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婚姻诉讼中的学术战场

这里是寿斯坦丁，在这里，你可以用最轻松的方式接受国际上最有趣的社会科学研究发现。Mark Regnerus是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郑教授，他所任职的社会学系全美排名前20。对许多博士生或新晋学者来说，职业阶梯的终点就是在这样一所声望卓著的机构当上正教授。然而，Mark Regnerus（下称“小雷”）的名声却在业界谷底，有人说他专门生产“垃圾科学”。五年前，他升上正教授时，业界的八卦论坛甚至有人唱衰，这所社会学系会因此掉到200名以外。这一切都与11年前，江湖上掀起的那场腥风血雨有关。

时间回到2010年前后，当时美国同性婚姻诉讼战遍地开花。加州的反同婚公投生效不到两年，就被联邦地区法院宣告违宪。反同方不服，战火持续向上延伸。1996年生效的联邦法令——多玛捍卫婚姻法案（Defense of Marriage Act, DOMA: 一项1996年生效的美国联邦法律，曾将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的结合），规定联邦政府必须承认一男一女的民事结合为法律中的婚姻。当时也有许多主张多玛违宪的诉讼正在缠斗。另外，2012年之前，美国50州有43州禁止同婚，所以当时也有许多联邦地区法院控告州政府违宪的诉讼。

无论是同性婚姻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意识到他们正处在历史性的时刻。这些诉讼正在往最高法院汇聚，大法官们很可能在一两年内做出里程碑式的判决。在诉讼战中节节败退的反同阵营尤其焦虑，他们发现之前用来说服大众很有效的说辞，却没办法说服法官们。三一大学的学者Amy Ys Tr发现，主要由基督教右派团体组成的美国反同阵营，在2000年后逐渐改变他们的说话艺术。反同人士意识到，美国大众对同性恋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于是不再攻击同性恋本身。既然大家都觉得相爱是人权，这时候如果继续调整策略，肯定会把同温层越做越小。他们开始转向后果论（Consequentialism: 一种伦理学理论，认为行为的道德价值取决于其结果），强调同性婚姻会造成很多负面后果，比如让生育率下降，让家庭结构瓦解。这种“我不是歧视同性恋，我只是觉得同性婚姻会毁家灭国”的论述策略，后来在台湾也可以看到。

在这些后果论中，保护儿童最佳利益是最打动人心的说法。当时主流的亲职教养论述，强调妈妈和爸爸是两种独特的、无法相互取代、向孩子传授专属技能的亲子角色。同性婚姻必然缺失其中一方，让孩子的社会化过程产生畸形的发展，难道同性恋的人权就可以凌驾在儿童人权之上吗？这个论述转向，不但促使大量跨学科的学者投入到同性恋亲子的研究中，也让“同性恋养的小孩过得如何？”成为同婚诉讼战中联邦法官们非常在乎的问题。

“无差别共识”的挑战与学术伦理争议

在这一系列的前两集中，寿斯坦丁和大家聊到，当时学界已经形成所谓的无差别共识（No-Difference Consensus: 指在同性恋亲子研究中，多数研究结果认为同性家长养育的孩子在各项身心发展指标上与异性家长养育的孩子无显著差异）。虽然当时大部分的研究都有资料上的瑕疵，不是便利抽样就是小样本，但多数研究的结果一致：同性家长养的小孩，在各项身心发展的指标上，看不出来和异性家长养的小孩有什么差别。当联邦法官向美国小儿医学会、美国心理学会、美国社会学会这些大型学术组织征询意见的时候，他们在法庭之友文书中，总是跟法官说，他们确实承认无差别共识。这个时候，过去经常能有效引发大众焦虑的后果论，在讲究证据的法庭上，却反过来打到反同阵营一耙，这让反同方在诉讼战中陷入愁云惨雾。

这时，小雷横空出世。2012年6月，小雷在《Social Science Research》这本在美国社会学界介于第一梯队后段班的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宣称打破无差别共识的研究。小雷说，过去的研究几乎都是小样本，小样本很容易在统计上让差异达不到显著，所以才出现无差异的假象。这其实是个蛮公允的批评。小雷说，他主持的“新家庭结构调查”搜集到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这让差异在他的模型中无所遁形。他发现，同性恋家长的成年子女在经济、就业、教育程度、婚姻忠诚度、身心健康等十几项指标上都比异性恋家长的孩子还要差。

对反同阵营来说，这简直像是生命值快归零的时候，抽到黑暗大法师。论文上线的隔天，立刻有反同团体向联邦法院提交法庭之友文书，指出小雷的研究发现就是同性婚姻侵害儿童人权的科学证据。但学者很快发现，小雷的论文存在重大瑕疵。在小雷的模型中，同性恋家庭包含了单亲、离异、领养等所有家庭类型，但小雷用来对比的异性恋家庭，却刻意排除所有弱势家庭的类型，只限定在双亲、从未离异的家庭。这让“家长现象”这个变量掺杂了家庭类型的影响效果。另外，小雷所谓的“同性恋家长”，是子女印象中曾经跟同性有过亲密关系的人。根据调查，在美国和同性发生过性行为的异性恋女性是女同性恋的9倍，和同性发生过性行为的异性恋男性则几乎和男同性恋的人口一样多。小雷这种很粗糙的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 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测量变量的过程），很可能让他抽到很多和同性发生过性行为，因此被子女认为和同性有过亲密关系的异性恋，但小雷在论文中都直接把这些人称为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家庭。许多学者怀疑小雷为了让统计模型长出特定结果而操弄资料。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立刻对小雷展开学术伦理调查。另外有200位学者发起联署，要求《Social Science Research》这本期刊立案调查。

政治目的与学术自由的边界

小雷的博士生导师是美国社会学界的大佬，他极力为自家子弟辩护，说这些自由派的社会学者是“当代的宗教裁判所”，质疑他们怎么可以因为研究结果不符合他们追求的政治目的，就这样猎巫小雷？而之前有一大堆支持无差别共识的小样本“烂研究”，怎么没有看到他们出来抱怨？这篇研究经过同才审查（Peer Review: 学术出版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机制，由同一领域的专家评审稿件），刊登在一个一年超过300篇新进投稿、竞争激烈的好期刊，难道他们没有把期刊编辑和审查人放在眼里吗？这确实有点让人困惑。首先，小雷这样做，显然对他没什么好处啊？其次，他的论文确实通过严格的同才审查，这会不会真的是学界的意识形态之争，让勇于发表逆风研究的政治学者被冤枉、被霸凌呢？许多人开始进行调查。

很巧的是，小雷服务的大学位于美国拥有最强力阳光法案（Sunshine Law: 旨在确保政府运作透明，允许公众查阅政府文件的法律）的德州。德州民众可以申请调阅各种政府档案，包括公立长春藤的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教职员的公务邮件。德州法律甚至规定，除了部分例外的情况，政府无权过问民众调阅资料的原因。如果小雷是在台湾任教，接下来的一切很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因为大部分的关键资讯都来自小雷被披露的邮件。

2010年9月，也就是小雷投稿论文的15个月前，一个名叫Institute for American Values的保守派智库找上小雷，询问小雷有没有兴趣当“新家庭结构调查”的计划主持人。他们同时告诉小雷，会提供69.5万美元，大约2000万台币的资金赞助。背后是另外一个大金主——Witherspoon Institute，《纽约时报》称之为美国保守派阵营的主要金主之一。这两个机构一直以来公开参与和组织反同婚运动，他们也和美国影响力最大的反同婚团体——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arriage有很密切的关系。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arriage在2007年成立，2008年成功推动加州反同婚公投，其主创立董事之一为了生产这篇交给小雷执笔的论文。这两个组织前后一共出资78.5万美金，以当时的汇率计算，大概是台币238万。

小雷和这两个金主之间的通信可以知道，这项研究一开始的发起人是维吉尼亚大学社会学系的Brad Wilcox。小雷是Brad Wilcox的旧识，Brad Wilcox是“婚姻、家庭与民主计划”的主持人，是他找小雷来主持“新家庭结构调查”的。早在资料还没开始收集之前，Brad Wilcox就已经锁定《Social Science Research》这本期刊。他跟小雷说：“我系上一个同事的好朋友就是《Social Science Research》的主编。我知道这个主编很欣赏一位备受学界肯定的家庭社会学者，刚好这个学者被我们拉进来当顾问了。到时候我们可以跟主编推荐，由他来当审查人。”

2012年2月1日，小雷把论文投稿到《Social Science Research》。隔天小雷立刻把论文寄给Brad Wilcox，跟他说自己已经跟《Social Science Research》的主编打过招呼，建议找那位学者当审查人。小雷的三个审查人中，其中一个就真的是那位学者，但比较扯的是，其他两位审查人中，其中一位竟然是Brad Wilcox本人。小雷的论文3月12日就被接受刊登，整个审查过程只花了40天。根据期刊记录，这篇论文还曾经发回作者修改，等于40天内完成了两轮审查，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审速。一般来说，期刊审查需要经过编辑、初审、外审、修改再一系列程序，通常都得耗去大半年的时间，花一两年的也大有人在。根据《Social Science Research》的编务统计，该刊论文从投稿到接受刊登，花费时间的中位数是307天，而小雷是40天。

小雷不断强调Witherspoon Institute和Institute for American Values这两个反同婚的保守派金主，从头到尾都没有介入过他的研究。他说：“我曾经跟他们讲，你找我当主持人，可以。但如果是我来做，最后不管我发现什么，我没有在管你的，我就是要如实报告。”但根据曝光的邮件，早在2010年9月21日，小雷在一封邮件中跟Brad Wilcox说：“我希望Witherspoon Institute可以给我更具体的指示。我想知道这项研究的界限到哪里。我想知道Witherspoon Institute高层希望这项研究发现什么？”Witherspoon Institute主席则在信中告诉小雷：“这个研究必须在最高法院做出重大判决之前完成。”这很明确是在告诉小雷，这项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扭转最高法院的决定。Witherspoon Institute主席在另一封信件中说：“我们非常有信心，只要这项研究完善地进行，一定能证实我们对婚姻的传统理解。”Brad Wilcox也曾经在信件中指示小雷研究发现务必要好好比较“模范家庭”和同性恋家庭的差异。研究都还没开始做，就预设异性恋家庭是模范家庭了。显然，小雷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赞助他的保守派对于研究结果有很明确的期待，而他在信件中也积极地表达自己愿意配合这些期待，这跟他媒体面前把自己塑造成学术人的形象有很大的落差。

知道这些背景之后，小雷那些古怪的研究设计就变得可以理解了。但是小雷到底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他到底图的是什么？为了钱吗？从邮件曝光的账目计算，小雷从这个计划中拿到的钱不会超过5万美金。小雷当时是副教授，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副教授的平均年薪超过10万美金。小雷不太可能为了半年年薪堵上自己的学术生涯。在一次访谈中，小雷被问到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他是这样说的：“我现在所处的职业位置是我已经不太需要去取悦我的学术同才。我可以去做我真正觉得有趣的研究。”小雷并没有把背后的潜台词完整地说出来。从小雷的职业轨迹可以看出，小雷知道高教场域，尤其是社会学，是一个以自由主义为文化典范的世界，所以他在学术生涯的前期不能展露自己宗教、保守派的意识形态。但当他拿到副教授，镀上永久教职的“金身”之后，他终于能够卸下自己的天使假面，去完成那些他的同才不喜欢，但在他眼中真正有意义的使命。

事件之后，小雷似乎不怎么受到学界同人对他各种恶评的影响。他还是经常到天主教大学和基督教右派的团体去演讲。同一篇论文，今年6月，小雷也再次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出现在联邦法院，他反对让未成年人接受性别转换的医疗处置。小雷说，心理医生和自由派学者喜欢夸大性别不一致带给青少年的痛苦，那些生理性别和心理性别不一致的青少年的自杀率，其实没有那么高。根据媒体报道，小雷的说法让有些青少年的家长当庭落泪。小雷的证词最后没有被联邦法官采纳，法官还拿小雷的黑历史出来批评，说这个人之前在同婚诉讼战的时候就曾经被法官“洗脸”，现在又跑来提供没有科学证据的证词。

里程碑式的新研究：揭示同性亲职的复杂性

小雷没能如愿成为反同阵营的救世主。2015年6月，联邦最高法院的历史性判决依旧朝着反同阵营最不愿看见的方向走去，这场文化战争得到制度性的休止。照理来说，同性恋亲职的研究热度在美国应该会开始消退。但是过去3年，美国社会学期刊的顶刊《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却被一篇同性恋亲职的研究连续三年霸榜下载排行榜的冠军。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同性民事婚姻在2001年的荷兰才出现，这些人的孩子到2013年才小学毕业，到2019年才成年。严格来说，第一篇检视同性婚姻亲职的研究，在2019年之后才有办法出现。这三位来自荷兰与比利时的年轻学者，带着逆天等级的、既是大样本又是惯性追踪的资料，完成了这项里程碑。

这项研究检视同性家庭和异性家庭子女的学业成就。他们的研究发现，几乎把学界过去残存的迷雾一扫而尽。三位学者发现，无差别共识既是正确的，也是错误的。换个角度讲，他们既证明小雷是错的，也证明他是对的。难道他们发现同性家庭始终处于量子叠加态（Quantum Superposition: 量子力学概念，指一个量子系统可以同时处于多个可能状态的叠加之中，直到被测量才确定为其中一个状态）吗？当然不是。原因其实很简单，所谓的“同性家庭子女”并不是一群人，而至少是两群人。过去学界吵架原因之一，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你在说A，我在说B”。

第一群人是从出生开始，就一直跟着同性家长生活的人，可以称为“同性生养子女”。第二群人是出生之后，跟着异性家长生活，这对异性伴侣离异之后，其中一方带着孩子进入一段同性伴侣关系，这可以称为“先异后同子女”。在荷兰所有被同性双亲家长抚养的儿童中，有47%是同性生养子女，有52%是先异后同子女，大概一半一半，其他还有非常少量是透过机构领养。三位作者使用荷兰每年更新的人口普查，总样本数超过100万，其中包含将近3000个同性家庭子女。

他们首先比较同性家庭子女和异性家庭子女的学业成就。在控制各种背景变量后，同性家庭子女的Cito（荷兰小朋友最重要的一次升学考试）考试成绩平均比异性家庭子女高0.05个标准差。但如果把同性家庭子女限缩在同性生养子女，这个差距会扩大到0.14个标准差。0.14个标准差，大家可能比较难想象，如果用台湾今年学测的数据，假设5科都考满分75积分，0.14个标准差代表总级分高两级分左右。他们也发现，如果把同性家庭子女限缩在先异后同子女，那他们的考试成绩反而会比异性家庭子女还差，虽然这个差异没有达到显著。

于是作者们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同性家长生养的子女成绩会比异性家长的子女还要好？第二，为什么同样是给同性家长养，先异后同子女的发展却明显比较差？第一个问题比较好回答。同性伴侣要从出生开始养育一个孩子，经常需要仰赖人工生殖的技术，还要克服许多制度上的手续，所以会成为这些子女的家长的同性恋，要么经济能力特别好，要么对于抚养孩子的欲望特别高，亲子准备特别周全。比较起来，异性恋子女有很高的比例是来自非预期怀孕，也就是家长其实本来没有要养，只是因为那时候太爽了，所以就“中标”。正因为同性恋养小孩的障碍太大了，导致统计上所说的选择性效应（Selection Effect: 统计学概念，指样本选择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导致研究结果不能准确反映总体情况），会筛选掉比较弱势或准备比较不周全的伴侣。三位作者也用了一个很新的2017年才提出来的检测选择性效应的统计方法，他们发现主要原因还是金钱，家长收入的效果大概是其他没有观测到的心理准备这些因素的3倍。

第二个问题就比较难回答，为什么先异后同的子女表现得没有比较好，甚至可能比较差。其实可以感受到这三位学者在这个论文里刻意地比较不去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发问方式有点危险。作者们的解释是，过去有很多研究都发现，父母离异对孩子成长会有负面影响，这就让同性家长对这些孩子来说，不只是一个家长现象的变量，也是一个在时间上和父母离异的效果重叠的变量。这两个东西的影响效果混在一起了。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研究某种程度上也证明小雷是对的，因为后来Michael J. Rosenfeld复制了小雷的研究，结果发现“family transition”（也就是家庭离异的次数）把所有同性家庭的负面效果都解释掉了。也就是说，其实小雷的资料很可能是没问题的，只是他故意玩弄数字跟文字。

伦理反思与文化战争的持续

但为什么这三位作者有点刻意调低这个问题的讨论音量呢？因为从孩子的学业发展或身心发展来讨论他们的家长有没有结婚的权利，有没有养小孩的权利，或他们是不是好家长，其实是一个蛮危险的角度。如果要这样说，社会科学已经反复证明，社会阶层地位比较低的家长，他们的孩子会过得比较辛苦，但我们不会说这些人就没有结婚或养育的权利。不但没有，我们还希望政府挹注福利资源去帮助这些家庭家长跟孩子。这些研究一开始是为了反击反同阵营的后果论。但老实说，就算所有的研究都发现同性恋养的小孩就真的发展都比较差，那又如何呢？为什么一系列的弱势家庭得到帮助，同性恋家庭就得拿出本领才能结婚或养小孩呢？

世界上大部分的地区都才正要开始同性婚姻的文化战争。今年6月，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跨国意向调查更告诉我们，让你结婚跟对你友善，恐怕不是同一件事情。比如同婚合法都快20年的南非，现在依然有将近六成的民众反对同婚。而日本和南韩虽然同婚都不合法，但日本民众对同婚的支持度甚至比美国还高，南韩民众的反同婚氛围则甚至比印度还浓厚。这三位学者的里程碑式的研究，在这些国家的社会运动中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反而让人有点捉摸不透。你如果说表现都一样也就算了，你现在跟我说将来有一群人的学业成绩会比异性恋小孩高2分，这恐怕让东亚升学主义的家长们有点紧张。