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道上的视觉反差：富裕病与健康的距离
各位好，我现在依然是在中山道上。从严高到中金川这100公里的山谷路段，前几天我趁着天晴走了一段，今天因为下雨，便停下来录一段节目。
从美国来到日本，一上街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视觉反差。美国满街都是肥胖人士，而日本人大多身材匀称，看起来要比美国人健康得多。这并不是说美国的胖子更喜欢上街，而日本的胖子喜欢待在家里，而是因为美国的肥胖人口基数本来就太大了。
我看过一份资料，其中提到美国的肥胖症患者在人口中的占比要比日本高出十倍。具体来说，有43%的美国人患有肥胖症，31%的美国人身体超重。也就是说，高达74%的美国人不是患有肥胖症就是身体超重，这个比例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
相比之下，只有4%的日本人患有肥胖症，只有20%的日本人身体超重。这两项加起来也只占日本总人口的24%。在美国，这个比例是74%，两者相差了整整50个百分点。日本的这个数字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
无处不在的肥胖危机与代步车文化
在美国，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不论是年轻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你每遇到四个美国人，才能碰到一个体重正常的。在任何地方——街上、商店、餐馆、超市、停车场，你的视线永远躲不开肥胖症患者。你每看到两个人，就差不多有一个是肥胖患者。
有些患者甚至胖到行动都困难，需要依靠电动代步车出行。一些超市甚至专门为他们准备了宽大的“电动代步车+购物车”组合，其尺寸就像是可以供两个体重正常的人乘坐的电动轮椅一样。在结账的地方，你会看到他们乘坐的电动购物车上装满了五花八门的食品，而这些几乎全都是加工食品。
反观日本，无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在乡村，在街头、车站、地铁、超市或温泉，你遇到的日本人，不管男女老少，大多身材匀称，行走轻快。他们看起来比同龄的美国人要年轻一些，而且比同龄的美国人更健康。
在东京、大阪、京都、名古屋这几个外国游客特别多的城市，如果你看到肥胖的西方人，尤其是肥胖的西方大叔大妈，你猜那是美国人，大概率是不会猜错的。
历史的回溯：被遗失的健康时代
为什么会这样呢？同样是发达国家，为什么日本没有出现全民肥胖？为什么肥胖症没有在日本成为一种健康危机，没有成为一种全民流行病？
有人说这是人种问题，但这显然是信口开河。从一百年前的照片和影片来看，甚至从几十年前的资料来看，美国人并不像现在这样满街都是肥胖症患者。
回顾二十世纪初和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人，不管是工人、农民、商人、店员，还是老师或街头上的普通人，很少见到胖子。他们看起来大都身材匀称、结实而且健康。就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人——那时候已经有了电视，留下了很多影像资料——你可以看到街上的人群当中也很少有肥胖症患者。
按照现在的肥胖标准，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肥胖症患者只占到美国人口的13%。虽然这个比例比现在的日本要高，但是还没有高到惊人的地步。那时候的美国已经是个发达国家，但人们的生活态度、饮食习惯和体力活动显然跟今天不太一样。
一直到1980年代初，美国的肥胖问题也并不突出。肥胖在美国成为一种流行病，其实是最近40年的事。那么，这40年里，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客观成因：农业过剩、工业食品与城市规划
2003年，也就是22年前，美国出版了一本关于美国人肥胖问题的书，书名叫**《Fatland》**（Fatland: How Americans Became the Fattest People in the World，中译《肥胖国度》）。书中详细剖析了美国人如何成为世界上最胖的人。那时候，美国人的肥胖率已经从1980年代初的13%跳涨到了33%。从那时到现在，这个数字又上涨了10个百分点，达到了43%。美国人的肥胖危机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更加严重，越来越失控。
为什么人会肥胖呢？从生理学的角度看，其实一点都不神秘。人摄入的热量大于消耗的热量，过剩的热量就转化成脂肪囤积在体内，这就产生了肥胖。用劳动人民的话说，就是“吃得太多，活动太少”。
《肥胖国度》这本书分析了美国人肥胖的原因，大体总结一下，可以分成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
所谓客观原因，大家都比较熟悉：
- 农业产能与食品工业：美国政府补贴农业，加上耕作现代化，导致美国粮食产能过剩，尤其是玉米这种作物严重过剩，即便大量出口仍然无法消耗掉。于是食品工业就把玉米制成玉米糖浆（High Fructose Corn Syrup: 一种廉价的甜味剂，常用于替代蔗糖），在食品中替代了传统的蔗糖。加工食品的配方开始以高糖为主，让人越吃越上瘾。
- 商业策略：快餐业兴起以后，不断加大每餐的分量，鼓励消费者多吃。
- 教育体系的妥协：学校的午餐也向食品加工业屈服，不再注重学生的健康。学校甚至减少了体育课，减少了学生的户外活动时间。
- 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倾向于鼓励开车，道路的设计也不鼓励走路或骑自行车。像大部分道路甚至没有人行道。
在这里必须插一句，人行道是日本道路跟美国道路的另一个巨大反差。日本大部分道路都有人行道，即使是乡村道路仍然有专门的人行道。在四国偏远的乡村、在东海道上、在中山道上行走，大部分路段你都有人行道可走。我在骑行穿越日本的时候，经过的所有桥梁和涵洞也都有人行道。
而在美国，甚至连很多小区都没有人行道，一出市中心很少有道路配备人行道。我汽车穿越美国的时候，发现所有的乡村道路也都没有人行道。我住的地方有条公路，本来有两米宽的路肩可以在上面骑车或者步行，但是前几年当地政府拓宽机动车道，把路肩挤占得只剩下了窄窄的一条，在上面骑车或行走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安全感，情况越来越恶化。
简单的说，更廉价、更耐储存、热量更高、更不健康的玉米糖浆、各种甜味剂还有饱和脂肪（Saturated Fat: 主要来源于动物油脂，摄入过量有害心血管健康），都成了美国加工食品的标配。同时，各地政府的城市规划急剧缩小了居民的户外活动空间，为居民的热量失衡——也就是肥胖——创造了条件。
过去，美国人有更多户外活动的机会。他们走路上学，在学校有更多的体育课，成年人也有更多的体力劳动，年轻人也有更多体育活动的机会。但是在《肥胖国度》出版的年代，也就是22年前，看电视已经代替了很多人的户外活动。学校用校车接送学生上下学，很多家长觉得还不够，自己开车接送孩子。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家门，孩子们不用再走路了。汽车越来越普及，仿佛只有买不起车的人才走路、才骑自行车。
而现在，网络游戏和社交媒体已经取代了电视，全民肥胖问题进一步恶化。打游戏上瘾、网络上瘾、吃垃圾食品上瘾，局势更加失控。以上这些，可以说是导致全民肥胖的各种客观原因。
主观成因：节制的匮乏与清教传统的消逝
《肥胖国度》也分析了美国成为头号肥胖国家的主观原因，也可以说是社会心理原因。简单说就是缺少节制，缺少自律，缺少个人责任感。
当体力活动不再是工作和生活中必须做的事，而是生活和工作之余自我提高的一个选项时，自律就成为防止肥胖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1980年代以来的美国文化似乎在鼓励人们放松自律，甚至放弃自律。而一旦放弃了自律，放弃了节制，一个富足国家的自然结果就是肥胖危机。
在这一点上，《肥胖国度》的作者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The price of abundance is restraint."（富足的代价是节制）。
关于美国这个国家为何能从世界边缘地带的一块殖民地发展成世界超级强国，有各种理论解释。理论是解释世界的，同一个世界可以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各种理论在各自的前提下只要能自圆其说，都会有一定的说服力。我们在看到各种理论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最完善的理论也只能解释一部分现象，同时可能被另一部分现象证伪。
关于美国的成功，有一种说法是跟殖民地时期的清教传统（Puritan Tradition: 强调勤奋、节俭、自律的宗教与文化传统）有关。清教传统十分注重一种品质，就是自律。这种说法可能来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在当代被“炒冷饭大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重新发扬光大。
美国的成功当然离不开美国人的勤奋和自律，但这40年，美国文化却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在美国经常会听到从东亚来美国的移民说：“美国人怎么这么懒？”这种评价在几代人之前的美国是不可想象的，但不幸的是，现在成了现实。
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讲过，亨廷顿去世以后，他的几位最有名的学生开了个纪念会。会上不止一位学生说，如今美国最具有勤奋、自律这些清教徒品质的人群，不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而是第一代移民，尤其是来自东亚的移民。
政治正确下的禁忌：当肥胖成为不能说的秘密
《肥胖国度》这本书在分析了导致美国人肥胖的各种客观原因以后，也转向了节制、自律这些个人品质和个人责任问题。
如果你说肥胖是有政治原因、有经济原因、有社会原因、有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很多人都说你讲的有道理。但是，你如果说肥胖有个人原因，跟个人的责任感、跟个人的节制自律有关，很多人会说你“政治不正确”。这是个很有争议性的话题。
在《肥胖国度》出版的时候，这个话题已经很有争议性；在今天，争议性更大，甚至有些人完全是用“政治正确”与否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
肥胖成了美国的全国性危机，除了政治、经济、社会等等难以改变的原因以外，个人到底究竟能做什么？个人究竟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这不是个跟普通美国人无关的假问题，而是每一位美国人都回避不了的现实问题。毕竟身体是每个人自己的，健康也是每个人自己的。
肥胖是一种可以预防的流行病，它跟人的身高和长相不一样，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的选择。这才有节制和自律的问题。用劳动人民的话说，就是一个人能不能管住自己的嘴，能不能节制吃过量的冲动，能不能有出门活动、消耗过剩热量、保持身心健康这种自律。
肥胖不只关系到身体健康，而且也关系到心理健康。肥胖不仅导致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癌症等严重的身体疾病，而且也导致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这是医学界的常识，也正在成为大众的常识。
日本的启示：文化中的节制基因
除了有益健康的各种基础设施，像随处可见的人行道，像鼓励走路、鼓励大家乘坐公共交通外，日本人在吃饭方面的节制和自律，也是一个避免让肥胖成为全民健康危机的重要原因。
日本的超市和便利店也有各种预制饭菜，但分量比美国要小得多。在公共场合，你几乎看不到随时往嘴里塞东西吃的日本人。
日本有3000家麦当劳（McDonald's），数量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在日本骑行和徒步的时候，有些偏僻的小镇上都能看到麦当劳，而且很受当地人的欢迎。你进去一看，男女老少顾客都有，而且经常需要排队。但是跟美国的麦当劳相比，最大的差别就是日本麦当劳的饮料杯子要小得多——其中号杯大概只相当于美国的小号杯，而且没有那种“喝完了自己随便接”的饮料机。
吃什么、喝什么当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吃多少、喝多少。美国的麦当劳鼓励你多吃多喝，暴饮暴食；日本的麦当劳鼓励你节制。在这种文化当中，人们似乎把身体状态跟自律、跟节制挂钩。
肥胖被很多人看成是缺少节制、缺少自律的结果。这当然会给人造成某种压力，尤其是心理上的压力，但是这种心理上的压力，其实际效果却保全了个人的健康和全民的健康。
日本人和美国人在观感上的反差，表面上看是体型的不同，实际上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两种不同的文化。其背后是对身体的不同认知，对生活方式的不同选择，对责任感的不同取向。
惨痛的代价：比战争与毒品更致命
不同的认知、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取向，带来了不同的后果。
2022年6月份，世界著名的医学刊物**《柳叶刀》**（The Lancet）刊登了一篇论文。那篇论文指出，美国肥胖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吸烟。美国每年因为肥胖死亡的人数高达50万，平均每天死1300人。而每年因吸烟导致死亡的美国人是48万（这还包括了二手烟的死亡人数）。
相比之下，每年因为吸毒死亡的美国人是10万8千人；每年因为枪支导致的死亡人数，包括自杀和他杀，加起来总共是4万7千人；每年因车祸死亡的美国人是4万2千人。
也就是说，美国因为肥胖死亡的人数，是吸毒、枪杀、车祸统统加起来造成的死亡人数的2.5倍。
在美国，没有人鼓励吸毒，没有人鼓励枪杀，没有人美化车祸。但是在美国，却有无数人鼓励暴饮暴食，美化肥胖，甚至把“肥胖导致身心疾病”这种科学问题当成政治不正确。
政客为了讨好选民，不敢再提肥胖问题。在一个74%的人口有肥胖和超重问题的国度，没有政客敢在这个问题上得罪选民。一些政客夸夸其谈，说要改革医保如何如何，但没有政客敢于直面这个现实：肥胖正在拖垮美国的医保。
根据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的估计，肥胖每年直接造成的医疗费用超过了1700亿美元。这相当于每个美国人平均每年要为肥胖患者花570美元去治病，这还不包括由肥胖引发的各种疾病——像癌症、心脏病、糖尿病——的治疗花费。
肥胖不只是造成美国长期的健康危机，而且正在成为国家的安全隐患。这些年美国军队征兵困难，报名参军的年轻人并不少，但是太多报名的年轻人身体达不到要求。根据CDC的数据，美国高达71%的年轻人达不到入伍标准，不是体重超标，就是体能不达标。
结语：正视房间里的大象
这二十来年，“政治正确”不断扩大化，让肥胖问题雪上加霜，进一步掩盖了这个问题的科学真相。政界、文化界和商界，有些组织和个人借政治正确牟取私利，把批评肥胖问题混同于Body Shaming（身材羞辱）或Fat Shaming（肥胖羞辱），说成是羞辱身体，说成是侵犯自由。
一个人的身高和长相不是自己能选择的，不是自己能决定的，身高和长相也跟健康没有关系。但是，一个人是否控制自己的体重是个人可以选择的，而且体重跟健康有直接关系。对别人的长相和身高说三道四，那是Body Shaming，那是羞辱身体；但是说肥胖危害健康，这是科学常识。搞政治正确走火入魔，扩大到肥胖问题上，真正的受害者恰恰是肥胖症患者。
在前几年的新冠大瘟疫当中，八成重症感染者以及感染后死亡的人，有肥胖症或体重严重超标。那些不幸的人，很多本来是有机会正视自己的问题，改善自己的身体状况的，但是政治正确永远夺走了他们的机会。
一个正常人会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的身体，但也会正视自己身体的问题，不会讳疾忌医。一个人接受自己的身体并不等于爱自己的肥胖症。一个人因为政治正确假装爱上一种病，或者把病态说成常态，这只是反映了一种心理失衡，这是一种心理问题。当一个社会不敢再讨论疾病的根源，不再鼓励节制和自律，而是把“接受自己”变成“放纵自己”，变成放弃改善，整个社会的健康就会面临崩塌。
我们前面介绍《肥胖国度》中的那句话："The price of abundance is restraint." —— 富足的代价是节制。社会越是富足，越是丰盛，就越需要人的节制，越需要人的自律。
肥胖当然有个人难以改变的社会原因，那是社会学家研究的对象。但是，对于你我个人来讲，肥胖问题的本质就是节制和自律。有没有节制，有没有自律？我们人类是一个具有自我毁灭倾向的物种。我们一旦有某种自由，就倾向于滥用那种自由。这种滥用自由的例子不胜枚举，好比说人们酗酒、人们吸毒、人们挥霍钱财、人们还滥用权力。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段，吃饱是一种豪华的享受，是一种奢侈。但是随着现代农业和食品加工业的兴起，食物变得唾手可得。加上个人责任感的缺席，很多人就开始滥用饮食自由，结果就是全民肥胖。
在美国，当肥胖人口已经超过国民人数的四成，当四分之三的国民不是肥胖就是超重，倡导饮食节制似乎成了一种冒犯，个人自律似乎成了一种文化禁忌。在这种社会政治文化氛围当中，健康人性的免疫机制就失灵了，肥胖就演变成一场历时几代人的全民流行病，演变成一场国家危机。
这些年经常听到有人说日本“失去了30年”。当然，很多人是人云亦云，也有不少人是幸灾乐祸。失去的30年，可能很多是发生在数字上，数字是生活世界的抽象。在日本的街头，你可能需要拿着放大镜去寻找，才能找到一些“失去30年”的迹象。
从身材臃肿的美国街头，到身材匀称的日本街头，这种强烈的视觉反差让人觉得：这30年，日本可能失去了很多数字，但普通日本人好像并没有失去自律、节制、个人责任这些传统品质。这种随处可见的强烈视觉反差，也让人们禁不住想：这几十年，美国到底失去了什么？数字看上去好像都不错，至少比日本好得多，但有句话说，“身体是诚实的”。至少街头人群的身体，比一些政治正确的说辞更加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