所属证候的过程）。章太炎说，只要能治好病，一种医学之治能不能厘清病因根本不重要。章太炎的说法，在抗生素还没问世的1930年代很有说服力。当时有太多西医知道是什么病菌造成，但依然无药可治的疾病。

章太炎说，《张仲景在伤寒论》已经告诉我们，治病是“只论其症，不论其因”，只要观察“症”，也就是病人的体质和疾病在病人身上展现出来的综合症状，中医同样能治好病。章太炎的逻辑是，中医的学说虽然是对付“六邪”，不是杀菌，但既然“六淫”是创造细菌生长环境的“前导变相”，没了这些条件，细菌不就跟着消灭了吗？这个说法将会在1950年代以后的共产中国，逐渐发展成现代中医教科书奉为核心教条的辨证论治（Biànzhèng Lùnzhì: 中医诊疗的基本原则，指在辨明证候的基础上确定治疗方法）。

德国学者蒋希德在他结合民族志和历史分析的精彩研究中告诉我们，虽然章太炎和后来的许多中医很常说，辨证论治是“始于《内经》，遍基于《伤寒杂病论》，并在宋代成熟的2000年传统智慧结晶”，但事实上，辨证论治的学说和历史都是20世纪中才出现的“现代发明”。蒋希德发现，虽然对现在的中医来说，区分“病”、“症”、“证”这三个概念是常识，但一直到文革结束前的千百年里，这三个概念始终是混乱重叠的。更重要的是，无论在宋代之前还是之后，中国古典医家从来不曾像章太炎说的那样，只满足于辨证论治这种现象学式的疾病观。中国古代医家和西方古代医家一样，都努力想找到疾病的根本原因。

蒋希德说，虽然现代的中医教科书会说，“证”包含了病位、病机、病性和病因，但是这些学说和“八纲辨证”的架构都是1950年代之后才发明的。现在在西方学界，TCM（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传统中国医学）这个词，就是用来特指1949年后由中共官方协助创造的一种“自称是传统，但却是现代发明”的中医。

辨证论治解决了“想把细菌纳入中医却又怕细菌毁灭中医”的两难困境。现在没有任何一位中医会否认新冠肺炎是由病毒造成的，但这并不妨碍许多中医呼吁大家不一定要去抢“清冠一号”，找中医帮你辨证论治，帮你客制化药方，他们一样有信心可以改善病情。

我们现在很常听到一种说法，中医是传统医学，西医是现代医学。但过去20年的医学史研究告诉我们，当代中医最核心的特征，是中国在20世纪迈向现代化的复杂政治形势中，中医被迫向科学输诚，试着把“气论”和细菌理论融合的演化后果。就像蒋希德说的，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医是不是科学，仍然会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中医是不是现代的，却几乎是个没什么争议的问题。中医现代化的历程，和生物医学发生急剧的典范转移的时间是重叠的，它们都是现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