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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焦虑是当下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此前，我们曾介绍过一本讨论此话题的书——《我们从未中产过》。该书作者、以色列社会学家豪道斯·卫斯认为，中产阶级并非真实存在的阶级，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为普通人构建的一套意识形态。这套意识形态让人们误以为，只要获得了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的保障，就能跻身中产。因此，人们拼命赚钱，并将辛劳所得悉数用于教育、购房及购买各种保险，从而丧失了参与真正投资、实现阶级跃升的机会。

作者指出，教育、住房、医疗、养老本应由社会承担的责任，最终却转嫁到个人身上。个体背负了本应由国家承担的责任，却被鼓励为此感到自豪。其结果便是中产阶层焦虑的日益严重：无论如何辛苦工作，收入仅够维持基本保障和体面生活。一旦遭遇经济下行或失业，便可能瞬间返贫。许多人身边的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收入几乎全部用于教育和房产，医疗和养老的储备难以累积，可用于投资或创业的资本几乎为零，只能勉强维持所谓的中产体面。经济形势不好、房价下跌或失业，都可能导致瞬间返贫。

然而，该书作者作为西方学者，其调查主要集中在以色列、德国和美国，并未涉及东亚地区。而生活在东亚的我们深知，这里的中产阶层焦虑与西方国家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它已将人们推向“卷生卷死”的地步。

东亚内卷的机制：从“普遍中产”到“分化与焦虑”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位亚洲社会学家所著、聚焦亚洲中产焦虑的书籍——《特权与焦虑：全球化时代的韩国中产阶级》。作者是韩国社会学家具海根，他长期研究东亚社会，尤其在阶级、劳工与社会变迁领域是位专家。这本书的研究对象虽是韩国，但其内容与我们东亚社群的经历惊人相似，堪称东亚内卷机制的生成说明书。它清晰地揭示了东亚人的中产焦虑是如何被系统性制造，又如何催生出“地狱般”的内卷。

过去，中产阶层是令人向往的目标，象征着舒适的生活和充足的保障。但如今，中产阶级常被描绘为“被挤压的”、“萎缩的”，甚至“正在消失的”。以韩国为例，20世纪后半叶，出口导向型工业曾推动白领和小商业者数量激增，连农民和工人阶级的收入也相当可观，约70%的韩国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然而，不到十年间，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打破了这一趋势。

金融危机后，韩国推行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这可以粗暴理解为福利国家模式的反面：减少国家干预，放任资本野蛮生长，削减社会福利，鼓励市场弱肉强食。改革后，许多公司实施基于绩效的薪资体系，员工薪资差距扩大；大型企业集团转向美式管理，向少数专业人员和管理层提供高薪和股票期权。同时，跨国公司涌入，高管薪资飙升，与普通白领的差距被拉大。这些变化加剧了贫富差距，将能够适应改革者与资源匮乏者推向社会金字塔的两端。

传统中产阶级因此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大量从中产返贫的“失败者”和少数跻身新贵的“赢家”。中产阶级内部出现了分化，形成了“一般中产”和“富裕中产”两个阶层。有趣的是，这两个分化出来的阶层之间的差距，有时甚至超过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差距。

消费、住房与教育：中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斗争

富裕中产阶层为了向上层靠拢，竭力与“一般中产”划清界限，通过消费、住房、教育等方面不断提高标准，将“中产正常生活”的标准推高，直接导致“一般中产”的强烈焦虑，使其感到自己濒临滑出中产阶层。为了效仿，他们也不得不卷入教育、消费和住房的竞争，形成恶性循环。

消费成为区分中产内部层次的重要方式。富裕中产通过更精致、更国际化的消费（如奢侈品、精细的“外贸管理”，即外在形象管理）来区分自己。过去收入相近的中产阶层，如今收入差距被拉大。一般中产不得不与收入三四倍甚至五倍的人比较，心态失衡，为维持阶级地位，不得不以富裕中产为参照进行过度消费，导致身心透支。

居住地也是区分的重要标志。首尔的江南区（Gangnam）成为富裕中产的首选。该区域现代化，拥有顶级商业、餐饮、医疗、整形等设施，聚集了高学历、高收入、相似育儿理念和文化品味的人群。鸟叔的**《江南style》**（Gangnam Style）概括了其特点：高度投入教育（与学区绑定）、持续高强度身心外表管理、以及熟练运用全球文化（流利英语、国际旅行、海外读书）。这种“江南style”使得某些优势被视为理所当然，并抬高了成功的标准，焦虑向下层扩散。非江南区的中产为了不被淘汰，不得不调整生活方式，硬着头皮向“江南style”靠拢，即使经济上难以承受。

在当代韩国，教育领域成为了中产阶级之间最激烈、最残酷的阶级斗争场所。富裕中产的目标是让孩子进入精英轨道，通过大量投资私人教育，提供“提前规划、多重备份路径”，将失败风险外包给金钱。江南区的学生因此能进入更好的学校，获得优质辅导。

而对于一般中产来说，这种教育体制成本过高，且系统性偏向富裕阶层，让他们感觉孩子被剥夺了公平竞争的机会。但没有人敢率先停止竞争，为了防止阶层下滑，他们也只能硬着头皮，不断向教育过度投资，生怕孩子掉队。

富裕中产阶层之所以在教育上如此“卷”，也有其“难言之隐”。他们并非真正的富豪，无法像真正的上流社会那样通过财富或企业继承来确保阶级再生产。作为企业高管或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必须依靠子女通过竞争激烈的教育过程来维持父母的社会地位。他们的优势仅在于有更多财力投入教育。而真正的富豪无需“卷”，真正的底层甚至没有“卷”的入场券。因此，教育体系实际上只成了中产阶级内部的厮杀场。

这一点与中国的情况何其相似。富二代、官二代直接“飞升”，无需参与内卷；农村穷人缺乏资源，只能看孩子是否是学习的“那块料”；而城市中产则在疯狂地“鸡娃”（ji wa）。演讲者提及一位国科大老师的例子：出身普通，通过高考进入名校，成为科普红人，实现阶层跃升并嫁入富裕中产。然而，他仍有严重的阶层焦虑，毫不掩饰地谈论“鸡娃”，甚至说出“她要是敢追星，我就打断她的腿”。这是因为他深知，虽然自己实现了阶级跃升，但只能为女儿提供教育资源优势，女儿仍需通过竞争来维持社会地位。这种疯狂的“鸡娃”行为，自然导致教育赛道更加拥挤。

全球教育：富裕阶层的专属赛道与普适焦虑的放大器

面对拥挤的赛道，一些富裕中产阶层开始利用资源优势，寻求全球教育的出路，即**“卷”谁能将孩子送出赛道，参与全球竞争**。这并非简单的留学镀金，而是一种长期的、系统性的家庭教育策略，包括从小送孩子出国、读国际学校、双轨制教育等，以积累语言、文化资本，让孩子获得自由切换国家与制度的能力。这是一种高阶的阶级资源，经济成本和信息门槛极高，成为富裕中产阶级的专属赛道。

因此，“全球教育”进一步巩固了富裕中产的优势，加剧了与一般中产的界限。对一般中产而言，无法参与全球教育，会进一步放大其阶层焦虑和相对剥夺感，迫使其更加拼搏。

社会结构是内卷的根源

总而言之，这本书揭示了东亚社会“卷生卷死”的极度内卷现象的产生根源。内卷并非强制，而是在特定社会结构下自我驱动的。在一个社会保障极度有限、资源分配极度不平等的社会里，阶层提升困难重重，而阶层降级却易如反掌，随时可能返贫。在这种结构下，中产阶级为避免掉队，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

中产阶级通过消费区隔彼此，正常生活标准被持续抬高，不消费即被视为失败，迫使大家卷入消费竞争。学区房和精英社区成为阶级筛选器，竞争不断前移，甚至在孩子尚是受精卵时，家长已开始为买学区房而“卷”。一旦开始，任何家庭都不敢停止，因为停下就意味着被远远甩开。结果是，每个家庭的投入不断加码，但相对位置却几乎不变，所有人都更累，却无人真正领先。

少数人能通过海外教育、多国身份等方式跳出赛道，将内卷压力转嫁到全球阶层。但对大多数人而言，参照标准被进一步抬高，焦虑倍增。即便自家孩子考上985，与别人家孩子就读的美国藤校相比，也“不香了”。

我们并非不想拼，而是被迫内卷，又不敢停。这是因为社会太不公平、保障太少。不卷的后果看起来比内卷更可怕。归根结底，是在我们的社会，“无法成为人上人”的代价，即失败的代价太高，且没有任何退出机制。因此，我们不得不为了守住现有地位，进行这场荒诞的集体自残。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社会结构。解决之道在于改变社会结构，重新分配社会资源，让多数人能参与资源再分配，这必然要求国家改变制度。真正的“赢学”应教导如何团结起来，打造一个人人“输得起”的社会。

然而，现实中，一些所谓的专家却为了个人利益，破坏社会努力，贬低人文学者，制造和输出焦虑，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向粪坑“投毒”。

庆幸的是，这些“邪恶叙事”正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破产。但愿此事能让受“毒害”的人清醒一些。

当然，以上观点仅为作者个人及我的个人解读，欢迎大家提出不同观点和解读，并在评论区分享。感谢收看，我是安争鸣，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