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术狩猎心态的蔓延与深层根源

大家好，我是Anthon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们通过对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年在中国发生的一场政治运动）时期的研究，分析了一篇社论，探讨了巫术狩猎心态（Witch-hunting mentality: 一种对绝对纯粹的偏执追求，导致敌人无限扩大化，并伴随对迫害的恐惧）的思维模式。这种心态在当代中国相当普遍，更重要的是，这种思维倾向超越了各种意识形态的表层差异，构成了中国各种社会思潮背后深层的共通性。无论是对“小粉红”的批判，还是民族主义的狂热，抑或是对自由民主的认同，都可能被这种巫术狩猎心态所感染。

这种心态表现为对绝对纯粹的偏执追求，导致敌人的无限扩大化，以及对迫害的恐惧。当事人会觉得自己被一种无形无质的邪恶所笼罩。在这种善恶、纯洁与污染的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 将世界简化为好与坏、纯洁与污染的对立）中，世界被简化为一场永恒的斗争。结果是任何思想，无论其最初的意图多么进步和解放，都可能演变成一场不断扩大的驱邪仪式。因此，本期视频将深入探讨这种巫术狩猎心态的底层逻辑究竟从何而来？为什么这种相当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社会中如此容易被激活？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在那时被推向了极致。我们将尝试理解文化大革命在心理学上意味着什么，以及它是否包含了一些人类精神的普遍规律。

文革：一场社会性的集体心理退行

就像我们去年关于文革创伤的那期视频中提到的，从心理学角度看，文化大革命可以被视为一场影响整个社会的集体退行（Collective Regression: 指一个社会或群体在压力下，其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退回到更原始、更不成熟的阶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完全退行到更幼稚、更早期的精神状态。这体现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中，退化为一种高度理想化的慈父与万千顺从的子女的关系。个体将自己完全托付给那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父亲。

在情感状态上，表现为一种融合与共生的狂喜，以及毁灭性的仇恨。在心理功能上，表现为分裂（Splitting: 心理学概念，指婴幼儿倾向于将事物看作非好即坏、非黑即白，是一种原始的思维方式）和投射（Projection: 心理学概念，指个体将自身无法接受的情绪、动机或欲望归咎于他人）等更基本的心理功能，取代了整合与反思等更高级的心理功能。

分裂机制让一个人将他人分为“全好”和“全坏”两类：你不是“革命群众”，就是“牛鬼蛇神”。而投射则更为隐蔽。当革命激情，也就是融合的狂喜，在现实的挫折面前无法掩饰时，个体可能会产生巨大的攻击性和怀疑。然而，由于个体无法承认自身有问题，更无法承认这个伟大的共同体或革命理论本身存在缺陷，因此这种攻击性和怀疑被投射出去：一定是那些潜伏在人民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在暗中破坏。而那些更高的心理功能，例如反思、共情和现实检验，则会被视为软弱或不忠。

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巫术狩猎阴影

当然，文化大革命在今天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那种文革式的巫术狩猎心态，仍然存在于当代中国，并以一种更不易察觉的方式渗透着当代中国社会。从近年来全国范围内的“抓间谍”行动，到社交媒体上层出不穷的反日民族主义浪潮，我们都能看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子。

例如，一个商场里的太阳形图案会被举报为日本军旗；一个品牌的Logo使用了红色的圆圈，就被指责为“精日”；一位明星或网红庆祝生日，如果日期恰好是“七七事变”或其他抗日战争纪念日，他们就会遭到网络暴力，直到被迫道歉。

中国式“驱邪”与德国式“自保”的本质区别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做出区分：中国社会这种选择性排斥日本元素的现象，与德国对纳粹符号的严格限制，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德国的禁令是其防御性民主原则的体现，其核心逻辑是民主制度为了自我保护，必须处理那些试图利用民主自由来颠覆民主思想本身的群体。这种法律限制是一种高度理性、有针对性的法律和政治行动，它针对的是有明确历史定义的特定符号和言论，例如纳粹敬礼、否认大屠杀等，而不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对“邪恶”的物质化。它不认为纳粹精神像病毒一样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一种基于历史反思的程序性自我保护，其边界清晰，没有无限扩大的倾向。

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巫术狩猎，则是一种前现代的、充满不安全感的集体驱邪仪式。他们担心的不是伤害民族感情，而是认为背后真的有日本间谍、台湾网军等群体在操纵一切。他们认为存在一种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邪恶精灵或本质。这种“邪恶”被认为能够通过神秘的方式，污染我们纯洁的民族精神。任何符号、任何词语、一件衣服，都可能成为这种邪恶力量的载体。

因此，它的目的不是界定清晰的法律边界，而是追求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绝对纯粹”。这意味着它的敌人名单必然会无限扩大。从公开的符号，延伸到任何可疑的言行举止和思想。例如，某位古装剧导演在作品中犯了中国文化的基本错误，立即就有网友断言：“查查他的成分”，他是不是行走的“五十万”？在他们看来，只有来自境外的间谍，才会对中国文化如此陌生。一个简单的错误背后，必然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险恶动机。

但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也缺乏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例如，前几年有位网友仅仅因为自称来自“北方”，其用词不符合某些人对“北方人”的刻板印象，就被许多网友怀疑是境外势力冒充。也有人建议用春晚小品里的流行语作为暗号，钓鱼检查网友是不是自己人。小红书上也有这样的帖子，有人因为男朋友不会唱国歌而感到气愤，怀疑对方是间谍并举报。尽管这件事可能并非真实，但许多网友并没有下意识地觉得这很荒谬，反而悠哉地讨论要不要举报、如何举报，这比事件本身更令人感到荒谬。

文革与巫术文化的深层连接

如果我们观察到的当代社会各种现象都带有“驱邪仪式”的成分，那么要理解这种仪式的原型及其最极端、最彻底的表现，我们就需要回到那场重塑了中国社会心理结构的运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它更是一场全国范围的、持续十年的大型巫术事件。它将一种古老的思维方式，以现代革命的面貌推向了极致。

文化大革命与巫术文化的深层连接，王毅在1993年发表的《文化大革命与巫术文化》一文中，做出了真正精彩的分析。尽管这篇文章写于三十年前，但至今读来依然非常深刻。作者指出，人们常从秦制、法国大革命、斯大林主义等角度来分析文革的起源，然而从巫术文化，或者说从原始思维（Primitive thinking: 一种前现代的、非理性的思维模式，认为世界充满神秘力量和无形实体，并倾向于通过巫术仪式来应对）的角度来理解文革和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却极为罕见。然而，这个角度可能比其他角度更为深刻。

作者认为，文化大革命虽然打着破旧立新的激进口号，但其诸多行为模式，实际上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古代的巫术文化，它是一场大规模的文化返祖现象。例如，当时流行的划掉反革命分子的名字和照片，或者将其名字倒写，或者用谐音来表达极端的仇恨，这种做法直接抄袭自巫术文化。在古代，人们相信一个人的灵魂，必然通过某种神秘的方式渗透到毛发、唾液、指甲以及身体的各个部分，以及其影子、肖像、名字等与他相关联的物品中。因此，只要这些东西受到损害，就等同于那个人的灵魂受到了真实的、物理性的攻击。这种迷信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原始宗教中普遍存在。因此，原始宗教对上述物品都抱有各种神秘的禁忌。

在当代社会，这些禁忌可能会被包装成一种非常理性的形式。例如在朝鲜，如果你不小心弄脏了领袖的画像，那么无论你如何辩解，这都是对伟大领袖的亵渎，是死罪。这看起来像是对个体内心意图做出理性推断，罪名也完全是政治性的、世俗性的，例如反对伟大领袖等。但这种理性辩解只是一个门面，其底层逻辑恰恰是巫术。也就是说，它认为领袖的画像不仅仅是领袖的象征，在一种神秘的意义上，它就是领袖本人，它被注入了领袖的神性。因此，弄脏画像不是一种间接的不敬，而是在物理层面上对领袖本体的攻击。

在现代法律和道德框架下，一个行为的严重性取决于它造成的实际损害。如果一个人当面侮辱另一个人，这等同于伤害他人，造成了直接的心理和名誉损害。而一个人在自己家里偷偷诅咒他人，只要不被发现，它仍然只是我们想象中的一个概念，并没有发生实际损害。然而，在巫术的世界观中，施行巫术，也就是把小人埋到地下，诅咒自己讨厌的人遭受灾祸，这被认为是在宇宙层面上对人与神秘力量的操控。它不是在表达个体主观的仇恨情绪，而是在客观意义上造成损害。正因为如此，它甚至比公开的言语攻击更令人感到恐惧。

这也就成为了政治清洗中最方便的罪名。例如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一个莫须有的巫蛊指控，最终导致太子、公主死亡，上万人被杀，数十万人受牵连。文革时期，在人的名字和照片上打叉，不过是这种古老巫术的一个变种。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场全民驱邪仪式

例如，文革时期著名的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也极具代表性。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这种狂热源于驱邪巫术。因为古人相信，所有的灾祸都是潜伏在我们身边的邪灵作祟的结果，因此需要不断地驱邪。例如，有人生病，或者牲畜无故死亡，人们就会请巫医在身边的人群中搜寻，他是不是被鬼神附体了？对于那些被判定为鬼神附体的人，人们就会对其施以残酷的对待。

在文革时期，例如在一些工厂，当生产下降或者某些机器突然损坏时，人们不是反思生产流程、分析技术原因，而是立即成立调查组，去调查哪些工人阶级成分不纯，或者有历史问题的人，他们认为一定是这些人搞破坏。这与巫师通过各种征兆来寻找被鬼神附体的人，是完全一致的。

与此同时，工厂领导还会对所有工人进行各种形式的思想教育，让反革命分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自我反思和忏悔，这等同于一场公开的驱邪仪式。这也是为了防止其他人被鬼神附体。值得注意的是，与典型的政治斗争中蓄意陷害不同，这种对阶级敌人的清洗和改造，首先它不是针对任何个体，而是针对那些神秘的力量。斗争的目的也不是打倒某个具体的人，而是打倒那个抽象的邪灵。因为这个邪灵，它有可能附体在任何人身上。因此，全民都有一种强烈的热情去寻找线索。

例如，文革时期，一位女教师因为发音不标准，有一天她在读“林副主席”时，“主”字发成了第一声，听起来有点像“猪”，结果就被举报，还被指控恶意攻击文革。正如列维-布留尔（Levibrühl: 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原始思维理论的提出者）在《原始思维》一书中所说：“原始人觉得自己受到一种无休止的、几乎从未见过的，而且是永远令人恐怖的无形实体的包围。鬼神充满了整个天空和每一寸土地。它们在路边、在树林里、在岩石上，它们日夜不停地跟踪着人们。即使在自己的家里，人们也找不到避开鬼神的地方。它们在屋子的各个地方都能被发现。”

因为原始人相信鬼神无处不在，所以驱邪就成为了最重要的生存手段。正如作者所说，文革群众运动的基础，也建立在一个充满妖魔鬼怪的宇宙图式之上。我们还强烈地感受到，自己被划分为“五类分子”或“七类分子”、“地富反坏右”、“走资派”、“黑帮黑线”、“潜入革命阵营的毒蛇”、“披着羊皮的狼”、“糖衣炮弹”等等，这些无休止的、几乎从未见过，而且是永远令人恐怖的无形实体。因此，我们必须时刻把阶级斗争放在首位，要年年讲、月月讲阶级斗争。毛泽东说文革要“七八年再来一次”，也是同样的道理。

从我们今天的角度回望，文革时期的人们，似乎陷入了一种集体性的偏执。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政治禁忌、神秘和怀疑的环境中，任何无心之言或举动，都可能导致万劫不复。

巫术思维的恶意预设与现代迷信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巫术是一种非理性的思维方式，那么为什么这种思维从根本上总是阴郁和恐惧的？为什么它总是指向恶意、危险和迫害，而不是善意、好运和被祝福呢？

许多中国家庭都有各种神秘的禁忌。例如，一双筷子插在米饭里，这种中性的形状，为什么它必然与给死人上香联系在一起？我们如何与这种不祥的场景联系起来？为什么它不能被解读为一种祝福，祝你一帆风顺，或者它可能预示着一种持续进步的愿望呢？

例如，中国传统婚礼中有很多禁忌。例如，新娘出嫁时脚不能沾地，否则就被认为是不吉利的。从巫术角度看，新娘出嫁时，正经历一个重要的身份转换时刻。此时，她的身心都被认为更为脆弱，极易受到地面的污染。不让脚沾地是一种辟邪的方式，以确保新娘以纯洁无瑕的状态进入夫家，从而保证未来婚姻的顺利。

我们说，巫术思维常常带着恶意来审视外部环境和变化，因为它总是有一个预设：自我是无力、被动和纯粹的。因此，它极易受到外部污染。我的纯洁是如此脆弱，以至于任何微小的、不寻常的事件，都可能是一场污染或渗透过程的开始。因此，从科学角度看，这些猜想是无法驳斥的。

如果一个人的主体性（Subjectivity: 指个体作为独立、自主的行动者，能够进行自我反思、批判性思考和现实检验的能力）不发达，即使他学了很多科学知识，他也会用一套科学术语来填充那种古老的巫术心态。例如，他可能不再害怕“鬼神”，但他会转而对“细菌”、“核辐射”、“转基因”产生一种不成比例的、非理性的恐惧，并发展出一套新的、复杂的进化仪式。在面对最深层的恐惧时，人们会忘记自己学到的知识。

例如，在2023年日本排放核废水事件中，许多中国人开始疯狂抢购食盐，因为据说食盐可以防核辐射。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和民间都掀起了一场抵制日本海鲜的运动。尽管从科学角度看，日本的鱼和中国的鱼都在同一片海洋中游泳，如果存在污染，那么中国的鱼也同样有害。然而，从巫术思维的角度看，这却是合理的。

古人认为，敌对部落的图腾（Totem: 原始部落或群体所崇拜的、具有神秘力量的象征物或动物）符号或精神是神秘的，它渗透到这个部落的一切事物中。因此，即使日本的鱼和中国的鱼在同一海域，但只要一条鱼被贴上“日本”的标签，它就成为了那个邪灵的载体。吃海鲜不仅仅是吃海鲜，它是一种危险的仪式，它会带来厄运。然而，这种厄运被命名为“核辐射”。而来自中国的鱼则被认为是安全的，因为它受到我们自己图腾的保护。

我们说，主体性不发达是所有迷信的根源，而这种迷信，是单纯普及科学知识无法改变的。今天的人们可能不再提及“牛鬼蛇神”，但他会将“境外势力”、“资本”等概念，也视为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不断渗透和腐蚀我们的邪恶实体。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