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贝与罗永浩的预制菜风波始末

最近，中国知名连锁餐饮品牌西贝与罗永浩围绕预制菜（Pre-made dishes: 预先制作好的菜肴，通常经过清洗、切割、烹饪、调味等环节，然后进行包装或冷冻，消费者购买后只需简单加热或烹饪即可食用）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罗永浩称西贝的菜品几乎全是预制菜，而西贝的创始人贾国龙则坚决否认，并表示将起诉罗永浩。预制菜的兴起在过去两年一直是中国人关注的焦点，而食品安全始终是中国人心头难以摆脱的担忧。除了名人吵架的八卦效应，这成为了过去几天中国最热门的话题。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9月10日下午，罗永浩发布微博称，下飞机后与同事吃了一顿西贝，发现几乎全都是预制菜，而且价格昂贵，“实在太恶心了”。本来这条微博并未引起太大波澜，但隔天西贝创始人贾国龙回应称，按国家规定，西贝没有一道菜是预制菜，而且“百分之百不是预制菜”，并表示将起诉罗永浩。随后，西贝还公布了罗永浩的消费账单。罗永浩随即回应“OK，来吧”，并讽刺道：“能把现在的菜做得像加热的预制菜，那肯定也是高科技。”此后，罗永浩在短时间内发布了15条微博，包括在线征集证据。

西贝方面则让媒体直播其厨房操作。然而，这次直播却适得其反，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公众发现，西贝厨房里的大部分食材都是从冷冻包装袋中取出后加热的。西贝原本想通过“真材实料”来澄清，结果却直接“翻车”。例如，鲈鱼的保质期长达七八个月，羊腿是24年9月的，甚至西兰花也是冷冻的。面对这些，西贝仍坚称是新鲜食材，由中央厨房（Central kitchen: 餐饮企业集中采购、加工、制作半成品或成品菜肴，再统一配送到各门店进行二次加工或加热销售的厨房模式）配送，无需明火，全部通过电炉加热。当被问及羊肉和南瓜是否冷冻时，西贝承认是冷冻的，但表示不理解为何冷冻。

在直播中，大家发现西贝冷冻烤羊排的保质期长达18个月，儿童套餐里的西兰花保质期更是长达两年。于是网上多了一个新的梗：“西贝的儿童餐年龄比儿童还要大。”总之，这一轮口水战下来，西贝全面溃败，有些门店的客流量骤减七成。

贾国龙在公关中的四大失误

关于预制菜本身的讨论我们暂时放一边，后面再详细探讨。但无论你支持谁，无论你对预制菜持何种态度和看法，从商业角度上讲，贾国龙确实犯下了非常严重的错误。

首先，不该回应罗永浩。虽然罗永浩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也以喜欢与人公开“吵架”闻名，但他首先是一名消费者。他吃了一顿不愉快的饭，发微博吐槽，这并非不可接受。即使你认为罗永浩的动机不纯，但如果西贝不予回应，这件事很可能只会在罗永浩的粉丝群体中传播。毕竟，是不是预制菜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这并非罗永浩吃完后食物中毒、血铅超标或吃出异物，它不是一个食品安全的底线问题。原本真没啥事，可是隔天西贝老板贾国龙偏要回应。回应也就算了，还要起诉人家。罗永浩本身就是流量代名词，再加上名人吵架、打官司这些八卦元素，那能不火吗？所以，这件事其实是被贾国龙硬生生推上了热搜。对于罗永浩的吐槽微博，西贝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不予理会。

其次，不该在自己的“国土”上开战。先不说对手是“吵架王”罗永浩，而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关于自己的菜是不是预制菜的讨论，对于任何餐饮企业来说都是不利的。讨论得越多，对企业就越不利。因为究竟什么才是预制菜，其实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公众对预制菜的认知和法律上的界定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里的问题其实就是大老板不了解老百姓的情绪，消费者在跟你谈口味和价格，你却跟消费者争论法律定义。因此，你先别管自己是不是预制菜，首先就是不要让事情扩大。换句话说，你要开战，先看看谁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比较高。如果你要付出的成本远远比对方高，你就不应该打。罗永浩是搞互联网的，玩流量的，事闹越大他就越开心。但你是开门做生意的呀！这就好比两个人相约打一架，结果你把人家请到你家里来打，你家里还一堆古董瓷器什么的。就算你最后把人打趴下了，但这过程中必定要打碎几个古董，你根本得不偿失。所以，我说不用理会。就算一定要理会，用一个公司的官方号说几句官话：“很遗憾罗老师您不满意，我们内部会研究如何改进菜品口味，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服务您。”就结束了，罗永浩会继续去找下个目标怼。结果贾国龙不仅回应，还要起诉对方。我去吃个饭说不好吃，然后店家起诉我，有这么做生意的吗？

第三，威胁起诉客户并公布客户菜单。贾国龙不仅威胁要起诉客户，还把客户的菜单给公布出来了。我知道有人觉得罗永浩是故意挑事，动机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做猜测。但他去吃饭就是客户，他既没拍照也没录视频，就是发了一段文字。你把人家菜单公布出来，无论如何就是理亏，起码会有更多人可以拿这件事来指责你。

第四，与人争论价格贵不贵。贾国龙在今年五月份接受“虎嗅”的一次访谈时，就曾说过“西贝真不贵”这句话。而这一轮又再次激动地说“西贝真不贵”。我看到的时候真的是为贾总着急啊！

西贝的定价策略与消费者认知

其实我本人对西贝非常熟悉，在上海的那些年里，前后在西贝吃了起码有四五十次。有一阵子经常吃，也充了几千块的会员。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对西贝是非常惊艳的。那个时候还很早，我估计可能是2009年、2010年左右。在那个时候，西贝是少有的开放厨房，就是他们厨房跟用餐区是用玻璃隔开的。当然现在这样做的很多了，但在十几年前还是比较罕见的。第二就是觉得很多菜品都挺好吃的，羊肉串、牛大骨、油面鱼鱼、凉皮、黄米凉糕等等都挺好吃，整体就给人一种非常干净的感觉，还有就是服务是真的好。

但到了2018年、2019年左右，我也觉得价格变得更贵了。不过说实话，我偶尔还是会去，就是觉得干净、丰富，口味也有保障。但我想说的是，一个东西贵不贵是非常主观的。比如，我觉得环境干净整洁、服务好，人们就愿意为此买单。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认为。有些人觉得只要是炒菜，就必须有锅气，他们更愿意吃街边小餐馆。环境差一点，老板凶一点，都没关系。这没有对错。因为人们对贵或便宜的评价，是与他们自身的价值观和经济利益相关的。例如，有些人觉得Shake Shack汉堡值得吃，有些人觉得花八九十块钱吃一份快餐汉堡套餐是“脑子被洗了”。

此外，如果我们把西贝的价格与同等规模的其他西餐品牌进行比较，西贝的价格确实高于其他品牌。根据“虎嗅”的调查结果，西贝的人均消费是85.03元，而其他20家以上门店规模的连锁餐厅，人均消费只在24到55元之间。当然，不同餐厅有不同的定价条件，西贝之所以能走到今天，也说明其有贵的条件。但对于普通人来说，人们就是觉得你一个馒头21元，麻油炒鸡蛋43元，非常贵。事实上，在那些对西贝愤怒的人当中，肯定有很多人从未去过西贝，也不准备去。所以他并不真正关心你是不是预制菜，他只是觉得你卖得贵，希望你倒霉。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当一样东西因为品牌也好、服务也好带来溢价的时候，肯定是大部分人都觉得你贵的，但这没关系啊。你西贝能做那么多年生意还那么好，就代表你们针对的客户群体是认可你们的产品和价格的，对吧？那就行了。你又不是“圣人”，为什么一定要所有人都觉得你便宜呢？所以，你只需要“闷声发大财”就好了。你把事情闹大，就像是给了你原有客户一个不选择你的理由。但就贾国龙和西贝而言，这原本只是一件局限于罗永浩粉丝群体的小事，却被他们搞成了全国性的事件，引发了全中国人的好奇。从人性上讲，大部分人都是喜欢看别人倒霉的，所以90%从来没去西贝吃过饭的人也一起来骂你。数据也立竿见影，从贾国龙跟罗永浩杠上之后的三天，9月10号和11号每天营业额减少100万，12号单日损失200到300万元。

中美企业公关与管理文化的差异

事实上，从西贝这次的失误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美企业服务理念的差异。我们常说“什么样的土壤结什么样的果”。中国企业的公共政策与中国政府非常相似，更像是一种“家长式思维”。他们把民众和消费者当作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孩子抱怨，家长的第一反应是：“你知道什么？你敢说我不好？”然后就想方设法让你闭嘴。对政府来说，让你闭嘴很容易，给你扣个帽子，或者找你“喝茶”。而作为一家私营企业，那就是一纸诉状。这些年你没见过吗？只要稍微有点名气的媒体敢说华为、比亚迪、小米等半句坏话，那就是一封律师函告诉你。西贝的第一反应也是起诉。这些公司的起诉，与他们的政府一样，基本上都是要“堵你的嘴”。

但美国服务业却不是这种“家长式思维”，而是“服务员式思维”。顾客说牛排煎得太老了，美国企业二话不说：“对不起，我马上给你做一份新的，再送你一份甜点。”无论牛排是不是真的没做好，还是顾客故意找茬，他们首先是稳定情绪，然后核查问题。如果确实有问题，就内部改进；如果没有问题，也能赢得顾客的信任。你不信可以试试，你随便去星巴克或麦当劳，说你的食物有任何问题，你说咖啡里有虫子，你说肉没解冻，你看看他们需不需要你打开包装检查。他们正眼都不需要看你的食物一眼，必定立刻道歉，重新做一份，搞不好还要送你两张优惠券。其实美国企业这种做法也是“堵消费者的嘴”，但它是让你心里很舒服，心甘情愿地不再抱怨，下次再来。美国企业都懂，负面消息一旦发酵，股价和市值都会立刻受到影响，不管谁对谁错都是企业输，所以必须第一时间“灭火”才是对股东负责的做法。所以对待消费者，首要的就是化解矛盾。

其实西贝面临的公关问题，根本不需要上升到星巴克和麦当劳的高度。稍微高明一点的公关都明白，不理会，新闻两天就过去了。但贾国龙的处理方式，却凸显了中国企业相较于西方企业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下面的人拉不住老板”。中国企业，尤其是这种老板既是创始人又是CEO，还在每天亲自监督日常工作的企业，基本都是一言堂（One-man rule: 指一个组织或团体中，只有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没有发言权或意见不被采纳的现象）。要知道，能够从零开始把一家企业做成行业巨头的企业家，当然有些有时代和运气的因素，但他们大多都有特立独行的个性。这类中国老板普遍都不愿意示弱，拒绝道歉。再加上他们因为自己成功的经验，所以对下面人的态度基本都是“你能比我更懂？”

比如两个月前，也有另一个让公关界惊掉下巴的案例：体检中心爱康国宾老板的雷人言论。北京有一位律师叫张晓麟，她说从2013年到2023年，她每年都在爱康国宾做定期体检，但最近却被诊断出肾癌晚期并做了肾移植。医生告诉她，她的肾癌在医院已经存在三到五年了，只是体检时没有及时发现。事情曝光后，爱康国宾创始人兼董事长张立刚跟贾国龙一样，第一时间不是化解矛盾、稀释舆情，而是召开媒体说明会，宣布起诉张晓麟。你想想，一个人已经身患绝症了，你的第一反应是起诉他，让他的生活雪上加霜。不管你是不是有理，你觉得公众会站在哪一边？

在宣布起诉张晓麟之后，张立刚在发布会上又说了很多话，比如“公众对体检和治疗没有明确的界限，导致公众对体检产生很多误解。”这与贾国龙用法律定义来争论预制菜一样，对安抚公众情绪毫无意义。有媒体总结了张立刚讲话的大意：“爱康总裁说，别指望几百块钱能查出什么病。”为了避免被爱康指责“断章取义”，我解释一下张立刚的原话是：“当你期望几百块钱的体检，能够帮你查出什么病，而检查单个疾病要花费几万块钱，你觉得这种情况存在吗？”媒体是不是断章取义大家可以自己判断。总之，对于消费者的控诉，张立刚的操作不仅完全不符合西方企业第一时间通过稳定消费者情绪来“灭火”的做法，反而是“火上浇油”，有多大搞多大，给公众的感觉就是“盛气凌人”、“店大欺客”。我就想请问张总，就算最后你官司打赢了，到时媒体发个新闻，附上一张图是已经全身插满管子、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张女士，标题是“爱康国宾痛打绝症患者”，你真的赢了吗？

贾国龙的持续失误与企业管理反思

同样，我不相信一家大公司的公关部门不明白这些道理。但没办法，“下面的人拉不住中国的头铁（Stubborn/Reckless: 形容一个人固执己见，不听劝告，甚至不计后果地坚持自己的做法）老板”。所以我常说，很多中国企业看起来已经接受了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模式，但骨子里仍然是非常传统的阶层关系。上面的人很难接受下面人的意见。你可以看看国内外公司对老板的称呼差异。在西方，无论隔多少层，即使是见到台前的董事长，也是直接称呼Peter、John、Jennifer。但中国公司仍然是“某总”、“某董”、“某处”。这种“辈分”概念深深地嵌入在中国文化中。你看中文YouTube上这两年最火的两个中国人，一个是“什么局”，一个是什么“大爷”。其实我也挺火的，但我不是中国人，不然我就给自己取名“周总横眉”了。因为有这种深层次的文化因素在，下面的人真的很难拉得住“头铁”的中国老板，所以他们犯下错误的可能性就更高。

但这个贾国龙比张立刚还更加“头铁”。事情发展到第四天，西贝眼看就要不行了，不知道什么原因，14号晚上罗永浩突然发微博说：“这件事到此为止，耽误了很多正事，希望国家尽快出台预制菜相关的法规。”我猜想是有共同的朋友劝说了罗永浩。事实上，这对于西贝来说真的是个好消息。罗永浩的话就像是给西贝一个台阶下。此时，很多媒体也放出消息说贾国龙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看起来事情解决了，西贝知错能改，让品牌越来越好。”

但过了一会儿，朋友圈又出现了后半句：“罗永浩是黑嘴（Black mouth: 指散布不实信息、恶意攻击或抹黑他人以谋取私利的人）、黑社会，太坏了！”现在罗永浩彻底被激怒了，因为互联网新闻办最近发文要纠正“黑嘴”，所以这个指控是极其严重的。罗永浩绝不能接受这个设定，接受了就等于他可能不能在互联网上发言了。我真的被事态的发展震惊了，贾国龙真是太鲁莽了，对不起他的员工和投资者。这就像两个人打架，你完全被打趴下了，人家赢了之后过来握手，说几句客气话，认输吧。结果你又跳起来给人家一脚，说你兴奋了。你难道还没看清形势吗？观众都快对你翻白眼了。你再打下去就要进ICU了，人家给你台阶下你还不识趣。我希望大家明白，我不是在说罗永浩，我只是从商业角度分析这件事。只是因为我以前是西贝的忠实顾客，所以替他们感到惋惜。贾国龙说：“这是个是非对错的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谁对谁错，这是我一直秉持的价值观。”是的，我们可以欣赏贾总的骨气，我们可以理解他作为创始人，当自己的“孩子”受到攻击时，他心急如焚。但作为一名企业管理者，你还有其他责任。你必须考虑股东的利益，你必须对2万名员工负责。更何况，这件事其实并没有上升到是非对错和价值观的层面，更多的是一个名词定义、食品科学常识和消费者知情权的争议。

最后，我还想给贾国龙一个建议。我认为这件事之后，如果西贝能活下来，他就不应该继续担任西贝的CEO。应该邀请一位职业经理人（Professional manager: 指受企业所有者委托，从事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活动的专业人士）来管理日常运营，他可以退休后担任董事长。很多中国企业家不明白一个道理：企业的创建和管理需要两种不同的人，需要两种不同的能力。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谷歌的创始人是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谷歌创立三年后，正如日中天，马上就要上市之前，2001年他们宣布退位，聘用一个资深职业经理人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来担任CEO，两位创始人则专注于产品研发上。当时拉里·佩奇在向媒体解释说：“我们可以是很好的创始人，不代表我们就能够成为很好的大企业CEO。”在接下来的两年，施密特把谷歌从一家200人的公司发展到1000多人。在以前的时代，贾国龙这种敢打敢拼的特质可能非常适合创业。但从这件事来看，我认为他已经与社会脱节了，他的认知与当前社会严重不符。是时候把公司的管理权交给下一代的专业商业管理者了。

预制菜的法律定义与公众认知

好了，讲完商业，现在我们来讲讲民生问题。贾国龙为什么敢说自己没有任何一道预制菜，还要起诉罗永浩？因为确实根据目前中国的相关法律定义，西贝这些菜品不算是预制菜。2024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卫健委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其内容意味着，连锁餐饮企业普遍采用的中央厨房模式，即对净菜、半成品、成品菜肴进行预加工，并配送到门店进行二次加工的，不属于预制菜。通知中还提到了预制菜的界定标准，例如，米饭、面条、盖饭、馒头、包子、汉堡、三明治、披萨等主食，以及肉串、面包、糕点等，都不属于预制菜。所以西贝说自己不是预制菜，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脚的。

但我认为，其实现在国内舆论环境确实也有些妖魔化预制菜了，以至于有些人似乎认为，只要不是从洗都没洗过的生肉生菜从零开始烹饪就是预制菜，只要不是现杀现炒的，或者说只要你是需要提前解冻的，就是预制菜。这显然是不对的。如果说餐厅只要用冻品肉类和海鲜就是预制菜，那基本没有什么餐厅能够存活，大家平常吃饭的价格也要立刻大幅涨价。我认为真正的预制菜就是那种现在很多只做外卖的小作坊用的，其实全都煮好了放到一个袋子里，打开直接加热几分钟就能出餐的，才是预制菜。

例如，像这样：现在有些餐厅使用很多预制菜，但品质可能不容易分辨。这是一款梅菜扣肉，一大包40元，可以做几份。倒一份在锅里加热，加点八角，喷点水，一点点老抽，什么都不用给，就加热一下收汁，就可以装盘了。再充分一打，这品相你能分辨出它是预制菜吗？食材成本一共10元，卖58元。接着这个菜就更简单了，起锅烧油，放点鲜艳的青红椒丝下去炒一下，再把这个大袋装的鱼香肉丝袋子打开，倒一份下去，这一大袋也就是16块钱，可以做四五份。也是什么调料都不用给，在锅里翻炒加热一下就可以起锅装盘了。看着这新鲜的青红椒丝，你能一眼看出它是预制菜吗？食材成本4元，卖32元一盘。接着这个广东经典粤菜脆皮乳鸽，用的是这种预制半成品，直接下入油锅小火慢炸，炸至外表通体脆皮后捞出，改个刀，放入白油发酵的盘中，即可上菜。食材成本25元，卖68元。这跟中央厨房把海鲜和肉类预处理、洗好、切好再冷冻起来备用，完全不是一回事。

但即便它是预制菜，只要是通过现代化、规范化、卫生条件符合食品生产标准的中央厨房和工厂制作出来的预制菜，未必就比后厨现炒的那些小馆子来得不健康和不安全。比如很多中国学校的承包食堂里，你说那些都是生肉生菜现做的，那又如何呢？变质的、发馊的、中毒的、吃出蟑螂和老鼠头的，能比预制菜健康吗？我认为，大部分普通人应该接受中餐预制菜。只有中餐预制菜模式，才有可能以相对较低的价格，提供相对美味和卫生的中餐。现切现炒的当然好，但成本太高，管理太难。你看很多小城镇的小夫妻店，是好吃，但你见过他们厨房的卫生条件吗？我敢打赌你见过，你宁愿吃现代化中央厨房制作的预制菜。而小夫妻店他们辛辛苦苦干一天，最多服务几十个人，他们能生存下来，是因为小城镇房租便宜，而且几乎没有税。这在大城市，以及餐厅的规模化管理中，是不可能的。

知情权、成本与效率的博弈

当然，我相信大部分群众都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很多人在说，这不是一个预制菜还是不是预制菜的问题，而是知情权的问题，是价格的问题。第一，是不是预制菜应该让消费者知道；第二，是预制菜的话，价格应该跟预制菜匹配。罗永浩也说了，他不反对预制菜，而是希望国家出台规定，餐厅应该明确在菜单上指出哪些是预处理的，哪些是现炒的。这些要求是合理的。在我看来，很多人觉得预制菜也没问题，问题是要诚实。因为西贝确实在自己的宣传当中用了很多词语，是让人家觉得他们是新鲜的、手工的，所以才卖这个价格。这一点才是让很多人不爽的原因。

但是我也想提醒大家一个点，从直觉上来讲，贴个标签告知消费者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但这其实牵扯到很多政策和产业的博弈，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举一个关于基因改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GMO: 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改变生物基因组，从而获得具有特定性状的食品）是否应该贴标签的例子。国内有很多关于转基因食品是否应该强制贴标签的争论。但你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其实并没有强制转基因食品贴标签。只要转基因食品不导致明显的营养、致敏或毒性变化，就不需要贴标签。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是标签有暗示效应。例如，你把预制菜的标签贴在某个菜品上，消费者很容易将其视为一种警告，他们会认为这个菜是不是不健康，即使从科学上讲，这并不确定。所以，假如说预制菜是未来的一个趋势，那么政府和餐饮界就会希望先让群众从心理上接受预制菜不代表不健康。但从本次事件的相关评论区来看，这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

其次是技术和成本的问题。例如，有一道菜叫冬瓜排骨汤。排骨可能在中央厨房提前切好，真空包装。冬瓜是当天切的，姜可能在中央厨房切好。枸杞和红枣是干品备好的。葱花是提前切好的。这道汤怎么标注？你说每一个食材都单独标注，什么是预制，什么是中央厨房预处理，什么是新鲜的？那我们的菜单就会被文字覆盖，密密麻麻。菜单要重新制作，这些都是成本。你可能会说，食品安全大于天，所有成本都值得。真的吗？这些成本会转移到消费者身上，不是每个人都会觉得它值得。别误会，我不支持预制菜的标准化。总的来说，我支持消费者知情权。问题是，无论你是否愿意承认，这个社会几乎每件事都与成本和效率相关。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事情很容易被“打回原形”。所以我们要求预制菜标准化的同事，是不是也应该思考一下，在中国食品安全现状下，我们真的应该把我们有限的时间、精力、成本花在预制菜是不是预制菜上吗？

大约三个月前，我做了一期关于中国食品安全的节目。在准备那期节目的不到一周时间里，就发生了假奶粉、中药造假、灌水猪肉、粽子吃出创可贴、学校食堂绞肉机发现全是活蛆等等事件。当然，后面还有幼儿园小朋友集体铅中毒的事件。所以，食品安全问题不解决，其实预制不预制没什么区别。毕竟，如果你的猪肉都是淋巴肉（Lymphatic meat: 指含有淋巴结、甲状腺和肾上腺等腺体的肉，通常认为不宜食用或需特殊处理），就是给你现炒现做又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社会对预制菜敏感的深层原因：信任缺失

所以这里我不得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发达国家，比如日本、美国，预制菜行业非常成熟，却很少有关于预制菜是否应该标注的争议？你去美国超市，冷藏柜里的预制菜琳琅满目，很多上层人士平时也吃这个。除了普通人很少去的高端餐厅，当然，美国的连锁餐厅也都是中央厨房模式，用冷冻肉类和海鲜。那么我们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哪个发达国家要求所有餐厅都标注“纯”预制菜？外国人最重视知情权，但他们并没有如此苛刻的要求。据我所知，对“纯”预制菜的批判，现在只有中国人还在争论和关注这件事。这是为什么？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中国人了解中国人，因为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中国人与企业之间的信任度太弱了。越是缺乏信任的社会，人们越相信自己能看到和摸到的东西。我看得到这块肉，我看到这盘还没煮过的菜，OK，那我就比较放心。而预制菜从本质上来讲，是因为提前准备好了，我看不到这个原材料，我看不到制作过程，我就觉得这里面有更大的可能藏有猫腻。

我再举一个例子。你会发现，在中国的小城镇或一些贫困地区，公共厕所里有很多文明标语，对吧？比如“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和“提醒您冲水”等等。但如果你去大城市或高端场所，厕所里就不需要这些标语了。我想说明什么呢？需要标识是源自于不信任。但只要社会依然存在大量的不诚信的商家，只要监管机制和执法有漏洞，只要官商勾结依然严重，其实你再多的标识都没用。毕竟既然奶粉都可以是假的，为什么标识不能是假的呢？好了，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老周横眉，冷对直言不讳。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