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狷风骨：北大46楼的诗意同窗与道德抉择
十几年前的一个清明时节，我跟好友去沈阳为一位早逝的同学扫墓。这位早逝的同学名叫苗强。当年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住在四十六楼。班里有十几个同学，在所有人当中，他的才华是最高的。早在八十年代初读大学的时候，他就已经公开发表诗歌了。那时候的北大风气还比较开放，我们宿舍四个人当中，其实只有一个拥有正规的本科学位。苗强虽然念过本科，但最终并没有拿到毕业证。他当年是在兰州大学中文系读的本科，在临近毕业以前，他把系里的团支部书记痛打了一顿，下手有点重，学校方面要严肃处理；虽然最后没有开除他的学籍，但是扣下了毕业证书没发给他。
二十一年前的春天，苗强离开人世的时候，我正孤身在德克萨斯漂泊。在他去世后不久，他生前出版的诗集《沉重的睡眠》获得了艾青诗歌奖。苗强比我大两岁，是我们宿舍里当之无愧的老大哥。他大学毕业以后在报社当过记者，在考上研究生之前就已经走南闯北，见过很多世面。所以在很多事情上——包括导师教授交代下来的不少任务——我们往往都是先看他怎么应对处理，随后自己才照着去做。他的酒量极大，喝下半瓶二锅头之后还能稳稳当当地下楼行走，平时抽烟也抽得不少。
刚入学的时候，六四事件过去不久。上面通过一位教授层层施压下来，指派我们写文章批判李泽厚老师，说李老师是文化界的“幕后黑手”。虽然在那个时候，我还从来没有亲眼见过李泽厚老师，但我们宿舍这几个人，全都是读着李老师的美学与哲学著作启蒙成长起来的，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去写那种批判文章绝不是什么光彩的好事。我们聚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当场决定坚决不写。我清楚地记得苗强当时掷地有声地说：“这种东西写了就是一辈子的污点。”那位教授前后来催促催逼了两次，我们便集体磨洋工、软磨硬拖，最终全班没有一个人去动笔写哪怕一个字。后来那位教授也只得作罢放弃。
很多年以后，在科罗拉多的李泽厚老师家中拜访他，聊起当年这段风波往事，李老师只是一笑置之。李老师说，他一直都想不明白当年当局为什么会把他当成所谓的“黑手”，事实上他并没有怎么深度参与六四。中国学界向来恩恩怨怨，真正有才华的人，往往在时代动荡中成为被攻击与中伤的目标。在那一代学者当中，李泽厚老师才华出众，学术成就也格外卓绝，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些不甘平庸的平庸之辈羡慕嫉妒恨的对象。很多平庸之徒往往就是借着政治风口的狂澜来借题发挥、大做文章，世情大抵便是如此。
烛光译稿：追逐超越尘世的“幽暗之水”
在建立起这种文人风骨的默契之后，我们在四十六楼的漫漫长夜里，将精力完全倾注于文学与翻译的跋涉之中。那时候北大的研究生宿舍每晚十点半准时熄灯。苗强平时用功极深，全楼熄灯之后，他经常在桌前点上一支蜡烛，就着昏黄跳动的烛光看书写作，一直熬到深夜。我们曾经无数次在跳动的烛光下一同翻译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的名作《幽暗之水》（The Shadowy Waters: 象征通往彼岸、爱情与命运的神秘水域）。当时的分工是我先将英文诗句粗译成中文，苗强再坐在桌前反复推敲字句、逐字逐句地润色与修改。
那时候没有电脑，我们就在方格子的稿纸上涂抹勾勒得纵横交错，反反复复改了好几遍，直到那些文字终于读起来具有了诗歌的韵味。那是一个关于爱情与命运的神秘故事：整片海面笼罩在不朽、温和而高傲的阴影当中，那是追逐超越尘世的纯粹爱情所必经的幽暗之水。两艘漂流在幽暗水域中的船只，一段不知何处才能靠岸的茫茫航程，构成了那个故事坚硬的骨架。这幽暗之水，同时也是死亡与睡眠之水，其间蕴含的幽深神秘力量只可心领意会，极难诉诸凡俗的言传。诗中有几句是这么说的：那些劈开睡眠之水的人，能让喋喋不休的舌头变得跟石头一样沉重，他们的智慧一半在于沉默。
到了毕业的时候，我们的这套译稿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取走，然而在此之后便如石沉大海，再也没有了下文。再后来，随着时光流转，大家的兴趣与生存境遇都发生了剧烈改变，彼此也就不再过问了。多年以后，在苗强后来写下的诗行中，我又一次次读到了当年《幽暗之水》里那些熟悉的意象。叶芝是我们共同喜欢的诗人，他诗篇中的许多意象，深刻塑造了我们早年的精神感性。
除了叶芝，那时候我也很喜欢鲍里斯·帕斯捷纳克（Boris Pasternak）与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我最初读到帕斯捷纳克的回忆录《人与事》，就是从苗强那里借来的。那是一个黄昏，我跟苗强说要乘火车回老家，问他手头有什么书适合在漫长的铁道旅途中翻看。苗强便从一堆书中翻检出一本《人与事》递给我。我坐在那趟一路南下的夜行火车上，就着昏暗的光线从半夜一口气读到黎明，至今刻骨难忘。帕斯捷纳克最有名的作品自然是《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在一九五八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最终放弃去领奖。在当时的苏联环境下，如果他出国领奖，面临的可能就是永远回不去的严酷绝境。《人与事》是他的回忆录，其中真实生动地记述了他与亚历山大·勃洛克、谢尔盖·叶赛宁以及弗拉基米尔·马雅科夫斯基这几位苏联诗人的交往。勃洛克去世得早，而在短短几年之内，叶赛宁与马雅科夫斯基又相继自杀身亡。书中写到那些在他们自杀后幸存下来的亲朋好友聚拢到一起的凄凉场景，其穿透力比《日瓦戈医生》更加震撼人心。帕斯捷纳克是一位叙事高手，在那些只有平凡琐事和过往岁月、而缺乏人工戏剧性的地方，他的笔触尤其高明。在那趟夜行火车之后的三十多年岁月里，帕斯捷纳克这本薄薄的小书，也永远同那位逝去的老友紧密联系在一起；每次想起书中的话语，就像重新翻开对他的记忆。
爱伦·坡则是完全另一种风格。爱伦·坡的诗歌深处，浸透着一种濒临疯狂边缘的神秘感，令人产生近乎战栗的着迷。当年有两首短诗，我曾经贸然尝试去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跟苗强反复推敲切磋。其中一首是名作《致海伦》（To Helen）。那时候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已经有了经典译本。读到第二段的名句“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 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时，余先生将其翻译为“昨日希腊的光荣和往昔罗马的盛况”。当时读起来，年轻的心底隐隐有些失望，我就主张把这两句直接直译为“希腊的光荣，罗马的辉煌”。因为在语境之中，那本就必然是指向过去的往昔，根本无须再将“昨日”与“往昔”生硬地写进精炼的诗句里面。这些年以来，只要一谈到文明废墟的话题，脑海深处便会不由自主地想到爱伦·坡的这两句诗：“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 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然而绝妙的好诗，归根结底其实是不可翻译的，《致海伦》无论后人怎么翻译，在某种意义上都注定是难以尽善尽美的败笔，余光中先生当年的译文实则已属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只是在那个年轻气盛的岁月里，我们尚且无法深刻体会从一种语言跨越到另一种语言驾驭文字究竟有多难，偏偏硬要去做注定成为败笔的事。
我们当年执意硬译的另一首爱伦·坡的诗是《梦中梦》（A Dream Within a Dream）。原诗中那种如梦似幻、无可奈何的虚无意境本就无法言传，怎么翻译读起来都觉得很拙劣。逝去的爱情就像攥在手里的流沙，即便你死死攥紧，它依然在指缝间不停地散落；而且攥得越紧，散落得越快。恰如古词所叹：“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然而我们的专业并不是文学，翻译与写作纯粹都算是业余爱好。那时候在北大东门外有一个自由市场，可以买到便宜的散装墨盒烟。在清贫困窘的日子里，我们那些写满涂改痕迹的翻译稿纸，许多最后都被我们顺手撕下来卷烟抽掉了。
困顿坚守：拒绝沦为异乡的“普宁”
在诗意与文字的背后，北大的青年学生生活其实远不像文学作品中描摹得那么风雅浪漫。我们在四十六楼宿舍里熬夜看书写作到深更半夜，最频繁、最切身的感受往往是饥肠辘辘。到了后半夜，校园里所有的店铺早就关门了，各个校门也尽数落锁，更何况囊中羞涩的我们口袋里本来也没有几个钱。每逢入冬以后，学五食堂前面的空地上经常大片大片地晒着过冬的大白菜。我们在宿舍里熬夜看书，面对尖锐的饥饿感，有时候就实在难以抗拒那些大白菜散发出的诱惑。有一个大雪纷飞的半夜，苗强裹上一件军大衣悄悄溜下楼去，顶着寒风偷了一颗大白菜回来，在煤油炉上给大家热气腾腾地煮了一锅挂面充饥。还有一次半夜，我们实在忍不住饥饿折磨，几个人翻遍衣兜凑了几块钱，摸黑跑到学五食堂旁边那家深夜窗户还透着微弱灯火的小餐馆去敲门。店里所有的饭菜都卖光了，只剩下一颗硬邦邦的冰冻猪心。我们如获至宝地把这颗猪心买回宿舍，点着煤油炉慢慢地炖煮，宿舍四个人便神情肃穆地围坐成一圈，在漫长的咕嘟声中静静等着它彻底煮熟。
研究生毕业以后，同窗各自奔天涯。苗强收拾行囊回到了沈阳老家，我则回到了济南老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偶尔还会收到他从北方寄来的信件。有一次他在信中无比落寞地写道，自己如今在老家过着一种“不伦不类”的日子，字里行间透着生活的不如意。从那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每当我在任何地方看到“不伦不类”这个词，眼前都会立刻浮现出他在那封来信中的字句。
后来辗转听说，他的女朋友办妥了手续远赴美国，然而苗强自己却执意不想去。早在当年北大求学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曾认真讨论过将来去美国谋生的可能。苗强当时非常清醒且决绝地说：自己英语不好，倘若真的去了美国，在异质文化的隔阂与现实挤压下，无非也就是沦为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普宁（Pnin: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同名小说主人公，流亡美国的俄罗斯文学教授，因语言文化障碍而在异国显得笨拙滑稽、尊严受损却精神高傲的学者形象），那样整个人在精神上就彻底废掉了。普宁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小说《普宁》里的灵魂人物，他原本是一位精通俄罗斯古典文学、才华横溢的学者，但移民到美国后，因为不可逾越的语言障碍而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显得迟钝怪异、滑稽可悲。苗强是一个何其高傲自尊的诗人，他不愿让自己残存的才华与尊严在异乡的语言荒漠中沦为笑柄。
在那个通信远不如今天发达的年代，人相隔两地，关于彼此的消息总是断断续续的，一半是传闻，一半是实情。不久之后，听说苗强在沈阳结了婚，但紧接着厄运降临，他突发严重的脑溢血。后来在沈阳读到他在病榻上写下的诗句，他用一种令人心碎的从容写道，自己跟死神如同刚刚分手的恋人一般。脑溢血的严重后遗症彻底剥夺了他的语言能力，整个右半身瘫痪在床。为了能够继续写作，他不得不从零开始重新学习用左手执笔写字，重新在病榻上一字一顿地学着开口说话。
在我正式动身远赴美国之前，苗强曾坐着轮椅去北京治病求医。我们这对昔日四十六楼的挚友在京城久别重逢，那一刻真是悲喜交集。当时的他说话依然极其不利索，含混吃力，但好在彼此相知至深，眼神与只言片语之间便完全能够心领意会。他坐在轮椅上，费力地问我这次去美国到底是去什么地方，我告诉他说是去芝加哥。苗强听后吃力地吐出几个字：“那是屠夫的城市。”“屠夫的城市”正是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在揭露社会黑幕的纪实巨著《屠场》（The Jungle）中对工业城市芝加哥的经典定义。短短几句交谈之后，他就陷入了长久的寡言少语，只是静静地瘫坐在轮椅上，听着我们在他身旁海阔天空地东拉西扯。而在我到了美国之后的最初几年里，四处奔波谋生，换了好几个落脚的地方，彼此之间的书信音讯便愈发稀疏不可寻觅了。
飞雪邮差：在异乡残阳下重新辨认永恒宿命
二十一年前一个极为料峭的早春时节，我在美国北方结束了学业，独自开着一辆此前被路边护栏撞瘪了车门的破旧二手别克车一路驱车南下，来到了德克萨斯，暂时借宿在一位朋友简陋的阁楼上。就在寄宿阁楼的某一个半夜，我毫无预兆地在睡梦中突然梦见了他。从心悸中猛然惊醒过来之后，我竟然完全回忆不起梦中具体的情节，唯独依稀清晰地记得看见了他那一双熟悉的脸孔，面容宛如隔着一泓微微晃动的清澈水流，欲言又止。梦醒后我坐在阁楼上暗自思忖，想着过几天无论如何要抽空给他写封长信，或者打一个越洋电话问候一下。
然而仅仅过了两天，国内同学的通知便越洋打来：苗强突发脑溢血复发，抢救无效去世了。在那一瞬间，我才如梦初醒般顿悟过来——前夜那场幽深难明的梦境，正是他在魂归道山、离别人世前特地赶来向我道别。年轻的时候，人在旅途，往往不在乎离别，总盲目地觉得人世间总有无数次重逢的机会。然而一旦冰冷残酷的永别突然降临，重逢与告别都再也不可能有了。当年在北京分手的时候，我们各自的生命深处其实都还存留着些许残余的诗意与清高的理想；然而在随后为生存奔波的岁月里，不知不觉间，我就主动撒手放弃了，整个人生一步步彻底退化为仅仅为稻粱谋而在世俗红尘中打滚的滚动岁月。反观苗强，哪怕整个人在死亡的幽暗深谷中苦苦挣扎、半身瘫痪，却自始至终不肯放弃我所轻易放弃的诗意与理想尊严，以残疾之躯用左手写诗，直到肉体生命耗尽终止的那一刻。
那一年清明我们专程去沈阳为他扫墓。苗强生前教过的一位女学生，神情肃穆地将白色的鲜花花圈在冰冷的墓碑前整整齐齐地摆好，随后毫不犹豫地跪倒在冻土上，毕恭毕敬地磕了三个响头。陵园周围只见枯木残阳，塞外的料峭寒风萧瑟呼啸。同去的几位老朋友在墓碑前久久流连，彼此红着眼眶，低声念叨起当年在四十六楼前半夜就着冷酒吹牛、一起帮着追女孩子的青葱时光。而在不远处的公墓高音喇叭里，却毫无温情地不间断循环广播着：严禁烧纸烧香，墓地管理费快要到期的家属务必尽快前来续费。眼看着塞外的天色越来越晚，我们最终在墓碑前向他洒泪道别。一位朋友忽然深深地叹息道：大家走得太仓促，竟然都忘了给苗强带上一瓶他生前最爱喝的二锅头，也没记得带上一包他喜欢的廉价香烟给他留下。到头来，我们只留下了一个简陋的花圈，在呼啸的寒风中孤独地与石碑相伴。
回到沈阳城里，我们走进一家东北菜馆吃晚饭，几个人就着大盘菜闷头喝了整整一塑料桶二锅头，借着火辣的酒精烧灼，冻僵的身心才终于重新找回了一丝人间的温暖。晚饭过后，沈阳本地的朋友说气氛实在是太伤感了，拉着大家去卡拉OK包厢唱歌排解。在包房里，大家一半是喝酒，一半是声嘶力竭地唱歌，听着周围的人轮番点唱，唱的无一例外全是通俗的爱情歌曲。当时在场一位伴唱的姑娘歌喉特别甜美清亮，她在唱完一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之后，拿起话筒说要将这首歌献给远道而来的朋友。那个时候的我，神智几乎已经彻底烂醉如泥，像置身于虚幻的梦境一样恍恍惚惚。伴唱姑娘随后挨着我坐下，轻声问道：“先生，听你讲话不像我们沈阳人，你是哪来的？”在那一瞬间，我喉头哽咽，竟然一时完全说不上来自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坐在身旁的一位沈阳朋友连忙替我打圆场笑着说：“啊，他是华侨，在阿联酋做生意，就是阿布扎比那地方。”
深更半夜独自返回旅馆，烂醉如泥地躺倒在床上，我才发现窗帘自始至终没有拉上，光秃秃的巨大树影在窗外无声无息地晃动摇曳。闭上眼睛的那一刻，沉重如铅的睡眠瞬间降临，微弱的意识防线如同被决堤的冰冷洪水瞬间彻底淹没。人世间的情聚情散，往往或长或短、如露如电，少年时代真挚的友情大多都遗失在人生的半途中。然而只要深埋在记忆深处的那份情谊不曾消散，过往岁月里所有的琐事便总是值得反复回味，现实中的世俗得失与落魄，在这一刻也终于变得不再那么沉重了。苗强生前在一首诗中曾写道：“我永远在返回的路途中，词语像飞鸟，只能在我的记忆里留下凌乱的羽毛。”
回到德克萨斯以后，我所工作的地方大力鼓励员工读书交流。我在推荐书单上推荐了两本，其中一本毫无保留地就是纳博科夫的《普宁》。当被问及推荐理由时，我借口说阅读此书可以从中学习跨文化交流；但只有我自己内心最深处清清楚楚地知道，我是穷尽半生也根本忘不了在远方地下长眠的那位孤单的兄弟。他生前决绝地不愿漂泊异邦，不愿让自己在文明的断层间沦落为滑稽可悲的“普宁”。他那份高傲和坚守让我深感惭愧，却也给予了我在这冷酷世间继续行走的莫大勇气。
苗强生前写过一首题为《下着雪》的诗：
下着雪，天地异常阴暗，没有风，没有人在外面走动，
仿佛这个世界一开始就下着雪，地老天荒，没完没了。
这时候有个邮差匆匆上路了，去告诉那远方的人，那患有怀乡病的人，
告诉他雪的消息，不幸的消息。
我躲在玻璃窗后面，厚厚的哈气，神情迷茫。
那远方的人，那患有怀乡病的人，一旦得到消息，就会立即赶回家乡。
雪仍旧下着，落在他风尘仆仆的身上。
他的眼睛和我躲在窗后的眼睛一样迷茫。
雪仍旧下着，没完没了，地老天荒。
这时候有个邮差上路了，去告知那患有怀乡病的人。
这是苗强的诗作《下着雪》。在生命的某些孤寂瞬间，我常常在恍惚中突然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冒雪在寒夜中匆匆上路的邮差，而与此同时，自己又何尝不是那个漂泊在远方、终生患有不可救药的怀乡病的人？可能在命运的广袤天地里，我们大家最终都不过是那个在漫天飞雪中奔波的邮差，也都是那个在窗后痴痴守候家乡不幸噩耗的怀乡病人。假如他还活着，今时今日，我们又可以围坐在跳动的微弱烛光前，通宵达旦地秉烛畅谈整整一个夜晚的诗歌了。
今天所讲的这个关于苗强的同窗往事，已经完整收录在刚刚出版的一部新书里，书名叫作《异乡故人》。全书记录了三十多位曾在生命中与我深刻交织过的故人身影与三十多个故事，那些全都是我半生漂泊中所亲身经历的人和事。之所以执意把他们形诸笔墨写下来，是因为我内心深处害怕再过些年记忆会越来越模糊，唯恐哪一天自己就彻底想不起来了。听完这个跨越数十载风霜的故事，如果您的内心深处也泛起了一丝波澜，因而能够更加珍惜生命中不可复现的一期一会（Once in a lifetime: 源自日本茶道美学的哲学概念，指一生仅有一次的难得相逢，当以全心全意对待），那便已然是我们在苍凉人世间难得的幸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