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下午好，我叫双雪涛，我是个沈阳人，我是个写小说的。其实“冬天的骨头”这个题目，憋了我挺长时间。我自从应下这个事儿之后，其实有点悔恨，因为打心眼里觉得一个作家应该是躲在作品后边，源源不断地制造梦和幻觉，而不是应该出来讲演，这事儿好像违背作家的本职工作。
但另一方面，我有时候也想，一个作家这种自闭应该恰如其分，或者恰当的自闭才能赢得恰当的自由。比如说我们知道美国有个作家叫赛林格，出了几本书之后，感觉不行得躲起来，得去写一本大书，然后就躲起来了。这一躲可能有五十年、六十年。这六十年可能他就像一个闭关研究武林绝学的高手，但最后六十年过去了也没出关，也不知道他练成了什么。所以这种自闭和自我的封锁可能也有些问题，我就从这方面一想，鼓励自己还是来讲一下。另一方面我问了一席的几位领导，说可以讲东北话，因为我从小也比较爱讲故事，但这故事如果不拿东北话讲，就不能说是我的故事了。所以我得到这个允许之后，觉得大概讲一下“冬天的骨头”。
“冬天的骨头”：寻找真相与记忆的重量
“冬天的骨头”这个原意，相信在座的各位有知道的，它有一部美国小说叫《冬天的骨头》，也有一部电影叫这个名字，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这故事讲的是什么呢？讲这个女孩的父亲失踪了，她要把她父亲找回来。她找了很久，发现她父亲是个毒贩，然后她进一步又发现她父亲已经死掉了。所以她的工作其实从找她父亲回家变成要找她父亲的尸体，找尸骨。因为这个尸骨一方面是个念想，另一方面可能要涉及到一些遗产的纠纷、继承、房产的分割等很多问题。所以这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就带着自己的弟弟妹妹去找父亲的尸骨。
我的印象很深，这个电影的结尾是终于她感动了一些人，带着她找她父亲的尸体。他们乘着一叶小舟，划到了一个河上，是个冬天，那个小舟就像凝在河面上一样。然后她父亲的尸体已经被沉在水下，冻得硬邦邦的。她伸手去捞这个尸体，尸体冻得很硬，她也拽不动，也不能把她尸体整个拿走。因为整个拿走之后，对于所有杀她的人可能也是个很大的麻烦。所以旁边那个女人说：“你把她这个手锯下来，你把她手拿走吧。”电影的结尾是旁边一个人帮助她用电锯，把她父亲的双手锯下来，她带走了。当时看完电影我很震撼，所以我今天想讲的两个故事，可能都跟“冬天的骨头”有关系。具体是什么样的关系，可能讲完大家能清楚一点。
东北棚户区的童年往事
我先讲第一个故事，就是我小时候，因为生在东北，东北在我小时候其实比现在要冷，非常冷。那种漫天大雪、彻夜大雪是经常会下的。这种大雪下起来什么感觉呢？你在这路上走是睁不开眼的。然后彻夜的大雪下完之后，第二天早上一看，整个世界就像一个悬停在半空的琥珀一样，晶莹剔透的感觉。
我小时候在哪生活呢？我因为是沈阳人，所有沈阳人都知道有一片巨大的棚户区叫烟粉街，也叫烟粉屯。它就处在沈阳市区和乡村之间，是一片巨大的棚户区，从空中看像蚊香一样一圈一圈的，有两千多户居民。因为它房租很便宜，治安很混乱，属于一个三不管的地带。所以一些刑满释放人员、诈骗犯、妓女、残障人士，还有一些想涌入城市失败又退回来的一些农民，都聚集在那一片。那时候我们父母是双职工全部下岗，所以只能租最便宜的房子，从市区搬到这个烟粉街。
烟粉街那个地基是下陷的，都比地面要低，所以一场夜晚的大雪下完之后，第二天门是推不开的，门已经完全被雪堵住。所以我和我父亲，基本能拎着铁锹从窗户跳出来，把门前那雪挖通挖开，然后把门推开。这活干完之后，一摘帽子，头发基本上都是热气向上升起，像那种内力很强的那种样子。其实是一种雾气。那时候我妈的面条已经煮好了。
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小女孩就住在我旁边，她父亲经常打她，因为她没有妈妈，就把她绑在一个长条的椅子上殴打她。所以她积累了很多战斗经验，在街上一般人打不过她，虽然她是个女孩，同龄的男孩都打不过她。有一天我可能不知道是哪根筋对了，那天反正可能也是休息得比较好，就打赢了一仗，把头发就是我们东北叫薅嘛，把头发薅下来一撮，她就大败而归走了。
晚上我就回家跟我妈炫耀，说今天我把老仇家那个老大给打了。我妈说：“你还真挺出息的，你能打赢他真不错。”然后晚上我们家睡觉，因为是个平房睡觉，晚上觉得怎么这么冷？就跟我爸说。我爸当时睡得特香，我爸感觉不太对劲，有点漏风。我爸说怎么能漏风？我爸感觉不对，也确实冷，就开始找那个窗户都关得很严没有风。我爸就下地出门一看，这家里门没有了。就是这位仇姑娘，连夜把我们家的门给卸走了。我们家门就是一个薄薄的铁皮，但是它也很有用，也能挡点风。这门一卸走之后，基本就穿堂风就全过来了。所以第二天我就属于负荆请罪，去了道歉，说昨天不应该打你，不应该薅你头发。然后她就基本上把前天丢掉的那些挨打偿还给我，给我几个嘴巴子，就把这个门还给我就背回来了，再把门装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冰尜儿与修车师傅的秘密
可能在座的各位都不知道什么叫冰尜儿，因为南方的朋友们肯定不知道。冰尜儿有点像是这种陀螺，它是用木质的，底下有个钢珠。下过大雪之后，雪一扫掉之后，其实地下有层薄薄的冰的。我们就在冰上玩这个冰尜儿。这冰尜儿还需要另一个配套的工具是个鞭子，用鞭子抽这个冰尜儿，在鞭子前面做一个小小的扣儿，一抽冰尜儿就迅速旋转。一般每家孩子都有这冰尜儿去互相比较这冰尜儿的做工和工艺。
父亲经常，我们的父亲基本都是工人，有的车工钳工，可能有的手艺好一点，有的手艺差一点。但是也跟所用这个木头的质地有关系。我记得我们家那个冰尜儿一般都比较糊弄，可能是杨树的或者什么一般的木头就凑合弄了，比较轻。最好的冰尜儿我记得应该就用那种垫在铁轨底下那种枕木做的，质量非常大，密度非常高，一转起来，威风凛凛，像要钻到地里一样那种感觉。然后这个女孩就经常会得到这种冰尜儿，当然不是她爸给她做的，我们姑且叫一个老李吧，就是李师傅给她做的。
这个李师傅是我的邻居，我也认识的。我央求他做好几次冰尜儿他都不给我做，他的手艺特别棒。因为他是个修自行车的，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一般都是冬天叼一根烟，穿一个破棉袄，坐在路边给别人粘车带。这个老李在我们那儿算是一个很老实、很沉默，看起来又比较温和的中年人。他曾经可能在喝醉酒之后提过，说他那个女儿一直在国外读书。这个在我们那儿其实是个非常传奇的事情，因为我们那儿都布满了不读书的人，就感觉好像是吹牛的感觉。但是他平常感觉起来他并不是总拿这事炫耀，很少说。他是一个独身的男人。
有一天，我记得应该是九九年左右，我们烟粉街就来了几个陌生人。因为我们烟粉街互相邻里都非常熟，大家都很认识。即使邻里的亲戚我们甚至都认识，这几个陌生人进来之后其实很扎眼，我们都能看到。他们就直奔这个老李这个修车摊儿。老李当时正在家里下面条。他们进去之后就问老李说：“某某某你认识吗？”大概是分散注意力吧。老李可能在脑子里过一下，刚要想就把老李摁在这个灶台上，说：“铐起来。”然后就问他说：“你那个钱在哪里？”李师傅就保持沉默，不说，被带走也没有说。
后来就开始搜查，很多人都围观搜这个房子，房子很小，十几平。后来就在这个房子上面那个大梁上，都是方块的，一个个牛皮纸包好的现钞，大量的现钞。当年一百万就很多很多了，九九年啊，现钞震惊了我们整个烟粉街。后来发现他其实是从九五年到九九年，跨度大概是四年半期间，可能是个团伙是五个人，大概杀害了十九个人，累计抢劫应该是三四百万。这在我们那边是一个特别重大的案件，我们在电视台经常能看到滚动播出，说今天这个案子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进展。就很难想到说这个人就生活在自己的身边。
他们其实是因为我们在九五年那个时间是非常敏感的一个节点，就是改革开放的浪潮到我们那儿之后，整个我们东北计划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这里头其实包含了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贫富迅速分化了。那这个团伙其实是两兄弟，两兄弟再加一个老李，是这种配置，那两个都是亲哥俩，然后他是个单帮的。他干什么活呢？他就是负责弄点尼龙绳，准备点作案工具，放个哨儿踩个点儿，开个车，就属于这种辅助人员。
他们主要的抢劫对象就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因为他们都是一些下岗工人，还有一些有恶习的，有的酗酒的，有的是赌博。他们看这些人迅速富起来，他们很眼馋很着急。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迅速把你累积的财富抢过来。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抢劫那些批发业者，还有一些富起来，然后对自己财产有点炫耀的那种人。他们基本上都是不留活口，当场就打死的。而且他们基本上是有一个非常缜密的一个作案的路线，他们先要抢劫一辆出租车，因为出租车的性能是最好的，天天在路上跑，肯定没有问题。比如这出租车要去苏家屯，可能需要五十块钱。他们说：“好，我给你一百，你去不去？”一般出租车司机都会去。他们去了之后，把这司机从前面驾驶舱骗下来，把出租车司机勒死，放在后备箱，直接开这个车就去抢人，就去抢。而且路线他们已经勘察几个月了，他们用的车可能就用这一两分钟最关键的时刻，逃走的时刻。
这个案件被我们沈阳市当时的电视台拍成了一个纪录片。这些所有的死刑犯，这五个人都最后是死刑立即执行。但这个老李可能有时候最不服气，他说他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人，他只是为大家准备点材料。但是其实这个案子性质非常恶劣，我们都知道，谁也逃不过这个东西，杀人偿命。他的女儿真的是在国外，在日本赶回来，然后为他奔走，可能他女儿出国的钱可能还有一些是他抢来的。
个体命运与宏大时代的交织
所以这个故事当时我看的时候，我当时十五六岁，对我的冲击是很大的。一方面是，我们能看到人的肉身，肉身都能看得很清楚。那人的骨头碎了，骨头变形了，出了问题其实很难看到，可能肿了一点，但其实你很难清楚地看到。另一方面是，我们的世界看起来都很平滑地运转，其实内部有很多暴虐的事情，有很多残酷的事情，其实并不是被我们所知晓。当这些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们赋予他一个正义，把这事情抹平，好像这事情跟没有存在过一样。但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是他的邻居，我知道这个事情真真实实地发生过。
这个人当然是有巨大的问题，他是个冷血动物，残害同类绝对是不能够允许的，而且没有任何大时代的借口。这里头其实涉及到是个人的命运。我当时那时候喜欢记日记，我就想，因为我们学校给我们灌输的教育是我们对世界有个宏观的认识，我们有一些哲学，有一些经济学告诉你，比如马克思主义教给你，你要怎么去认识世界。但当时这个事情给我的冲击是，可能从一个个体认识世界也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不是总结性的，不是一般性的，不是要从这里面提炼出什么大道理，只是一个人的命运，只是一个人的悲喜，只是一个人的上升和坠落。其实你仔细琢磨琢磨，是非常值得写的。
当时其实我没有想要去写小说去当个作家。但后来当我去写作的时候，其实我的目的就是想去写一个人和一个人的命运。我并不想折射什么大时代，或用一个人的命运去折射大时代。我觉得一个人命运就非常值得一写了，一人一世界，一树一菩提，非常值得一写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对我人生改变非常大的一个事情，也算是我讲的这个关于“冬天的骨头”的第一个故事。
少年友情与理想的消逝
那第二个故事呢，可能这个骨头就那么一点象征意义。我呢在初中的时候有个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姑且叫他小霍。我们俩是小学的一个学校的同学，但不是一个班级。我们东北小学有时候很寒碜，就是要打乒乓球，大家都很喜欢打乒乓球。但是没有那种专业的乒乓球台，就是水泥台的，然后中间没有网子，拿砖头一摆。所以当大家为了抢这个乒乓球台的使用权的时候，这个砖头就不是网子了，就可以拿起来使用了。所以我就跟他为了抢这个乒乓球台，还真的是动过手，我记得我脑壳还被他打开了。
后来上初中之后，我们俩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为什么会要好呢？首先是因为我们俩都是很孤僻的人，但孤僻的原因不一样。我是什么呢？我是从刚才讲的烟粉屯考到一个市里的所谓一个精英的学校，整个属于格格不入的，就是我非常没有规矩，非常野，非常不懂得什么是纪律，也不知道老师的话是应该听的，不听是要吃亏的，这种东西是完全不清楚的。而且其他人家里都有电话、有有线电视，我是没有的，我家里一共能收俩台，一个中央一台，一个中央二台，也没有电话。所以这个谈资，比如别人看一个电视剧，看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节目，我是看不到的。然后放学了之后互相打电话说咱出去玩吧，我们家没有电话也找不到我，所以这种孤立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属于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因为我从小是特别想符合我父母的期望，但是另一方面又对当时那个制度、那种教育非常抵触。这种内心的张力让人非常痛苦，尤其在那种比较小的年龄。所以当时就非常睡不着觉，很早的，很年轻的时候就失眠了。基本上睡觉比考试还要紧张，每到一晚上又要睡觉了，这种紧张的感觉基本上等于上考场。
小霍呢他是什么问题呢？他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他表面是一个唯唯诺诺，而且有很严重的有点哈腰驼背的感觉，但他其实他内心里是个非常有原则的人，是个非常有力量的人。而且对他来说这个世界并不是纷繁复杂的，并不是一个很难捉摸的世界。对于他来说这个世界是个颜色问题，是黑白问题，就是对与错的问题。所以对于他来说，他的孤僻是因为他要坚持他自己这些原则，他一定不会去妥协。所以我们俩特别能玩到一块儿去。
那时候我们俩就最喜欢玩什么呢？就踢足球。但是学校不允许你踢我们那种大的足球，只要让老师逮着，马上拿钉子给你扎漏，瞬间扎漏，让你拿回去也白扯，没有用。扎漏给你看，你看漏了吧？行，今天歇菜了，就这种感觉，适者生存，没有办法，逼得我们只能踢那种小网球，这么大点儿，那种小网球倍儿硬，踢那种小网球。经常是二十个人抢这么一个球，咣当一脚射门踢兜里了，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他踢后卫，我就踢前锋，我们俩配合非常默契。就是很多时候，尤其少年，需要一个共同的爱好走到一块儿来，所以我们俩因为足球的事儿就迅速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一到周末，别人都去补课了，我们俩就骑个自行车去郊外看火车，我们俩特别爱看火车，觉得火车往远方去真牛。那时候小时候没坐过火车，就特别喜欢看那种隆隆而过的庞然大物，那种感觉特棒，有一种心神俱被震慑的那种感觉。
反抗体制的代价
后来阴差阳错我们家就搬家，从烟粉屯搬到市区来，因为上学实在太远。那个远的程度基本上就是顶着大雪骑车得骑两个钟头才能到学校，如果没有雪的话有四十分钟。我父亲那时候就骑车送我，是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就是经常蹬个自行车，我坐在后边，风刮起来了，雪下起来了，我爸就使劲蹬那车，怎么蹬也蹬不动。我爸说：“今天这自行车怎么就不动它呢？”后来发现我那脚憋在车轱辘里了，直接就去医院了，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这条道路走起来很漫长，就通过搬家其实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就从烟粉屯搬到市区来了，正好就搬到这个小霍家跟前儿了。所以，我们俩就成了邻居，又是同学，又是朋友，不做好朋友都不行了，只能这么办了。
然后我就经常去他们家玩儿。他们家是一个非常诡异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粮食局的文职干部，他父亲最大的爱好就是羞辱自己的儿子。然后他母亲最大的爱好就是宠爱他，就是夸他：“你真牛，你今天做的真棒。”所以他们家其实一共就仨人，三个党派，非常混乱，每天都开会。我呢去他们家非常受欢迎，有时候能当个法官，有时候能当个陪审团，有时候能当个倾听者，地位非常高。所以我特别喜欢去他们家玩儿。
然后后来，在大概初三上学期左右，就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使得小霍就成为了我们学校最著名的人物。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哥俩，还有一个我们还不错的朋友，我们姑且叫他小刘吧。这个小刘跟小霍，他们俩都是数理化比较偏科，他俩偏到这个程度就是数理化基本都能考很高的分数，然后英语二十六个字母认不全，每次考试拿手指头数。但是那次考试，小刘同学阴差阳错就考了我们年级第一名。我们那个年级有一千八百人，这个第一名确实很困难。
然后就在这个考试之前，我们都不知道，可能我们当地那个教育局下了一件批文，说这次的第一名，可以保送去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附属高中，去了之后这三年可以免学费，然后可以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继续深造，毕业之后可能有个合同需要在新加坡工作几年。这个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简直是天方夜谭一样的事情，我们都没听说过新加坡还能跟自己产生联系，新加坡等于基本等于异次元的感觉。
所以当时这个结果出来之后，我们都特别替小刘高兴，一方面有点感伤，要离别，但一方面最主要的还是高兴，看到自己朋友牛了，这种感觉还是蛮好。结果就迟迟不发榜，这榜就不发不出来，其实那时候我们心里犯嘀咕，是不是有问题？后来终有一天发榜了之后，小刘就变成第二名了，第一名是另一个孩子。那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就不用去深究了，肯定里头有很多错综复杂的势力在较劲，变成这么一个结果。
我和小刘我们俩都是什么样人呢？我们俩都是一个顺民里的叛徒，就是首先其实是个顺民，然后才是一个有点捣蛋的人。所以我们俩都接受这个事情，就觉得，反正这也是天上掉下来馅饼，那本来想砸到自己脑袋顶上，风一刮砸别人脑袋顶上，反正也就算了吧。反正小霍就跟小刘说这事儿不能这么拉倒，他那种对体制的厌恶，他对体制的怀疑不信任，在这个时候，这个事情正好触及到他神经里最敏感、最不驯服的那个点了。他说：“我这个事儿我不能接受。”当事人都说算了，他说：“这事儿我不能接受。”
所以他有一天晚上就说：“雪涛，我们俩去把这事儿反映反映。”我是一个，我说：“我妈还想在学校混呢，我得我还有一年呢，你可别折腾了。”第二天早上那天晚上我就没有去，第二天早上这事儿就出来了。他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连夜在校长室门口贴了个大字报。那时候是九几年了，快两千年左右了吧？他就用了一个文革时候的方式，这个大字报用透明胶条贴了五层，校长和校长助理拿手抠两个小时没抠下来，弄糊在门上了。里头基本上都是我们能想到的一些文革的词汇，就是：“我要炮打司令部，我坚决拥护谁谁谁，我坚决反对谁谁谁，我坚决不同意这个事情要这么办，我坚决不认为应该去新加坡的是某某某，而不是某某某。”那个言辞组织之犀利，那种说理之清晰，真使我刮目相看，以前我以为他的语文不行。通过这个大字报我发现真的是很不错，确实是以前没有逼到这份上。
这个事情其实就把我和小刘都叫去了，校长肯定是：“你们三个天天在一起玩，这都是谁干的这事儿？”小霍说：“那就是我一个人，也没有别人，都是我一个人干的。”校长说：“你把这事儿怎么干的，你再说一遍吧。”然后他说：“我怎么去买的透明胶？我怎么拿一什么笔？我写了几遍，打了一个草稿不太满意，然后又誊写了一遍，如何如何。”校长说：“好好好。”
这个事情其实当时校长是要想把他开除掉的，但是后来一想这个影响很大，因为开除学生基本上就是毁掉一个人的前程。那时候我和小刘基本上就是靠边站，就是：“哎这事儿可千万别刮着我。”因为对于我来说，我父母是个普通的工人，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的目的就是要去考学，获得那种世俗的承认，在这个关节摔要是落下来，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是不能接受。所以这事儿就得小霍自己扛下来了。
扛下来结果是什么呢？后边这一年基本上就是水深火热了，本来坐在前两排，因为个儿不高，这事儿出来之后马上放到最后一排，永远不能坐在前面来了，黑板都看不清。然后这个家长三天两头往学校找，用一个屁大点事儿就把你弄来，给你臭骂一顿。在这种环境里，这种整个这个气压里头一个人是不可能自强的，我是感觉到那种强烈的压力，那种对你的排斥力，那种认为你是个异己，那种认为你是一个搅屎棍的感觉，那个人是很难在这里头再去翻身的。所以小霍其实坠落得非常快，就像一个悬崖似的坠落。他高中就考了一个很差的高中，差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成长、离别与不被遗忘的坚持
我记得那时候中考考完了之后，因为他一直认为我有点文学天赋，他就说：“雪涛你这个语文怎么考这么烂？”我说：“我就是这么烂。”他说：“不对，你应该比他好，肯定是判分判错了。我们俩去反映反映吧。”我说：“哥们儿我可不去，我认了。”他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事儿你不能认，你认我也不认，我们得去反映反映。”然后那个部门其实真有，他真弄了一个当时假不假事，弄了一个查分的部门。这部门离市区极远，骑自行车需要三个钟头。那夏天烈日高照，我们俩就骑自行车去查这分儿。我当时心里闹心，我就心想：“我都认了，你不能放过我吗？”就骑这个车，我现在都记不到底是不是这分查到了，好像是人家下班了，或者是用一个什么理由搪塞我们，这事儿就过去了。我只记得我们俩骑到半道儿，渴得不行都没有带水，就看到有一个卖西瓜的，一大车西瓜，我们俩就凑了点钱去吃这个西瓜，一人一半。我到现在都记得这个西瓜特别绿，特别大，特别甜，是我人生中吃过最甜最甜的西瓜，但是那分到底是怎么回事，完全忘得一干二净。
然后小霍就去了另一个高中。后来我还跟他是很好的朋友，家住得很近，谁也跑不了。你想找我，我想找你，马上就能找到。然后他还是穿着那种初中的校服，他一直没怎么太长个，初中背着初中的书包，他好像不愿意从那个时光里脱离出来，一直是那种打扮。我们俩还经常一起出去玩什么的，但是人生就这样，一点点长大，人都会变化。
后来我就去了银行当职员，当一个信贷经理，去给别人放贷款那种人，天天也那么人模狗样穿个西服什么的。小霍还是那身行头，我就感觉有时候跟他出去玩有点丢人，有点不太得劲儿。但是呢，其实我也想办法，就跟他说：“要不你找一工作呀，你不能这么待着。”那时候他就天天跟自己家里做点什么初中时候的实验，买点坩埚，有酒精灯就做实验。他后来就一点点变成一个啃老族，变成这么一个人了。但其实我是有能力，当时也是有希望去帮他的。但是我在忙着要工作，刚参加工作，我要忙着讨领导喜欢，我要忙着去挣钱养家糊口，所以就这么一点点就走远了。
我记得我最后一次见到小霍是我父亲去世，那是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份，又是个冬天。因为我是个独生子，家里摊上这么大一事儿，就基本上都得是朋友帮衬。我那会儿已经好久没有见到小霍了，我就打电话，说：“我这么一个事儿，你过来吧。”我知道他肯定会来。然后他晚上半夜就来了，凌晨两三点钟，他来了骑个自行车，还是初中的校服，背着初中的书包，拿着初中时的热水瓶。家里非常乱，亲戚走来走去，很多人在里头指导应该这么弄，应该那么弄，这个东西挂在这儿就能摆在这儿，这个线不要断，有好多好多事情。我就跟小霍说：“我给你派一活儿吧。”他说：“我干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家里有一个小小小的书房，很小很窄，有个小床，有一个书桌，就是从小在那儿写作业一点点长大的。我说：“你就扎点白花吧，就是葬礼需要带的宾客带的白花，你就帮我来这个。”他说：“行行行，雪涛我给你弄这个。”我就把门一关，我去忙别的事儿了。
这一忙可能大概就得是五六个小时过去了，基本上一直在忙活这忙活那，订车，好多好多人，还要去安排火葬场好多好多事情，我都把小霍给忘得一干二净了，把小霍这个人忘干净了。然后等到天都亮了，我突然想起来：“小霍还在屋里呢。”我一开门我发现他扎了满床的白花，全都是白花，布满了整个我那个床，连角落里都是。当时我那个眼泪就哗就下来了，因为我父亲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没有那么多朋友，不需要那么多白花的。
这可能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小霍。我经常会想，想到刚才讲的赛林格嘛，赛林格那小说主人公就说：“走在路上说不要让我消失，不要让我消失。”其实他就想：“我特别喜欢自己少年时的样子，我不想长大，我想保持我自己的样子。”其实是不可能的，人一定会消失掉的。但是小霍不希望自己消失，他有用自己的方式去对抗这个世界对他的打磨，但这个世界通过另一种残酷的方式把它抹平。
说到这儿我经常会想，人生有一些很多不可逆转的失去，就是有一种像我父亲这种生病了就无可救药没有办法，从知道就已经宣判那种；另一种像小霍这种，就是我一直在眼睛盯着前方在走，今天去银行工作，明天我想去写作，想去干嘛，要如何如何，想去做这个做那个，身边的人其实都消失掉自己都不知道，还在往前走，这是一种我觉得更可悲的一种失去。
后来其实我母亲在路上见过一次他的母亲，因为这两个母亲都是朋友。那时候都两一零年之后了，就说起小霍，他母亲说境况很不好，可能要抑郁症，境况非常不好。我妈回来跟我说，当时我非常沉迷于写作，我的心里又泛起初中时的念头，我想：“人生都他妈是自己过的，对不对？我能帮你什么呢？你自己得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不能给别人添麻烦的。”就现在想来是非常后悔的这个事情。
但是另一方面有时候也讲就是人生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口袋，只能装这么多东西，所以就是有时候一个人走来走去，身边的人一定会更迭，这种更迭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情，要不然人生就太臃肿了，拖着好几火车皮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走远路的。但是另一方面其实也觉得有一些东西是不应该失去的，所以就是这所谓冬天的骨头吧，我就想说有时候人心里应该坚持一些东西。可能对于我来说讲到这儿也该结束了，就是说就想起托斯托耶夫斯基那句话吧，就首先人应该善良，其次应该诚实，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要相互遗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