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修改与争议焦点

杜公: 大家好，2025年12月23日，星期二，欢迎收看995起事件消息。最近，《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第136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应当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或者公开。但有关国家机关为办案需求，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照其他法律规定，吸毒行为不属于犯罪，只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所以也属于封存内容。这条法律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杜公: 我认为这个争议要三七开。三分是因为司法机关缺乏配套的条款，在其他方面信息不透明，产生的正常质疑；七分是“伪中产”的意识形态上头，被民粹化的宣传带动，制造了额外的恐慌。

毒品历史与禁毒实践

杜公: 在具体介绍观点之前，我先分享一个关于中国毒品的资料来源：新疆医科大学天山医学院做的禁界毒品专栏，包含了中国最充足的历史资料和科学分析。本期节目近一半的基础数据都从这个专栏来，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全面浏览。

杜公: 首先，作为一个前热河省地区的居民，毒品是我祖辈生活的一部分。公开的统计数字显示，解放前有10%的热河省居民吸烟，我依照身边统计学来看，比例可能还要更高。所以，解放初期，热河省政府局对全省的顽固吸毒人员集中戒毒。当时的戒毒手段比较简单粗暴，就是保证吃喝的前提下，找个地方干体力活，同时铲除外围的因素。干活半年左右，毒品种植基本上消灭，把人放回家，就算改造完成，效果还不错。这么高比例的人口吸毒，其中壮年劳动力的比例还要高于10%。只要经过改造，政府和社会不歧视，也没有办法歧视，只能接纳他们，重新加入社会，保证他们分配土地和招工的权利，甚至征兵也不可能完全回避这部分人群。

杜公: 新中国的禁毒运动，东北地区禁烟的成功是数十万瘾君子脱离了苦海，清洁了社会风气，有力配合了根据地的其他工作，使大批青年健康踊跃的参加了军队，为自卫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同时也为其他地区的禁烟禁毒积累了经验。

杜公: 进一步往前追溯，解放军接纳旧中国吸毒人群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红军时期。典型的例子是四方面军在川北根据地的政策。红四方面军进入通巴南后，积极扩大红军队伍，但前来报名参军的很多都是抽大烟的。红31团机枪连接受了训练新兵的任务，可司浩源吹了两遍集结号，才稀稀拉拉地把队伍集合起来。机枪连指导员李定卓的开训动员讲话才开始，队伍里突然咚咚咚，接连倒下，一大片。过去一问，一个高个子艰难地睁开双眼，伸出左手做了个吸烟的手势，有气无力地说：“红军哥一天多没吸这个了，我要求来几口。”

杜公: 四方面军从河南经过陕西进入四川的时候，只有1.4万人，遇到中央红军的时候，已经有8万人，其中六七万人都是川北红军。在当时川北的情况下，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吸烟的青壮年。当时一部分干部，比如说九军的军长何畏，不仅拒绝要吸毒的士兵，甚至禁止地方政府给吸毒的人口分地。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和他当时的妻子张琴秋纠正了错误政策，坚持要改造吸烟人口。而且为了保证训练周期，陈昌浩确定，士兵可以先参军再戒烟。

杜公: 当时红军没有什么现代药品，只能用刺激性的香料制作戒烟药品，主要的效果是转移注意力，缓解戒断反应。每个星期要对付几千个新兵。后来，四方面军专门给吸毒士兵开设了戒烟部队，集体管理，到西征之前，基本上解决了军队的吸烟问题。

杜公: 四方面军这8万人，一部分没有参加西征，另外一部分牺牲失败之后，自己找回部队。最后到延安的人数是1.3万，依然是三个方面军中人数最多的力量，占了红军改编之前总数的40%左右。按常理推测，建国之后的红军干部应该包括相当数量的曾经吸毒的士兵。但是从建国之后的记录看，只能知道后来的卫生部副部长苏井官负责戒毒，赵友义负责戒烟，没有人提到具体哪些红军有吸毒的经历。少将秦中的回忆录提到自己的部下有很多人吸毒，但是坚决不去点具体的名字，这也算红色传统里面包括的吸毒记录消除了。

新型毒品与群体变化

杜公: 最近关于吸毒问题的讨论，有一种观点认为，过去的毒品，比如说鸦片上瘾性差，几个月就能戒掉，所以消除吸毒记录有合理性。但是现在的毒品上瘾性强，容易终身有吸毒倾向，所以不能消除吸毒记录。

杜公: 先不说现在的毒品是否能够彻底戒掉，仅从吸毒群体的构成来看，长期保留、公开可查询的吸毒记录也不可能执行。前面提到，红军在川北地区禁烟的同时，平等地招募吸毒士兵。当时红军的控制区包括了达州。几十年后，川北，尤其是达州再次出现了毒品问题。这里有回顾958期的相关内容。2023年，达州市公安局的7份无样本四实验室发现依托米纸含量异常。达州警方按照这笔线索摸排，发现市区有家KTV有人聚众吸食电子烟。查到的依托米纸是一种新型毒品，门槛低，在达州这一类地区渗透率高。依托米纸的出厂价只要每公斤几万块，做成烟弹是400元左右一枚，可以满足一次毒品发作，所以占领了传统毒品市场。过去吸毒人群认为主要30岁以上男性，依托米纸的吸毒人群完全不一样。2023年，湖南一家戒毒中心数量将近100名依托米纸成瘾者，平均年龄不超过25岁，最小13岁，未成年人的占比达到5分之1。而且多都是女性。戒毒中心跟孩子交流，发现绝大多数都没有完成义务教育很早就辍学了。可以说，依托米纸市场起码3分之1是留守儿童、留守青少年，而且往往和卖淫或者是幼女的性交易相关。新型毒品的毒性确实很强，吸毒的门槛也很低，这导致年轻人，尤其是未成年人更容易接触新型毒品，成为吸毒的主力。这也不仅仅是四川达州和湖南的问题。前面提到了天山医学院整理的全国毒品信息，其中云南的调查结果也显示，新型合成毒品的滥用群体比传统毒品更集中，主体介于20岁到30岁之间，占了全部样本的80%左右。

杜公: 这些青年甚至是少年儿童群体刚刚进入社会，是未来的潜在劳动力。而且他们接触毒品的时候，甚至没有独立的判断力，往往是因为家庭错误的引导，或者家庭关系紧张，才容易接触毒品。如果惩罚他们一辈子不能进入正常的就业市场，不仅不人道，而且还有更严重的后续影响，激发更高的犯罪率。毛主席说，“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这一点，对于传统毒品和现代毒品的受害者都适用。

争议的深层原因：习惯与意识形态

杜公: 从解放前到新中国，都有封存吸毒记录的案例。那为什么今年修改法律讨论会这么激烈？因为修改法律，把一些已经实践的规则挑明了，打破了之前渐变形成的心理舒适区，所以有些普通人会感受到危险，情绪是受习惯主导的。如果是已经融入生活习惯的事物，就算是被证实有害，一般也能得到容忍。比如说中药不可测的毒性；比如说中国人日常三餐的高比例米面主食，导致了糖尿病，大家都能忍。

杜公: 但如果社会上突然出现一个新东西，哪怕还不能明确证明有害，只要打破了生活习惯，也会被一部分人的情绪抵制。2021年《经济参考报》的社论，“精神鸦片竟长成数千亿产业”，网络游戏对未成年人影响触目惊心。现在这篇文章还挂在各个中央机构的网站上。

杜公: 最典型的例子是，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张文宏教授对中国饮食习惯的指责。他说，中国人喝粥太多，尤其是早饭的粥太多，既不能补充足够的营养，还会快速提高血糖，不是个好习惯。这冲击了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所以也被激烈反对，甚至有人说他崇洋媚外，贬低中国的饮食传统。

杜公: 我之前说过，绝大多数传统，尤其是饮食方面的传统都出现在工业革命以后，历史比蒸汽机要短，甚至比不上老西医的百年老药可口可乐。农业民族确实倾向于吃米面一类的谷物，但是古代社会大多数时候粮食处于紧缺状态，不能放开了吃。就算吃饱，普通人家吃的也是糙米和带麸皮的面，往往还要掺入一小半抗旱的杂粮。中国人普遍能够放开吃精米白面，导致普遍的高血糖，这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只是这个变化，不是突变，而是逐渐渗入日常生活的舒适渐变，所以会形成顽固的生活习惯。有人反对，就要挨骂。攻击张文宏的人，绝大多数并不知道自己祖宗早饭要吃什么。

杜公: 同样的逻辑，吸毒记录能远程查询也不是什么传统，而是互联网普及和全国建设统一大市场的结果。虽然1995年就有新的强制戒毒办法了，但是2005年，公安部才第一次完成了中国人口信息库的建设。2006年，公安部完成金盾工程一期建设，做到了全国内网互联。到这个时候，凭身份证号查询各种违法记录刚刚开始，但当时还是一代身份证，很多人有多个身份证号码和完全不可靠的照片，临时身份证更是数不清。直到2013年全面换二代证，公安和司法的数据库进一步打通，查询吸毒违法记录，这才算是比较可靠。所以说，吸毒记录可以全面查询的历史，最多十几年时间。今年修改法律，谈不上破坏传统，倒是应该反过来说，我们应该认真考虑查询吸毒记录这种新技术对社会有怎样的冲击？过去不能查询毒品违法记录，社会是怎么运行的？

杜公: 2010年前后，中国的变化不仅是全国可以联网查犯罪记录，还有城市化率第一次超过了50%，以及普通的平民用户也借助了互联网。在这之前，中国人生活的环境可以概括为两点：身边的熟人社会和信息相互隔绝的外地社会。

杜公: 熟人社会对于轻罪犯人可以提供有效的担保，也可以提供有效的贴身监督。当时的农村还有足够的成年人，单位大院和街区的居民也彼此熟悉。所以，如果是一个人被强制戒毒释放以后，有很大的概率可以得到道德担保，作为某人的兄弟、某人的孩子通过打工和社交重新融入社区，这算是民间版本的信用修复。当时还有信息相互隔绝的外地社会，只要出门打工，就自然的消除了本地差评，只要不想进体制内工作，一般来说没有什么明显的歧视。当时正好赶上了大基建高峰，无论是去东部沿海进厂，还是去西部的工地搬砖，带上一代身份证，老实干活，不难重新做人，这才是中国的传统。当然，这两个传统也可以反过来说，熟人社会可能构成了普遍的歧视，制造了额外的压力；陌生人社会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诱惑，导致吸毒人员复吸。但无论如何，这提供了两种可以切换的托底环境。比如说如果在家乡，家人能够提供可靠的担保和监管，那就会优先选择留下。如果在家乡没有什么根基，本来就受人歧视，那就可以出门谋生。最近十几年环境变了，首先，熟人社会的担保无可避免的消失了；其次，违法记录全国贯通，雇主和房东都有可能间接查到，制造了歧视压力。更重要的是，在陌生人社会条件下，认定一个人有风险，很容易；证明一个人已经逐渐消除风险，很难。所以，轻罪和违法群体缺乏翻身机会，这就是本次治安法修改要解决的问题。可以说，对于政府认定的借贷人情来说，封存吸毒记录才是恢复传统。

“伪中产”的恐惧与社会成本

杜公: 如果是一件恢复传统的好事，那为什么大多数人会表达恐惧？这要分两个方面说。首先从宣传技巧说，很多反对修改法律的媒体，只提到吸毒者群体带来的治安风险，不去分析压制戒毒群体就业机会的风险，这就是典型的民粹玩法，用单方面的叙事调动情绪。事实证明，中国和美国很像，很多人确实吃这一套。

杜公: “税前交易”节目最喜欢提出的问题是，“钱从哪来？”这句话背后还有一条更深层的规律：凡是好事，先问成本。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成本不一定都是钱，还有安全代价。如果全社会都不给犯轻罪的人提供出路，犯罪就会越来越严重，社会的福利支出压力会越来越大。如果我们不希望民粹观点主导社会，那就要好好给社会算账，允许媒体深入讨论问题，让普通人在理智的状态下去发挥民主的好处。

杜公: 其次，从意识形态来说，中国刚刚结束了一个高速增长时代，有中产阶级自觉性的“伪中产”太多了。他们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提供了过度的自信，让他们认为自己永远都不会是社会边缘群体，不用担心“言行峻法”，也用不上照顾边缘群体的福利。

杜公: 中产阶级有两个特征：一个是资产和稳定的收入，让他们对当下有安全感。过去十几年，中国的房地产资产畸形上涨，让很多人以为自己有资产，以为自己的房贷是投资，而不是借贷。后一个中产阶级特征是技术方面的稀缺性，让他们相信自己未来还有发展机会。过去十几年，中国全面的产业升级提供了足够的技术岗位，让大多数人默认学历就等于上升空间。哪怕是没有拿到资产和高薪的年轻受教育群体，也觉得自己是中产阶级。这两个原因在中国制造了过剩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

杜公: 真中产阶级对于社会建设的态度，看美国就能知道。在美国出现了郊区化之后，大多数优质中产社区反对公交线路经过自己的家，原因是担心陌生人频繁打扰自己的生活。同时，基层社区可以雇佣自己的警察，看到陌生人，那就要想办法盘查，最好能用各种潜规则赶走，这就是中产阶级在空间上营造自己的安全感。

杜公: 和美国中产阶级相比，中国的伪中产群体安全感更差。因为中国政府对于郊区土地规划管得严，同时没有房产税，所以中国的“伪中产”没有自己的社区。穷人只要不拆迁，往往会留在原来的街区。大多数中国城市在一公里的步行尺度上，不同的阶层是混居的。所以中国伪中产对于空间的恐惧性更强，稍有机会就要过度表达。比如说2019年年终演讲，我提到过一个案例：我生活在苏州，大概今年我就记得有一场非常著名的人民内部矛盾。就政府为了安置打工者，自己把他们安置到一个很不错的小学，但是呢又在中间留了一道铁栅栏，就说在本地学生和打工者之间设立铁栅栏。结果呢本地居民觉得自己买来的权利打折了，打工者看到的是赤裸裸的示威，这就到监狱水平。这旁观者很冷静地说：“你不说你在学校里挨一个铁栅栏，是不是影响消防疏散？”就结果是没有任何人对政府的个别操作，看起来很善意的一个操作表示满意。这就是中国教育问题的一个缩影。

杜公: 又比如说睡前消息经常分析的一类新闻：各地政府都喜欢把回迁房和商品房建在一起。一般来说，商品房的用户愿意为土地财政多出钱，会得到更高的绿化率，以及游泳池和运动场一类的设施。这种小区在建成的第一天开始，回迁群体就会动手拆掉中间的围栏，购买房子的伪中产就要加固围栏。当地政府遇到类似的事情，一般的态度是，反正我已经拿到土地财政收入了，能把事情含糊、拖下去扔给下一届最好，所以矛盾不断积累，加强了伪中产的恐惧感。这次对于吸毒记录封存的攻击，就是在心理上又一次拆到了中产生活空间的围栏，再次激发了伪中产阶层的情绪。

杜公: 当然，我也不是完全否定伪中产意识形态的价值。大家交了税，贡献了土地财政，无论是不是真中产，都有自己表达自己权利和诉求。政府不能简单的压制情绪，而是应该让大家理智地去算账。比如说中国的犯罪率数据一直是很粗糙的，全国范围的数据还能看到分省、分市、分街区的，根本就看不到。至于说按照籍贯、人群、阶层和民族分布的犯罪数据，那就更看不到了。这表面上是维护团结，实际上破坏了社会的理性认识，让很多人误以为犯罪不是某个群体受到特定影响之后的社会现象，而是坏人的个别问题。既然是坏人的个别问题，用“言行峻法”去对付，那也很合理了。所以，修复社会共识，首先要做到司法信息透明，不能让裁判文书网上的判决书越来越少，更不能让大家看着美国电影，才知道犯罪和社会环境相关。如果长期信息不透明，不能相互关联，就算公布了一些真实数据，普通人也不会信他们，宁可接受一些夸张的都市传说。

杜公: 这次修改法律引发巨大争议，有一个信息背景是，各种社交媒体都夸大吸毒人群的复吸率，宣布“一次吸毒，终身是废人”，没有改造可能性。公安部的数据明确说了，现在公安机关能够掌握的吸毒人员是70多万人，对应的三年体检未复吸人群是400多万。但是，普通人就是无视这些官方数据，坚信吸毒人群不能改造，只能用法律隔离，这才引发了全国性的舆论争议。现实中有邻避效应的公共项目不少，比如说消防站、垃圾站，每个人都不喜欢建在自己家附近，但是政府还是能把这些设施建起来，靠的就是全社会理性共识，所有人都承认社会缺失这些设施不行。治安方面的逻辑也一样，只有充分的信息透明、长期的理性讨论，国家才能说服普通人，相信接纳戒毒群体，也给其他轻罪群体留出就业空间，总体上好处明显大于坏处。

杜公: 当然了，垃圾站和消防站、加油站这些东西也不是有共识就能建的，需要政府提前规划，给周边地区提供补偿，才能顺利开工。这平移到违法记录的封存问题上，就是政府应该对可能的利益受损群体提供补偿，才能说服大家放弃对特定群体的歧视，换取整体的治安改善。只是，我要再多提醒一句，政府是没有钱的，每一份补偿都是我们交的税。所以从长期来看，我们必须要求政府有省钱的本能。在治安总体改善以后，能够控制自己的编制，压缩预算，这笔账才能被普通人接受。

马克思主义视角与就业保障

杜公: 前面分析的都是具体政策。接下来，我们来说一点虚的。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定义，既不承认人之初性本善，也不承认基督教的原罪论，而是认为人的行为都是社会塑造的，普遍犯罪，首先是社会出了问题。

杜公: 在中国互联网上怀念苏联文化，经常会流传一首歌，“红军最强大”，这算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第一首专属歌曲，里面有一句歌词，“革命的火焰烧到全世界，毁灭所有的教堂和监狱”。在东正教文化背景下，教堂是虚幻的道德载体，监狱是统治阶级惩罚社会环境受害者的工具，所以都要烧掉。按照当时的共产主义理想主义设计，唯物主义思想会替代教堂，人道化的改造机构要替代监狱。1949年的新中国继承了苏联传统，虽然保留监狱，但是强调监狱的基本功能不是惩罚，而是劳动改造。一直到21世纪，中国的合法监狱还是要比看守所的条件更好，管理更规范。这个落差，无意中被公安机关用来逼嫌疑犯认罪。

杜公: 回到犯罪问题，当下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当前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呢？是不是从西欧出现在苏联发展，再传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封建时代的传统文化？是不是从美国传来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互联网文化？如果说不清楚这个问题，就把司法机关的主要功能盲目地定义为改造罪犯，那就是一个麻烦事情了。因为社会并没有给普通人画出一张路线图，说“这是正确的生活”，所以我们也很难拿出路线图，对普通的罪犯说“我要把你拉回正确的路线”。

杜公: 当然，我也能理解没有社会路线图的原因，因为哪怕是模糊的路线图，也很危险，也会给未来的政府带来压力。2014年春晚，黄渤的歌《我的要求不算高》，就是房地产高潮年代的一份社会路线图，按照美国的中产阶级价值观给出了承诺。事后看来压力很大，但没有路线图，更不行，因为社会没有办法给边缘人群提供一个有共识的引导，最后就只能拿出“言行峻法”去压制矛盾。

杜公: 具体到毒品问题，中国人评价美国的时候，头脑总是很清醒的，知道违法的根源在于整个社会。每次美国要求中国控制化工品输出，外交部都会强调，美国内毒品泛滥，根源在于自身。

杜公: 从过去几十年的公开信息来看，中国人批判美国的毒品问题，一般来说，会总结三个原因：一、精神空虚；二、工作压力大；三、社会贫富差距大、文化分裂。这三个因素相互联系，形成了毒品的土壤。类似的规律在中国也适用。比如说中国最接近于“权力吸毒”的状态，不是解放前的吸鸦片，也不是前些年迪厅和私人聚会的摇头丸，而是80年代到21世纪初的高纯度咖啡因在山西全省流行。

杜公: 记者到山西合津、乡宁等地采访时，发现当地的群众普遍吸食一种叫“面面”的毒品，它的主要成分是咖啡因。在一户村民家，一位小伙子在和记者聊天时，拿出一个装有面面的纸盒，让记者解解乏，他说：“里面有筋道似的，我天天都愁。”在一间饭馆里，记者遇到了一家在办喜酒，热闹的婚庆场面上，主人家也备了面面招待客人。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吸食面面的有很多是煤矿工人、大货车司机等重体力劳动者。据他们介绍，面面便宜，吸几口就可以提神。

杜公: 山西省咖啡因的滥用有较长的历史。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歉收，农村的人畜口粮一度非常紧缺。当时的农村大牲畜在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解决饲料问题，一些地方的群众把咖啡因作为一种兽药给牲畜喂食，发现牲畜食用以后食欲降低，干起活来却不知疲倦，成为度过困难时期的权益之际。此后，咖啡因的使用逐步发展到人的使用，部分地方的农民借此抑制食欲、提神醒脑、战胜疲劳。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咖啡因在山西省的滥用，大致经历了三次高潮。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期，部分县市以下井工人、个体运输等重体力劳动者为主的人群，以兴奋神经、提神醒脑、战胜疲劳为直接目的，大量吸食咖啡因，使山西省咖啡因的滥用再一次蔓延，由过去以农村地区为主发展到城镇乡村共存。一些不法分子从河南、河北、山东、甘肃、上海、安徽、陕西、内蒙等地将咖啡因、安娜咖运进山西加工出售。

杜公: 随着新世纪到来，山西省的咖啡因问题又形成新的高潮，发生了新的变化。吸食咖啡因的目的转向追求感官刺激、超脱现实的享受型，由原来的重体力劳动者、农民扩散到老弱病残和机关工作人员中，吸食人员的总量大幅增多。有些地方出现了在婚丧嫁娶、起屋盖房时用来招待客人，甚至公路两旁的旅馆、饭店、加油站等临街店铺公开用来招揽顾客的现象。

杜公: 山西的三次高纯度咖啡因流行，完美对应了中国人为美国社会总结的吸毒三要素：精神空虚、工作压力大、社会贫富差距大、文化分裂。具体来说，20世纪末的山西煤老板多，贫富差距大，同时本地农业土地有限，煤炭之外的产业落后，既没有文化共识，也没有足够的现代文化产品。所以，高纯度的咖啡因借助现代医药工业全面渗透社会，连平民的婚礼上都要同时准备烟酒和毒品，这是旧时鸦片都做不到的效果。如果我们把当时山西的信用违法记录都保存下来，允许自由查询，恐怕山河四省经不起折腾。

杜公: 20年前，山西的例子证明，对美国适用的社会规律，对中国也适用。不能简单的把吸毒人群看作天生的犯罪人群，他们也是社会环境的受害者。解决吸毒问题，不能指望“言行峻法”，而是有现代意识形态做指导，对受害群体做全面的改造。现在中国全国平均的经济和社会压力总比90年代的山西要好得多。但是，在熟人社会解体以后，中国缺乏一个有自信的意识形态，只能借着房地产假资产套用美国的中产意识形态，这就是当前立法争议的核心原因。合理的解决方案只能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坚信，舆论背后是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的核心问题是生产，所以要解决吸毒问题，要让轻罪人员回归主流社会，归根结底还是提供就业，让他们参与社会化大生产。中国现在是最大工业国，过去20多年能够做到新增劳动力充分就业，所以中国能够走出90年代的治安崩溃状态。

杜公: 反过来说，最近大家喜欢谈论美国的社会对边缘群体很残酷，有一个很容易导致底层丧失自救能力的“斩杀线”概念。这里的原因，除了美国对非法移民保持开放之外，还要考虑到美国对经济增长点逐步转向了高科技，吸收普通劳动力的一般工业规模不足，所以很多能就业、有活动能力的人逐步失去了自救机会，把慢性死亡展现到公共场合，显得很恐怖。其实中国也一样，只要脱离了主流就业机会，都是慢慢等死。但是中国确实就业相对充分，所以脱离就业的人都是运动能力比较差的人，这些人会分散的各个地方、各个家庭慢慢去死，不会打扰主流社会的观感。比如说超出就业年龄的农村老人，稍微有基本智商，就可以知道低保和粮食收入加起来，不可能填补农村医保的自负部分，他们不可能同时做到活得体面、死得体面。又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留守儿童，被父母送到网瘾学校或者无效的少年班，他们暂时也不能够通过就业摆脱糟糕的家庭，所以很容易跳到社会边缘群体，成为新增的吸毒群体。最新的消息是，某些中产父母会要求子女吃“聪明药”，也就是莫达非尼、利他林，这都是国家管制的毒品，没有独立就业能力的人很难拒绝。

杜公: 所以，中美共同的经验是，充分就业是最好的治安保障，是普通人自救的基础，是普通人获取国家福利的基本途径。如果滥用“言行峻法”，对触犯普通治安法规的人群，比如说吸毒人群也搞歧视，压制他们的就业，他们就会被踢到社会安全线之外，成为未来的重罪高发人群。

杜公: 在社会安全线的边缘上下，中国还有一大批不能忽视的群体，其中女性居多。睡前消息958期提到的河南夜线女工事件。这些中年女性为了争夺每天工作12小时的100元工资，愿意搭乘工厂的肉类运输货车和干尸一起关在集装箱里，集体闷死。这些女工愿意接受恶劣的工作条件，原因是家里还有更多的慢性死亡群体要照顾。比如说其中一个有20多岁智力残疾的儿子，另外一个有长期养病的丈夫，如果她们不去每天工作12小时，家里的亲人也活不长久。纪录片《三元女子宿舍》就介绍了这个群体、这个阶层的生活。为了全家能活，在边缘线上方，拼尽全力。

杜公: 现在中国每年的出生人口只有几百万人了。现存的400多万年轻阶段群体，如果能够充分利用中国的产业优势，应该能够长期保持在体面生存的边缘线。以上，也为社会提供财富增量。

杜公: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尽量减少复兴改造之后的就业歧视，是我们能够提供的最基本人道主义待遇，也是中国避免恶性犯罪的基础条件。如果中国的主流社会还没有做到普遍中产化，就已经学会了美国中产阶级社区的虚伪和冷漠，那中产梦只会破得更快。前面我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强调吸毒是社会矛盾的一种表现。按照同样的逻辑，一部分主流人群拒绝承担改造吸毒群体的成本，也是社会矛盾的表现。具体来说，就是房地产泡沫破碎以后，“伪中产”的意识形态保守化。他们赞同“言行峻法”，前台词是强调自己和他们不是一类人，永远不会因为社会压力沦落到体面生活的边缘线。

杜公: 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后，类似的社会矛盾已经爆发过好几次了。去年，邯郸初中生杀人案也激发了全面声讨，很多伪中产都跟着媒体一起攻击司法系统，要求恢复对未成年人的死刑。当时我在放长假，但是在其他平台有完整的评论。这次我把当时的观点附在本期的睡前消息后面，欢迎您收看第二节视频。感谢各位收看995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周五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