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性审查：《牛来》低质电影过审背后的院线准入机制与套利逻辑

在今年竞争白热化的暑假档电影市场中，前些天舆论热度最高的话题还是《奥德赛》与《龙餐馆》之间的票房大PK，然而这几天，一部名为《牛来》的动画电影却异军突起，成为行业内外瞩目的焦点。截至目前，这部低成本、低画质的动画作品在上映十三天内，其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一千万元人民币。如果回顾其上映之初的数据，这一票房逆袭显得更加不可思议：在上映的前十天里，《牛来》的全国总票房仅仅只有极其惨淡的七千七百元人民币。

随着票房数字的魔幻飙升，影片自身粗糙简陋的3D建模、荒诞离奇且逻辑混乱的剧情设计，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排山倒海般的吐槽与质疑。对于广大观众和影评人而言，最让人感到不解的核心谜题在于：如此一部制作水平粗制滥造、完成度极低的作品，究竟是如何顺利通过国家电影局的重重审核，并且最终成功拿到象征着公映许可的“龙标”登入院线的？甚至连许多院线一线的发行人员在私下坦言时也承认，像《牛来》这样能够在二四年拿到公映许可证，这在内容层面上确实属于一个特例。但只要它在内容层面通过了审查，且层层申报程序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它就具备了合规公映的基本资格。

为了解答外界对于龙标发放标准的疑惑，一位在影视行业深耕多年的资深动画电影制片人给出了专业的技术性解释。据他介绍，我国电影的审查流程其实包含两道核心关卡：第一道是内容层面的审核，第二道则是技术层面的审查。人们常常误以为技术审查是去评判一部电影的制作水平精不精美、特效高不高级、艺术审美过不过关，但实际上，电影局的技术审查只聚焦于影片的放映安全性与设备兼容性。具体而言，技术审查的工作人员主要检测影片在播放过程中是否存在坏帧、音画不同步、画面长时间异常黑屏、以及播放解码故障等纯技术性问题，只有在出现这些影响基础放映的故障时，片方才会被要求进行整改。因此，只要影片的技术格式达标，且内容没有触犯任何意识形态或法律法规的红线，手续齐全的影片都能够顺利拿到龙标。

《牛来》虽然制作简陋得宛如大学生的草稿作品，但其整个上映流程在法律和行政审批层面上是完全合法合规的。从最初的剧本备案立项、中期成片审核，到最终的数字拷贝技术审查、以及院线密钥的发行，这套完整的产业链流程走得无懈可击，这使得它拥有了正统院线电影的公映资质。从内容内核来看，该片围绕着小牛“牛来”的成长历程展开，主打正向成长、传统价值表达等阳光健康的内核，非常贴合审查大纲对于儿童及家庭题材的价值导向要求。因此，尽管它的画面惨不忍睹，但由于不存在任何违规违纪的内容，自然无法在内容审查阶段将其卡住。

然而，这一合规合法的技术性解释，依然无法平息网络舆论对于该片背后真实动机的猜测。随着电影热度持续走高，网上陆续出现了关于《牛来》涉嫌“洗钱”、套取地方政府影视补贴等一系列质疑，甚至有人将其与二零一零年轰动一时的3D动画片《雷锋的故事》进行类比。在当年，号称耗资两千一百万元人民币制作的《雷锋的故事》，凭借着极具红色德育光环的题材，顺利通过审查并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黄金时段播出。然而其成片画面的崩坏程度、动作捕捉的僵硬以及极低的完成度，让其成为了中国动画史上的反面教材，被公认为“重申报、轻制作、主拿政府补贴”的行业乱象典型。

针对洗钱的猜测，影视圈内的专业人士指出，成熟的影视项目洗钱套路有着极其固定且复杂的资本操作闭环。这通常需要大额的资金流转、多层关联公司的嵌套走账、通过虚增制作成本来做大账目，并最终通过虚报票房实现资金回流。反观《牛来》的出品方，其背景仅仅是一家单人持股的小微企业，背后既没有大额外部资本的介入，也没有复杂的关联公司嵌套结构，其极低的制作成本和简单的资金往来，根本不具备进行资本套利或洗钱的运作空间。

有趣的是，《牛来》的出品公司前身其实是一家装饰工程公司。于是，网络上又流传开了一种极具戏剧性的说法：该装饰公司因为长期拿不到政府的项目欠款，为了向地方政府要回装修款，才迫不得已将债务重组，利用相关政策开发了这部电影来冲抵或套现。根据辽宁省在二零二三年推出的《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在辽宁省内备案立项、拿到公映许可证并顺利上映院线的影片，最高可以获得一百万元人民币的政府奖励。

但针对这一说法，上述资深动画电影制片人也指出了其中的现实困境。这类扶持和奖励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往往很难拿到封顶的一百万元，政府给多少资助和配比奖励，是根据片方实际投入的项目制作成本、发票流水等账面支出进行严格配比审计的，奖励款项绝非轻易就能套取。目前在公开渠道上，也暂未查到《牛来》相关的政府申报与公示记录。不过，有行业分析人士指出，无论最终能否拿到直接的资金奖励，对于该装饰公司的负责人而言，走完一部院线电影公映的全部流程，不仅为后续在文化产业内申报其他扶持资金创造了有效前提，同时也让主创人员能够以“电影创作者”的合规身份正式进入文化行业各个环节，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资质资产。

债务催收技术：地方财政收紧周期下的PPP项目回款博弈与融资自救

正如《牛来》背后的装修款传言所映射的那样，在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下，如何向地方政府要回拖欠的项目款，已经成为了一门技术要求极高的系统性学问。据《经济观察报》报道，一位深度参与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简称 PPP 项目，即政府与私营商合作建设基础设施的模式）的基建企业高管程远，凭借着自己多年在一线“讨债”的残酷实践，竟然总结归纳出了一套行之有效、极具实操价值的“回款体系方法论”，甚至开始为上市公司授课，并在数家企业担任专门的催收顾问。

程远所在的基建企业在前几年承揽了大量的地方PPP项目，涵盖了市政道路、污水处理、产业园区等各类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然而，自二零二零年以后，随着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和地方财政压力的增大，程远的日常核心工作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从一名负责工程建设与项目管理的基建高管，彻底变成了专职向地方政府要钱的催收队长。

在二零二四年的一次催收旅途中，程远在中部某县城的一家酒店电梯里，偶然听到了几位刚刚聚餐结束的省级财政系统领导的闲聊。其中一位领导谈到当下的债务问题时说，现在的民营企业实力比起以前确实增强了，因此很多款项“拖一拖也不要紧”。旁边的人随即追问怎么拖，对方则气定神闲地回应：竣工验收可以拖，验收完之后可以拖结算，结算做完还可以再拖付款。听到这段对话，程远内心深受震动，因为这几乎就是地方政府在面对庞大债务压力时，拖欠企业款项的“标准作业流程”。

基于这一深刻的洞察，程远将复杂的讨债工作系统地拆解为三个必须攻克的核心问题：

• 第一是前置条件。这指的是PPP合同中约定的付款触发条件是否已经全部达成。例如，项目的竣工验收是否通过、工程结算审计是否完成、运营期的绩效考核是否达标。政府在面对付款请求时，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成为拒付的理由，一旦某个子环节卡住，资金就完全动弹不了。
• 第二是政府能力。这直接关系到地方政府的财政库房里究竟有没有真金白银。
• 第三是政府意愿。也就是地方主官愿不愿意付款，愿不愿意配合企业去跑繁琐的审批和划拨款项手续。

回顾历史，程远感慨道，在二零二零年前后，向政府收款其实并没有如今这般艰难。当时，地方财政总收入仍在持续增长，土地出让金收入非常乐观，政府口袋里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更重要的是，项目开工建设时的那一届地方领导大多还在任，项目建成投运刚好能让他们收割到实打实的政绩红利。在那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态度相对宽容和友好，即便有些项目的竣工验收手续没有彻底办完，领导也愿意特事特办，通过协商先行支付一部分款项以保障企业运转。

然而，到了二零二四年，一切生存环境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程远手中有的项目已经投运了四五年之久，但地方政府却依然以“没有进行运营期绩效考核”为借口，理直气壮地拒绝支付任何运营补贴或工程尾款。面对这种局面，程远坦言，以前企业最常用的讨债招数是向上级部门投诉或者进行信访。因为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设有破坏营商环境的专项考核指标，拖欠民营企业款项一旦被公开通报，会被扣上“破坏营商环境”的政治帽子，没有哪个地方官员愿意承担这样的政治责任。

然而在当下，投诉这招也彻底失灵了。原因在于，投诉顶多只能解决政府的“付款意愿”问题，却根本解决不了“付款能力”问题。当地方财政金库空虚、真的拿不出钱来时，企业投诉到哪里都只能是空转，无法兑现成真正的资金。二零二三年以后，中西部的一些基层县级政府甚至连维持体制内人员工资发放、保基本运转都面临极大困难，在生存线上挣扎的政府自然对投诉产生了免疫力。

在如此残酷的现实面前，程远被逼得转换了思路：既然政府没钱，那企业就必须反客为主，主动帮地方政府“找钱”来付给自己。程远将突破口选在了地方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Local Government Financing Vehicle: 简称城投公司，地方政府设立的投融资平台）身上。他利用自己在一线金融圈的人脉，从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的金融机构引来专业的融资租赁公司或保理机构，深入到中部县域开展融资业务。

这种模式的精妙之处在于，程远引入的是当地政府此前从未接触过、也无力对接的“增量资金”。通过将PPP项目的存量资产进行资产证券化、融资租赁或保理转让，金融机构将钱贷给城投公司。融到这笔宝贵的增量资金后，程远采取了灵活的利益分配机制：留下一小部分资金给城投公司用于当地的其他民生运转，而剩下的绝大部分资金则回流到地方财政专项账户中，再由财政定向支付给自己企业，从而实现了债务的闭环化解。

除了资金筹措的艰难，基建企业还面临着巨大的法律诉讼风险。在中部地区，某家上市公司投资的一个PPP项目已经投运多年，却因为政府拖延结算、搁置绩效考核而分文未收。企业在走投无路之下选择起诉地方政府，结果却离奇地败诉了。程远为此专门算了一笔极其现实的经济账：如果跟政府打官司打输了，后果非常严重，政府可能会发动带有报复性质的恶意绩效考核，通过挑刺扣款，每年能让企业损失上千万元的运营收入。

然而，打赢官司的后果可能更加悲惨。如果法院判决企业胜诉，地方政府一旦彻底撕破脸，选择单方面终止PPP合同，那么企业在财务报表上就必须立即计提高达数亿元的坏账准备，这将直接导致上市公司利润暴跌。与此同时，敏感的合作银行一旦得知项目终止并产生官司，会立刻对企业实施“抽贷”或停止授信，这对于高杠杆的基建企业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

程远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总结出来的这套讨债经验，其生命周期可能只有三到八年的价值。因为随着国家对地方债务隐性监管的全面收紧，PPP模式已经被实质性叫停，当前所有的项目都属于存量业务，不再有新增项目，这是一个没有未来前景的夕阳领域。但他依然决定抓紧时间向同行推广这套方法论。程远意味深长地说道，讨债绝对不能卑躬屈膝地跪着，因为在财政吃紧的今天，你就算跪着也一样要不到钱；只有在博弈中赢得地方政府和城投平台的尊重，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融资痛点，才是高段位的催收操作。

存量电站税负清算：从政策红利转向“耕地两税”从严征收的风暴

在地方政府财政收紧、积极寻找一切税收增量的背景下，这场补税和清算的风暴也无可避免地刮向了新能源的核心支柱——光伏行业。近期，多地光伏电站被当地税务部门大额追缴税费的消息再度在业内引发了广泛讨论。但对于资深从业者而言，这并非空穴来风的新闻，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全国多个省份的存量光伏电站就已经陆陆续续收到了税务部门的正式通知，要求他们补缴此前因各种政策模糊而未能征收的历史欠税。

在广东和福建的部分地区，光伏业主们首先面临的是所得税的追缴。这一争议的导火索在于“三免三减半”政策在执行标准上的认定差异。我国在二零零八年出台了针对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即前三年免征所得税，后三年减半征收）。在政策出台之初，国内的光伏电站建设项目普遍实行的是严格的“核准制”，因而能顺理成章地享受该优惠。然而，自二零一三年起，为了推进行政审批改革，国家将光伏项目的审批全面改为了“备案制”。如今，属地的税务局以极度机械和教条的字面解释，认为只有持有发改委“核准文件”的项目才符合减免条件，而实行备案制的项目一律不予认可，从而要求企业补缴过去数年的所得税并加收高额滞纳金。

在西北某新能源核心省份，一家大型央企投资的光伏项目甚至被催缴了高达数亿元的税款。令光伏投资商感到无比委屈的是，由于近年来国家新能源补贴发放严重滞后，许多电站的应收补贴款至今拖欠未到账，但税务部门却坚持要求企业必须按照权责发生制，对尚未收到的补贴资金预先缴纳税款。在西北地区，有些业主仅仅因为单个项目就需要补缴数千万元的税款；而对于一些在全国拥有广泛布局的民营投资商而言，旗下十几个项目累加起来，仅仅需要补缴的税款滞纳金就高达三四亿元人民币。

在所有被追缴的税种中，力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无疑是俗称“耕地两税”的耕地占用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这两个税种由于从严征收且税额标准较重，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资金压力。包括内蒙古、宁夏、甘肃等风光新能源大省在内的核心区域，目前均已实质性取消了此前针对光伏项目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在计税方式上，地方税务部门废除了过去普遍采用的按照光伏支架“桩基占地面积”核算税额的惯例，转而改用极度严苛的按照光伏阵列投影的“实测占地面积”来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这意味着计税面积瞬间被放大了数十倍甚至上百倍。

更为致命的是，多地的税务部门不仅针对新项目从严，还对过去五六年内已经建成的存量项目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回头看”专项审计。根据我国税法规定，税款滞纳金是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复利进行累积计算的。在长达数年的追溯期下，很多光伏项目的滞纳金数额甚至超过了税款本金本身。这种从严追缴，直接导致许多光伏企业的整体税费成本较此前暴增了三到十倍之多。

事实上，“耕地两税”在我国税收体系中一直属于占比极低的小税种，单笔税额在过去并不引人注目。在早年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财政、地方国库充盈的黄金时代，这两个税种根本不被地方税务局重视。而许多光伏项目业主也因对复杂的土地税收政策缺乏专业认知，忽视了对这两项税收的主动申报。加之当时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扶持绿色产业落地，口头或通过内部纪要承诺了各种形式的减税免税，导致了历史欠账的累积。然而如今在财政压力之下，这些历史承诺均被宣告失效，所有欠税均面临清算。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就曾针对这一行业痛点专门发声。他指出，近期多地密集对光伏项目追征耕地占用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导致许多存量项目正面临着远远超出自身实际承受能力的巨额税收负担。受此预期影响，许多新增的光伏项目由于在前期可行性研究中“算不过来账”，被迫取消了投资计划，这不仅严重阻碍了光伏产业的健康发展，也大大延缓了我国整体的能源结构转型进程。

如果从更宏观的经济博弈维度来审视，光伏电站虽然投资金额巨大，但其占地规模极其庞大，且在建成投运后实行高度自动化运营，吸纳当地就业的人数极少，持续贡献的本地税收也相对薄弱。在地方财政宽裕的时期，政府为了完成上级的环保和清洁能源指标，愿意容忍并大力扶持；但在如今财政吃紧的关头，光伏项目自然就成为了税务部门重点审视和掘金的对象。地方政府正在重新计算新能源落地对地方财政的真实“经济账”。

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盲目卷政策、光伏企业在产业扩张时疯狂卷价格，最终都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为了遏制行业内低价倾销、恶性竞争的内卷乱象，在今年七月三十一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专门对光伏行业开展了价格合规指导。仅仅一周之后，国内八大主流多晶硅巨头在上海紧急集会，联合签署了《反内卷倡议书》，郑重承诺今后不得低于产品生产成本价进行销售。

这八家签署倡议书的企业包括了行业内几乎所有的头部上市公司：通威股份（Tongwei Co., Ltd.: 全球领先的光伏龙头企业）、协鑫科技（GCL Technology: 专注于硅料与系统集成的巨头）、大会能源（Daqo New Energy: 领先的高纯度多晶硅制造商）、新特能源（Xinte Energy）、以及亚洲硅业、青海利豪半导体、新疆东方希望新能源和新疆戈恩斯能源科技。这八家巨头的多晶硅有效产能合计占到了国内总产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一自律行为能否帮助光伏行业走出低价泥潭，仍有待市场检验。

稳健资本运作：国家养老保险基金的持股风向与投资收益图谱

在地方财政与企业都在艰难“找钱”的同时，作为资本市场上最令人瞩目的“国家队”资金之一，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无疑是资金运作与寻找优质资产的“一把好手”。投资者们普遍紧盯着他们的最新动向，以此作为资产配置的重要风向标。根据《证券时报·数据宝》的最新统计，随着上市公司半年报的披露，养老金账户最新出现在了二十只 A 股个股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之中。在这些个股中，养老金账户在新进持有了三只股票的同时，对另外七只股票进行了大幅度增持，合计持股数量达到了一点七六亿股，期末持股市值合计达到了五十四点七二亿元人民币。

具体来看，在养老金的所有持股中，对化学原料巨头卫星化学的持股数量最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八组合”作为该股的第六大流通股东，单笔持股量就高达两千三百零四点五六万股。紧随其后的是预调鸡尾酒龙头百润股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六零三二组合”位列其第五大流通股东，持有了一千八百六十六点九五万股。在所有养老金现身的个股中，期末持股市值在亿元以上的“重仓股”达到了十五只，其中包括了石油钻采设备制造商杰瑞股份、以及卫星化学、华曙高科等细分行业龙头。

从持股比例占流通股比重的维度来看，养老金持股比例最高的是冷链装备企业海融冷链。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一组合”作为其第二大流通股东，持股比例占到了该股流通股本的百分之四点六九。在持股比例榜单上名列前茅的还有黄马科技和百润股份，养老金账户持股比例分别达到了百分之二点八六和百分之二点四五。

在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社保基金）均统一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for Social Security Fund: 负责管理和运营国家社会保障储备资金的法定机构）负责专业的投资与运作。在养老金重仓持有的股票中，有七只个股的前十大流通股东榜单上也同时出现了社保基金的身影，卫星化学就是典型的“双重重仓”代表，显示了国家队资金对优质资产的共识。

从持股的稳定性与时间跨度来看，养老金账户持有时间最长的个股是黄马科技，该股已经连续十个报告期出现在其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而卫星化学、百润股份等个股，养老金账户也已经连续持有了至少两个报告期以上。从这些个股的板块分布来看，主板股票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共有十六只，科创板有两只，创业板有两只。按照申万一级行业进行统计，养老金的投资分布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和电力设备两大板块，均有三只个股上榜。

在企业业绩表现方面，养老金现身的二十只个股中，有十三家公司在半年报中实现了净利润的正增长。其中，净利润增幅最高、赚钱效应最显著的同样是卫星化学。该公司在报告期内共实现了净利润六十二亿二千六百六十三点四六万元，同比大幅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六点九四，表现极为亮眼。

在此之前，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于八月一日公布了地方委托养老基金的投资业绩。数据显示，二零二五年地方养老基金实现投资收益额一千四百二十点七亿元人民币，投资收益率达到了百分之五点七六。自二零一六年十二月正式受托开始运营以来，该基金累计实现了年均投资收益率百分之五点一四。社保基金理事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称，在股票市场波动较大和基金整体规模快速增长的双重挑战下，理事会始终保持养老基金的权益资产敞口相对稳定，敏锐地抓住了 A 股市场大幅上涨的阶段性机会，从而获得了良好的收益。

相比之下，虽然去年的全国社保基金最终收益率尚未正式对外公布，但回顾二零二四年，全国社保基金的投资收益率达到了百分之八点一，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则高达百分之七点三九，充分展现了其作为长期价值投资者的稳健与专业性。

灰产泥潭：非法传销头目转型“国学大师”的儒是书院虐待风波

在资本与税收的宏大叙事之外，社会底层的一幕黑色荒诞剧近期被媒体无情揭开。一位曾经被主流媒体点名曝光的非法传销头目，在出狱后摇身一变，竟然伪装成了满口仁义道德的“国学大师”，并且开办了一家类似于戒网瘾学校的封闭式私塾——儒是书院。在被媒体深度曝光涉嫌严重虐待和体罚学员后，该书院已被政府联合工作组依法关停，涉案的大师等三人也被警方刑事拘留。

这所神秘的“儒是书院”隐藏在浙江省新昌县的棋盘仙古景区深处，占地面积高达八百多亩，环境清幽，号称是一家专注于传授传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国学殿堂。然而，进入这所书院的学员绝大多数都是未成年人，他们被送来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因为学校厌学，有的是因为长期抑郁，有的是因为沉迷网络游戏或者不听父母管教。家长们将这里视为了能够拯救迷途孩子的“矫正天堂”。

《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近日深入采访了多名曾在该书院就读的学员以及他们的家长，他们所讲述的真实经历，其荒诞与恐怖程度堪比现实版的电影《周处除三害》。书院的创办人，被信徒们尊称为“如萍老师”或“如萍大师”的人，其真实身份竟然是曾经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公开曝光并被司法机关判刑入狱的传销头目。出狱后，他利用社会上部分家长对传统国学和家庭教育的盲目崇拜，将自己包装成精通国学、佛学与心理学的教育导师。

这位“如萍大师”在全国各地设立据点进行巡回授课，大肆宣扬所谓的传统国学精髓、家庭教育秘诀以及禅修养生之道。书院内部设有全封闭式的私塾学堂，针对厌学、抑郁的青少年进行军事化的封闭式管理和极具暴力的管教。孩子们在书院内部遭受打骂和限制人身自由，这在书院员工和周边知情者眼中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然而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深受“如萍”精神洗脑和控制的家长们，对待这位大师就像对待神明信徒一般虔诚。有家长甚至在社交群里狂热地宣称：“如萍老师两巴掌就把我的孩子打醒了，孩子只有挨打才能真正教育好。”而“如萍”本人也极其擅长将暴力虐待美化和合理化。他经常对学员和家长灌输这样的逻辑：“你能在尘世中碰见我这样世间少见的传统好老师，是你们全家的福气。既然父母把孩子交给了我，我揍你、体罚你，都是为了你的前途好。”

据书院的内部工作人员透露，该学堂长期收治有五十多个孩子，由于性质上属于传统“私塾”，并非国家正规的学历教育学校，因此这里的授课老师和管理人员根本不需要具备国家颁发的教师资格证。家长将孩子送进学堂之后，被剥夺了随时探视的权利，必须提前很久与老师进行沟通，征得学校的特别同意后方可进行短暂的探视。虽然学校对外坚称绝对不会随意打骂孩子，只会在孩子“行为习惯严重出错”时使用戒尺进行必要的惩戒，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经警方和媒体调查，“如萍”的真实姓名叫做赖泽明，曾用名赖泽平，毕业于杭州大学哲学系，因其科班出身，极具口才和煽动性。早在一九九八年，赖泽明就伙同几位大学同学和朋友在广东珠海成立了珠海民众企业有限公司，自己担任总经理，开始大肆从事非法传销活动。在一九九九年被广东警方依法查处后，他又将传销阵地转移至广西北海，重新注册成立了北海市民众经贸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实际上既无任何实体生产，也不销售任何产品，完全依靠发展下线人际网络、骗取高额加盟费生存。截至二零零一年案发时，该传销组织共在全国发展了下线三千三百三十五人，非法收取加盟费高达一千四百三十三点八万元。二零零二年，赖泽明因犯非法经营罪，被广西北海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

在“儒是书院”涉嫌虐待学生被媒体踢爆后，浙江省新昌县迅速成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行突击检查。新昌县政府于十六日晚发布官方通报，明确指出“儒是书院”属于无任何资质的违法违规经营机构。该机构以传授国学礼仪为幌子，通过开设长期班、短期体验班以及线下讲座等形式，分期分批对青少年开展全封闭式的非法培训。目前，该书院已被有关部门依法强制关停，在校的五十多名学员已在调查组的协助下全部安全返回家中。经初步查明，书院在实际经营活动中确实存在殴打、体罚以及限制人身自由等违法行为，赖泽明等三名涉案人员因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的进一步侦办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高校格局重塑：新型研究型大学的高分热潮与民办高校招生危机

随着今年普通高考录取工作的尘埃落定，我国高等教育的招生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而剧烈的重塑。在招生录取的整体表现上，除了传统的“双一流”建设高校普遍迎来扩招之外，近年来异军突起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受到了高分考生的疯狂追捧。这些新型大学的报考热情持续高涨，其录取分数线和全省录取位次连年水涨船高，在部分省份的最低投档线甚至已经超越了老牌的“985工程”名校。

目前，我国国内共有八所具有代表性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其中包括属于公办性质的南方科技大学（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上海科技大学（ShanghaiTech University）、正在筹建中的大湾区大学、深圳理工大学、以及专注于医疗康复领域的康复大学；此外，还包括由社会力量举办或民办性质的福耀科技大学、西湖大学（Westlake University）以及宁波东方理工大学。这些大学凭借着高水平的师资力量、接轨国际的科研环境以及极高的生均资源配置，成为了考场尖子生的新宠。

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一票难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批传统的民办普通本科高校在今年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生源短缺危机。很多民办院校即便经过了多轮投档、大幅度降分征集志愿以及后续的补录，却依然无法招满计划生源。以教育大省广东为例，全省共有一百零七所本科高校，在第一轮录取结束后合计缺额一万一千四百二十二个，而其中十六所民办本科院校的缺额就占到了过万名，几乎包揽了全部缺口。在广西，区内及外省多所民办本科院校的部分专业组投档记录甚至呈现出一片空白，首轮投档没有一名考生报考。在上海和北京，个别位置偏远、收费高昂的民办院校，其缺额率甚至超过了百分之九十。在专业分布上，目前仅有少数民办院校的医护类、智能制造等就业刚需专业尚能勉强稳住生源；而像工商管理、会计学、英语外语以及土木工程等传统的文科或目前就业市场的冷门专业，则成为了民办高校招生缺额的灾难性重灾区。

在高校招生和迎新阶段，近年来不少学校为了吸引眼球，在录取通知书的制作上卷起了奢华风，各种配套礼盒、精美纪念品层出不穷。为此，教育部在今年明确要求，高校录取通知书必须回归“一页纸”的简约本源，坚决遏制豪华包装和攀比之风，这一规定在网上引发了不少年轻人的吐槽和争论。然而，就在大家为仪式感该不该豪华而争执不下时，西南医科大学爆出的一则新闻，却像一盆冰水，无情地浇醒了那些沉浸在精美仪式感里的人们。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流传的一份微信班级群截图显示，西南医科大学的某位带班辅导员在群内发布通知，极其强硬地要求全体新生必须通过学校教务处提供的小程序二维码购买大学教材，绝对不允许学生通过其他任何电商渠道购买，也不允许大家私下购买二手旧书或使用电子书。该辅导员甚至在群内公开发表带有侮辱性的言论称：“如果你们连正版教材都舍不得买，或者还要去计较那一点点和旧书的差价，那这个书我建议你也可以不用读了，直接去办理休学或者退学，去社会上打工挣钱吧。”

这一极端的言论一经曝光，立刻在全网引发了轩然大波，舆论纷纷指责高校辅导员存在指定渠道强制消费、吃教材回扣等利益输送嫌疑。对此，西南医科大学校方迅速做出通报回应，明确表示购买教材完全遵循学生自愿选购的原则，涉事的辅导员目前已被学校给予严肃的批评教育，并被责令公开向学生和家长致歉。

事实上，早在去年，就有西南医科大学的在校学生在泸州市的网络问政平台上公开发问：学校为什么不能退还教材预收款，或者为什么不能允许学生自主购买便宜的二手书？当时，西南医科大学给出的官方辩解理由包括：

• 第一，学生自行购买容易买到盗版图书；
• 第二，市面上的旧书可能存在与学校教学大纲要求内容差异较大的版本问题；
• 第三，学生个人很难自行购买到某些教育部特定指定的专业教材（如“马工程”系列教材）；
• 第四，少部分学生因没有教材会严重影响课堂学习效果；
• 此外，医学类教材的知识更新换代极快，二手旧教材往往未能及时更新医学前沿知识，不利于学生的专业学习。

尽管学校有其管理的考量，但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绝大多数普通高等学校均已在招生指南中明确规定，学生完全可以通过各种合规渠道自行选购课本。学校不预收任何教材款项，教材的购买由学生在入学后与书商代表现场结算。教育部在近年来也多次出台专项禁令，将“违规选用教材”、“违规强制征订教辅材料”、以及“以任何形式强迫或诱导学生通过指定渠道购买图书、电子产品、文具和教辅”等行为列入了高校管理的负面清单，严禁任何教育从业者越过这条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