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来临与中国富豪逃离潮:华夏先民的避险传统与现代奴才哲学 徒步的騎手•劉宗坤 2026-10-30

风暴来临与中国富豪逃离潮:华夏先民的避险传统与现代奴才哲学

5 节

舆论诈骗与看清趋势的窗口

大家好。在以前的节目中呢,我们不止一次地分析过,在很多事情上,为什么普通人经常看走眼?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大部分人被每天发生的个别事件牵着鼻子走,看不清时代的发展趋势。人生世事、社会经济、政治人心,都是一个持续过程,不是一个一个的单独事件。

看中国呢,比看美国更容易看走眼。在以前的节目中呢,我们也解释过为什么会这样,主要原因是中国有一个美国没有的巨大产业,就是舆论诈骗业。从官方到民间,这个产业的发达程度可能仅次于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官方有关部门有巨额投资,有数不清的专职工作人员从事舆论诈骗,尤其是政治舆论诈骗。听众都知道,宣传部从北京到各个县都有这么个部门。用老百姓能听懂的话来说呢,宣传部就是个吹牛撒谎部,工作职责就是舆论诈骗。

除了官办的舆论诈骗行业呢,中国的自媒体也是个舆论诈骗的集散地,假消息、假信息满天飞。有些是为了骗流量、骗钱,也有些呢是官办舆论诈骗机构养的五毛,还有些呢是既骗不来流量,也骗不到钱的自干五。本来呢,普通人看问题就容易被个别事件牵着鼻子走,看不清自己生活的这个历史时段的发展轨迹和发展趋势。加上中国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的无处不在的舆论诈骗业,普通人看中国呢,就更难看出个眉目了。

怎么看眼下的中国呢?其实有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中国的有钱人在干什么。中国有钱人并不是每个都聪明,但是聪明的比例远远高于没钱的穷人。而且呢,穷人中的聪明人很多会发挥聪明才智,让自己脱离贫穷。聪明才智加上努力和运气,一些穷人就变成了有钱人。这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很多人由穷变富走过的道路。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呢,创造了大量的有钱人。他们不但用赚的钱投资,而且借钱投资。当时有个说法,就是闭着眼投资都能赚钱。这么说呢,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呢,形象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机会和那个时代的氛围。不但中国自己制造的有钱人大举投资,而且外资也纷纷涌入中国。

但是呢,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十年呢,趋势逆转,反应最快的当然是外资。大家可能还记得,大约十年以前,李嘉诚开始甩卖在中国的不动产和在中国的生意。国外私营部门对中国的投资呢,也开始呈下降趋势。最近这三年呢,则是出现了断崖式下跌。根据中国外汇管理局的数字,到去年第二季度,中国新增外资变成了负数,是负一百四十八亿美元。

过去几十年发财的中国有钱人呢,大部分在眼界和认知方面有各种局限,反映在对趋势的把握上呢,比外资要慢一拍。当然呢,要比那个既懂中国又懂世界的李嘉诚慢好几拍。但慢归慢,一旦反应过来呢,不少人就会跟进,跟进的人多了,就形成了趋势。

完美风暴与富豪逃离潮

我们看看这三年中国的有钱人群体有什么趋势呢?去年六月,日本最大的财经媒体之一《日经新闻》有篇报道,标题直奔主题:中国涌现富豪逃离潮,首选目的地美国。这篇报道说呢,二零二三年中国有一万三千八百名中国富豪移民海外,二零二四年呢会达到一万五千两百名。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年二零二五年。这三年呢,中国成为全球百万富翁流失量最多的国家。

在上期节目中呢,我们说过,这个星球上最稀缺的两种人力资源,一是有专业才华的人才,二是有钱的富人。跟富人一起流失的是投资,是消费,还有普通人的工作。中国红色基因的一大舆论诈骗产品,就是制造了很多仇富的脑残,很多仇富的脑残国民。他们仇恨有钱人,不明白一个基本的道理: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计,都是有钱人直接或间接创造的。有钱人都跑光了,他们的工作和生计也都没了。

《日经新闻》报道的逃离中国的富人,主要是指那些净资产至少在一百万美元以上的人。很多人的财产呢,是在三千万美元到十亿美元之间。他们离开中国,并不是净身出门,而是带走了巨额财富。

他们在中国有着光鲜亮丽的人上人生活,为什么要逃离中国呢?《日经新闻》说,是因为一场正在酝酿的完美风暴(A Perfect Storm)。暴风雨来临之际,嗅到危险信号的人会利用手中的资源寻找避风港,寻找庇护所。这几年呢,中国出现了几大不利因素,促成了这场风暴:

第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经济的走向出现了高度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房地产危机,整个国民财富遭到重创。这可以说呢,是直接的原因。在中国呢,钱不好赚了,资产不但缩水,有钱人就会离开,去更容易赚钱、更容易让资产增值的国家。

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地缘政治紧张。中国跟台湾、跟日本、跟菲律宾、跟美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甚至进入了正面对抗的状态,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也不断升级。中国从官方到民间排外仇外的情绪越来越失控,网络上不断出现战争叫嚣,叫到现在呢,甚至叫出了新高潮。有位在网上帮人选大学专业的才俊说:“中国攻打台湾,他要捐五千万元。”这种叫嚣多了呢,真有五千万元的会先带着钱逃离中国。正常人知道,跟这种二货在一个国家生活不太安全。

第三个因素呢,就是红色基因土皇帝越来越武断,越来越蛮横。很多中国有钱人不在乎土皇帝搞终身制,但却不得不在乎土皇帝的政策,因为他们看到过去这几年呢,隔三差五就推出一项愚蠢到荒唐的政策,就灭掉一个产业,灭掉无数家公司,让一些富豪一夜之间倾家荡产。他们不想做土皇帝案板上的鱼肉,这是人之常情,这是正常人性。

避风港选择与断腕式对冲

数以万计的中国富豪看到这场完美的风暴正在降临,他们趁风暴还没降临到自己头上,赶紧逃离。他们逃离中国去了什么地方呢?《日经新闻》说,他们的主要目的地包括美国、加拿大、新加坡,还有日本。这几个国家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着成熟的法治环境,有着稳固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有着相对清廉的政府,有着相对独立的法院。这些国家的制度和传统,能为选择用脚投票的中国富豪提供一个可预期的相对稳定的未来。这几个现代文明阵营的法治国家呢,跟中国那种党国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集权制度,尤其是跟当今的土皇帝体制,形成强烈的反差。

对于中国的有钱人来讲呢,这场持续数年的大规模逃离,可以说是一种保全资产的终极自救方式。把资产放在中国,风险不是来自单独的哪个方面,而是要面对无处不在的系统性的风险。中国富豪的财富高度依赖过去几十年政府主导的土地财政、基础设施投资,还有房地产业。如今呢,这几个中国特色的财富水龙头逐渐枯竭了。

与此同时呢,土皇帝提出一个让有钱人心惊胆战的口号:“共同富裕。”从以往红色基因的德行来看呢,这很可能是个民间财富再分配的信号。这在中国的有钱人当中制造了强烈的不安全感。很多人就此判断呢,党国为了解决债务危机和经济困境,很可能会采取更激烈的掠夺手段,变相打土豪分田地。他们不如先下手为强,把财富转移出去。

这种做法呢,可以说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那种敲骨吸髓式的掠夺所做的一种断腕式对冲。这等于是经济上一刀两断,加上肉身逃离,以这种物理隔离的方式呢,拒绝被土皇帝极限吸血、极限敲诈、极限掠夺。中国有钱人大批逃离,形成逃离潮,这也表明呢,他们对短期内中国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改善已经不抱什么希望。

华夏先民的避险传统与现代驯化

故国烂污就逃离故国,这是华夏先民的悠久传统,比孔子、比孟子都古老。这个传统被大一统的皇帝制度中断了两千多年,在近代才得到恢复。从先秦典籍来看呢,我们的先民曾经很有智慧,也很有骨气。《诗经》记录了一些上古时代的歌谣,大家都知道有一首叫《硕鼠》。人们看透了上面掌权的是一些王八蛋,就骂他们是群又肥又大的老鼠,就表白要“逝将去女,适彼乐土”。老子发誓要离开这个鬼地方,去个能安居乐业的地方。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老子要run。

整体上看呢,那时候的华夏先民好像比现在的中国人聪明,至少在流传下来的歌谣当中呢,看不到“小粉红”这种东西。粉红是一种很可爱的颜色,以前的叫法更可爱,在古代叫绯色或者妃色。前些年呢,不知道是谁发明了“小粉红”这么个不伦不类的词,把一种可爱的颜色跟些缺心眼儿的二傻子联系起来。如今呢,在中国,如果你写一段当代版的《硕鼠》,说老子看透了上面是群贪得无厌的大老鼠,老子要run到现代文明国家去生活,就会有“小粉红”跳出来说你不爱国,骂你是汉奸。

从《诗经》来看呢,我们的先民当中好像没有这种弱智的东西。即便有一些呢,好像也不会太多,也会被周围的人当成缺心眼儿的奇葩。正常人知道“逝将去女,适彼乐土”,这才是正常人性,这才是正常人的呼声。所以呢,在流传下来的上古歌谣当中呢,我们的先民说要run,也不用怕周围的人骂他这是不爱国,骂他是这奸那奸。

那是华夏先民曾经有过的辉煌岁月。可惜的是呢,几个世纪的辉煌文明不明不白的就被武力和强权摧毁了。从此以后呢,不管多么烂污的人群,只要手里有了权力,手里有了武力,就可以横行个几十年、上百年、几百年,被当成主人,周而复始,两千多年转眼就过去了。这两千多年呢,中国越来越大,是说地盘越来越大,当然人也越来越多,但是眼界和心胸呢却越来越窄。

秦汉统一中国以后呢,大部分的历史时段,中国人在空间上是没有选择的,想逃离也无处可逃。在中国人的心理上、心态上,中国就变成了一个硕大无比的村庄。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呢,我看到一些古代的城邦和现代初期的一些共和国,规模并不大,但都是开放的世界,不只是社会开放,而且人的心态和头脑也开放。中国的历史正好相反,它地盘很大,人很多,但却是个封闭的大村庄。

到了近代,国门被打开了,中国的先知先觉们不得不睁眼看世界,才发现世界比中国要大得多。以前不管中国多么大,无非是一口大井,一代一代的人不管怎么改朝换代,都是在坐井观天,都是在重复前朝的生活。经历了两千多年坐井观天的心理禁锢呢,中国人突然有了选择,但是实际上意识到这种巨变的只是少数,实际上去做这种选择的,摆脱了这种地理的禁锢和心理禁锢的更是少数。

而这些成功摆脱了地理禁锢和心理禁锢的中国人才是真正华夏传统的继承人。在这种传统被中断了两千多年以后呢,在他们身上又复活了。《诗经》说:“逝将去女,适彼乐土。”孔子说得更形象:“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用大白话说呢,就是人选择自己安居乐业的国度,天经地义,就像鸟选择在哪棵树上做窝栖息一样,是鸟选择树,不是树选择鸟。这是孔子的说法。孟子把run当成认知问题,他说呢:“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看清了趋势的人,不会傻站在快要倒塌的高墙下面。

这是正宗的华夏先民和华夏智者的传统,不是中国舆论诈骗业伪造的那种不把人当人的所谓传统文化。这三年呢,中国的有钱人大批逃离中国,这种主动自救跟《诗经》中我们的先民、跟孔子、跟孟子弘扬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是用行动继承了华夏文明久违的那种个体的自由意志。

几年以前呢,我在Twitter上写过一个帖子,说run是一种反抗,是一种很决绝的反抗。很多中国人已经丧失了这种人间常识。反抗暴虐家长的最决绝方式是离家出走,不再回头;反抗家暴最决绝的方式是离婚,一刀两断。这也是华夏先民的做法。但是呢,经过世世代代的驯化,经过世世代代的精神阉割和自我愚弄,很多中国人已经丧失了这种人间常识。

这本来是真正的华夏传统,但很多被政治驯化的中国人已经不认这种传统。他们把自由人这种决绝的反抗视为不爱国,也有人把run当成逃避。他们缺少华夏先民那种自由意志,也没有孔子、孟子那种眼界和智力,他们无法理解逃离暴虐国度是一种高效的、符合人性的自救和反抗方式。在决绝的逃离中,得到拯救的不只是个人财富,而且也是个人的自由意志、个人的尊严、个人的未来,还有被大一统心理牢笼禁锢了两千年的华夏传统。

这些年呢,中国的舆论诈骗部门流行一种说法,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你需要的是你个人的复兴。红色基因宣传的所谓“民族伟大复兴”是巩固权力的宣传噱头。他们要复兴的是那个禁锢人的土皇帝传统,那种复兴是有巨大代价的。那个代价就是你、你的自由、你的尊严、你的未来,还有你的财富。

奴才哲学与陈垣的深思

余英时生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谈我的中国情怀》。文中引用过王蒙的一段话。王蒙就是那位中国作家,曾经当过中国的文化部长。他有部作品叫《相见时难》。余英时先生转引的那段话呢,就出自《相见时难》。王蒙是这么说的:“一个几十年来没有对祖国、对祖国的多难的人民尽过一点义务的美籍华人,却有资格来提出问题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你芝加哥的和纽约的、旧金山的和洛杉矶的美籍华人都加在一起,能懂得这两句诗的含义吗?

上面是王蒙作品的原话。引用这段话以后呢,余英时先生评论说:“这么义正词严的话,像我这个美籍华人读起来,怎么能不羞愧?不过羞愧之余呢,我也发生了一个无法解答的疑问:为什么换了新天的今天,忽然产生了这么多美籍华人呢?”王蒙文中的美籍华人显然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现的。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后,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以后,甚至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以后,都没有听说过世界上有所谓美籍华人这种奇怪的动物。

上面是余英时先生文章中的原话。他这篇文章是几十年前写的。这几十年中呢,又有无数中国人漂洋过海,run出中国。世界上又增加了无数美国华人、加拿大籍华人、澳大利亚籍华人,还有各种各样的外国籍华人。中国现代史上战乱无穷,都没有增加这么多外籍华人,但红潮却创造了创纪录的外籍华人。王蒙比中国大部分作家聪明,但他的见识、他的眼界和思维能力,给余英时先生提鞋都配不上。

在那篇文章中呢,余英时先生引用了陈垣的一段话来回答王蒙的诘问。余先生说呢,这可以算作不是答案的答案。大部分听众可能没有听说过陈垣。在民国时代呢,陈垣是跟钱穆齐名的中国史学大家,曾担任过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一九四九年呢,他选择留在大陆,八十岁的时候入党,死于文革期间。

余英时先生引用陈垣的话是这么说的:孟子说,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恩泽不下于民,而责人民之不爱国,不可得也。国必有可爱之道,而后能令人爱之。天下有轻去其国而甘心托庇于他政权之下者。《硕鼠》之诗人说,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何为出此言乎?其故可深长思也。

用劳动人民的大白话来说呢,就是孟子说要得天下,必须先得民心,不让国民得到好处,却责怪国民不爱国,不可能得民心。一个国家得先有值得国民爱的地方,然后才能让人去爱国。当今这个世界,有人逃离自己的国家,心甘情愿地去寻求其他国家的保护,这正像《诗经·硕鼠》中的诗人说的那样: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呢?原因值得深思。

为什么这几十年,尤其是这几年,中国有财富的人、有才能的人,大举逃离中国,到美国、到加拿大、到日本、到新加坡这些法治国家去生活呢?为什么他们会做出这种选择呢?余英时先生引用陈垣的话说,原因值得深思。

其实呢,也用不着思多深。陈垣先生那段话中已经思考过了,就是国家得先有可爱的地方,国民才会爱它。如果国家不可爱,到了二十一世纪还出土皇帝,不拿国民当人,随时掠夺国民的财富,鬼才会爱这种国家。

王蒙那段义正词严的鬼话,拿爱国、拿尽义务搞道德绑架,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奴才哲学,是一种臣妾心态。他给国民、给自己摆放的位置,不是一个自尊、自爱、自主、自立的现代自由人,而是国家的奴才、皇帝的臣妾。国家不拿他当人,皇帝不拿他当人,他也不拿自己当人,而是把对国家、对皇帝的服从提升到个人牺牲的道德高度。这种奴才哲学,这种臣妾心态,是很多中国文人精神世界的底色。

人们不爱那个国,道理很简单,是因为那个国不可爱。不但不可爱,而且可憎。国家跟人一样,要想得到别人的爱,得先把自己整可爱一点儿。国家不愿看到富豪逃离,就别发动舆论诈骗机器去恐吓有钱人,就别去肆无忌惮地掠夺他们的财富,至少要建立基本的法治,给人基本的安全感。你觉得在当今红色基因、土皇帝时代,这可能吗?如果不可能,中国有钱人用脚投票的趋势就不会改变,中国富豪的逃离潮就会持续高涨,直到逃无可逃。

今天的话说完了,下期再见。

文中提及的人物和组织

人物: 李嘉诚, 余英时, 王蒙, 陈垣

公司/组织: 日经新闻

媒体/书籍: 诗经, 相见时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