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无用论”的甚嚣尘上与媒体的过度解读

每当大学放榜时，文科系所的招生缺额总会引发新一轮关于“文组无用”的讨论。在台湾，这种“战文组”的现象时有发生，文科生也常被问及“毕业后要做什么？”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AI）浪潮的兴起，理工科的优势进一步凸显，这似乎更加强化了文科无用的论调。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日本社会学家吉見俊哉所著的《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一书，来剖析这一议题。

本期节目将围绕以下几个核心问题展开：文科无用论是如何形成的？文科究竟是否有用？以及我们应如何应对当前大学文科招生面临的困境？

2015年6月，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文部科学省建议加强理工科教育，并废除人文社会科学学部，理由是这些学部无法培养社会所需的人才。这则新闻迅速传遍全球，甚至登上了《华尔街日报》。一些学者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废除文科将导致大学失去多样性，进而对国家造成损失，甚至可能使日本走向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 一种政府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控制的政治体制）。

然而，作者指出，这则新闻实际上是被媒体断章取义和过度解读了。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原文建议是，人文社会科学系所应针对少子化问题，积极尝试解构组织，并调整至社会需求较高的领域，而非计划废除文科。类似地，今年台湾的建中和北一女停止招收人文社会科学班，校方表示只是将人文素养（Humanistic literacy: 指一个人在人文知识、价值观、审美情趣等方面的综合修养）融入普通班课程，却被媒体解读为受AI浪潮冲击被迫停招。

由此可见，“文科因AI浪潮而无用”的论调，实际上是被媒体过度渲染了。媒体的职责本应是准确传递信息，因此这些关于文科危机的错误报道，并非反映文科无用，而是社会需要加强人文教育，避免此类虚假信息传播。

“重理轻文”观念的历史溯源

即便没有媒体的推波助澜，社会大众普遍也认为文科无用。那么，这种“重理轻文”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

事实上，日本早期是一个更重视文科的国家。日本历史学家中山茂指出，19世纪明治维新后，日本建立帝国大学，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重心实际上是法学部。因为当时日本正努力建立一个像西方列强那样的帝国，发动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这些都需要法律精英来协助治理法律秩序。可以说，日本能建立大帝国，幕后功臣正是文科团队。此时的台湾也属于日本帝国的一部分。

然而，随着日本帝国不断扩张，需要各种军事科技，因此从1910年代开始，日本大力建设理工科研究机构。原本由法学部掌握的话语权（Discourse power: 指在特定社会或领域中，某种观点或群体拥有解释、定义和影响议题的能力），逐渐转移到了理工科系。直到二战时期，日本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于1940年颁布《科学动员实施计划》，声称要击败美国，政府必须重金资助科学研究。从这一时期开始，政府七成的补助经费都被理工科系拿走，这种结构性比例在日本一直延续至今。

战后，全球各国的目标从军事化转向经济发展。由于正值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都以理工科为主导，大学理工科的招生名额持续增长。正是因为每年有大量的理工科毕业生投入社会，战后的西方和日本才能实现经济的快速经济增长。

进入信息社会，21世纪全球的教育政策转向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一种强调自由市场、私有化、减少政府干预的经济政治哲学），将国立大学法人化（Corporatization: 指将政府机构或公共事业转变为具有独立法人地位、按商业模式运作的实体），引入竞争原则。这使得文科系所难以申请到研究经费，在竞争中逐渐被淘汰。

文科研究经费困境的深层原因

为什么文科系所难以申请到经费呢？

首先，理工科的研究成果能为大学带来更多经济效益，例如机器人实验室和AI实验室，这些实验室背后能带来巨额资金。其次，理工科的研究比文科更容易达到预期成果，所需时间也更短。文科研究则难以得出可以量化的明确成果，许多文科知识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积累出成果。这让学校觉得，文科团队的研究投资回报率相对较低。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理工科研究需要团队合作，而文科研究往往是单打独斗。因此，在竞争经费和期刊发表时，理工科系更容易发挥优势。文科申请到的经费不足，这让上层决策者认为文科团队不具竞争力，需要进行整顿。

于是，从1998年到2007年，日本国立大学的文科教职员减少了11%。大学将“争取到经费”视为研究者的能力评估，只有申请到经费才能升迁或续聘，否则就可能失业。这使得学术界越来越像企业家，文科学者为了争取经费，绞尽脑汁撰写计划，申请经费的能力提高了，但研究时间却减少了。而理工科由于是团队合作，可以分工，有人负责申请经费，其他人则能专心研究。这又造成了文科与理工科研究成果的差距，学校也因此更加重理轻文，加深了文科确实无用的印象。

文科的真正价值：创造价值与批判性思维

在争论文科无用时，常有一种辩护是：“文科虽然无用，但还是有一些价值。”作者认为，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关键点：有用与否需要考虑时间尺度。

理工科可以在短时间内“有用”，立即找到工作赚钱。因为社会对“有用”的定义，总是以薪资来衡量。所以大家都觉得理工科最有用。物理、化学、地球科学的平均薪资是56,374元，位居第一；工程相关科系以51,927元位居第二；医学位居第三。文科的法学和教育学系则分别位居第四和第五。

但文科的效用，通常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像学习法律，毕业后可以成为律师，就像理工科一样，在短期内就有用。但社会学和人类学则是中长期视角，需要足够的田野经验才能发挥作用，可能需要5到10年。再者，哲学和历史是长期视角，如果哲学要用于改造社会价值观和文化，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见效。由于短期内看不到成果，所以被一般人视为无用。

但如果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文科其实非常有用。因为文科团队负责创造价值，让整个社会质疑原有的价值尺度，批判过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而不是盲目跟风。例如，20世纪中后期，全世界都在拼经济、加速发展，此时需要的是理工科人才。但到了21世纪的今天，各国意识到气候危机，不再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和大规模生产，而是开始追求净零碳排（Net-zero carbon emissions: 指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移除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使温室气体排放量与移除量相抵，达到净零排放）和ESG（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表现的指标）。反对过度消费，提倡循环再利用。这种价值观的转变，正是人文领域的人所做的工作。科学家可以告诉我们全球暖化造成的问题，但要改变人们的价值观，走向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 一项旨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不平等的综合性政策提案），也需要社会科学和文科人才。

文理分科的历史与人文价值的再发现

我们可以进一步质疑，“文组与理组”这种争论，其实是非常近代的现象。过去的人们从未如此思考。

首先在中世纪大学，并没有“文组”和“理组”的区分，只有“有用之学”和“自由之学”的区别。有用之学指的是神学、法学和医学，自由之学则包含文科和理科。因为对当时的人们来说，要成为一个自由人，就必须同时学习文科和理科，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 源于古希腊的教育理念，旨在培养全面发展、具有批判性思维和公民责任感的个体）。像17世纪之前的哲学家笛卡尔、莱布尼茨、牛顿，他们都是哲学和科学同时学习。如果你告诉他们：文组无用，理组有用，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你在说什么，因为科学与哲学是统一的知识。

直到19世纪，文组和理组才被区分为两个学科。当时的情况是19世纪初，德意志普鲁士被拿破仑的法军击败，德国人产生了强烈的亡国感。当时的普鲁士教育部长洪堡主张，通过创立柏林大学来振兴德意志文化，使柏林大学成为现代大学之母。但在19世纪，欧洲正处于工业革命的巅峰，理工科的人才和技术引领着社会变革。所以当时德国就出现了争论：当自然科学如此强大时，文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当时出现了一个学派来捍卫文组，叫做新康德主义（Neo-Kantianism: 19世纪中后期在德国兴起的一个哲学运动，旨在回归康德哲学，并对其进行重新诠释和发展）。其中一位哲学家李凯尔特说，理组追求的是不变的自然法则，所以是自然科学。但文组并非不科学，文组其实是一种文化科学，讨论的是文化的价值。因为在过去的封建时期，西方社会的价值来源是上帝和国王。直到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欧洲人不再将上帝视为绝对的价值来源。但信仰崩塌之后，要用什么新的价值来填补上帝消失后的空缺，成为了西方社会的重要议题。文科负责创造价值，引导文化发展方向，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知道人生在追求什么，这就是文科存在的意义。20世纪欧美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起，其实就是奠基于新康德学派的思想。

所以我们认为文科先出现，然后才出现文科无用论，其实恰恰相反。是19世纪先出现了文科无用论的争辩，后来才出现了一批哲学家，证明文科在大学里是必须存在的。如果一个社会不主动去追问自己在追求什么价值，就代表这个社会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某些既有价值绑架，人们把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文科的贡献，正是挑战这些理所当然的假设。

所以在大学里，无论是文组还是理组，都非常有用。理组引领科技进步，让生活更便利。但你使用科技产品，不也是用来听音乐、看戏剧吗？娱乐业、影视业的人才也都是文组出身。例如林怀民学的是艺术创作，诺兰学的是英国文学。如果没有文组，你现在就没有《奥本海默》或《盗梦空间》可看。

又或者，理工科毕业的人赚了很多钱，可以到处旅游享乐。但旅游、历史、文化、博物馆，也都是文组的工作。台积电CoWoS先进封装厂在嘉义设厂，预计要盖两座，结果在地质钻探作业时，疑似挖到绳纹陶片和陶环，也让网友气得直呼这是文组的反击。

大学文科招生困境的诊断与解决方案

接下来，作者将诊断当前大学文科招生困境。

首先，大学招生不足，其实不能说是文科的危机，而是供需结构的问题。日本和台湾的情况非常相似，都同时经历了广设大学（Expansion of universities: 指在短时间内大量增加大学数量和招生名额的教育政策）和少子化。台湾在1990年代经历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其中一个诉求就是广设大学，希望提高大学录取率，减轻学生压力。从1996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大学出现，私立学校“校本化”的趋势开始显现。再加上少子化的冲击，台湾从2011年开始，大学新生人数持续下滑，人口结构已无法支撑这么多大学继续生存，市场已经饱和。

这导致一个结果：许多高等教育机构不再单纯致力于研究，而是转而专注于自我营销，做公关来吸引更多人就读。开始设计各种听起来有噱头的科系，把自己包装成毕业后好找工作来吸引学生。甚至有学校要求教授去招生，为了生存，学校现在要求教授积极招揽学生，每位教授要招到5名学生入学，否则就可能面临绩效考核扣分，甚至没有年终奖金。大学的逻辑从教育与研究，转变为营销与商业运作的逻辑。为了填补招生缺额，学校使出各种招数，例如开设成人进修的在职专班，或者进行国际合作，吸引国际学生就读。这些都是为了抢夺学生资源，维持学生人数。

为了吸引学生，大学越来越愿意把自己包装成职业训练所。这使得企业将人才培养的责任外包给大学，社会也逐渐将大学等同于职业训练所。正是在这种趋势下，文科可能因为毕业起薪较低而不受青睐，导致更严重的招生危机。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作者提出了几个思路。

第一，大学可以与高中合作，让高中生提早了解大学文科在做什么。因为我们的文化不鼓励学生独立探索不同学科，而是鼓励学生花时间读书、准备考试。许多高中生明明不清楚这个科系在学什么，却被要求先考上好大学再说。这导致许多人没有匹配到自己真正想读的科系。所以大学可以与高中合作，让高中生更早了解大学文科在学什么。

第二种应对文科招生缺额的方法是宫本武藏（Miyamoto Musashi: 日本江户时代著名的剑术家，以其“二刀流”剑术闻名）的二刀流（Nito-ryu: 宫本武藏所创的剑术流派，主张同时使用长刀和短刀进行战斗）学说。宫本武藏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剑术家，他最著名的剑法就是二刀流，即同时持长刀和短刀，让你在战斗情境中更灵活。因为你不知道面对的敌人是近战还是远战。因此，宫本武藏说：“近战依赖长刀是谬论。”同样地，今天的世界变化如此之快，需要同时拥有两把刀的跨领域人才，也就是说，将文科与理科的知识结合起来，才能创造更高的价值。

例如，许多软件公司会遇到知识产权的问题，所以信息科学专业的学生，如果再去辅修法律课程，就能凸显其独特的价值。又如哲学系，如果只主修，毕业后可能难以找到工作。但如果将哲学作为辅修，学习批判性思考，再结合理工医法商的专业，将是非常有利的“二刀流”。例如，台积电近年来也在寻找政治学人才，以应对美中芯片战。求职社交网络最近发布了台积电商业智能分析师的职位空缺，要求具备美中台关系政治经济背景、4年数据分析和市场研究经验，并向能够掌握美中政治经济动态的政治与国际关系博士伸出橄榄枝。职位空缺发布一周后，就有146人申请。

所以问题不在于文科无用，而在于你是否能用好它，是否懂得如何将文科知识的效用最大化。以及大学能否将文科课程与当代议题结合起来。像美国常春藤盟校布朗大学，就有一个特殊的传统，叫做开放课程系统（Open curriculum system: 一种大学课程设置模式，学生拥有高度自由度，可以自主选择课程，没有强制性必修课）。不会有强制性的必修课程，而是由学生自己设计课表，只要学生在毕业前完成至少一个集中项目（Concentration program: 指学生在大学期间选择的一个主要学习领域或专业方向）即可。所以学生有高度的自由，可以综合学习文组和理组的知识。日本也有国际基督教大学，奉行博雅教育的理念，废除了学术系所的垂直划分，学生可以自由组合主修课程，不会受到文理组的限制。如果台湾的大学能够引进这种“二刀流”的刀法，就需要大幅减少主修的必修学分，给学生更多自由选择课程的空间。

但即便大学里许多学生可以自由选课，我们仍然要面对今天少子化、学生变少的问题。作者的建议是，社会应该改变对谁应该上大学的观念。我们大多数人认为，大学是高中毕业后进入社会前的缓冲期。许多人上大学，要么把大学当成职业训练所，要么就是逃避现实，拖延进入社会的时间，并非真的想去大学多学习。去大学是希望有更多时间探索自我，或者希望毕业后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于是，大学就成了高中毕业的“迷途羔羊”的收容所。

作者认为，我们应该改变观念，不要将大学视为“高中”与“进入社会”之间的缓冲期，而是将大学作为所有年龄层都可以回归的学习场所。例如，在职场打拼多年后，许多人会发现自己有所不足，此时回学校学习文科，不只是为了找工作，更是希望充实自我。像许多公众人物，在职场打拼多年后，会回学校学习文科。或者不再为金钱烦恼的中老年人，也可以回到大学，学习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物。如果能将招生的年龄多元化，就能解决少子化的招生问题。因为即使每年18岁的新鲜毕业生变少，但30岁到60岁的新生人数却可以大幅增加。

如此一来，大学就成了一个汇合点，招收高中毕业生、拥有丰富职场经验的成年人，以及经验丰富的老年人。这三群人互动学习，能为大学提供新的创意。作者甚至认为，如果这个观念普及，在新时代，每个人一生可以上不止一次大学。第一次上大学时，拿到一个专业，你的第一把刀；经过多年社会工作经验后，再回去学习第二把刀，更能应对今天快速变化的社会。

结语：迈向第二次文艺复兴

今天的视频，我们介绍了文科无用论的历史渊源。事实上，文科在历史上曾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在中世纪，文组和理组甚至是同一范畴，都是自由人需要学习的事物。文科在19世纪分化出来，其实正是为了回应理组无用论的挑战，认识到文科团队的工作是创造价值，引导文化发展。

在今天少子化、文科危机四伏的世界，我们可以运用二元论（Dualism: 指哲学上认为世界由两种根本对立或独立的实体、原则或力量构成，此处引申为文理兼修的理念）来打造跨领域人才，多元化招生年龄。大学不再只是高中毕业生的职业训练所。

今天21世纪的信息爆炸时代，有点像16世纪欧洲印刷术刚出现时。大量新知识通过印刷出版，当时的知识分子不分文理。例如哥白尼原本学习神学，也担任过神父，后来又游学学习医学，最后自学天文学。又或者伊拉斯谟和伽利略，都是文理兼修。正是这种兼容并蓄（Eclecticism: 指从不同学说或体系中选取其认为合理的部分，加以综合和吸收）的精神，让当时的欧洲知识分子达到了创造力的巅峰，迎来了文艺复兴。

今天21世纪的社会，其实与16世纪的信息爆炸时代相似。无论文科无用论如何盛行，每个人都可以同时学习文科和理科，以提升自身价值，把握这个时代的红利。有朝一日，或许能为人类文明带来第二次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