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兴趣与讲座缘起

近代史是贾葭过去20年个人比较感兴趣的领域，他阅读的书籍也以近代史居多。在武律筹办家庭图书文化节并计划举办讲座时，他们正在录制一期关于宋教仁的节目。贾葭便随口提议，不如就讲讲“为什么要读近代史”。他认为这虽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许多学者、书人或媒体人都在不同场合讲过，但他对此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南京总统府：近代史的缩影

贾葭对近代史的兴趣始于1998年去南京读书的经历。刚到南京第二天，他便参观了太平天国王府（即后来的总统府）。这座建筑群庞大，几乎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它先后作为两江总督署、太平天国天王府、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府，并于1928年和1947年成为中华民国政府的驻地。两江总督署曾住过马新仪、沈炳成、张之洞、刘坤一等十几任近代名臣，洪秀全也曾在此设立天王府。然而，他回忆当时导游的讲解，却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洪秀全拥有2000多位妻妾的逸闻上，而非建筑所承载的深层历史意义。

历史建筑与人物的交织

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的就职仪式便是在东华厅举行。建筑群中还有一幢民国风格的紫霞楼，因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自号紫霞而得名，他在此居住了11年。随后，蒋介石于1947年行宪后也曾在此居住，但没几年便迁往台湾。贾葭在2008年去台北时，发现中华民国行政院的外墙与南京紫霞楼的外立面特别相似，这让他怀疑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

南京的近代史印记

南京这座城市承载了许多历史。贾葭后来还去了下关的静海寺，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便是在此签订。当时的两江总督牛鉴在寺内设宴款待英方代表，甚至在佛门净地杀猪宰羊，大搞宴席庆祝条约签署，这在佛教戒杀的背景下显得尤为讽刺。此外，南京东郊的中山陵及其周围，安葬着廖仲恺、谭延闿等许多名人，汪精卫的墓地也在此。

汪精卫之墓与历史评价

贾葭当时去梅花山顶看汪精卫的墓地时，发现只剩下一块碑，上面写着“汪精卫之墓遗迹”。这座墓曾被国民党炸过一次，文革期间又被共产党炸过一次。后来，贾葭在东京得知，那里也有一个汪精卫的衣冠冢。这个墓是由当年南京政府时期汪精卫的一位日本下属的后代，于1988年到南京寻访汪精卫墓时，抱回几块原墓的水泥构件，在东京为汪精卫做了一个衣冠冢。东京汪精卫墓碑上写着“孙文之高弟（高弟: 优秀弟子） 爱国者汪精卫之墓”。“孙文之高弟”可以理解，但“爱国者”的称谓则引发了贾葭的疑问，也揭示了不同国家对同一历史人物评价的差异。

妙宾：被牺牲的和平使者

在日本桥的小网神社（或称铁炮神社），有一块为妙宾（原南京国民政府外交官）设立的纪念碑。妙宾是中国外交系统里唯一见过昭和天皇的人，他见天皇是为了谈中日和谈，并且是受到了蒋介石的亲自委托。然而，妙宾谈了一年多后，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将日本打得一塌糊涂，蒋介石认为已无需和谈，便转头否认此事。妙宾回国后，被认为是通敌的叛国者，在苏州被枪毙。他在审判前曾表示是受蒋介石委托，但蒋介石不认账。日本人则认为国民政府有诚意派妙宾来，且他受蒋介石委托，因此对他很看重，觉得他是和平使者。大概在八十年代，铁炮神社为妙宾立了一块碑，碑额上写着“和平神妙宾纪念碑”。贾葭指出，两国对同一人物的评价如此不同，让他反思我们所学的近代史是否过于简单叙事或脸谱化。

个人研究与《摩登中华》

面对这些疑问，贾葭一头扎进去阅读各种近代史书籍。世纪之初，中国思想界比较活跃，出版了许多敢说敢写的作品。当时还有像贝维特这样的出版公司，从台湾引进了唐德刚、余英时、张朋园等学者的全套著作，使得他们能够比较容易地接触到台湾学者的研究。贾葭本人于2019年出版了《摩登中华》一书，探讨中华帝国如何从帝国变成民国的现代化进程。他以历史爱好者的身份，而非学者，去读书和写作。

读近代史的必要性一：理解当下中国

贾葭认为，读近代史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中国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困惑，对中国当下的诸多疑问，往往需要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甚至更早才能找到答案。例如，葛兆光老师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是从南宋开始的，因为经历了辽金元对峙后，汉族开始思考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从而有了主体意识。而综合各方史家观点，普遍认为是从鸦片战争国门被打破开始。这短短一百多年，在中国历史上虽是一瞬，却塑造了我们今日的国家。

极权化进程与社会心理

回看这一百多年，我们会发现许多问题，例如中国如何被塑造成一个极权国家，以及从清朝到北京政府、南京政府，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极权程度为何越来越高。这种极权化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惯性，从元朝开始，元明清三朝的极权程度就很高，例如明朝废除了丞相制，皇帝独大，清朝则继承了明的做法。同时，近代史也解释了中国社会为何对秩序、稳定、统一这些“大词”如此敏感。过去170年，它塑造了当代中国的制度观念以及大众的心理结构。例如，对大一统的执着，以及对新疆、西藏等问题的强烈反应，都源于这种心理。

民族主义的形成与排外意识

贾葭指出，张太炎和梁启超在1905年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转变为“五族共和”时，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那时统一或大民族观、大一统观念便慢慢形成。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举例，1915年反日游行时，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去推倒圣诞树、砸日本商店，这与2012年反日游行时大学生们的行为如出一辙。这让人反思，过去100年中国除了物质科技发展，在人文观念和思想领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贾葭认为明显是退步的，例如义和团当年砍圣诞树，以及当下对圣诞节的限制，都反映了排外意识的根深蒂固。

对革命与学生运动的警惕

过去一百多年，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对革命、动乱、分裂都高度警惕。这种对群众聚集、学生聚集的恐惧，源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1989年之后，北京高校开始对大学生进行军训，每年六月高校都风声鹤唳。这反映了政府对学生运动的警惕。台湾学者黄克武（《南京时期的学生运动》作者）在书中解释了“偌大一个中国，放不下一张课桌”的口号，以及为何对学生运动如此警惕。因此，要理解我们的当下，必须回溯一百多年前的历史。

读近代史的必要性二：探寻历史的可能性

读近代史的第二个必要性，是它能告诉我们中国从近代化以来走到今天，是否是一个必然的答案。贾葭在大学时，历史老师高华教授曾问学生，若能倒转时间之轮，会回到哪一年。有学生想回到1921年嘉兴南湖举报“喝花酒”，而贾葭则希望回到1913年3月20日上海北站，阻止宋教仁遇刺。他的老师对此答案比较满意，认为宋教仁之死可能让中国错过了某种良性发展的可能性。通过回看近代史，我们可以列出当时中国所面对的各种可能性，思考为何我们没走那些路，而走了今天的路。

清末宪政与渐进改革

例如，1905年清廷派亲王赴日本考察宪政，拜访明治政府法制局局长有贺长雄。有贺长雄语重心长地指出：“好的制度是要解放人的，不是拘束人的”，这与清廷“不让老百姓干什么”的思路形成鲜明对比。1907年清廷出台的宪法，虽被称为“皇族制宪”或“假制宪”，但大部分是照抄日本宪法，目标是保证皇帝权力并促进国家发展。此外，徐世昌、康有为等主张渐进改革，在1912年清帝退位后，仍认为中国需要皇帝，推崇君主立宪。

袁世凯称帝与孙中山的暴力革命

清朝遗老们在1913年至袁世凯1915年称帝前，不承认民国，甚至在报纸上用“幽民”的“民国”称呼民国，称大总统为“统”。袁世凯称帝也受此思潮蛊惑。而孙中山等人因宋教仁遇刺发动二次革命，其本质是“夺权，抢班夺权，杀人”。从二次革命开始到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开府，标志着“两个中国”的出现，即中国境内存在两个以上中央政权，这种分裂割据在1941年达到顶峰，当时甚至有四个政权并存。暴力夺权为后来的分裂埋下了种子。

联省自治与社会主义思潮

另一种被遮蔽的思潮是陈炯明和赵恒惕主张的“联省自治”，效仿美国宪法，主张中央虚权。陈炯明曾批评孙中山的广东政府“以一国凌驾于一省之上”，认为其对广东是巨大负担。这种构想也有尝试，例如1919年湖南省宪法中“省民可以自由持枪”的条款，至今仍令人震惊。此外，社会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陈望道从日本翻译的河上肇版本《共产党宣言》，成为早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北京共产党小组建党所用的文本。1920年代至1930年代蔓延西方的左派思潮，使“平等”成为迷人的词汇，共产党正是利用这些词汇在20年代崛起。

重新评估“唯一正确道路”

贾葭认为，我们应重新审视今天的中国是否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或人民的选择。通过摆出当初的各种可能性，比较是否存在比现在“唯一正确”更好的选择，思考我们错过了哪些道路，以及那些错过道路上的风景，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例如，陈炯明的路线，其墓地至今仍在惠州西湖边，提醒我们去对比当时的广东省宪法、湖南省宪法和湖北省宪法，这些都是官方近代史不会告诉我们的。他强调，我们现在的中国是不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或者它是不是一个唯一正确的道路，需要通过重读近代史去做新的评价。

读近代史的必要性三：理解社会创伤与恐惧

读近代史的第三个必要性，是理解中国社会和人民心目中深层的创伤和恐惧感是如何形成的。这与国共两党多年来推行的“耻辱史观”或“国耻史观”有关。贾葭非常讨厌这种史观，它将1842年至1928年（国民党）或1949年（共产党）的历史，描绘成一部被帝国主义侵略、凌辱欺负的持续性历史。

批判“国耻史观”及其影响

贾葭指出，北京大学的王奇生教授在《百年国耻叙事》一书中详细辨析了“屈辱”的定义，并质疑将“耻”这种个体情感放大到群体是否有效。他认为，国耻史观是为了制造仇恨，它明确指出“谁欺负了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导致当下“小粉红”的排外言论，并扭曲了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中欧关系的公平看待。

日本“自虐史观”的对比

与国耻史观形成对比的是日本右翼学者所称的“自虐史观”，即承认日本是侵略者，是坏人，因此要进行和平与爱的教育。这种史观影响了日本80年，但自2000年左右开始，一些右翼学者呼吁修正。贾葭认为，安倍晋三曾说“我们已经做过那么多努力了，不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背负着战争的包袱”，这与中国将“国耻”作为外交手段形成鲜明对比，导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极为扭曲，无法平等对话。例如，中国外交部在回应中日关系时，常提及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并指责其没有反省，这已将过去的“国耻”视为一种当代外交手段或抓手，而非正常外交。

动乱与对强人的渴望

过去170年，中国经历了各种动乱、饥荒、兵连祸结，如花园口决堤、南京大屠杀等，这些确实给中国人心理上造成了巨大伤害。这种伤害使得人们特别渴望安定、和平，渴望某种被安顿好的生活。因此，民众心理上会渴望某个强人来安排好一切，无论是孙中山、袁世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只要坐上那个位置，都会被视为“伟大领袖”，因为他们能“帮我们做很多事情”。这是中国民众对政权的渴望和期待，也源于近代史的这些记忆。

精英群体的失效与知识断裂

贾葭质疑中国精英群体在过去170年对中国道路的贡献。从甲午海战后，中国知识分子先后学习日本、德国、美国、法国，但任剑涛老师总结认为，这些学习都只是皮毛。中国的知识精英未能为国家前进打下良好理论基础或指明方向，这与传统中国“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不同。近代知识精英在重大问题上失效，以及从器物到精神的近代化变革在中国屡屡失效，导致知识传承和制度传承的断裂。例如，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留日派和留美派互相攻击，加剧了政局不稳。这些细致的问题，过去思考的人比较少。

重新定义“好的政府”与“现代性”

理解这些历史背景，才能明白中国人真正需要什么，他们对好的政府和现代性的期待是什么。我们如何确立一个有大部分共识的好的政府标准，并以此标准回看1912年以来四个政权对中国人民所做的事情，是理解社会创伤和恐惧的关键。

读近代史的必要性四：挑战简化叙事

读近代史的第四个必要性，是挑战被某种或某类特别简化的叙事所深深控制的历史。贾葭曾撰文质疑“落后就要挨打”的论断，认为其缺乏逻辑证明，并举例加拿大和欧洲小国并未因“落后”而“挨打”，反而“犯贱”才会挨打。他以陆征祥在巴黎和会前的外交失信为例：陆征祥作为外交部长，先向日本承诺在和会上不提山东问题，后又在威尔逊总统支持下突然提出，导致日本对中国外交失去信任，促成了20年代中日交恶。这些历史细节往往被简化叙事所掩盖。

“不平等条约”的起源与北伐成功

“不平等条约”这五个字，在1921年之前几乎没有出现过。清政府签订的1100多个条约，从未被官方称为“不平等条约”，例如**《南京条约》中英国商人自由行商的条款，也对应着中国商人可在英国自由行商的条款。“不平等条约”是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时提出**，并因北伐而广为人知，成为广州政府对北洋政府进行意识形态压制的道德制高点。蒋介石北伐成功，与他每攻下一城便竖立“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牌子，以及在武昌蛇山刻下这七个大字，有很大关系。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简单叙事

这种简单叙事与“国耻叙事”相关。另一种简单叙事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不容置疑，将共产党作为新中国的前提，构成循环论证。类似的还有“西方亡我之心不死”。贾葭强调，我们在读近代史时，要警惕这些简单化叙事，思考历史事件的多重因素，照顾不同群体的记忆，并特别在意官方叙事中模糊或简略之处。

宋教仁与汪精卫的“被遮蔽”

贾葭举例，宋教仁遇刺后，国共两党的叙事都只提及二次革命，却未详细解释宋教仁的作为，也未曾假设“如果宋教仁不死”的历史可能性。这表明宋教仁是一个被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时遮蔽的人物。同理，汪精卫也是如此。贾葭提醒，当历史人物或事件在官方叙事中被模糊或简略时，往往意味着其中“一定有文章”，简单化叙事背后都有其意图。

读近代史的必要性五：培养公民意识与责任

读近代史的第五个必要性，是培养现代公民意识与公民责任。质疑官方叙事，怀疑过去深信不疑的东西，是一个痛苦的“吐狼奶”过程，意味着危险甚至牺牲。许多撰写北洋政府或民国史的学者，如傅国涌老师，都曾因此被喝茶甚至关押。

教会与民间组织的作用

贾葭认为，我们应留意那些“不让谈”的事情。例如，近代史中的知识分子选择、教会和民间组织的作用。191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赠19万美元（相当于现在十几亿美元）在中国建立了协和医院和协和医学院。到1935年，中国42所国立大学医学院院长都毕业于协和医学院。协和医院在当时拥有先进设施，如学生宿舍电话、下午茶等。中国大陆13所教会大学在1952年被裁撤，但它们在近代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成都的华西大学及华西医学院。

杜月笙与民间互助组织

贾葭指出，教会和民间组织在中国近代史中的作用被官方叙事遮蔽。例如，杜月笙曾任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长，但在官方叙事中，他只是“青帮老大”和“黑社会”。哥老会和门徒会等民间互助组织，在1953年却被定性为“反革命会道门”。贾葭回忆起爷爷讲述二三十年代哥老会如何协调粮食配给、发放钱财以应对饥荒的往事，这些都是官方历史中缺失的细节。

近代史的价值与展望

贾葭总结，近代史离我们并不遥远，有大量回忆录、可采访的当事人，甚至影像资料，可用于检证官方历史的问题。因此，读近代史有诸多好处：疗愈创伤、看清当下道路、为未来选择提供深刻洞见。以上五点便是贾葭认为为什么要读近代史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