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集：寻梦

1987年6月13日，黄河吞没了两支正在进行漂流探险的中国队伍。这些年轻人之所以要进行这次漂流，据说是不愿让美国人拿走“中国江河首漂”的荣誉。美国探险家肯·沃伦对此很不理解，他说：“如果你们中国人到美国来漂流密西西比河，我们是不会反对的。”他无法将这次漂流与一百年前西方列强的炮舰联系起来，但中国的青年们却无法忘记。

我们该称这些漂流者为爱国者，还是批评他们盲目的民族情感？无论如何，他们都像我们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一样，充满了悲情色彩。这种激情不仅体现在江河上，也体现在体育竞技中。当五星红旗升起时，人们欢呼雀跃，泪流满面；一旦输了，便会谩骂、闹事。这似乎是一个再也输不起的民族。

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着一种深刻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危机，一种文明衰败所带来的痛苦。本世纪初，青年陈天华为祖国的沉沦而蹈海自尽，那时有多少国人能理解他？今天，我们或许更能体会他那份对文明衰落的深沉绝望。

我们再也无法回避中华文明的命运问题。在今天，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全球性挑战，传统越是古老，危机就越是深重。中国人的根在哪里？我们是黄土地的儿女，是黄河孕育的民族。这条大河如何塑造了我们的民族性格，又如何规定了我们的文明和命运？

黄河，这条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泥河，发源于雪山，流经黄土高原后，成为了一条黄色的浊流。它孕育了一个黄皮肤的民族，这个民族称自己的祖先为“炎黄子孙”。黄水、黄土、黄种人，这神秘的联系，仿佛使人相信，中国人的皮肤就是被黄河染黄的。

龙，作为我们民族的图腾，形象狰狞，为何中国人却对它顶礼膜拜？据说，龙的形象是马头、鹿角、蛇身、鸡爪的组合，象征着死亡与再生的循环，是一种生命图腾。中国的统治者自命为“真龙天子”，将自己视为龙的化身，这恰恰连接了自然界的暴虐力量（龙）与人世间的强权（皇帝）。对龙的崇拜，归根结底源于对黄河的敬畏。黄河无疑是世界上最暴虐、最任性的河流。

对于这条既是生命之源又是灾难之源的大河，中国人爱恨交织，赞美它也诅咒它。这种复杂的情感，塑造了中国人复杂的性格。一方面，人们希望“龙王爷”保佑风调雨顺；另一方面，又在节庆时舞龙戏耍，发泄着积压的怨气。这种微妙的心理平衡，贯穿了整个民族的历史。

第二集：命运

如果说，埃及人是在与尼罗河的搏斗中创建了国家，那么，中国人则是在与黄河的抗争中凝聚了我们的文明。几千年来，治水的渴望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家郑义在沿黄河骑行时，从山西一个叫老井的村庄的故事中，深刻地感受到了这种与土地血肉相连的民族情感。

有人或许会觉得奇怪，东方社会长期延续的专制制度，竟也与水有关。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一种理论，认为东方国家为进行大规模水利灌溉工程，必须组织起高度集权的中央专制政权）的观点。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还是中国的万里长城，这些古代的宏大工程，不都显示出一种相似的历史背影吗？它们都是古代专制帝国的遗迹，将千万个个体凝聚成一个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因此，民主、自由、平等，很难在亚洲的土壤中生根发芽。

然而，五千年后，亚洲的太阳陨落了。那些曾闪耀着最早光芒的古老文明，一个接一个地黯淡下去。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文明相继被外族征服而中断。唯有喜马拉雅山脉背后的黄种人文明，似乎是一个例外，长期延续下来。哈佛大学的华裔学者张光直教授认为，从野蛮到文明，世界性的普遍通道，实际上正是东方的亚细亚形态。中华文明的漫长历程，是整个古代世界最后的挣扎。

当黄河文明最终也像印度、埃及文明一样衰落时，中华民族的心灵就特别悲凉和痛苦。一个曾经让马可波罗惊叹、让欧洲君主向往的伟大国度，为何在近代屡遭屈辱？我们似乎总有一种误解，认为近百年的耻辱只是辉煌历史中的一个短暂插曲。然而，文明确实已经衰落了。历史的富足、文明的悠久，毕竟都是昨天的故事。我们考古发现再丰富，难道不都意味着祖先对于后代的嘲笑吗？

长城，这条世界上最浩大的工程，象征着我们祖先的命运。它将农耕文明紧紧地包裹起来，形成了一种封闭、保守、内向的文化心理。秦始皇修筑长城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这与亚历山大率军东征的开放和扩张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高山和大海的阻隔，东西方两大文明始终未能发生直接的碰撞与融合。

到了15世纪，人类开始将目光从大陆转向海洋。郑和率领的庞大舰队七下西洋，比达伽马的航行早了几十年，但它几乎是一次纯粹的政治性巡游，旨在宣扬国威，而非为了贸易和开拓。历史选择了中国人，但中国人却未能选择历史。当欧洲人开始伟大的地理大发现时，中华文明便注定了被动挨打的命运。

第三集：灵光

我们的文明曾有过辉煌的灵光。春秋战国时代，诞生了孔子、老子等一大批思想家，史称“百家争鸣”。那是一个思想的轴心时代，与古希腊的先哲们遥相辉映。然而，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中国再未重演过“百家争鸣”的盛况。

汉唐的开放与包容，让中华文明达到了顶峰。通过丝绸之路，西域文化、印度和中亚的艺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佛教的传入，更是促成了长达八个世纪的文化大融合。然而，这种开放精神在宋代之后逐渐消退。

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宋代最为成熟。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历史。恩格斯曾说，火药炸毁了欧洲的骑士阶层，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印刷术则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它们是科学复兴的手段。然而，这些伟大的发明在它们的故乡，却未能催生出一场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反而最终被西方人利用，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力量在作祟？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主要是一种与大一统（Great Unification: 指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中央集权、高度统一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国家形态相适应的技术。这种技术服务于通讯、水利、军事等国家统一的需要，但却缺乏向民间转移和商业化的机制，从而带上了一种枷锁。

16、17世纪，当欧洲正在经历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时，中国却在思想禁锢中走向封闭。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来了西方的科学知识，徐光启等人曾积极学习和编译，甚至康熙皇帝也对西学抱有浓厚兴趣。然而，这种开放的势头很快就被清朝统治者的闭关锁国政策所扼杀。当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智慧被时代抛弃时，这个民族还能期望什么呢？

第四集：新纪元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宣告了资本主义的末日。然而，他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的。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在落后的俄国取得了胜利，这本身就提出了一个巨大的理论难题：一个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否跳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

斯大林模式虽然使苏联迅速工业化，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在20世纪中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关起门来“超英赶美”，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最终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历史又一次把我们抛在了后面。

当我们终于打开国门，重新回到世界时，才惊讶地发现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回顾历史，早在千年前的宋代，中国的城市商业依然是世界上最繁荣的。然而，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制度，成为了工商业发展的沉重枷...。当世界商业革命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时，中国却走向了闭关锁国。

近代以来，从戊戌变法到新中国成立，我们一次次错失了走向工业社会的机会。人口的重负、小农经济的保守观念、缺乏平等竞争的机制，都深深地制约着我们的发展。如今，十年改革已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我们面临着物价、体制等重重难关。改革不仅意味着获得，更需要付出代价。我们能否闯过这一关，是对整个民族勇气的考验。

工业文明的重心正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命运又一次给了我们走向海洋的机遇。然而，我们这个民族已经封闭得太久，对商品经济如此陌生，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又如此薄弱。我们必须让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也要让世界走进中国，否则，我们又将失去一次宝贵的机会。

第五集：忧患

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哪一种洪水比黄河泛滥更可怕。有记载以来，黄河决口泛滥达1590多次，大改道26次。这条大河的泛滥，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更成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的象征。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从建立、发展到鼎盛，然后逐渐走向危机、动荡，直至崩溃，每隔两三百年就会有一次剧烈的社会大动荡。旧王朝被摧毁，新王朝代之而起，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即所谓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周期性的“治乱循环”，就像黄河决口一样，周而复始。每一次大动荡，都对生产力造成巨大的破坏，使文明的新因素在萌芽状态就被扼杀。

这种神秘的超稳定结构，支配了我们两千年。今天，紫禁城里的龙椅早已成为历史文物，庞大的儒家官僚体系也被摧毁，但“大一统”的幽灵似乎仍在中国的大地上徘徊。更重要的是，导致我们一次次陷入动荡的专制政治、官僚主义、平均主义等古老的社会弊病，就像黄河每年带来的泥沙一样，仍在不断地为我们未来的危机进行着可怕的积累。

历史的教训还不够多吗？为什么中国社会总是在这种生死循环的命运中挣扎？如果中国的社会结构不进行更新，政治、经济、文化不实现现代化，谁能保证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身后是洪水，是动乱，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往前走，突破这历史的“治乱循环”。

第六集：蔚蓝色

人类文明可以分为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两大类型。中华文明的源头，虽然也闪烁着些许蓝色的海洋文化色彩，但最终，源于黄土高原的黄色文明（Yellow Civilization: 影片核心概念，指代以黄河、黄土为象征的、封闭保守的、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传统内陆文明）战胜了带有海洋气息的蓝色文明（Blue Civilization: 影片核心概念，指代以海洋为象征的、开放进取的、以商业和科技为基础的西方现代文明）。

黄色文明的巨大凝聚力，在于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取得了独尊的地位。然而，思想上的大一统，也削弱了发展的多样性。当中华文明在内陆走向辉煌时，蓝色的海洋文明正在地中海崛起。从15世纪开始，海洋将世界联为一体，也承载着科学与民主的希望。蓝色，成为近代世界命运的象征。

当麦哲伦进行环球航行时，明朝嘉靖皇帝却因为倭寇的骚扰，正式下令闭关锁国。当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断言中华文明已经停滞时，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及时听到。最终，当西方列强的炮舰打开中国屈辱的国门时，一场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对抗已无可避免。

洋务运动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一个腐败的制度，不可能靠输入一些技术就能被拯救。严复将西方的社会学说引入中国，他深刻地认识到，制度的变革才是根本。然而，无论是严复，还是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最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改造社会的进程中都充满了悲剧色彩。

我们似乎总在担心“全盘西化”后，中国人将不再是中国人。我们仿佛不知道，几百年来，欧洲人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中，从未担心自己会变得不像意大利人或德国人。这或许正是黄色文明最深刻、也最浅薄的特征。

两千年前，哲学家庄子讲过一个寓言：黄河之神河伯，在秋水时节看到自己浩瀚无边，便以为天下之美尽在自己这里。当他顺流东下，来到大海时，才望洋兴叹，认识到自己的渺小。这个寓言，仿佛是为我们这个民族量身定做的。

黄河，这条黄色的土地，已经不能再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和民主意识了。它无法养育日益增长的人口，也孕育不出新的文化。只有当蓝色的海洋季风，化作雨水，重新滋润这片干涸的黄土地时，中华民族才能获得真正的复兴。今天，从深圳到海南，中国终于重新把目光投向了海洋。黄河，必将汇入那片蔚蓝色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